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引：自然世界景觀
在所有的科學中，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最適合透過視覺媒介來展現。文字可能是抽象的、模擬兩可的，而且容易誤解或誤譯，相對地，憑藉純熟技巧與高超精準度所繪製的圖像，卻可以描繪出與所有人息息相關的現實。圖像提供了親眼可見的事實，因此可以主張，文字將會成為圖像的附屬品。英國博物學家喬治．愛德華（George Edwards）於一七五八年提到：「若能提供精確的圖像，我們或許可以省去許多口述的心力」。不過，雖然博物學插畫家在繪製標本時，總是盡可能力求逼真，但是，成為描繪題材的對象，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不同程度的比例更動，操控描繪題材以符合設計，將描繪題材與其他沒有自然關聯的動植物並置，以及將藝術家本身對其他不同地域的植物相、動物相、景觀、人民的先入之見投射在描繪題材上，都無可避免地影響了博物學的展現方式。
從最早期的文明開始，就已經把動植物描繪成一種工具，藉以理解與紀錄牠／它們的潛在用途，例如說，牠們所具有的經濟與醫療的特性。從西元第一世紀，第一部附圖解的藥用植物圖鑑──古羅馬時期的希臘醫生狄奧斯科里迪斯（Dioscorides）所著之《藥物論》（De Materia Medica）──問世開始，一直到十四世紀晚期，人類對於動植物的論述幾乎沒有經過太大的變動。而且，在這數百年的期間內，教學手冊和藥草書中的木刻版畫，通常也只是不斷重新複製，這導致它們愈來愈缺乏定義，因此喪失了準確性，最後，逐漸成為風格化的裝飾罷了。不過，伴隨著銅版印刷的普及化，傳統的木刻版畫日漸式微，人類對於動植物的展現與論述也愈來愈精確。接著，諸如阿爾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與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等藝術家，以及奧托．布倫費爾斯（Otto Brunfels）、專精植物學的萊昂哈特．福克斯（Leonhart Fuchs）、鑽研動物學的康拉德．格斯納（Konrad Gesner）與烏利塞．阿爾德羅萬迪（Ulisse Aldrovandi）等博物學家展露頭角之後，人們開始用比較寫實的方式描繪大自然。他們直接觀察個別的活體動物或植物，並且將牠／它們之間的相似性記錄在草紙或者牛皮紙上。十七世紀歐洲的科學革命，以一種前所未見的規模與方式，為世界的發現與探險之旅鋪下一條康莊大道。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都勇於接受新的挑戰，航向新的、遙遠的國度，發現並且帶回各種稀奇古怪、不可思議的動植物。這些探險家們生產的藝術作品，提供了我們一個重要的記錄，觀察歐洲人如何理解他們在遙遠的國度中第一次邂逅的人事物。探險家們努力透過他們的藝術作品，將不尋常的、奇特的、罕見的、令人嘆為觀止的人事物，介紹給大眾認識，將視聽大眾擴展至傳統的哲學家、醫生、草藥醫師的圈子之外。他們是當時第一批畢生致力於描繪大自然的藝術家。
航海探險為歐洲開展了這個世界上許多嶄新、不為人知的部分，荷蘭人、英國人及西班牙人迅速地建立起一個遍及全球的貿易機制。傳統的陸路貿易路線，被越洋的貿易路線以及可以在更短的時間之內運送更大量貨物的商船取代。隨之而來的，是商業貿易的擴張、工業化的濫觴、以及現代帝國的興起。此外，歐洲的政治、文化、科學、以及技術，也因此開始經歷了一連串的重大變革，就在這樣一個時代裡，理性主義取代了迷信與上天的啟示。歐洲人往全球各地擴張，鼓舞且激發了人們的求知慾，他們對不曾探訪過的國家的生物非常好奇，科學的探索構成這一場全球性擴張的重要關鍵。貿易公司與政府的利益旨趣，與科學家和博物學家的利益旨趣，經常是一致的。這些歐洲國家當時都是偉大的海上強權，他們仰賴大量的木材以建造船隻，他們需要許多具有醫療特性的植物，以及有可能在他們國土之外生長的農作物。一份繪製的標本圖片，經常是人們用來辨識植物的重要關鍵，而且，博物學的技術不僅為科學家們提供分類系統的功能，它同時也為貿易公司和政府在做出決策和制訂政策時，提供了諸多資訊。第一批出發探索生長於美洲、印度與非洲的奇異植物的探險隊，主要是由為西班牙與葡萄牙帝國服務的探險隊組成。他們的目的在於發掘一些有助於醫療的植物，記錄它們所在的位置，並以他們所假定的功效，盡可能地從當地居民身上蒐集許多資訊。諸如深入印度的加西亞．迪．奧爾塔（Gracia de Orta），以及在墨西哥探險的法蘭斯高．埃爾南德斯（Francisco Hernandez），都是在這些由歐洲人組成的第一批探險隊中，嘗試精確地描述存活於世界各地植物相、動物相的人。而且，跟隨著這些科學家們一同展開探險之旅的藝術家們，負責將科學家感興趣的動植物摹繪出來。
