為什麼薪水越高的人，越不肯放自己假？
名律師休假時必須付出的機會成本顯然高得多，因此更會減少休假。──哈佛經濟學教授 亨利‧史匹曼
史匹曼走到辦公室門口的時候，電話鈴正響著。他把成堆的書和文件丟在走廊地板上，從外套口袋慌亂地摸索立陶爾中心四一三室的鑰匙，等來到電話前的時候，這位經濟學教授已有點上氣不接下氣，但還是及時接到了老婆的電話。「亨利，很抱歉又來吵你，我知道你打算工作一整個晚上，但是這裡有人想要見你。」
「是派翠西亞已經到家了嗎？」他問。
「不是，我想她今天晚上要很晚才會到。等你的人是丹尼斯‧高森──你們系上那個年輕教授。他現在在客廳，好像非常急著要找你談。我跟他說你在工作，但是他說這件事太重要了，他又不想到辦公室找你。反正，他人在這兒，我跟他說我會試著打電話給你。」
「他有說是什麼事嗎？」
「他沒跟我說，只說有必要馬上見你。他看起來好像很苦惱，我相信他確實非常苦惱，在這麼冷的晚上跑到這兒來。」
「唔，但我並不想回去，這樣就沒辦法完成這邊的工作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該見他。妳覺得我應該回去嗎？」
「如果你回來那就太好了，他打算一直等到你回家，可是我想在派蒂到家之前去『聖哲家』買些東西。」
亨利‧史匹曼心不甘情不願地答應了。這位身材矮小、頭頂日漸稀疏的教授摘下角質框眼鏡，用手帕拭去上面的霧氣。工作被打斷的時候，史匹曼一向不會有什麼好臉色，但這是出自他自己的選擇。對經濟學家史匹曼而言，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情緒表現，就像選擇任何商品一樣，透過成本效益的比較來做決定。在他生命中曾經有一段時間，他會以比較積極的態度面對干擾工作的事物，在那時候他可以允許自己分心去做其他事，因為被打斷時需要放棄的收入較少；也就是說，必須付出的成本較低。現在他是哈佛經濟系的明星，弔詭的是，薪水越高，他越是感到無法撥出時間分心去做其他事。他靠公開演講、為報章雜誌寫寫客座專欄、撰寫書籍賺進了大筆金錢；現在就打道回府，代表將會損失四個小時的教評會工作時間，而這四個小時必須拿演講或寫書或寫專欄的時間來彌補，所以今天晚上中斷工作的成本可能是少寫一篇新聞雜誌專欄，因而減少一筆可觀的進帳。用經濟學的說法就是，這筆可觀的進帳是丹尼斯‧高森來訪的機會成本。
對於高所得的人而言，這一類機會成本可能非常高昂。如同史匹曼在課堂上很愛舉的一個例子，面對每一小時索取天價談話費的名律師，你不會在他計費的時間內和他談論天氣。同樣地，同一家事務所裡的名律師和法務祕書比起來，名律師休假時必須付出的機會成本顯然高得多，因此更會減少休假。
這類與一般見解相反但卻能揭示真理的悖論，正是史匹曼一開始受到經濟學吸引的主因。大學裡其他課程都無法如此清楚解釋各式各樣的人類行為：心理學可以解釋異常行為，預測精神罪犯的反應，社會學致力於解釋社會習俗及大眾文化中共通的道德觀，人類學的重心在非文字的神話傳說；只有經濟學符合史匹曼的口味，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個人。
史匹曼的父親便是個好例子，史匹曼從來沒有真正瞭解過自己的父親，直到他學了經濟學。老史匹曼開了家裁縫店，在店裡對顧客永遠親切有禮，照顧到客人的所有需要，他的裁縫店名聲遠播，不只是因為修改的手藝好，也是因為他的殷勤友善。但是只要爬一段階梯，爬到位於店鋪樓上用赤褐色砂石建造的自宅，同樣一個人馬上性情大變，親切變成了易怒，他的家人從來不指望他會注意或關心妻子兒女當下的需要。亨利‧史匹曼還記得媽媽的抱怨：「我真是不懂，班，在店裡你總是對每個人都客客氣氣的，但是只要一到家，你的怨言從沒有停過。和席爾曼先生在一起的時候，他說的那些關於他袖口的事情你每一個字都仔細聽，但是我呢，甚至連我在講我們女兒結婚禮服的時候你都沒在聽。」