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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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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

這年的八月一日熱得出奇,小城慶祝建城六百年,空氣中瀰漫著糖炒杏仁和棉花糖的味道,烤肉散發出的氣味也附著在頭髮上,各式各樣在一 年一度的市集才會出現的攤位麇集於此,有旋轉木馬、碰碰車和空氣槍射擊等等。老一輩的人會形容這種天氣是「大太陽天」或「三伏天」,出門穿著淺色的褲子, 敞開襯衫。

那是一群循規蹈矩的男人,從事的不外是保險業務員、車商、工匠等規規矩矩的行業。他們沒什麼壞毛病,幾乎都已婚,育有子女,按時納稅和繳貸款,每晚也固定收看德國電視一台的新聞。他們是再普通也不過的常民百姓,沒有人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

他 們是管樂隊的成員。常應邀表演的場合多半沒什麼大不了,不過就是葡萄酒選美皇后、射擊協會和志願消防隊之類的派對。有一回他們應邀參加了總統府的夏日音樂 會,在庭園中表演,會後還有冰啤酒和小香腸。這張照片現在掛在管樂隊協會的辦公室裡,但照片上看不到總統本人,所以有人把報紙相關報導貼在照片旁,以茲證明。

他們戴著假髮、黏上大鬍子,坐在舞臺上,每個人的老婆都為他們抹上白色粉底和腮紅。市長說,「為了小城的榮耀,」今天應該顯得隆重莊 嚴,但從他們身上完全看不出來。他們喝了太多酒,在黑色布幕前汗如雨下,襯衫黏在身上,透出一股交織著酒氣和汗臭的味道,他們的腳邊還擺滿了空酒瓶。儘管 如此,他們還是繼續演奏,而且即使吹奏錯了也無妨,因為觀眾同樣也喝多了。樂曲與樂曲間掌聲響起,有新鮮啤酒送上來。中場休息時播音員會播放唱片。舞臺前方的木板上塵土飛揚,大家頂著高溫褥暑依然盡情熱舞。這時演奏者就走到布幕後方喝酒。

這個女孩才十七歲,如果要在男友家過夜,還得跟家裡報備。再 過一年就要高中畢業會考了,之後她想在柏林或慕尼黑讀醫科,對此她非常期待。她長得很美,有坦率的臉孔、迷人的藍眼睛,讓人視線離不開她。她在為客人端餐 上酒時,總是笑容滿面,因此小費收入頗豐。她打算和男友在放長假時去環遊歐洲。

天氣炎熱,她只穿了件白T恤、牛仔褲,戴上太陽眼鏡、頭髮 用綠色髮帶綁成馬尾。一名演奏者來到布幕前對她招招手,指指他手上的空啤酒杯。於是她走過熱舞區,爬上四層階梯走到舞臺上,勉力平衡手上的托盤,對她纖細 的雙手來說,這托盤是太重了。她覺得男人的假髮和白色臉頰看起來很滑稽。他在微笑。她後來回憶起,他笑起來時牙齒看起來黃黃的,因為他的臉太白了。他把布 幕拉到一邊,讓她進來,只見那群男人坐在長凳上,口乾舌燥。在那一瞬間,她的白T恤在陽光照耀下顯得特別亮眼,她的男友一直很喜歡她穿這件衣服。一個不小 心,她跌了一跤,往後方倒去,這跤摔得一點都不痛,但啤酒全倒到她身上。她的T恤剎時變成透明的,她沒穿胸罩。她覺得很難為情,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然後 她看到那群男人突然靜靜盯著她。其中一人先對她伸出鹹豬手,一切就這麼開始了。布幕又被闔起,擴音器播放著麥可.傑克森的歌,舞臺上的節奏與男人的律動合而為一。後來,沒有人能對此提出任何解釋。(待續)警方動作太慢,他們不相信從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報案的男人說的話。他說他是管樂隊的成員,但沒報上姓名。接獲報案的員警告訴同僚通話內容,但所有人都覺得這通電話是惡作劇,只有最資淺的警員說要去現場看看,然後就穿過大街走到慶典廣場。