不過，直到十七世紀末，博物學的插畫才在瑪麗亞．西碧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等藝術家的創作之下，開始大量出現，並且於十八世紀時，藉由格奧爾格．艾雷特（Georg Ehret）、弗朗茨．鮑爾（Franz Bauer）、費迪南德．鮑爾（Ferdinand Bauer）等著名的植物藝術家，以及參與探索世界的航海之旅、勇敢無懼的藝術家們之手，又再次興盛起來。這樣的蓬勃發展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中期，其代表性的藝術家包括約翰．詹姆斯．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沃爾特．胡德．菲奇（Walter Hood Fitch）以及約翰．古爾德（John Gould）等，都是身懷精湛技藝與高度塗飾技法的大師。就在博物學的技術對科學愈來愈重要時，細節與準確性也愈來愈受到重視。此時，坊間開始出現指導繪畫技巧的入門書，並且出版第一批彩色的專有名稱指導手冊。對於許多選擇參與航海探險旅程的人來說，他們所經歷的一切乃是夢想的實現，而且他們的航行與探險故事都是「夢想所賴以創造出來的材料」（引自莎士比亞的《暴風雨》［The Tempest］）。它們包含了所有美妙的、引人入勝的故事的構成要素：冒險、陰謀、妄想、激情、危險、悲劇、興奮、刺激、喜悅與失望等等。這些田野博物學家都是非常優秀的觀察者，而且通常也是相當出色的藝術家。有些博物學家甚至會嘲笑那些困鎖在研究中的學者，鎮日費心盡力為動植物的標本做出系統性的分類。美國鳥類學家亞歷山大．威爾森（Alexander Wilson）當然沒有時間留給那些不切實際的、只會紙上談兵的博物學家，並且宣稱他已經不只上千次，從系統分類作家「貧瘠的且充滿霉味的記錄」中，以「一種愉悅的、近乎崇拜的方式」，轉身探入「樹林與田野那宏偉壯麗的寶庫之中」。參與航海探險旅程的博物學家與藝術家，成為大眾眼中的英雄，而且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期間，大眾對於自然科學的理解與認識，絕大部分是在這些航海探險旅程中定義的。
在所有的科學中，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最適合透過視覺媒介來展現。文字可能是抽象的、模擬兩可的，而且容易誤解或誤譯，相對地，憑藉純熟技巧與高超精準度所繪製的圖像，卻可以描繪出與所有人息息相關的現實。圖像提供了親眼可見的事實，因此可以主張，文字將會成為圖像的附屬品。英國博物學家喬治．愛德華（George Edwards）於一七五八年提到：「若能提供精確的圖像，我們或許可以省去許多口述的心力」。不過，雖然博物學插畫家在繪製標本時，總是盡可能力求逼真，但是，成為描繪題材的對象，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不同程度的比例更動，操控描繪題材以符合設計，將描繪題材與其他沒有自然關聯的動植物並置，以及將藝術家本身對其他不同地域的植物相、動物相、景觀、人民的先入之見投射在描繪題材上，都無可避免地影響了博物學的展現方式。
從最早期的文明開始，就已經把動植物描繪成一種工具，藉以理解與紀錄牠／它們的潛在用途，例如說，牠們所具有的經濟與醫療的特性。從西元第一世紀，第一部附圖解的藥用植物圖鑑──古羅馬時期的希臘醫生狄奧斯科里迪斯（Dioscorides）所著之《藥物論》（De Materia Medica）──問世開始，一直到十四世紀晚期，人類對於動植物的論述幾乎沒有經過太大的變動。而且，在這數百年的期間內，教學手冊和藥草書中的木刻版畫，通常也只是不斷重新複製，這導致它們愈來愈缺乏定義，因此喪失了準確性，最後，逐漸成為風格化的裝飾罷了。不過，伴隨著銅版印刷的普及化，傳統的木刻版畫日漸式微，人類對於動植物的展現與論述也愈來愈精確。接著，諸如阿爾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與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等藝術家，以及奧托．布倫費爾斯（Otto Brunfels）、專精植物學的萊昂哈特．福克斯（Leonhart Fuchs）、鑽研動物學的康拉德．格斯納（Konrad Gesner）與烏利塞．阿爾德羅萬迪（Ulisse Aldrovandi）等博物學家展露頭角之後，人們開始用比較寫實的方式描繪大自然。