現在亨利‧史匹曼找到理論解釋父親原本難以理解的行為，並不是因為他喜歡席爾曼先生多於自己的妻子和兒女，相反地，亨利知道父親對全家人都有深厚的感情。小史匹曼所受的經濟學訓練，讓他學會從不同角度去看這件事──他父親必須和其他裁縫店搶生意，彼此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進入這一行不需要什麼金錢或教育資本，而他父親裁縫服務的最後定價，雖然不足以賺大錢，卻足以確保不會有客人大排長龍，根據教科書上的說法，就是供給和需求達到平衡。如果每天上門的客人源源不絕，老史匹曼大可以對客人呼來喚去或挑三揀四，無須負擔任何經濟成本；但是在裁縫服務的價格由市場力量決定時，微笑和服務就成了爭取客戶的手段，惡劣的態度和服務只會嚇跑客戶，到時候老史匹曼就會嚐到「回家吃自己」的苦果。
一旦瞭解了父親的表現，許多其他行為也突然說得通了。舉例來說，房租受到法律限制無法達到市場均衡價格的時候，房東往往對房客擺出一副晚娘面孔；還有二次世界大戰時粗暴的肉販，因為當時牛肉價格固定；同樣在二次大戰時期，進貨時有幸拿到尼龍絲襪的店家，對於那些早起排隊等候的客戶，也是不會抱持任何同情之心的。
許多年後，史匹曼再度感受到這個理論的威力，當時聯邦政府設定了汽油價格的上限。史匹曼居住在劍橋的這些年中，一向都在百老匯街上的加油站加油，那裡的服務人員也一直以禮相待──除了那段時間以外。那時汽油供給不足，加上價格管制使得情況更加惡化，服務人員的性格似乎也隨之改變：大排長龍的客人個個急著支付最高限價，但是加油站所供給的和善態度跟著大幅縮水。等到限價解除，情況又逆轉了，加油的時候再度附贈親切的態度。
亨利‧史匹曼所知的這個理論，可能很少有人會相信，而且如果他把這件事挑明了說，很可能會被誤解：他的父親，顧客眼中再溫和不過的一個人，對待自己的家人會像百老匯街加油站那些脾氣暴躁的服務人員一樣，這不是因為他的性格改變了，只是因為價格變成固定、不可變動的而已。在家族中，市場均衡價格與每個人所分配到的資源無關，所以老史匹曼可以發洩脾氣而不用付出什麼成本，但是只要一下樓，來到裁縫店的範圍之內，同樣的行為卻會受到懲罰。老史匹曼根據不同情境選擇表現不同的性格，小史匹曼也同樣遵循這套理論所預測的行為模式，今晚放下工作準備接見不速之客的亨利‧史匹曼可沒什麼好臉色。
他踏著沉重的步伐前往教職員停車場，開車回家。
開上協和路之後，史匹曼才看到擋風玻璃的雨刷下面夾了張便條，他真希望自己能在上車之前先發現。由於身高的限制，史匹曼開車的時候多半是透過方向盤上半部和儀表板上方的間隙往前看，那張便條剛好遮住了他視線範圍內一部分的擋風玻璃。
值得史匹曼和路上行人慶幸的是，此時劍橋居民多半待在室內，哈佛、蕾克列芙（Radcliffe）、MIT等學校大學部的學生，應該正在公共區域吃東西兼談天說地，在劍橋定居的人則是在自家享用晚餐，許多學者可能正進行到餐前的開胃菜。平常壅塞的街道，此時開起來正順暢，史匹曼的車速很快。等他把車開進車庫，轉熄引擎，一股暖空氣從暖氣口排出。
史匹曼關上車門，伸手橫過引擎蓋上方，從雨刷下抽出紙條，低聲地抱怨：「這可不是我最喜歡的溝通方式。」他認為那可能是一張傳單，劍橋的餐館常用這種方式做開幕宣傳。但是打開之後，他發現這是一張手寫的紙條。
擋風玻璃上的水氣早已浸透這張薄薄的紙片，模糊了上面的墨跡，在車庫黯淡的燈光下並不容易閱讀，但史匹曼還是認出了上面的字跡，這是喀爾文‧韋伯寫的便條。韋伯是英文系教授，專長是康拉德的作品。便條上寫著：
「請原諒這張妨礙觀瞻的小紙片，我看到我們同是在教評會園地中辛勤工作的園丁。請千萬三緘其口，我很遺憾看到佛斯特‧巴瑞出現在克萊格的名單上。很高興有你同在。喀爾文‧韋伯。」