舞臺下方陰暗又潮濕,她全身光溜溜的躺在汙泥裡,浸在精液、尿液及血泊之中。她無法說話也動彈不得,兩根肋骨、左臂和鼻梁都斷了,玻璃杯和啤酒瓶碎片劃破了她的背部和手臂。那群男人對女孩性侵完畢後,將地板上的一片木板扳起,把她丟到舞臺下面,還對著她尿尿,然後他們又回到舞臺前。警方將被害的女孩從爛泥中拖出來時,他們正在吹奏一首波卡舞曲。

「辯護如同戰鬥,為被告的權益而戰。」這句話寫在一本紅色塑膠封套的小書裡,也就是《辯護律師手冊》,那時我總是隨身攜帶著它。當時我才剛考完第二次國家考試,取得律師資格不到幾個禮拜。我對那句話深信不疑,我以為我懂這句話的意思。

一位大學同學打電話給我,說還缺兩名律師,問我是否願意參與這件刑案的辯護。我當然願意,這是數一數二的大案子,占據各報大篇幅的版面。我相信,這是我新人生的開始。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沒有人必須證明自己是無辜的,沒有人必須為自己辯護,舉證責任是落在原告身上。而這也是我們的策略:所有被告保持緘默,除此之外,我們無需多做些什麼。

本案發生時,DNA分析結果才剛獲准可在法庭上作為呈堂證據。女孩一被送進醫院,警方便將她的衣物當作物證,塞進一只藍色的垃圾袋中,並將它放在警車行李箱內,再送到法醫那裡分析鑑定。他們以為,所有步驟都正確無誤。但警車在大太陽下曝曬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高溫下塑膠袋裡的黴菌及細菌滋生,改變了DNA的線索,因此,也分析不出個所以然來。

而醫生們在救治女孩的同時,也破壞了最後的證據。她躺在手術檯上,皮膚經過消毒,罪犯遺留在她的陰道、肛門和體內的痕跡也被抹去,除了急救,醫生的腦中沒有別的念頭。後來,首都的警方和法醫試圖從手術室的垃圾中找尋蛛絲馬跡,但為時已晚,最後他們還是放棄了。凌晨三點,他們坐在醫院附屬餐廳,桌上的淺藍色杯子內裝有冷掉的濾泡式咖啡,他們累極了,不知道事情怎會發展成這樣。有位護士說,他們該回家去。

女孩認不得犯案者,也無法指認那些男人,在假髮及化妝的掩飾下,他們看起來一模一樣。對質時她原不想再看到他們,而當她終於克服心理障礙要挺身指認罪犯時,又一個都認不出來。沒有人知道,是誰打電話到警察局的,但很清楚的是,報案者是這群男人其中之一,因此他們每個人都可能是那個報警的人。八個人都有罪,但 每一個也都有可能是那個無辜的人。

他很瘦,戴著金邊眼鏡,臉孔有稜有角,下巴突出,當時在監獄的會客室是可以抽菸的,他抽了不知多少根香菸。當他說話時,唾液在嘴角形成泡泡,他再用手帕把它擦掉。我第一次看到他時,他在牢裡已待了十天。整個狀況對我來說是頭一遭,和他一樣。我詳細的跟他解說了他的權利,以及委託人和律師的關係,這些都是大學教科書中照本宣科的知識。他談到他的妻子、兩個小孩,談到他的工作,最後終於談到慶典。他說,那天太熱了,而且他們都喝多了,他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 的事,他所說的理由就只有──那天太熱了。我從沒問過他,他是否也涉案,我並不想知道。(待續)被告律師團住在內城市集廣場旁的飯店,我們在房間裡討論案情,看到女孩受盡凌虐的身體和她腫脹的臉孔,我從沒看過這樣的照片。她的陳述非常混亂,拼湊不出任何圖像。卷宗裡的每一頁都可以感覺到憤怒,警方的憤怒、檢察官的憤怒和醫生的憤怒。但這無濟於事。

