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騰州《人民日報》週日版的「綜合消息」欄目，刊載著如下的事情──「週五深夜，A城（G區）一名五十一歲的家庭主婦服用過量的安眠藥自殺。」
我母親過世至今已經快七個星期了。在葬禮上我曾有強烈的慾望想書寫她，我希望這份渴望在還沒退回麻木無語之前就展開工作。那份麻木的無語，是我得知她自殺消息時的反應。是的，展開工作──因為，想書寫我母親的這份渴望，有時會突如其來，有時卻又飄忽不定，因此必須得很努力工作，才不至於讓我太隨心所欲，比如用打字機在紙上不斷敲著同一個字母。然而這種單調的反覆動作對我並沒有幫助，它只會使我更加消極與麻木。當然我也可以離開──在路上、旅途中，即便沒頭沒腦地瞌睡與閒蕩，也不至於讓自己無法忍受。
幾個星期以來，我比平常更容易被激怒，在混亂、寒冷與靜默之中幾乎無法與人交談，每當地上出現一點小毛球或麵包屑，我就彎下腰撿起來。有時我訝異於我所握住的東西並沒有早早從我的手裡落下；想及這場自殺的時候，我會突然變得無感。儘管如此，我仍渴望著那樣的時刻，因為如此一來，麻木感消失，我的頭腦一片清明。那份驚駭讓我又好多了──終於我不再百無聊賴，身體不再抵抗，沒有費力的疏遠，沒有令人傷痛的時光流逝。
在這種時候，最糟糕的莫過於他人的參與，即便是一道目光，甚或一句話。你只能馬上望向他處，或直截了當地堵住他的嘴；因為你需要那感覺──你正經歷的事，它令人費解也無法言傳。唯有如此，我們才會感到那份驚駭是真實且意味深長的。一旦談起這件事情，人們馬上又會覺得無趣，一切突然又變成虛空。然而，我偶爾會沒來由地向人們說起我母親的自殺，若他們妄加評論些什麼，我就會生氣起來，接著，我希望他們最好能轉移注意力，用甚麼其他的東西嘲笑我也好。
就好比詹姆士‧龐德在他最新的一部電影，人們問他，那位被他從樓梯欄杆上丟下去的對手是否死了，他回答：「但願是這樣！」這時我不由得輕鬆地笑了。我一點也不在意人們開死亡的玩笑，甚至這樣讓我覺得舒服。
驚恐的時刻總是非常短暫，更多是不真實的感受，在這些瞬間之後，一切又都閉鎖起來；此時若你身邊有人，就會靈機一動，開始去關心他，彷彿剛剛的沉默對他失禮似的。
自我開始書寫以來，這些狀態似乎漸漸遠離、逝去了，或許正是因為我試著盡可能準確地描寫這些狀態。透過描寫，我開始去回憶它們，如同回憶我生命裡已經結束的一個階段，費力的回想與表達使我壓力重重，乃至過去幾週那些短暫的白日夢已經變得陌生。我時不時也會有這樣的「狀態」──日復一日的想法，那些多年來或數十年來重覆無數次機械式的原初想法，它們突然遠離，意識開始疼痛，它的內裡突然變得如此空洞。
如今這些都過去了，我已不再處於這樣的狀態。每當我書寫，必然會寫到過去，寫到一些歷練過的事，至少，在書寫的時候是這樣的。我從事文學，這份工作所顯現於外的實體存在，向來就是一個回憶與表達的機器。我之所以寫下我母親的故事，一來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比隨便一個陌生的採訪者更了解她，以及她死亡的緣由，那些採訪者也許能夠利用宗教、個體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夢境解析表，毫不費力地解出這樁有趣的自殺案件；再者則是因為我自身的興趣，當我有些事情可做的時候，我就會復甦起來，最後則是因為我跟隨便一個前來採訪的局外人一樣，都把這場自殺當成是一件案例，即便我是以另一種方式。
當然這所有的理由都是信手拈來的，而且可以被其他同樣信手拈來的理由替換。有那樣的短暫時刻，我失語到了極點，並且渴望書寫這些時刻──那種渴望，與我一直以來的書寫的動機並無二致。
參加葬禮的時候，我在我母親的錢包裡找到一張郵局寄件憑證，編號四三二號。週五晚間，她在回家吞藥之前還還寄了一封掛號信到法蘭克福給我，裡面有一份遺囑副本。（為何要用快捷呢？）星期一我在同一家郵局打電話。那是她過世兩天半之後，我看見一卷貼有掛號標籤的黃色捲筒橫放在郵務人員面前──這段時間已經寄出了九封掛號信，此刻接下來的號碼是四百四十二號，這幅景象與我腦海中的數字竟如此相像，以至於我乍看之下覺得混亂，一時間以為一切都不是真的。想告訴別人這些事情的慾望，確實讓我笑顏逐開。那天是如此晴朗，雪色一片，我們吃著肝丸湯；「事情是這樣開始的……」──如果有人這樣開頭，一切就會像是杜撰的，我並不想脅迫聽眾與讀者親身體會，我只想給他們朗讀一段非常奇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