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認知戰時代
第二節 台灣媒體現況與假新聞
6. 偏頗、仇恨、有聞必錄、假新聞、娛樂化⋯⋯台灣媒體有救嗎？
喬伊斯：所以像《路透社》或《產經》這種傳統媒體的做法，我想現在在台灣的媒體應該是非常少見了。比方說我記得還在當記者的時候，每天早上要開一個會，然後到下午的時候還要開一個會。新聞會議是這樣子，就是分社社長從他的位子上站起來宣布開晨間會議，大家放下手邊的工作很快討論一下今天有什麼大新聞。誰誰誰有沒有辦法去哪裡參加記者會，沒有辦法的話誰誰誰要去支援，大概五分鐘、十分鐘吧。然後到快下班之前，還會再來個五分鐘、十分鐘，檢討一下今天做了什麼事情，明天會有什麼大新聞。
我不曉得台灣媒體現在的工作模式如何，網路世代應該也不一樣了，不過我看電視上發問的記者，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專業可言，問的問題常常非常愚蠢。他們跟政治人物或是受訪者講話的態度也是一點都不專業，這個問題我覺得在台灣非常普遍。
我不當記者很久了，不過比方說我派駐新加坡，或者我在東南亞採訪的時候，好像也沒有看到這麼不專業的情況，台灣許多記者是很沒有專業、沒有素養的。不知道現在的日本，年輕記者是不是跟台灣的一樣，有類似的情形嗎？
矢板明夫：不知道，我到台灣也發現這種現象，台灣記者都是超級年輕的，而且基本上，就是年輕女孩子特別多。我個人認為，比如說我在日本的時候，去《產經新聞》社會部幫忙，我們要調查一個完全不懂的議題、幫忙查證一些資料的時候，我們報社會有該領域相關人士的電話、住址的共用檔案。比方說，我如果是調到一個地方去跑警察線，那麼基本上我們的記者會把所有警察幹部的地址、電話蒐集整理完備，共享給該線的記者，我們藉此可以晚上到他們家去採訪，這都是年年積累、一個個找到的消息情報。
但是在台灣，我會被同樣一家電視台的記者要十五次手機，因為每次來訪的人都不一樣，每次都重新來一遍：「啊，矢板先生您好，我是記者某某某，我們可以交換一下Line嗎？」就是今天採訪這個消息，明天採訪那個消息，又來要我的電話、我的Line。有時候他們到我家門口要進行拍攝，雖然是同一家電視台，地址又要我再給一次，就是他們每個人之間互相都沒有分享資訊。
但是在日本的話，如果是我負責這個議題的話，比如說《產經新聞》負責中國報導的幾位記者，都是一個團隊，也許今天我去，也許明天A去、後天B去⋯⋯就一定是這個團隊的那幾位記者，但是台灣記者好像就是「今天誰值班誰去」那種感覺。所以說，訊息的共有在台灣是沒有的。另外一個，就是你講了很多基本的知識也要從頭再講一遍，好像對於特定議題的專業資訊積累不多，因為很年輕的女孩子幾年以後就轉成主播，或者去選里長啊，或者是跨界當公關經理⋯⋯（眾人大笑）有各種各樣的其他職涯發展可能性。然後又換一批年輕人，這個部分是沒有積累的。
喬伊斯：最近的例子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副發言人徐政璿三十歲，他說他是資深媒體人，經手過上萬篇的稿子之類的，這讓很多真正的資深媒體人不以為然，我記得馮光遠就發文大大地諷刺了一番。
菲爾以前在輔大的學生是徐的同學，這個學生去了澳洲，最近回來找我們出去吃飯。他說：「喬伊斯妳知道嗎？『學姊』黃瀞瑩跟這個副發言人都是我同班同學。」我說：「哇，人家那麼厲害，你現在在幹嘛？」他說：「我現在在一家餐廳裡面學做壽司。」跟他一樣大的同學，號稱都當過記者，一個當過副發言人然後當市議員，現在又有一個當了副發言人。
他們到底有什麼樣的資歷我不是很清楚，或許他們在新聞方面曾經有優秀或是傑出的表現？也許他們的公關或者表達能力很好，我也看不出來。在新聞方面，你一方面說新聞記者沒有太多的素養或者累積的知識，但偏偏又有這麼多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企業，去找些沒有經驗的花瓶草包當他的發言人，只因為他們曾經當過記者。所以這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造成很多年輕貌美腦袋空空，特別是女孩子去當記者，因為她們知道很快就會因為外貌被找去做別的事情。
李志德：我覺得可以講回最初劉文正的那個事情，為什麼被迫要用單一消息來源（single source story）？因為沒有人有第二消息來源（second source），也就是說，你夠資深了才有second source。
