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景行 大氣磅? －懷念校長傅斯年先生
資深校友／江熙民
「國立台灣大學」是寶島台灣的最高學府，它原為日治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乃日本四個著名大學之一）。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將「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筆者就讀台大經濟學系時，校長為傅斯年先生，教務長是錢思亮先生，訓導長為傅啟學先生。沈剛伯先生為文學院院長，薩孟武先生職掌法學院。當時經濟學系隸屬於法學院（今易名為社會科學院），院址在台北市徐州路二十一號；筆者那時就住在徐州路男生第四宿舍。記得當時文、理、法三學院著名的教授為錢穆、毛子水、勞幹、王叔明、張肖松、趙麗蓮（美籍）、趙蘭坪、張果為、王師復、林霖、盛成、殷海光及筆者之岳父魏喦壽（後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等幾位專家學者。惟自光復後，台大各學院系每年不斷地擴展，迄民國八十八年底，已發展成十個學院，五十一個學系，八十一個研究所，而教授也相對的增加了數倍；已被選入世界百大之行列。
傅斯年校長字孟真，山東人，為「五四運動」的健將，他是當時被推選的二十名學生代表之一，「五四」那天他首先打進了曹汝霖的住宅。
傅斯年先生在「北大」做學生的時候，深受「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名言之薰陶，從事各項愛國運動。而且抱著一股熱忱，要為文學革命而奮鬥。早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他曾創辦並主編「新潮月刊」，公開主張文學革命；力持要發揚近代人的語言，打開已往傳統的束縳，用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政。在政治方面，他主張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決，反封建、反侵略。「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東省的官費，前往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實驗心理學，進而至物理化學和高深的數學，尤其深通科學方法論（詳見羅家倫著「逝者如斯集」）。加上他的國學之博與精，他不但是貫通中西的通才；而且為我國歷史語言學的權威，故被任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之職。
傅先生接長「台大」後，便把「北大」學術自由的校風帶到「台大」。為了發揚學生自動服務社會之精神，首先在訓導處之下，設立一個「課外活動組」，以輔導學生社團之活動。於是校園中各種各樣的社團便紛紛成立。我也不甘寂寞，會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在大二那年，先後組織並主持「經濟學研究會」及「台大國劇社」。後來由大陸轉學「台大」的流亡學生日漸增多，又設立一個「學生生活輔導組」，以解決貧寒同學的食住問題（當時的轉學攷試非常嚴格）。校中的機構和教職員的名額增加了，使全校的經費預算日漸龐大。正是為了這筆龐大的預算，一件不幸的大事突然發生了！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五?年（民國三十九年）的下半年。當時「台大」雖是國立大學，但其預算案需要經過「台灣省議會」的審查和通過；而「台大」的校長依法應列席備詢。那時的省議員，素質很差，良莠不齊，地痞居多，質詢時，挑剔再三，言語輕慢，蠻?無理。傅斯年先生以一位著名學者的身份，在「秀才遇到兵」的場合之下，怎能不生氣？況且，他的血壓一向偏高，就在極度憤怒之下，他立時氣喘，突然暈倒在地，不省人事，及至用救護車送他到「台大醫院」，已因腦部溢血過多，回天乏術。一位富於浩然正氣的教育家，尚在五十四歲的壯年，竟然魂歸西天，怎不令人痛惜！何況他是為「台大」而犧牲！？
噩耗一出，全校男女同學不約而同在羅斯福路校本部集合；紛紛排成長龍，前往省議會示威遊行，整個隊伍浩浩蕩蕩蔓延數條大街。我和「學生代聯會」的男同學領頭舉手喊口號：「打到省議會！你們要償命！??」；女同學都跟隨在後，她們一邊走，一邊哭哭啼啼，街上的行人都三、五成群的問長問短，驚歎不已！我們隊伍到達省議會，只見議長李萬居雙手張開攔在大門口，誠惶誠恐，小心翼翼向同學們勸慰，好話連天，惟恐我們打進議場。最後在訓導處的勸告之下，大家才息怒，各自回校。
次日，傅校長的遺體停放在「極樂殯儀館」弔祭三天，我們旳男女同學分作兩班輪流守靈。每天前往弔喪的客人陸續不斷；有的人長吁短嘆，有的人傷心落淚！尤其是統計學專家張果為教授，進門看到遺體，立刻坐倒在地放聲痛哭！驚動了記者們紛紛上前拍照，以便在報上報導，一個人身後弄到千百成群的人來痛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有幾人能得如此哀榮？
遺體火化後，即葬在校本部的「傅園」（見圖）。並由「學生代聯會」向同學籌款，購買一個大銅鐘呈送校方；安放在墓亭附近，以鐘聲象徵傅斯年校長的音容宛在，正氣長存。
二?一三年十一月於香亭書齋
