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歲這一年，我想送自己一個春宵夜，找個青春處子瘋狂翻雲覆雨一番。我想起了羅莎．卡巴爾卡斯，她是一間地下妓院的老鴇，每回有新人進來，她總會通知最好的客戶。我從不吃她這一套，或是被她許多下流的想法誘惑，不過她不信我的原則有多麼端正純潔。她露出不懷好意的微笑說：「道德是有年限的，到時你就知道。」她年紀比我要小一點，這麼多年沒她的消息，或許已經死了也說不定。但是電話接通的第一聲，我就認出了她的聲音，於是我開門見山地對她說：
「就是今天。」
她嘆了口氣：「喔，悲哀的聰明人，你銷聲匿跡二十年，再次出現竟是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她立刻賣弄起慣用的伎倆，報上半打賞心悅目的選擇，但全都是二手貨。我堅持不要，非得要個黃花閨女，而且今晚就要。她心生警覺地問：「你想做什麼？」我回答：「沒什麼。」感覺被戳中最要命的痛處。「我知道我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她面不改色地說：「聰明人看似無所不知，但其實不是：世界最後的處女只剩你們八月的處女座。你為什麼不多給我一點時間？」我對她說：「心血來潮難以意料。」她說：「但對男人來說，等待或許是最明智的辦法。」她說，接著她跟我要求兩天時間好好把市場仔細搜索一番。我認真地回答她：「以我的年紀來說，這樁生意每流逝一個小時就等於一年。」她說，內心已經非常清楚：「所以等不得，不過沒關係，這樣比較刺激，可惡，我一個小時內回你電話。」
我是什麼樣的料，不用說出口，從外表一目了然：我長相醜陋，個性靦腆，思想落伍。但是我不想被看出來，所以一直偽裝出跟本性完全相反的自己。直到今天，我毅然決然地釋放了真實的自己，即使只是為了喘口氣。我的第一步是打了那通難以置信的電話給羅莎．卡巴爾卡斯，因為從今天開始，我要在多數的凡夫俗子已在黃泉下的年紀展開新的人生。
我在聖尼可拉斯公園向陽面人行道旁的一棟殖民時期屋子裡住了一輩子，沒有妻子也沒有財產，父母都在這裡過世，我決定也在這裡孤獨老死，毫無苦痛地死在我出生的那張床上，希望那一天依舊遙遠。十九世紀末，我的父親在一次公開拍賣會上買下這棟屋子，樓下租給一個義大利商會經營奢侈品商店，還娶了一個商會會員的女兒，然後住在樓上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她叫芙洛莉娜．德迪歐斯．卡戈曼托斯，是著名的莫札特演奏家，通曉多種語言，擁護加里波底，是城裡才華洋溢的美女：我的母親。
這棟屋子空間寬敞，採光明亮，有著灰泥拱廊，和棋盤狀花磚地板，陽台門廊上有四扇彩繪玻璃門，每逢三月襯著低垂的夜幕，我的母親會跟她的義大利表姊妹在這裡高歌愛情的詠嘆調。從陽台上可以望見聖尼可拉斯公園、大教堂和哥倫布雕像，再過去是河輪碼頭的酒館，和二十里外的馬格達萊納河河口，以及河面上寬廣的地平線。這間屋子只有一點讓人不滿意，那就是一整天下來太陽會出現在不同的窗口，每到午覺時間，就得關上所有的窗戶，試著在熱氣騰騰的漆黑中睡覺。三十二歲那年，全家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搬進父母的臥室，開了一扇直通書房的門，著手拍賣生活用不上的物品，最後除了書本和一架紙捲自動鋼琴，幾乎賣光了全部的東西。