夜裡,我房間內的電話響起,我只聽得到對方的呼吸,他一句話都沒說,也沒撥錯電話。我靜靜聽著,直到過了很久,他才掛掉電話。

地方法院和飯店座落在同一個廣場旁,那是一座有小型門階的古典主義風格式建築,是為了彰顯法治國家的偉大而建造的。小城是以葡萄榨汁坊聞名,商人和葡萄農世居於此,這裡不曾受到戰爭侵擾,是一處富足祥和的地區,處處散發著尊嚴與正義。法院的窗台上擺了天竺葵。

法官請我們一個一個進他的辦公室,我穿了法袍,因為我不曉得在這樣的約見場合不必穿法袍。羈押審查程序一開始,我說得太多,因為菜鳥律師總以為,無論說什麼,都比不說話強多了。法官只是看著我的當事人,我不覺得他在聽我陳述。但有某些其他的、比起我們的訴訟規則更古老的東西,處在法官和男人之間,那是一種控訴,與書面法條無關的控訴。當我說完以後,法官再問一次,我的當事人是否要保持沉默。他詢問的聲音很輕,語調不帶任何抑揚頓挫,同時收起老花眼鏡並靜候答覆。我的當事人會如何回答,其實法官早已心知肚明,但他還是照例提問。而在這帶有涼意的審訊室內的所有人都知道,程序將在此終結,至於究竟有罪或無辜則 完全是另一回事。

後來我們在走廊上,靜候法官的裁定,總共九人組成的被告律師團中,我和友人是最資淺的,為了此案,我們還添購了新西裝。 我們和其他幾位律師一樣,以故作輕鬆的說笑來化解空氣中的尷尬,而我也是其中一員。走廊的盡頭有名警衛靠在牆上,他身形肥胖,看起來非常疲倦,而且可以看出他鄙視我們。

法官在下午撤銷了羈押令。他宣讀裁定書上的裁定,雖然只有兩個句子。他說,因為被告保持緘默,因此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涉案, 緊接著全場一片靜默。辯護在策略上完全正確,但這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該站起來,直到書記官將裁決書交給我,我們才離開了審訊室。除了撤銷羈押,法官不可能作出其他裁決。走廊上聞起來有股油布和老卷宗的氣味。

那群男人獲釋後,從後門離開,回到他們的妻兒身邊,也重新回歸生活常軌。他們還是繼續繳稅金、付貸款,一樣送孩子們上學,沒人再談論過此事,只有管樂隊遭到解散。審判從來不曾開始。

女孩的父親站在地方法院前階梯的中間,我們從他的左右兩邊走過,沒有人碰觸到他。他相貌堂堂,盯著我們看,哭過的雙眼泛紅。市政府對面依然高掛著建城慶典的海報。較資深的律師對記者發言,麥克風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如同躍出海面的魚。在他們的後方,那位父親坐在法院的門階上,把頭埋在手臂間。

* * *
羈 押審查結束後,我和大學同學一起走到火車站。我們理應談論勝訴的快感、閒聊鐵道旁的萊茵河或其他任何話題,但我們只是坐在斑駁的木頭長凳上,沒有人願意開口說話。我們知道,我們失去了童貞,而且這無足輕重。在火車上,穿著新西裝、提著幾乎沒用過的公事包的我們依然一語不發。我們的眼神不曾交會,而女孩的身 影和那些看似中規中矩的男人,在我們的腦海中縈繞。經過此役,我們一夕之間長大成人。下車時,我們已經知道,事情再也不會是簡單的。(待續)孩子
  
在他們來拘提他之前,荷爾布雷希家一切安好。荷爾布雷希在朋友家的晚餐席間認識米麗安,她穿了件黑色洋裝、圍著一條有彩色天堂鳥圖案的絲巾。她是小學老師,他是辦公傢俱的代理人,他們愛上對方,而當熱戀期過去,他們依然相知相惜。在家庭聚會上人人都說,他們真是郎才女貌,而且大多數人真的都這麼覺得。

結婚一年後,他們在柏林一處治安良好的郊區,買下雙拼透天厝中的一戶,五年後他們幾乎還清所有貸款。「比預計的時間早」,國民銀行分行經理說。當他看到米麗安或荷爾布雷希來到櫃檯前,他都會起身迎接,荷爾布雷希對此很滿意,「沒什麼好挑剔的」,他想。