史匹曼把紙條塞進外套口袋，他也感到很高興，喀爾文‧韋伯是他和佩吉的好友，然而因為兩人都忙於工作，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聚會了。一抹隱隱的微笑爬上史匹曼的唇間，他想到：韋伯對巴瑞的存在感到不自在，巴瑞搞不好對韋伯感到更不自在呢。韋伯是密西西比的佃農之子，先後在陶加洛學院和霍華德大學接受教育，這樣的背景，不論是家庭或學術任一方面，都不符合巴瑞心目中哈佛人的標準。溫文儒雅又彬彬有禮的巴瑞，展現不贊同的方式也很含蓄，但還不夠含蓄到逃過喀爾文‧韋伯的眼睛。
史匹曼的思緒轉向促使他打道回府的事件，他離開車庫，從後門走進屋內，他對這位年輕同僚早已一肚子火，也沒有費力去掩飾臉上的表情。
「哈囉，亨利，」佩吉在門口迎接他。「回家的路上車很多嗎？」
「沒有，路況很好，」史匹曼回答。「客人在客廳裡嗎？」
「是的。我想你會想到書房裡談，但是我沒有帶他進去。」
「好，如果妳想要的話，何不先去聖哲家，免得時間越來越晚。我會處理高森先生的事。」史匹曼邊說邊脫下了滿身的裝備。
「別對他發脾氣，亨利。他好像因為什麼事情非常焦慮。」佩吉找出外套和皮包，從後門出去了。同一時間，亨利‧史匹曼走向餐廳，與餐廳相連的是大客廳，客廳裡有套安妮女王風格的沙發面向著臨街的窗戶，沙發上坐著丹尼斯‧高森，他在看到資深同事進門的時候緊張地起身。
「教──我是說，亨利。很抱歉把你從立陶爾叫回來，但我覺得非常有必要見你。」到底應該直呼正教授的名字，還是該以姓氏稱呼，是長春藤名校助教授永遠無解的習題。和某些資深教授相處時，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清楚，這些教授如此難以親近，讓人不敢直呼其名諱；也有些教授認為大家都是同事，清楚表示希望所有人直接互稱名字，但是史匹曼屬於其中哪一種，著實令人難以捉摸。大家都知道他待人親切溫和，而且就算學生不是那麼用功，他也很少發脾氣或嚴格要求，但他絕不會和人稱兄道弟，在經濟學專業的地位讓他拉不下臉來。
「坐啊，丹尼斯。我看到內人泡了些茶給你。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的？」
「這件事和我的升等有關，我相信……」
史匹曼粗魯地打斷了他，幾乎是用身體動作阻止他發言。「你知道我不能和你討論這件事。教評會的審議已經開始了，我相信你很清楚委員是不能和候選人有接觸的。」
「但是我不是因為你是委員所以來討好你。我需要你的忠告，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這件事會在任何方面影響到你的升等嗎？」
「呃，會，有可能，但是……」
「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就必須中止談話。」
這位上了年紀的經濟學家立場非常堅定，高森決定再試一次跨越橫在面前的高牆。「只要你肯聽我說完……」他用眼睛哀求他的同事兼前輩。
但史匹曼毫不退讓：「很抱歉，很抱歉，丹尼斯，你就算再堅持也沒用，我不會聽你說的。」他一面說，雙手一面揮舞著，好像在阻擋迎面而來的汽車。然後史匹曼連坐也沒坐，就離開客廳往廚房走，在餐桌上拾起了高森的外套和帽子。接著滿懷挫折的年輕經濟學家發現有人幫他穿上了外套，堅定地領著他出了前門。
高森在門廊上躊躇著，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和亨利‧史匹曼重開對話顯然是不可能。年輕教授的目光在愛普敦街上徘徊，街上教授的住宅紛紛散發出誘人一探究竟的柔光，但卻無法紓緩被拒於門外的感覺。儘管如此，高森還沒走到窮途末路，他的第一選擇證實不可行，現在只有試試其他沒那麼吸引人的選項了。而且就算他的努力落得一場空，他還有最後一張王牌，是他希望永遠也不需要用到的。