我在《和平報》擔任編寫員四十年，工作內容是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重新擬稿，轉成淺白易懂的當地專欄，新聞有的是空中捕捉來的短波無線電訊，有的是摩斯密碼。今日，我靠這份不復存在的職業得到的退休金無以為繼；當西班牙文和拉丁文老師的退休金難以度日，而筆耕不輟寫了半個多世紀的週日專欄拿到的更微乎其微，至於音樂和戲劇快訊根本連半毛都沒有，那只是在知名演奏家到來時幫忙寫了好幾次的報導。我什麼都寫，但是從未立志當小說家，也沒有資質，我完全不懂劇本寫作的規則，我在這一行，是靠這輩子閱覽無數的啟發。說明白點，我是個既不出色又沒光芒的蹩腳作家，若不是將要在這本回憶錄中揭露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恐怕沒有什麼可以留給後世。
滿九十歲這一天，我一如往常地在清晨五點想起了同一件事。因為是禮拜五，我唯一的工作是完成每個禮拜日刊登在《和平報》的署名專欄。破曉出現的各種徵兆難以讓人開心起來：骨頭從凌晨就發痛，肛門灼熱，三個月的乾旱結束後，暴風雨的雷聲開始隆隆作響。我洗了澡，泡好咖啡，喝一杯加蜂蜜的甜味咖啡配兩塊木薯糕，換上一件亞麻連身居家服。
要不就這麼做吧？這一天就以我滿九十歲當作專欄的主題。我從未想過年紀就像是屋頂漏水，那象徵著一個人還剩下多少生命。我打從相當年幼時就聽說，一個人斷氣後，若寄生在他身上與毛髮裡的跳蚤從枕頭上倉皇逃離，就會使家族蒙羞。我把這件事引以為戒，甚至理光了頭髮去上學，連僅剩的稀疏細毛也要用除蚤洗狗皂清洗。此刻我對自己說，這意謂著我從相當年幼開始就對羞恥的感受比對死亡還要深刻。
我從幾個月前就開始計畫寫生日專欄，我並非想為歲月的流逝頓足捶胸，而是相反：讚揚老年。一開始，我問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變老這件事，我想是在那天的不久之前。也就是四十二歲時去看醫生，那天我後背疼痛，呼吸困難。醫生認為並無大礙，說這是年紀到了之後正常會有的疼痛。
「這麼說，」我對他說。「不正常的是我的年紀。」
醫生對我露出了同情的微笑。他說：「我看您是位哲學家呢。」這是我第一次從變老來思考我的年紀，但沒多久就將它拋諸腦後。我開始習慣每天痛醒，疼痛隨著時間轉換部位，方式也有所不同。有時疼痛像死亡的利爪撲來，隔天卻又消失得無影無蹤。那時我聽說老化的初兆是開始變得像父親。當時心想，我應該注定青春不老吧，因為我這副馬臉永遠不可能像土生土長的加勒比海人的父親，也不可能像羅馬帝國人的母親。事實上，最初的改變非常緩慢，幾乎難以察覺，每個人看見的自己一直都是留存在內心的模樣，但是他人發現的是外表的變化。
邁入五十歲，我發現記憶開始出現空洞，開始想像老化。我在屋內找眼鏡，最後卻發現戴在臉上，或者我戴著眼鏡走到蓮蓬頭下，或者我戴著老花眼鏡忘記換上近視眼鏡。有一天，我吃了兩頓早餐，因為忘記吃了第一頓，後來我發現我告訴朋友前一個禮拜說過的故事，他們卻不敢提醒我，於是我學會分辨他們警覺的臉色。那時，我的記憶庫有一串認識的臉孔的清單，和另一串每個人的名字的清單，但是在打招呼那刻，卻無法把臉孔跟名字對起來。
至於性欲年齡我從不擔心，因為我的性能力並非操之在我，而是在女人手上，她們一旦想要，一定清楚該怎麼做和做的理由。今日，我笑看那些嚇得去看醫生的八十歲小伙子，他們不知道那些情況到了九十歲會更糟糕，可是這並不重要：活著本來就充滿風險。老人除了重要的事之外，不再記得瑣事，而且很少忘記真正在乎的事，所以反而可看作是人生的勝利，西塞羅有句話倒是說得很清楚：老人絕不會忘記他的寶物藏在哪裡。
