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與阿里傑羅‧波提
在1986年一次造訪羅馬的校外旅行中，我決定脫隊單獨活動，前往拜訪費奇里與魏斯所推崇的偶像之一：阿里傑羅‧波提（Alighiero Boetti）。當時，他正在進行與地圖和地圖製作相關的創作。波提在1971年突然浮現關於地圖的創作靈感，並隨即展開一項涵蓋範圍甚廣且費時費力的計畫——以刺繡製作《世界地圖》（Mappa）。他與阿富汗和後來加入的巴基斯坦繡工合作，製作一系列令人驚嘆的地圖作品，在多次實地造訪這些國家之外，他也以遠距合作的方式進行這項計畫，特別是在1979年蘇聯佔領阿富汗之後。這些合作除了美學目的之外也交織有政治考量，既是藝術家的工藝之旅，也伴隨實地的旅行體驗，並且充滿語言隔閡與地理界線之間的斡旋折衝。1989年，全球局勢正在經歷一番重組與突發事件，波提《世界地圖》的出現可說恰逢其時。
與波提在1986年的這次會面，於一天之內改變了我的人生。在他給我的幾項首要建議中，其中一項就是在我與藝術家交談時，一定要詢問他們那些未曾實現的計畫。從那之後，我始終奉行不悖。波提另一個令人立刻會注意到的特質，就是他無論是說話或是動作都非常快速。這點特別讓我深受鼓舞，因為在瑞士，我常因為說話速度太快而受到批評。而他的速度之快，甚至連我都得費力才能跟上。在工作室中，波提以他慣常的連珠炮風格詢問我的目標。由於我之前與費奇里和魏斯交流時的體會，我回答說我想要策展，但還不確定如何著手。
波提告訴我，如果我想要策劃展覽，那麼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跟著別人做同樣的事——也就是給藝術家一個特定的房間，然後要他們填滿這個空間。更重要的其實是與藝術家交談，詢問他們有哪些在現有的環境條件下無法實現的創作計畫。從此之後，這就成為我所有展覽的中心主軸。我不相信策展人的創造力。我也不認為展覽製作者會有什麼絕妙的想法，厲害到讓藝術家的創作不得不配合著發展。相反的，策展過程永遠始於對話，我會問藝術家他們有哪些未曾實現的計畫，而我的任務就是想方設法實現這些計畫。在我們的首次會面中，波提就曾說道，策展就是化不可能為可能。
波提也是第一位鼓勵我閱讀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的人，而格里桑在之後也成為在理論上影響我最深的作家。波提深受格里桑偏好差異性而非同質性的觀點所吸引，而他對於地圖即便能夠將不同的視野統整為一（這點常帶有充滿野心的帝國主義色彩），也仍需要不斷進行修改的事實深感興趣。因此，波提深知，他的地圖只是記錄現下世界事務的暫時狀態，無法歷經時間考驗仍保持精準。如同他的伴侶安妮瑪莉‧索澤（Annemarie Sauzeau）給我的解釋：「戰爭過後，國旗改變了它們的設計和顏色。此時，阿里傑羅的地圖就得重新設計。」地圖呈現了當前的現況，也懷抱著將至的未來。這是地圖與地圖繪製所固有的形變本質；地圖永遠朝向未來開放。很快的，跨文化交流與對話將會成為快速全球化的藝術界的標準配備，而波提的《世界地圖》正預示了這項發展（正如其作品上以義大利文或波斯文繡製於邊緣的文字所示）。
這點激發出波提對於秩序與混亂兩極的濃厚興趣。他在其作品中概念化了秩序系統與混亂系統，而這兩個系統總是同時相互指涉。波提曾經在1977年以書籍形式出版他所編纂的一份清單，列出世界上最長的一千條河流。這本書厚達上千頁，載滿關於河流源頭的參考資料。然而，由於河道的蜿蜒多變，我們永遠無法確認河流確切的長度。因此，這本充滿雄心壯志的作品，卻反而讓我們認知到河流其實沒有確切的長度，也沒有單一的確切來源，而是生發自各式各樣變化生成中的源頭，這項計畫雖然進行了大量的地理考察與科學研究，但成果卻注定籠統模糊。在秩序被創造出來的同時，混亂也相應而生。
在我抵達他家門口後不久，我們坐上波提的車，穿梭在羅馬的街道上，好讓他把我介紹給其他藝術家。他提到，年輕的策展人不僅能在博物館、藝廊或是雙年展的工作中體驗到深刻的意義，更會在為藝術家實現夢想的過程中找到巨大的價值感。我認為這是他灌輸給我的最重要的使命感。波提始終把「不要當無聊的策展人」掛在嘴邊。他告訴我，在他未曾實現的重大計劃中，其中一項是在一家航空公司的所有航班上舉辦為期一年的展覽，如此一來，這些飛機就可以每天載著展覽飛到世界各地，其中某些飛機甚至可以在夜晚返回機場。他希望透過這樣的創作情境呈現一系列以飛機為主題的作品，你會在第一幅圖像中看到一架飛機，然後飛機接連出現，直到它們布滿畫布的天空。