荷爾布雷希想要孩子,「明年吧」,米麗安說,「讓我們再享受一下人生。」她今年二十九,他大她九歲,他們想在冬天去馬爾地夫,只要談到這事,米麗安都會微笑看著他。
客戶很欣賞他率直的作風,他的收入加上紅利每年超過九萬歐元,當他結束行程在回家途中,會在車上聽爵士樂。他什麼都不缺。

他們在早上七點整來到家裡,這天他得前往漢諾威,那是一位新客戶,委託他負責所有的辦公設施,這筆生意很不錯。他們將他銬上手銬帶離家中時,米麗安身上還穿著那件他很喜歡的睡衣,她盯著羈押令:「性侵兒童二十四次」,她認得那個女孩的名字,那是她任教班級的學生。當兩名穿著制服的員警穿過小徑,將荷爾布雷希帶上警車時,她和一名警員站在廚房。黃楊樹是她去年才種下的,她去年耶誕送他的夾克,斜搭在他的肩上。這位警員說,大多數的妻子都不會意識到,這聽起來像是在安慰人。然後,他們就搜索整棟房子。

審理庭期並不長,荷爾布雷希否認一切指控,法官指出,在他的電腦中找到色情影片,雖然不是孩童、片子也都是合法的,但片中的女人非常年輕,其中一名胸部幾乎還未發育。這位法官六十三歲,他相信女孩的說詞。她說,荷爾布雷希總是在她回家的路上攔截她,並碰觸她「下面那裡」,她邊說邊哭,那是在他家陽台發生的事。另一個女孩證實她的說法,她還甚至親眼目睹過兩次。兩個女孩也具體描述出他的房子和小庭院的樣子。

開審理庭時米麗安沒來,她的律師寄了離婚協議書到拘留所,荷爾布雷希看都沒看就簽了名。
法官判處他三年半有期徒刑,判決理由中寫到,法庭沒有理由懷疑女學生的陳述。荷爾布雷希服刑到最後一天,心理治療師希望他認罪,但他默不作聲。

他的鞋因浸到雨水而變軟,雨水沿著鞋緣滲入鞋內,濕透了襪子。公車站有個塑膠頂棚,但荷爾布雷希站在棚外,雨水順著頸部往下流,滲進他的大衣裡。他所有家當,都在身邊那只灰色行李箱中,裡面有幾件衣物、幾本書、大約兩百五十封寫給前妻、但從未寄出的信。褲子口袋中有假釋官和他可以暫時投宿的民宿地址,他還有一些在獄中工作賺來的錢,可以支付出獄初期的生活所需。荷爾布雷希現在四十二歲了。

接下來五年平順的度過。他靠著為一家觀光客常去光顧的餐館宣傳維生,他在身上掛起厚紙做成的看板,上面有彩色Pizza的圖片,在庫坦大街上做起活動廣告。他戴著一頂白帽子,當他發傳單給路人時,會跟對方點點頭,多數人都會接下他的傳單。
他住在柏林薰納貝格區一間一房一廳的公寓裡,老闆很器重他,他從沒生過病。他不想靠社會救濟過活,但也不想做別的事。

他一眼就認出她來,她現在應該十六或十七歲了,她身穿一件緊身T恤,看起來是個無憂無慮的年輕女孩。她和男友走在路上,她吃著冰,她向後甩甩頭,她笑著,她就是那個女孩。
他快速轉過身去,渾身不適,他脫下身上的廣告宣傳板,告訴餐廳老闆他病了,他一臉蒼白,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捷運火車上,有人在佈滿灰塵的窗玻璃上寫著「我愛你」和「母豬」。回家後他和衣躺在床上,臉上蓋著一條廚房用毛巾,他睡了十四個鐘頭,起床後煮了咖啡,打開窗坐在窗戶旁。鄰居的天棚上躺著一隻鞋,孩子們試著用木棍搆著它。
下午他和朋友碰面,那是一個遊民,他在施普雷河釣魚,荷爾布雷希坐到他身旁。

「事關一個女人」,荷爾布雷希說。
「事情永遠和女人有關」,另一人說。
然後他們沉默起來。當他的朋友從水中釣起一條魚,並在岸邊將魚打死時,他走回家去。
回家後他又看著窗外,那隻鞋依然躺在天棚,他從冰櫃拿出一瓶啤酒,並將瓶子壓住太陽穴,他幾乎無法冷靜下來。