這些思考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想法，我完成了專欄初稿，這時八月的太陽在公園的杏樹林中灑落了刺眼的光芒，因為乾旱緣故而延後一個禮拜進港的郵務河輪發出了鳴笛聲。我心想：「我的九十歲到了。」我始終不知道也不想探究，為什麼決定打電話給羅莎．卡巴爾卡斯，我就是在那次毀滅性的召喚下，彷彿受到了魔法的驅使，請她幫忙安排風流的一夜來紀念我的生日。我的身體已經休養生息了好幾年，將重心轉向重讀我的經典書籍和私藏的藝術音樂曲目，但是那一天的欲望難以壓抑，那就像是天主捎來的諭示。打過電話之後，我無法繼續提筆完稿。我把吊床掛在早晨陽光照不到的書房一角，然後躺在上面，內心充滿了等待的焦慮與不安。
我曾是個備受寵愛的小孩，我那多才多藝的才女母親在五十歲那年罹患肺結核過世，我那從不犯錯的死板父親在尼蘭迪亞協定簽署的早晨被發現死在他的鰥夫床上，而那個協定結束了千日戰爭和上個世紀的許多內戰。就某方面來說，和平出乎意料地改變了城市，但這並非大家所願。這座我摯愛的城市因為居民的和善和聖潔的光芒，深受本地和外地人的喜愛，然而充斥在安恰街老酒館裡的大批解放婦女，帶來了多彩多姿的狂歡生活，之後那條街改名為阿貝尤大街，現在則叫哥倫布散步大道。
我從不白嫖女人，至於少數幾個不從事這一行的，我會說之以理或強迫她們收下錢，儘管最後錢可能會被扔進垃圾桶裡。我從二十歲就開始記錄對象的名字、年紀和發生地點，並簡單描述情境和方式。到了五十歲，曾跟我相好的女人已經到達五百一十四個，包括只發生過一次的人在內。後來當身體不堪縱欲，不需要紙張也記得住數量後，我就不再製作清單。我有自己的道德觀。我從不參加團體狂歡派對或公然姘居，也不分享秘密或說出任何肉體的冒險故事或個人心事，因為我從年輕就發現這些事情都會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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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邁的報社專欄老記者回憶起年輕時的種種荒唐，並用風燭殘年的歲月來進行懺悔，直到九十歲生日這天，一場超越年齡與疾病的邂逅，才讓他這輩子第一次體會到真愛與初戀的滋味……
「就是今天。」
她嘆了口氣：「喔，悲哀的聰明人，你銷聲匿跡二十年，再次出現竟是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她立刻賣弄起慣用的伎倆，報上半打賞心悅目的選擇，但全都是二手貨。我堅持不要，非得要個黃花閨女，而且今晚就要。她心生警覺地問：「你想做什麼？」我回答：「沒什麼。」感覺被戳中最要命的痛處。「我知道我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她面不改色地說：「聰明人看似無所不知，但其實不是：世界最後的處女只剩你們八月的處女座。你為什麼不多給我一點時間？」我對她說：「心血來潮難以意料。」她說：「但對男人來說，等待或許是最明智的辦法。」她說，接著她跟我要求兩天時間好好把市場仔細搜索一番。我認真地回答她：「以我的年紀來說，這樁生意每流逝一個小時就等於一年。」她說，內心已經非常清楚：「所以等不得，不過沒關係，這樣比較刺激，可惡，我一個小時內回你電話。」
我是什麼樣的料，不用說出口，從外表一目了然：我長相醜陋，個性靦腆，思想落伍。但是我不想被看出來，所以一直偽裝出跟本性完全相反的自己。直到今天，我毅然決然地釋放了真實的自己，即使只是為了喘口氣。我的第一步是打了那通難以置信的電話給羅莎．卡巴爾卡斯，因為從今天開始，我要在多數的凡夫俗子已在黃泉下的年紀展開新的人生。