當時我還太年輕，無法幫助波提實現他這項雄心勃勃的計畫。但幾年後我向維也納的私人藝術組織「進行中的博物館」（museum in progress，請切勿大寫）談到這個想法，然後我們聯繫上奧地利航空（Austrian Airlines）。奧航同意在每期的（雙月刊）航空雜誌上，以跨頁版面刊登波提的圖像，為期一年，讓我們可以在六期雜誌上進行這項計畫。就在第一期即將付印前一週，波提從米蘭發了一封電報，他當時正在那裡製作一件大型青銅雕塑，電報上提到，他認為僅在雜誌上刊登圖像仍顯不足。他說，我們需要在雜誌頁面之外加上一些更實際可觸的東西，他的想法是我們應該要製作一幅拼圖。這下，一幅天空中有多架飛機的拼圖很容易就能拼好——但在一片蔚藍的天空上僅有一架飛機的拼圖就需要花上好幾個小時才能完成。
就這樣，我們製作了印製有各種飛機圖案的不同拼圖，並逐漸提升難度。這些拼圖採用與機艙座椅的靠背小桌完全同樣的尺寸，並在奧地利航空的每個航班上免費發放一年。奧航一開始發行了四萬份，之後又重新印製一批。當他們最後收到浩瀚的天空上只有一架飛機圖案的拼圖時，他們覺得這可能會引發乘客對於飛行的恐懼或厭惡，因為肯定沒有乘客能夠完成這幅拼圖。就算是在長程航班上讓好幾個乘客一起合作，也無法完成這幅拼圖。但一切已經太遲，因為這幅拼圖已經在不同班機上發放。在這項有趣的實驗之後，波提不僅要我為不同的展覽空間構思策展，也要我針對不同的觀眾群提出策展想法，將藝術置入到平常鮮少出現之處；舉例來說，你現在可以在跳蚤市場、藝術書店和eBay上找到我們為奧航所作的拼圖。
與波提的這些對話，催生出我最早想要另闢蹊徑，打造全新的展覽模式以補既有藝術展覽之不足的想法。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然而，我與波提的首度會面的確令我深受啟迪，他讓我看到與藝術家的合作仍有許多尚待探索與發掘之處。在他的推波助瀾與啟發之下，我領悟到自己可以透過哪些方式，在成為策展人的同時仍持續創造全新的事物。他不僅讓我產生一種非得立即著手進行不可的急切感，也讓我首度意識到有哪些事物的進行乃是當務之急。
在1986年一次造訪羅馬的校外旅行中，我決定脫隊單獨活動，前往拜訪費奇里與魏斯所推崇的偶像之一：阿里傑羅‧波提（Alighiero Boetti）。當時，他正在進行與地圖和地圖製作相關的創作。波提在1971年突然浮現關於地圖的創作靈感，並隨即展開一項涵蓋範圍甚廣且費時費力的計畫——以刺繡製作《世界地圖》（Mappa）。他與阿富汗和後來加入的巴基斯坦繡工合作，製作一系列令人驚嘆的地圖作品，在多次實地造訪這些國家之外，他也以遠距合作的方式進行這項計畫，特別是在1979年蘇聯佔領阿富汗之後。這些合作除了美學目的之外也交織有政治考量，既是藝術家的工藝之旅，也伴隨實地的旅行體驗，並且充滿語言隔閡與地理界線之間的斡旋折衝。1989年，全球局勢正在經歷一番重組與突發事件，波提《世界地圖》的出現可說恰逢其時。
與波提在1986年的這次會面，於一天之內改變了我的人生。在他給我的幾項首要建議中，其中一項就是在我與藝術家交談時，一定要詢問他們那些未曾實現的計畫。從那之後，我始終奉行不悖。波提另一個令人立刻會注意到的特質，就是他無論是說話或是動作都非常快速。這點特別讓我深受鼓舞，因為在瑞士，我常因為說話速度太快而受到批評。而他的速度之快，甚至連我都得費力才能跟上。在工作室中，波提以他慣常的連珠炮風格詢問我的目標。由於我之前與費奇里和魏斯交流時的體會，我回答說我想要策展，但還不確定如何著手。
波提告訴我，如果我想要策劃展覽，那麼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跟著別人做同樣的事——也就是給藝術家一個特定的房間，然後要他們填滿這個空間。更重要的其實是與藝術家交談，詢問他們有哪些在現有的環境條件下無法實現的創作計畫。從此之後，這就成為我所有展覽的中心主軸。我不相信策展人的創造力。我也不認為展覽製作者會有什麼絕妙的想法，厲害到讓藝術家的創作不得不配合著發展。相反的，策展過程永遠始於對話，我會問藝術家他們有哪些未曾實現的計畫，而我的任務就是想方設法實現這些計畫。在我們的首次會面中，波提就曾說道，策展就是化不可能為可能。