名律師休假時必須付出的機會成本顯然高得多，因此更會減少休假。──哈佛經濟學教授 亨利‧史匹曼
史匹曼走到辦公室門口的時候，電話鈴正響著。他把成堆的書和文件丟在走廊地板上，從外套口袋慌亂地摸索立陶爾中心四一三室的鑰匙，等來到電話前的時候，這位經濟學教授已有點上氣不接下氣，但還是及時接到了老婆的電話。「亨利，很抱歉又來吵你，我知道你打算工作一整個晚上，但是這裡有人想要見你。」
「是派翠西亞已經到家了嗎？」他問。
「不是，我想她今天晚上要很晚才會到。等你的人是丹尼斯‧高森──你們系上那個年輕教授。他現在在客廳，好像非常急著要找你談。我跟他說你在工作，但是他說這件事太重要了，他又不想到辦公室找你。反正，他人在這兒，我跟他說我會試著打電話給你。」
「他有說是什麼事嗎？」
「他沒跟我說，只說有必要馬上見你。他看起來好像很苦惱，我相信他確實非常苦惱，在這麼冷的晚上跑到這兒來。」
「唔，但我並不想回去，這樣就沒辦法完成這邊的工作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該見他。妳覺得我應該回去嗎？」
「如果你回來那就太好了，他打算一直等到你回家，可是我想在派蒂到家之前去『聖哲家』買些東西。」
亨利‧史匹曼心不甘情不願地答應了。這位身材矮小、頭頂日漸稀疏的教授摘下角質框眼鏡，用手帕拭去上面的霧氣。工作被打斷的時候，史匹曼一向不會有什麼好臉色，但這是出自他自己的選擇。對經濟學家史匹曼而言，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情緒表現，就像選擇任何商品一樣，透過成本效益的比較來做決定。在他生命中曾經有一段時間，他會以比較積極的態度面對干擾工作的事物，在那時候他可以允許自己分心去做其他事，因為被打斷時需要放棄的收入較少；也就是說，必須付出的成本較低。現在他是哈佛經濟系的明星，弔詭的是，薪水越高，他越是感到無法撥出時間分心去做其他事。他靠公開演講、為報章雜誌寫寫客座專欄、撰寫書籍賺進了大筆金錢；現在就打道回府，代表將會損失四個小時的教評會工作時間，而這四個小時必須拿演講或寫書或寫專欄的時間來彌補，所以今天晚上中斷工作的成本可能是少寫一篇新聞雜誌專欄，因而減少一筆可觀的進帳。用經濟學的說法就是，這筆可觀的進帳是丹尼斯‧高森來訪的機會成本。
對於高所得的人而言，這一類機會成本可能非常高昂。如同史匹曼在課堂上很愛舉的一個例子，面對每一小時索取天價談話費的名律師，你不會在他計費的時間內和他談論天氣。同樣地，同一家事務所裡的名律師和法務祕書比起來，名律師休假時必須付出的機會成本顯然高得多，因此更會減少休假。
這類與一般見解相反但卻能揭示真理的悖論，正是史匹曼一開始受到經濟學吸引的主因。大學裡其他課程都無法如此清楚解釋各式各樣的人類行為：心理學可以解釋異常行為，預測精神罪犯的反應，社會學致力於解釋社會習俗及大眾文化中共通的道德觀，人類學的重心在非文字的神話傳說；只有經濟學符合史匹曼的口味，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個人。
史匹曼的父親便是個好例子，史匹曼從來沒有真正瞭解過自己的父親，直到他學了經濟學。老史匹曼開了家裁縫店，在店裡對顧客永遠親切有禮，照顧到客人的所有需要，他的裁縫店名聲遠播，不只是因為修改的手藝好，也是因為他的殷勤友善。但是只要爬一段階梯，爬到位於店鋪樓上用赤褐色砂石建造的自宅，同樣一個人馬上性情大變，親切變成了易怒，他的家人從來不指望他會注意或關心妻子兒女當下的需要。亨利‧史匹曼還記得媽媽的抱怨：「我真是不懂，班，在店裡你總是對每個人都客客氣氣的，但是只要一到家，你的怨言從沒有停過。和席爾曼先生在一起的時候，他說的那些關於他袖口的事情你每一個字都仔細聽，但是我呢，甚至連我在講我們女兒結婚禮服的時候你都沒在聽。」