我在聖尼可拉斯公園向陽面人行道旁的一棟殖民時期屋子裡住了一輩子，沒有妻子也沒有財產，父母都在這裡過世，我決定也在這裡孤獨老死，毫無苦痛地死在我出生的那張床上，希望那一天依舊遙遠。十九世紀末，我的父親在一次公開拍賣會上買下這棟屋子，樓下租給一個義大利商會經營奢侈品商店，還娶了一個商會會員的女兒，然後住在樓上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她叫芙洛莉娜．德迪歐斯．卡戈曼托斯，是著名的莫札特演奏家，通曉多種語言，擁護加里波底，是城裡才華洋溢的美女：我的母親。
這棟屋子空間寬敞，採光明亮，有著灰泥拱廊，和棋盤狀花磚地板，陽台門廊上有四扇彩繪玻璃門，每逢三月襯著低垂的夜幕，我的母親會跟她的義大利表姊妹在這裡高歌愛情的詠嘆調。從陽台上可以望見聖尼可拉斯公園、大教堂和哥倫布雕像，再過去是河輪碼頭的酒館，和二十里外的馬格達萊納河河口，以及河面上寬廣的地平線。這間屋子只有一點讓人不滿意，那就是一整天下來太陽會出現在不同的窗口，每到午覺時間，就得關上所有的窗戶，試著在熱氣騰騰的漆黑中睡覺。三十二歲那年，全家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搬進父母的臥室，開了一扇直通書房的門，著手拍賣生活用不上的物品，最後除了書本和一架紙捲自動鋼琴，幾乎賣光了全部的東西。
我在《和平報》擔任編寫員四十年，工作內容是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重新擬稿，轉成淺白易懂的當地專欄，新聞有的是空中捕捉來的短波無線電訊，有的是摩斯密碼。今日，我靠這份不復存在的職業得到的退休金無以為繼；當西班牙文和拉丁文老師的退休金難以度日，而筆耕不輟寫了半個多世紀的週日專欄拿到的更微乎其微，至於音樂和戲劇快訊根本連半毛都沒有，那只是在知名演奏家到來時幫忙寫了好幾次的報導。我什麼都寫，但是從未立志當小說家，也沒有資質，我完全不懂劇本寫作的規則，我在這一行，是靠這輩子閱覽無數的啟發。說明白點，我是個既不出色又沒光芒的蹩腳作家，若不是將要在這本回憶錄中揭露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恐怕沒有什麼可以留給後世。
滿九十歲這一天，我一如往常地在清晨五點想起了同一件事。因為是禮拜五，我唯一的工作是完成每個禮拜日刊登在《和平報》的署名專欄。破曉出現的各種徵兆難以讓人開心起來：骨頭從凌晨就發痛，肛門灼熱，三個月的乾旱結束後，暴風雨的雷聲開始隆隆作響。我洗了澡，泡好咖啡，喝一杯加蜂蜜的甜味咖啡配兩塊木薯糕，換上一件亞麻連身居家服。
要不就這麼做吧？這一天就以我滿九十歲當作專欄的主題。我從未想過年紀就像是屋頂漏水，那象徵著一個人還剩下多少生命。我打從相當年幼時就聽說，一個人斷氣後，若寄生在他身上與毛髮裡的跳蚤從枕頭上倉皇逃離，就會使家族蒙羞。我把這件事引以為戒，甚至理光了頭髮去上學，連僅剩的稀疏細毛也要用除蚤洗狗皂清洗。此刻我對自己說，這意謂著我從相當年幼開始就對羞恥的感受比對死亡還要深刻。
我從幾個月前就開始計畫寫生日專欄，我並非想為歲月的流逝頓足捶胸，而是相反：讚揚老年。一開始，我問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變老這件事，我想是在那天的不久之前。也就是四十二歲時去看醫生，那天我後背疼痛，呼吸困難。醫生認為並無大礙，說這是年紀到了之後正常會有的疼痛。
「這麼說，」我對他說。「不正常的是我的年紀。」