波提也是第一位鼓勵我閱讀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的人，而格里桑在之後也成為在理論上影響我最深的作家。波提深受格里桑偏好差異性而非同質性的觀點所吸引，而他對於地圖即便能夠將不同的視野統整為一（這點常帶有充滿野心的帝國主義色彩），也仍需要不斷進行修改的事實深感興趣。因此，波提深知，他的地圖只是記錄現下世界事務的暫時狀態，無法歷經時間考驗仍保持精準。如同他的伴侶安妮瑪莉‧索澤（Annemarie Sauzeau）給我的解釋：「戰爭過後，國旗改變了它們的設計和顏色。此時，阿里傑羅的地圖就得重新設計。」地圖呈現了當前的現況，也懷抱著將至的未來。這是地圖與地圖繪製所固有的形變本質；地圖永遠朝向未來開放。很快的，跨文化交流與對話將會成為快速全球化的藝術界的標準配備，而波提的《世界地圖》正預示了這項發展（正如其作品上以義大利文或波斯文繡製於邊緣的文字所示）。
這點激發出波提對於秩序與混亂兩極的濃厚興趣。他在其作品中概念化了秩序系統與混亂系統，而這兩個系統總是同時相互指涉。波提曾經在1977年以書籍形式出版他所編纂的一份清單，列出世界上最長的一千條河流。這本書厚達上千頁，載滿關於河流源頭的參考資料。然而，由於河道的蜿蜒多變，我們永遠無法確認河流確切的長度。因此，這本充滿雄心壯志的作品，卻反而讓我們認知到河流其實沒有確切的長度，也沒有單一的確切來源，而是生發自各式各樣變化生成中的源頭，這項計畫雖然進行了大量的地理考察與科學研究，但成果卻注定籠統模糊。在秩序被創造出來的同時，混亂也相應而生。
在我抵達他家門口後不久，我們坐上波提的車，穿梭在羅馬的街道上，好讓他把我介紹給其他藝術家。他提到，年輕的策展人不僅能在博物館、藝廊或是雙年展的工作中體驗到深刻的意義，更會在為藝術家實現夢想的過程中找到巨大的價值感。我認為這是他灌輸給我的最重要的使命感。波提始終把「不要當無聊的策展人」掛在嘴邊。他告訴我，在他未曾實現的重大計劃中，其中一項是在一家航空公司的所有航班上舉辦為期一年的展覽，如此一來，這些飛機就可以每天載著展覽飛到世界各地，其中某些飛機甚至可以在夜晚返回機場。他希望透過這樣的創作情境呈現一系列以飛機為主題的作品，你會在第一幅圖像中看到一架飛機，然後飛機接連出現，直到它們布滿畫布的天空。
當時我還太年輕，無法幫助波提實現他這項雄心勃勃的計畫。但幾年後我向維也納的私人藝術組織「進行中的博物館」（museum in progress，請切勿大寫）談到這個想法，然後我們聯繫上奧地利航空（Austrian Airlines）。奧航同意在每期的（雙月刊）航空雜誌上，以跨頁版面刊登波提的圖像，為期一年，讓我們可以在六期雜誌上進行這項計畫。就在第一期即將付印前一週，波提從米蘭發了一封電報，他當時正在那裡製作一件大型青銅雕塑，電報上提到，他認為僅在雜誌上刊登圖像仍顯不足。他說，我們需要在雜誌頁面之外加上一些更實際可觸的東西，他的想法是我們應該要製作一幅拼圖。這下，一幅天空中有多架飛機的拼圖很容易就能拼好——但在一片蔚藍的天空上僅有一架飛機的拼圖就需要花上好幾個小時才能完成。
就這樣，我們製作了印製有各種飛機圖案的不同拼圖，並逐漸提升難度。這些拼圖採用與機艙座椅的靠背小桌完全同樣的尺寸，並在奧地利航空的每個航班上免費發放一年。奧航一開始發行了四萬份，之後又重新印製一批。當他們最後收到浩瀚的天空上只有一架飛機圖案的拼圖時，他們覺得這可能會引發乘客對於飛行的恐懼或厭惡，因為肯定沒有乘客能夠完成這幅拼圖。就算是在長程航班上讓好幾個乘客一起合作，也無法完成這幅拼圖。但一切已經太遲，因為這幅拼圖已經在不同班機上發放。在這項有趣的實驗之後，波提不僅要我為不同的展覽空間構思策展，也要我針對不同的觀眾群提出策展想法，將藝術置入到平常鮮少出現之處；舉例來說，你現在可以在跳蚤市場、藝術書店和eBay上找到我們為奧航所作的拼圖。
與波提的這些對話，催生出我最早想要另闢蹊徑，打造全新的展覽模式以補既有藝術展覽之不足的想法。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然而，我與波提的首度會面的確令我深受啟迪，他讓我看到與藝術家的合作仍有許多尚待探索與發掘之處。在他的推波助瀾與啟發之下，我領悟到自己可以透過哪些方式，在成為策展人的同時仍持續創造全新的事物。他不僅讓我產生一種非得立即著手進行不可的急切感，也讓我首度意識到有哪些事物的進行乃是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