所以在劉文正的新聞裡面，誰最先開始懷疑？是《聯合報》的楊起鳳，她是夠資深的，雖然她一開始也相信了夏玉順講的話。新聞就先做，然後她打了第二個、第三個電話。然後這第二、第三個電話說：「咦？不對喔。」所以最一開始發現不對的是《聯合報》的一位資深記者，這位資深記者她一直留在這個工作上。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的主要媒體裡面，這種資深的記者，要不你就去當長官，每天忙著做行政工作，要不就根本沒有辦法長久地留在這個位置上，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如果比較一下《路透社》裡面，待五年以上的記者有多少？十年以上的有多少？日本五年以上、十年以上資歷的記者有多少？台灣五年以上、十年以上資歷的記者又有多少？我覺得這個一看就知道了，就是說，記者的資深程度決定了他的專業程度嘛。
第二個就是說，你沒有資深的記者也就算了，其他還包括路線的部署，其實現在全部都在往後撤。譬如說以日本NHK來講，NHK肯定在地方有佈線。我不知道他的部署有多密集，不過你很難想像，日本有哪一個地方縣市只有一個記者或者甚至沒有記者的。但是台灣現在的電視台，哪怕號稱全國性的電視台，都很少在一個縣市能夠維持派駐一個記者，包括《公共電視》在內。這個是我對於蔡英文政府、對於文化部最不滿的地方，就是說經過了八年執政，我們的公視沒有辦法在每一個縣市都有足夠的地方記者。
正常情況下，地方政治應該是地方記者要監督的，但是我們的政府不願意投資在非常基礎的建設上面，讓我們每一個地方都有足夠的記者，而且是「公廣集團來的記者」——所以我不怕你這些縣市政府，我也不跟你縣市政府拿標案，也不拿業配，我就是監督你！蔡英文執政八年連這件事都做不到，不可原諒。
菲爾：是的，我也是認為這樣，台灣的新聞沒有被嚴肅對待，例如電視上我看到的主播長相都差不多，我懷疑他們是不是同一個工廠製造出來的。
台灣媒體和民主一樣，還是非常年輕，目前還是受國民黨建制派的影響，許多人長大的環境或多或少有意無意，都在這個影響之下，建制派的組織仍然控制著許多政治事務。
在英國，你早上去車站，有《社會主義工人報》（Socialist Worker）這種非常左翼報紙，也可以看到法西斯主義的東西，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媒體，人們有非常廣泛的選擇。和台灣相比，英國媒體非常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一九六六年問世、單頁雙面印刷的《倫敦公報》 （London Gazette ）被認為是英國的第一份報紙，因此英國媒體的深入和廣泛是有跡可循的。但即使歷史悠久非常成熟，在某種程度上不少英國媒體，尤其是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報紙，也還是建制派的一部分，他們往往是右翼。
就社會階層而言，例如高級法官、高級警察，這類建制派通常也是右翼保守派。但是除此之外，也有像《路透社》和其他一些媒體這樣沒有傾向的主要媒體，還有 BBC，在某種程度上也算。
根據我對台灣的認識，建制派的影響一樣是真實存在的。擁有實權的人是建制派的一部分，也就是國民黨。建制派這些人當年掌控著戒嚴時期的台灣，許多人是在那個環境下長大的，所以建制派仍然對整個政治局勢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包括媒體。
民進黨即使現在執政也還不是建制派，因為民進黨不是像國民黨這樣的老牌政黨，就我所知他們雖然在國會是多數，但是在地方政府還是少數。這一點從在媒體的影響力就看得出來，建制派不希望真相一直流傳開來，他們想控制媒體，這就是問題。
國民黨和媒體政治傾向的關係，有歷史的因素在裡面。在英國媒體也是如此，甚至包括教會也屬於建制派，你可以看到，所有有權力的人都傾向於成為建制派的一部分，例如傳統的英國媒體大亨，都是有權勢，社會階層較高的人。
在美國也可以看到這個情形，例如福斯電視台。主要的右翼媒體是當權派，而在那些根本沒有公平新聞的國家，媒體是當權派經營的。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台灣有這個現象，在英國也還是。
李志德：我們這個部分是從假新聞開始談，剛剛聽完一輪，包括我自己所講的，在菲爾講話的時候，我突然有一個感想，我認為很不幸，因為我們所講的「假新聞其實是由多種因素產生的」，討論台灣的狀況時就會發現，我們所有的因素都是最適合假新聞成長的，也就是說台灣是一個各方面都適合假新聞快速成長的環境，所以我們今天承受了這個後果。