醫生對我露出了同情的微笑。他說：「我看您是位哲學家呢。」這是我第一次從變老來思考我的年紀，但沒多久就將它拋諸腦後。我開始習慣每天痛醒，疼痛隨著時間轉換部位，方式也有所不同。有時疼痛像死亡的利爪撲來，隔天卻又消失得無影無蹤。那時我聽說老化的初兆是開始變得像父親。當時心想，我應該注定青春不老吧，因為我這副馬臉永遠不可能像土生土長的加勒比海人的父親，也不可能像羅馬帝國人的母親。事實上，最初的改變非常緩慢，幾乎難以察覺，每個人看見的自己一直都是留存在內心的模樣，但是他人發現的是外表的變化。
邁入五十歲，我發現記憶開始出現空洞，開始想像老化。我在屋內找眼鏡，最後卻發現戴在臉上，或者我戴著眼鏡走到蓮蓬頭下，或者我戴著老花眼鏡忘記換上近視眼鏡。有一天，我吃了兩頓早餐，因為忘記吃了第一頓，後來我發現我告訴朋友前一個禮拜說過的故事，他們卻不敢提醒我，於是我學會分辨他們警覺的臉色。那時，我的記憶庫有一串認識的臉孔的清單，和另一串每個人的名字的清單，但是在打招呼那刻，卻無法把臉孔跟名字對起來。
至於性欲年齡我從不擔心，因為我的性能力並非操之在我，而是在女人手上，她們一旦想要，一定清楚該怎麼做和做的理由。今日，我笑看那些嚇得去看醫生的八十歲小伙子，他們不知道那些情況到了九十歲會更糟糕，可是這並不重要：活著本來就充滿風險。老人除了重要的事之外，不再記得瑣事，而且很少忘記真正在乎的事，所以反而可看作是人生的勝利，西塞羅有句話倒是說得很清楚：老人絕不會忘記他的寶物藏在哪裡。
這些思考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想法，我完成了專欄初稿，這時八月的太陽在公園的杏樹林中灑落了刺眼的光芒，因為乾旱緣故而延後一個禮拜進港的郵務河輪發出了鳴笛聲。我心想：「我的九十歲到了。」我始終不知道也不想探究，為什麼決定打電話給羅莎．卡巴爾卡斯，我就是在那次毀滅性的召喚下，彷彿受到了魔法的驅使，請她幫忙安排風流的一夜來紀念我的生日。我的身體已經休養生息了好幾年，將重心轉向重讀我的經典書籍和私藏的藝術音樂曲目，但是那一天的欲望難以壓抑，那就像是天主捎來的諭示。打過電話之後，我無法繼續提筆完稿。我把吊床掛在早晨陽光照不到的書房一角，然後躺在上面，內心充滿了等待的焦慮與不安。
我曾是個備受寵愛的小孩，我那多才多藝的才女母親在五十歲那年罹患肺結核過世，我那從不犯錯的死板父親在尼蘭迪亞協定簽署的早晨被發現死在他的鰥夫床上，而那個協定結束了千日戰爭和上個世紀的許多內戰。就某方面來說，和平出乎意料地改變了城市，但這並非大家所願。這座我摯愛的城市因為居民的和善和聖潔的光芒，深受本地和外地人的喜愛，然而充斥在安恰街老酒館裡的大批解放婦女，帶來了多彩多姿的狂歡生活，之後那條街改名為阿貝尤大街，現在則叫哥倫布散步大道。
我從不白嫖女人，至於少數幾個不從事這一行的，我會說之以理或強迫她們收下錢，儘管最後錢可能會被扔進垃圾桶裡。我從二十歲就開始記錄對象的名字、年紀和發生地點，並簡單描述情境和方式。到了五十歲，曾跟我相好的女人已經到達五百一十四個，包括只發生過一次的人在內。後來當身體不堪縱欲，不需要紙張也記得住數量後，我就不再製作清單。我有自己的道德觀。我從不參加團體狂歡派對或公然姘居，也不分享秘密或說出任何肉體的冒險故事或個人心事，因為我從年輕就發現這些事情都會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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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邁的報社專欄老記者回憶起年輕時的種種荒唐，並用風燭殘年的歲月來進行懺悔，直到九十歲生日這天，一場超越年齡與疾病的邂逅，才讓他這輩子第一次體會到真愛與初戀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