每個星期六她都會在庫坦大街和他及他身上的活動廣告擦身而過,每個週末他都會排休假等待著,當她出現時就跟蹤她,然後在商店、咖啡館和餐廳門口等她,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在第四個週六她買了電影票,他在她的正後方找到位子,他的計畫漸漸成形。她把手放在男友的大腿上,荷爾布雷希坐下來,他聞到她的香水、聽到她低聲細語。他從褲帶抽出切菜刀,以夾克掩飾著,她把頭髮盤起,他看到她脖子後面的金色汗毛,他幾乎可以算出她每一根汗毛。
他相信,他有權利討回公道。(待續)我不知道,荷爾布雷希為什麼偏偏會來到我的事務所,我並沒有接受臨時客戶的業務,但是事務所就在戲院附近,也許就因為這樣吧。祕書一大早打電話給我,說有個男人沒有預約就自顧自的坐在事務所前的樓梯上等著,身邊還帶著刀。這位女祕書跟著我很久了,她非常害怕。

荷爾布雷希垂頭喪氣的坐在椅子上,瞪著擺在桌子上的刀子,一動也不動。我問他我能不能把刀子拿走,他點點頭,但沒起身。我把刀放進信封,再送進祕書室,然後我坐到他身邊等他開口。終於,他抬起頭來看著我,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沒有犯案。」我點點頭,對當事人來說,有時要談論案情是很困難的。我給他一杯咖啡,然後我們靜靜坐著抽著煙。那時時序正是盛夏,透過談話室敞開的大窗戶,可以聽到參加遠足的學童、及對面咖啡館的青少年傳來清脆的嘻鬧聲。於是,我把窗戶關上,屋內變得寧靜且暖和起來。

等了很久他才開口跟我說他的故事,他說話的方式很特別,會在每個句子後面點點頭,好像對自己所說的話都要再確認一次。然後他停了許久,最後他說,他跟蹤女孩到戲院,但是他沒有殺她,他做不到。他顫抖著。他在事務所前坐了整個晚上,此刻疲憊不已。祕書打電話到戲院,確認的確沒有事情發生。

隔天荷爾布雷希帶來舊案的訴訟資料,女孩的地址在電話簿中找得到,我寫了封信給她,問她是否願意前來一談。我們只能這麼做,沒有別的辦法。但當她真的出現時,我還是非常驚訝。

她是個年輕女子,在餐旅業接受職訓,滿是雀斑的臉龐透露出她的緊張。她的男友陪她一起來,我請他到另一個房間等候。當我跟她說荷爾布雷希的故事時,她沉靜下來,看著窗外。我告訴她,沒有她的證詞,我們無法贏得再審之訴。她沒有看我,也沒有回答。我不確定她是否願意幫助荷爾布雷希,但當她跟我握手道別時,我看到她哭了。

幾天後她將以前的日記寄來給我,那是本粉紅色的日記,布質封面上印有馬兒和心形圖案,因為這件事讓她耿耿於懷,因此她在事發幾年之後才寫下這些日記的,她還為我在某幾頁貼上黃色紙條。她在八歲時,想出這整個計畫:她很喜歡米麗安老師,想把她據為己有,因此對偶爾會來接她的荷爾布雷希心懷嫉妒,於是她說服了同學幫她作證。那只是小女生的幻想,這就是案情真相。

再審之訴通過後,她的同學坦承,一切都是女孩所做的,荷爾布雷希在新的審理庭洗刷冤屈宣告無罪。對兩個年輕女孩來說,說出真相並不容易,她們在法庭上向荷爾布雷希道歉,這他一點也不在乎。我們沒有對媒體發佈消息,他也得到冤獄賠償,金額比三萬歐元高一些。
  
荷爾布雷希在夏洛登堡區買下一間小咖啡館,那裡有手工巧克力和好咖啡。他和一名愛上他的義大利女子同居。偶爾我會去那裡喝杯義式濃縮咖啡,關於此案,我們完全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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