第二節 台灣媒體現況與假新聞
6. 偏頗、仇恨、有聞必錄、假新聞、娛樂化⋯⋯台灣媒體有救嗎？
喬伊斯：所以像《路透社》或《產經》這種傳統媒體的做法，我想現在在台灣的媒體應該是非常少見了。比方說我記得還在當記者的時候，每天早上要開一個會，然後到下午的時候還要開一個會。新聞會議是這樣子，就是分社社長從他的位子上站起來宣布開晨間會議，大家放下手邊的工作很快討論一下今天有什麼大新聞。誰誰誰有沒有辦法去哪裡參加記者會，沒有辦法的話誰誰誰要去支援，大概五分鐘、十分鐘吧。然後到快下班之前，還會再來個五分鐘、十分鐘，檢討一下今天做了什麼事情，明天會有什麼大新聞。
我不曉得台灣媒體現在的工作模式如何，網路世代應該也不一樣了，不過我看電視上發問的記者，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專業可言，問的問題常常非常愚蠢。他們跟政治人物或是受訪者講話的態度也是一點都不專業，這個問題我覺得在台灣非常普遍。
我不當記者很久了，不過比方說我派駐新加坡，或者我在東南亞採訪的時候，好像也沒有看到這麼不專業的情況，台灣許多記者是很沒有專業、沒有素養的。不知道現在的日本，年輕記者是不是跟台灣的一樣，有類似的情形嗎？
矢板明夫：不知道，我到台灣也發現這種現象，台灣記者都是超級年輕的，而且基本上，就是年輕女孩子特別多。我個人認為，比如說我在日本的時候，去《產經新聞》社會部幫忙，我們要調查一個完全不懂的議題、幫忙查證一些資料的時候，我們報社會有該領域相關人士的電話、住址的共用檔案。比方說，我如果是調到一個地方去跑警察線，那麼基本上我們的記者會把所有警察幹部的地址、電話蒐集整理完備，共享給該線的記者，我們藉此可以晚上到他們家去採訪，這都是年年積累、一個個找到的消息情報。
但是在台灣，我會被同樣一家電視台的記者要十五次手機，因為每次來訪的人都不一樣，每次都重新來一遍：「啊，矢板先生您好，我是記者某某某，我們可以交換一下Line嗎？」就是今天採訪這個消息，明天採訪那個消息，又來要我的電話、我的Line。有時候他們到我家門口要進行拍攝，雖然是同一家電視台，地址又要我再給一次，就是他們每個人之間互相都沒有分享資訊。
但是在日本的話，如果是我負責這個議題的話，比如說《產經新聞》負責中國報導的幾位記者，都是一個團隊，也許今天我去，也許明天A去、後天B去⋯⋯就一定是這個團隊的那幾位記者，但是台灣記者好像就是「今天誰值班誰去」那種感覺。所以說，訊息的共有在台灣是沒有的。另外一個，就是你講了很多基本的知識也要從頭再講一遍，好像對於特定議題的專業資訊積累不多，因為很年輕的女孩子幾年以後就轉成主播，或者去選里長啊，或者是跨界當公關經理⋯⋯（眾人大笑）有各種各樣的其他職涯發展可能性。然後又換一批年輕人，這個部分是沒有積累的。
喬伊斯：最近的例子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副發言人徐政璿三十歲，他說他是資深媒體人，經手過上萬篇的稿子之類的，這讓很多真正的資深媒體人不以為然，我記得馮光遠就發文大大地諷刺了一番。
菲爾以前在輔大的學生是徐的同學，這個學生去了澳洲，最近回來找我們出去吃飯。他說：「喬伊斯妳知道嗎？『學姊』黃瀞瑩跟這個副發言人都是我同班同學。」我說：「哇，人家那麼厲害，你現在在幹嘛？」他說：「我現在在一家餐廳裡面學做壽司。」跟他一樣大的同學，號稱都當過記者，一個當過副發言人然後當市議員，現在又有一個當了副發言人。
他們到底有什麼樣的資歷我不是很清楚，或許他們在新聞方面曾經有優秀或是傑出的表現？也許他們的公關或者表達能力很好，我也看不出來。在新聞方面，你一方面說新聞記者沒有太多的素養或者累積的知識，但偏偏又有這麼多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企業，去找些沒有經驗的花瓶草包當他的發言人，只因為他們曾經當過記者。所以這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造成很多年輕貌美腦袋空空，特別是女孩子去當記者，因為她們知道很快就會因為外貌被找去做別的事情。
李志德：我覺得可以講回最初劉文正的那個事情，為什麼被迫要用單一消息來源（single source story）？因為沒有人有第二消息來源（second source），也就是說，你夠資深了才有second source。