他們直接觀察個別的活體動物或植物，並且將牠／它們之間的相似性記錄在草紙或者牛皮紙上。十七世紀歐洲的科學革命，以一種前所未見的規模與方式，為世界的發現與探險之旅鋪下一條康莊大道。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都勇於接受新的挑戰，航向新的、遙遠的國度，發現並且帶回各種稀奇古怪、不可思議的動植物。這些探險家們生產的藝術作品，提供了我們一個重要的記錄，觀察歐洲人如何理解他們在遙遠的國度中第一次邂逅的人事物。探險家們努力透過他們的藝術作品，將不尋常的、奇特的、罕見的、令人嘆為觀止的人事物，介紹給大眾認識，將視聽大眾擴展至傳統的哲學家、醫生、草藥醫師的圈子之外。他們是當時第一批畢生致力於描繪大自然的藝術家。
航海探險為歐洲開展了這個世界上許多嶄新、不為人知的部分，荷蘭人、英國人及西班牙人迅速地建立起一個遍及全球的貿易機制。傳統的陸路貿易路線，被越洋的貿易路線以及可以在更短的時間之內運送更大量貨物的商船取代。隨之而來的，是商業貿易的擴張、工業化的濫觴、以及現代帝國的興起。此外，歐洲的政治、文化、科學、以及技術，也因此開始經歷了一連串的重大變革，就在這樣一個時代裡，理性主義取代了迷信與上天的啟示。歐洲人往全球各地擴張，鼓舞且激發了人們的求知慾，他們對不曾探訪過的國家的生物非常好奇，科學的探索構成這一場全球性擴張的重要關鍵。貿易公司與政府的利益旨趣，與科學家和博物學家的利益旨趣，經常是一致的。這些歐洲國家當時都是偉大的海上強權，他們仰賴大量的木材以建造船隻，他們需要許多具有醫療特性的植物，以及有可能在他們國土之外生長的農作物。一份繪製的標本圖片，經常是人們用來辨識植物的重要關鍵，而且，博物學的技術不僅為科學家們提供分類系統的功能，它同時也為貿易公司和政府在做出決策和制訂政策時，提供了諸多資訊。第一批出發探索生長於美洲、印度與非洲的奇異植物的探險隊，主要是由為西班牙與葡萄牙帝國服務的探險隊組成。他們的目的在於發掘一些有助於醫療的植物，記錄它們所在的位置，並以他們所假定的功效，盡可能地從當地居民身上蒐集許多資訊。諸如深入印度的加西亞．迪．奧爾塔（Gracia de Orta），以及在墨西哥探險的法蘭斯高．埃爾南德斯（Francisco Hernandez），都是在這些由歐洲人組成的第一批探險隊中，嘗試精確地描述存活於世界各地植物相、動物相的人。而且，跟隨著這些科學家們一同展開探險之旅的藝術家們，負責將科學家感興趣的動植物摹繪出來。
不過，直到十七世紀末，博物學的插畫才在瑪麗亞．西碧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等藝術家的創作之下，開始大量出現，並且於十八世紀時，藉由格奧爾格．艾雷特（Georg Ehret）、弗朗茨．鮑爾（Franz Bauer）、費迪南德．鮑爾（Ferdinand Bauer）等著名的植物藝術家，以及參與探索世界的航海之旅、勇敢無懼的藝術家們之手，又再次興盛起來。這樣的蓬勃發展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中期，其代表性的藝術家包括約翰．詹姆斯．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沃爾特．胡德．菲奇（Walter Hood Fitch）以及約翰．古爾德（John Gould）等，都是身懷精湛技藝與高度塗飾技法的大師。就在博物學的技術對科學愈來愈重要時，細節與準確性也愈來愈受到重視。此時，坊間開始出現指導繪畫技巧的入門書，並且出版第一批彩色的專有名稱指導手冊。對於許多選擇參與航海探險旅程的人來說，他們所經歷的一切乃是夢想的實現，而且他們的航行與探險故事都是「夢想所賴以創造出來的材料」（引自莎士比亞的《暴風雨》［The Tempest］）。它們包含了所有美妙的、引人入勝的故事的構成要素：冒險、陰謀、妄想、激情、危險、悲劇、興奮、刺激、喜悅與失望等等。這些田野博物學家都是非常優秀的觀察者，而且通常也是相當出色的藝術家。有些博物學家甚至會嘲笑那些困鎖在研究中的學者，鎮日費心盡力為動植物的標本做出系統性的分類。美國鳥類學家亞歷山大．威爾森（Alexander Wilson）當然沒有時間留給那些不切實際的、只會紙上談兵的博物學家，並且宣稱他已經不只上千次，從系統分類作家「貧瘠的且充滿霉味的記錄」中，以「一種愉悅的、近乎崇拜的方式」，轉身探入「樹林與田野那宏偉壯麗的寶庫之中」。參與航海探險旅程的博物學家與藝術家，成為大眾眼中的英雄，而且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期間，大眾對於自然科學的理解與認識，絕大部分是在這些航海探險旅程中定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