現在亨利‧史匹曼找到理論解釋父親原本難以理解的行為，並不是因為他喜歡席爾曼先生多於自己的妻子和兒女，相反地，亨利知道父親對全家人都有深厚的感情。小史匹曼所受的經濟學訓練，讓他學會從不同角度去看這件事──他父親必須和其他裁縫店搶生意，彼此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進入這一行不需要什麼金錢或教育資本，而他父親裁縫服務的最後定價，雖然不足以賺大錢，卻足以確保不會有客人大排長龍，根據教科書上的說法，就是供給和需求達到平衡。如果每天上門的客人源源不絕，老史匹曼大可以對客人呼來喚去或挑三揀四，無須負擔任何經濟成本；但是在裁縫服務的價格由市場力量決定時，微笑和服務就成了爭取客戶的手段，惡劣的態度和服務只會嚇跑客戶，到時候老史匹曼就會嚐到「回家吃自己」的苦果。
一旦瞭解了父親的表現，許多其他行為也突然說得通了。舉例來說，房租受到法律限制無法達到市場均衡價格的時候，房東往往對房客擺出一副晚娘面孔；還有二次世界大戰時粗暴的肉販，因為當時牛肉價格固定；同樣在二次大戰時期，進貨時有幸拿到尼龍絲襪的店家，對於那些早起排隊等候的客戶，也是不會抱持任何同情之心的。
許多年後，史匹曼再度感受到這個理論的威力，當時聯邦政府設定了汽油價格的上限。史匹曼居住在劍橋的這些年中，一向都在百老匯街上的加油站加油，那裡的服務人員也一直以禮相待──除了那段時間以外。那時汽油供給不足，加上價格管制使得情況更加惡化，服務人員的性格似乎也隨之改變：大排長龍的客人個個急著支付最高限價，但是加油站所供給的和善態度跟著大幅縮水。等到限價解除，情況又逆轉了，加油的時候再度附贈親切的態度。
亨利‧史匹曼所知的這個理論，可能很少有人會相信，而且如果他把這件事挑明了說，很可能會被誤解：他的父親，顧客眼中再溫和不過的一個人，對待自己的家人會像百老匯街加油站那些脾氣暴躁的服務人員一樣，這不是因為他的性格改變了，只是因為價格變成固定、不可變動的而已。在家族中，市場均衡價格與每個人所分配到的資源無關，所以老史匹曼可以發洩脾氣而不用付出什麼成本，但是只要一下樓，來到裁縫店的範圍之內，同樣的行為卻會受到懲罰。老史匹曼根據不同情境選擇表現不同的性格，小史匹曼也同樣遵循這套理論所預測的行為模式，今晚放下工作準備接見不速之客的亨利‧史匹曼可沒什麼好臉色。
他踏著沉重的步伐前往教職員停車場，開車回家。
開上協和路之後，史匹曼才看到擋風玻璃的雨刷下面夾了張便條，他真希望自己能在上車之前先發現。由於身高的限制，史匹曼開車的時候多半是透過方向盤上半部和儀表板上方的間隙往前看，那張便條剛好遮住了他視線範圍內一部分的擋風玻璃。
值得史匹曼和路上行人慶幸的是，此時劍橋居民多半待在室內，哈佛、蕾克列芙（Radcliffe）、MIT等學校大學部的學生，應該正在公共區域吃東西兼談天說地，在劍橋定居的人則是在自家享用晚餐，許多學者可能正進行到餐前的開胃菜。平常壅塞的街道，此時開起來正順暢，史匹曼的車速很快。等他把車開進車庫，轉熄引擎，一股暖空氣從暖氣口排出。
史匹曼關上車門，伸手橫過引擎蓋上方，從雨刷下抽出紙條，低聲地抱怨：「這可不是我最喜歡的溝通方式。」他認為那可能是一張傳單，劍橋的餐館常用這種方式做開幕宣傳。但是打開之後，他發現這是一張手寫的紙條。
擋風玻璃上的水氣早已浸透這張薄薄的紙片，模糊了上面的墨跡，在車庫黯淡的燈光下並不容易閱讀，但史匹曼還是認出了上面的字跡，這是喀爾文‧韋伯寫的便條。韋伯是英文系教授，專長是康拉德的作品。便條上寫著：
「請原諒這張妨礙觀瞻的小紙片，我看到我們同是在教評會園地中辛勤工作的園丁。請千萬三緘其口，我很遺憾看到佛斯特‧巴瑞出現在克萊格的名單上。很高興有你同在。喀爾文‧韋伯。」