所以在劉文正的新聞裡面，誰最先開始懷疑？是《聯合報》的楊起鳳，她是夠資深的，雖然她一開始也相信了夏玉順講的話。新聞就先做，然後她打了第二個、第三個電話。然後這第二、第三個電話說：「咦？不對喔。」所以最一開始發現不對的是《聯合報》的一位資深記者，這位資深記者她一直留在這個工作上。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的主要媒體裡面，這種資深的記者，要不你就去當長官，每天忙著做行政工作，要不就根本沒有辦法長久地留在這個位置上，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如果比較一下《路透社》裡面，待五年以上的記者有多少？十年以上的有多少？日本五年以上、十年以上資歷的記者有多少？台灣五年以上、十年以上資歷的記者又有多少？我覺得這個一看就知道了，就是說，記者的資深程度決定了他的專業程度嘛。
第二個就是說，你沒有資深的記者也就算了，其他還包括路線的部署，其實現在全部都在往後撤。譬如說以日本NHK來講，NHK肯定在地方有佈線。我不知道他的部署有多密集，不過你很難想像，日本有哪一個地方縣市只有一個記者或者甚至沒有記者的。但是台灣現在的電視台，哪怕號稱全國性的電視台，都很少在一個縣市能夠維持派駐一個記者，包括《公共電視》在內。這個是我對於蔡英文政府、對於文化部最不滿的地方，就是說經過了八年執政，我們的公視沒有辦法在每一個縣市都有足夠的地方記者。
正常情況下，地方政治應該是地方記者要監督的，但是我們的政府不願意投資在非常基礎的建設上面，讓我們每一個地方都有足夠的記者，而且是「公廣集團來的記者」——所以我不怕你這些縣市政府，我也不跟你縣市政府拿標案，也不拿業配，我就是監督你！蔡英文執政八年連這件事都做不到，不可原諒。
菲爾：是的，我也是認為這樣，台灣的新聞沒有被嚴肅對待，例如電視上我看到的主播長相都差不多，我懷疑他們是不是同一個工廠製造出來的。
台灣媒體和民主一樣，還是非常年輕，目前還是受國民黨建制派的影響，許多人長大的環境或多或少有意無意，都在這個影響之下，建制派的組織仍然控制著許多政治事務。
在英國，你早上去車站，有《社會主義工人報》（Socialist Worker）這種非常左翼報紙，也可以看到法西斯主義的東西，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媒體，人們有非常廣泛的選擇。和台灣相比，英國媒體非常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一九六六年問世、單頁雙面印刷的《倫敦公報》 （London Gazette ）被認為是英國的第一份報紙，因此英國媒體的深入和廣泛是有跡可循的。但即使歷史悠久非常成熟，在某種程度上不少英國媒體，尤其是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報紙，也還是建制派的一部分，他們往往是右翼。
就社會階層而言，例如高級法官、高級警察，這類建制派通常也是右翼保守派。但是除此之外，也有像《路透社》和其他一些媒體這樣沒有傾向的主要媒體，還有 BBC，在某種程度上也算。
根據我對台灣的認識，建制派的影響一樣是真實存在的。擁有實權的人是建制派的一部分，也就是國民黨。建制派這些人當年掌控著戒嚴時期的台灣，許多人是在那個環境下長大的，所以建制派仍然對整個政治局勢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包括媒體。
民進黨即使現在執政也還不是建制派，因為民進黨不是像國民黨這樣的老牌政黨，就我所知他們雖然在國會是多數，但是在地方政府還是少數。這一點從在媒體的影響力就看得出來，建制派不希望真相一直流傳開來，他們想控制媒體，這就是問題。
國民黨和媒體政治傾向的關係，有歷史的因素在裡面。在英國媒體也是如此，甚至包括教會也屬於建制派，你可以看到，所有有權力的人都傾向於成為建制派的一部分，例如傳統的英國媒體大亨，都是有權勢，社會階層較高的人。
在美國也可以看到這個情形，例如福斯電視台。主要的右翼媒體是當權派，而在那些根本沒有公平新聞的國家，媒體是當權派經營的。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台灣有這個現象，在英國也還是。
李志德：我們這個部分是從假新聞開始談，剛剛聽完一輪，包括我自己所講的，在菲爾講話的時候，我突然有一個感想，我認為很不幸，因為我們所講的「假新聞其實是由多種因素產生的」，討論台灣的狀況時就會發現，我們所有的因素都是最適合假新聞成長的，也就是說台灣是一個各方面都適合假新聞快速成長的環境，所以我們今天承受了這個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