時年八十六歲
資深校友／江熙民
「國立台灣大學」是寶島台灣的最高學府，它原為日治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乃日本四個著名大學之一）。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將「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筆者就讀台大經濟學系時，校長為傅斯年先生，教務長是錢思亮先生，訓導長為傅啟學先生。沈剛伯先生為文學院院長，薩孟武先生職掌法學院。當時經濟學系隸屬於法學院（今易名為社會科學院），院址在台北市徐州路二十一號；筆者那時就住在徐州路男生第四宿舍。記得當時文、理、法三學院著名的教授為錢穆、毛子水、勞幹、王叔明、張肖松、趙麗蓮（美籍）、趙蘭坪、張果為、王師復、林霖、盛成、殷海光及筆者之岳父魏喦壽（後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等幾位專家學者。惟自光復後，台大各學院系每年不斷地擴展，迄民國八十八年底，已發展成十個學院，五十一個學系，八十一個研究所，而教授也相對的增加了數倍；已被選入世界百大之行列。
傅斯年校長字孟真，山東人，為「五四運動」的健將，他是當時被推選的二十名學生代表之一，「五四」那天他首先打進了曹汝霖的住宅。
傅斯年先生在「北大」做學生的時候，深受「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名言之薰陶，從事各項愛國運動。而且抱著一股熱忱，要為文學革命而奮鬥。早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他曾創辦並主編「新潮月刊」，公開主張文學革命；力持要發揚近代人的語言，打開已往傳統的束縳，用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政。在政治方面，他主張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決，反封建、反侵略。「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東省的官費，前往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實驗心理學，進而至物理化學和高深的數學，尤其深通科學方法論（詳見羅家倫著「逝者如斯集」）。加上他的國學之博與精，他不但是貫通中西的通才；而且為我國歷史語言學的權威，故被任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之職。
傅先生接長「台大」後，便把「北大」學術自由的校風帶到「台大」。為了發揚學生自動服務社會之精神，首先在訓導處之下，設立一個「課外活動組」，以輔導學生社團之活動。於是校園中各種各樣的社團便紛紛成立。我也不甘寂寞，會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在大二那年，先後組織並主持「經濟學研究會」及「台大國劇社」。後來由大陸轉學「台大」的流亡學生日漸增多，又設立一個「學生生活輔導組」，以解決貧寒同學的食住問題（當時的轉學攷試非常嚴格）。校中的機構和教職員的名額增加了，使全校的經費預算日漸龐大。正是為了這筆龐大的預算，一件不幸的大事突然發生了！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五?年（民國三十九年）的下半年。當時「台大」雖是國立大學，但其預算案需要經過「台灣省議會」的審查和通過；而「台大」的校長依法應列席備詢。那時的省議員，素質很差，良莠不齊，地痞居多，質詢時，挑剔再三，言語輕慢，蠻?無理。傅斯年先生以一位著名學者的身份，在「秀才遇到兵」的場合之下，怎能不生氣？況且，他的血壓一向偏高，就在極度憤怒之下，他立時氣喘，突然暈倒在地，不省人事，及至用救護車送他到「台大醫院」，已因腦部溢血過多，回天乏術。一位富於浩然正氣的教育家，尚在五十四歲的壯年，竟然魂歸西天，怎不令人痛惜！何況他是為「台大」而犧牲！？
噩耗一出，全校男女同學不約而同在羅斯福路校本部集合；紛紛排成長龍，前往省議會示威遊行，整個隊伍浩浩蕩蕩蔓延數條大街。我和「學生代聯會」的男同學領頭舉手喊口號：「打到省議會！你們要償命！??」；女同學都跟隨在後，她們一邊走，一邊哭哭啼啼，街上的行人都三、五成群的問長問短，驚歎不已！我們隊伍到達省議會，只見議長李萬居雙手張開攔在大門口，誠惶誠恐，小心翼翼向同學們勸慰，好話連天，惟恐我們打進議場。最後在訓導處的勸告之下，大家才息怒，各自回校。
次日，傅校長的遺體停放在「極樂殯儀館」弔祭三天，我們旳男女同學分作兩班輪流守靈。每天前往弔喪的客人陸續不斷；有的人長吁短嘆，有的人傷心落淚！尤其是統計學專家張果為教授，進門看到遺體，立刻坐倒在地放聲痛哭！驚動了記者們紛紛上前拍照，以便在報上報導，一個人身後弄到千百成群的人來痛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有幾人能得如此哀榮？
遺體火化後，即葬在校本部的「傅園」（見圖）。並由「學生代聯會」向同學籌款，購買一個大銅鐘呈送校方；安放在墓亭附近，以鐘聲象徵傅斯年校長的音容宛在，正氣長存。
二?一三年十一月於香亭書齋
時年八十六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