史匹曼把紙條塞進外套口袋，他也感到很高興，喀爾文‧韋伯是他和佩吉的好友，然而因為兩人都忙於工作，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聚會了。一抹隱隱的微笑爬上史匹曼的唇間，他想到：韋伯對巴瑞的存在感到不自在，巴瑞搞不好對韋伯感到更不自在呢。韋伯是密西西比的佃農之子，先後在陶加洛學院和霍華德大學接受教育，這樣的背景，不論是家庭或學術任一方面，都不符合巴瑞心目中哈佛人的標準。溫文儒雅又彬彬有禮的巴瑞，展現不贊同的方式也很含蓄，但還不夠含蓄到逃過喀爾文‧韋伯的眼睛。
史匹曼的思緒轉向促使他打道回府的事件，他離開車庫，從後門走進屋內，他對這位年輕同僚早已一肚子火，也沒有費力去掩飾臉上的表情。
「哈囉，亨利，」佩吉在門口迎接他。「回家的路上車很多嗎？」
「沒有，路況很好，」史匹曼回答。「客人在客廳裡嗎？」
「是的。我想你會想到書房裡談，但是我沒有帶他進去。」
「好，如果妳想要的話，何不先去聖哲家，免得時間越來越晚。我會處理高森先生的事。」史匹曼邊說邊脫下了滿身的裝備。
「別對他發脾氣，亨利。他好像因為什麼事情非常焦慮。」佩吉找出外套和皮包，從後門出去了。同一時間，亨利‧史匹曼走向餐廳，與餐廳相連的是大客廳，客廳裡有套安妮女王風格的沙發面向著臨街的窗戶，沙發上坐著丹尼斯‧高森，他在看到資深同事進門的時候緊張地起身。
「教──我是說，亨利。很抱歉把你從立陶爾叫回來，但我覺得非常有必要見你。」到底應該直呼正教授的名字，還是該以姓氏稱呼，是長春藤名校助教授永遠無解的習題。和某些資深教授相處時，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清楚，這些教授如此難以親近，讓人不敢直呼其名諱；也有些教授認為大家都是同事，清楚表示希望所有人直接互稱名字，但是史匹曼屬於其中哪一種，著實令人難以捉摸。大家都知道他待人親切溫和，而且就算學生不是那麼用功，他也很少發脾氣或嚴格要求，但他絕不會和人稱兄道弟，在經濟學專業的地位讓他拉不下臉來。
「坐啊，丹尼斯。我看到內人泡了些茶給你。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的？」
「這件事和我的升等有關，我相信……」
史匹曼粗魯地打斷了他，幾乎是用身體動作阻止他發言。「你知道我不能和你討論這件事。教評會的審議已經開始了，我相信你很清楚委員是不能和候選人有接觸的。」
「但是我不是因為你是委員所以來討好你。我需要你的忠告，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這件事會在任何方面影響到你的升等嗎？」
「呃，會，有可能，但是……」
「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就必須中止談話。」
這位上了年紀的經濟學家立場非常堅定，高森決定再試一次跨越橫在面前的高牆。「只要你肯聽我說完……」他用眼睛哀求他的同事兼前輩。
但史匹曼毫不退讓：「很抱歉，很抱歉，丹尼斯，你就算再堅持也沒用，我不會聽你說的。」他一面說，雙手一面揮舞著，好像在阻擋迎面而來的汽車。然後史匹曼連坐也沒坐，就離開客廳往廚房走，在餐桌上拾起了高森的外套和帽子。接著滿懷挫折的年輕經濟學家發現有人幫他穿上了外套，堅定地領著他出了前門。
高森在門廊上躊躇著，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和亨利‧史匹曼重開對話顯然是不可能。年輕教授的目光在愛普敦街上徘徊，街上教授的住宅紛紛散發出誘人一探究竟的柔光，但卻無法紓緩被拒於門外的感覺。儘管如此，高森還沒走到窮途末路，他的第一選擇證實不可行，現在只有試試其他沒那麼吸引人的選項了。而且就算他的努力落得一場空，他還有最後一張王牌，是他希望永遠也不需要用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