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愛（青春期）
在我生命的某個階段，就在五○年代末期，我開始發現身邊朋友所面臨的許多問題，竟然也都跑到了我身上。當時有人無可救藥地愛上有夫之婦，有人向我坦承喜歡同性，而我非常欣賞的一個女人，則是出現嚴重精神分裂的徵兆。在那之前，大概是因為我從未把任何問題給確切定義出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可是在那之後，我卻發現身邊朋友所遇上的疑難雜症，竟然像細菌般一個又一個傳染到我身上來。
我於是決定去看心理醫師（當時我認識好多人都在看心理醫師）。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真有什麼問題，也應該想辦法先好好定義出來—— 而不是寄生在朋友的問題裡打轉。
我小時候曾歷經三次精神崩潰，每次都間隔一年，分別發生在八歲、九歲和十歲的時候。這三次發病—— 風濕性舞蹈病—— 都是在暑假第一天，年幼的我不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我抱著查理．麥卡錫（Charlie McCarthy）人偶躺在床上，在電台廣播中度過整個夏天。床單上枕頭下，全是還沒剪下來的剪紙人偶。
我爸爸那時候經常到煤礦場出差，所以我很少見到他。我媽則會用濃濃的捷克腔英語，努力讀故事書給我聽，每回她讀完《迪克．崔西》，我總會說「媽媽謝謝」，可是其實她念的內容，我一個字也沒聽懂。我還記得我有一本著色簿，每畫完一頁，我媽就會給我一條賀喜（Hershey’s）巧克力。
回想高中時期，我真的只記得那時候住在賓州的麥基斯港（McKeesport），每天上學都得走上好長一段路，途中還會經過捷克貧民窟，那些老祖母在沿路的曬衣繩上，掛著一件又一件的連身工作服 。我在學校雖然並不特別受人歡迎，但身邊還是有幾個好朋友。那時候我沒什麼好朋友，但我並不想這樣，每次看到其他同學互相傾訴心聲，總會覺得自己好像被冷落了。我想，大概就是因為我不是那種別人會想要談心的類型，所以總是沒人找我傾訴。那時候我和同學們每天都會經過一座橋，橋下全是用過的保險套。我說出心裡的疑惑，問大家橋些那些是什麼東西，同學就只是笑。某年夏天，我在百貨公司找了份工作，替一位叫沃莫（Vollmer）的先生讀《時尚》（Vogue）和《哈潑時尚》（Harper’s Bazaar） ，以及其他來自歐洲的時尚雜誌，幫忙尋找「靈感」。他當時每小時雖然付我五十分錢，但我卻不記得曾經替他找到過什麼新想法。我因為沃莫是紐約人而相當崇拜他，對當時的我來說，來自紐約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但我當時倒也沒有因此想要去紐約闖闖的念頭就是了。
十八歲那年，我朋友把我裝進克羅格超市（Kroger）的購物袋，拎著我上紐約。那時候我還是希望可以和人親近一點，一心想著要和室友當好朋友，彼此互相傾訴心聲，但最後卻總是發現他們不想要朋友，只想多找個人分攤租金。有一陣子我和十七個人分租公寓，住在曼哈頓大道和一○三街路口的地下室，但十七個人裡，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和我分享生活困境。這十七個也全都是搞創意的小孩，所以我們的公寓多少也有點像藝術公社，照理說搞藝術的人問題應該不少才對，但卻從來沒有人找我傾訴。不過老實講，我那時候的工時很長，所以就算有人願意對我訴說，我搞不好也沒時間聽。無論如何，我還是因為沒有談心朋友，覺得自己孤零零的，有點受傷。
當時我白天四處找工作，晚上則是回家畫圖，畫賀卡、畫水彩，偶爾再到咖啡館看詩歌朗誦，這就是我五○年代的生活。
當時除了漫漫無盡的工時以外，那段日子裡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蟑螂。我前前後後在紐約住了不少間公寓，但每一間蟑螂都好多。有一次我到《哈潑時尚》找當時的主編凱美爾．史諾（Carmel Snow）面試，結果一拉開作品集的拉鍊，裡頭就爬出一隻蟑螂，沿著桌腳窸窣而去。當下的那種羞恥感，我還真是永遠也忘不了。史諾應該是看我好可憐，也就答應僱用我。我有過好多室友。現在我在紐約要是晚上出門約會，都還是會撞見老室友，而這些老室友看見我的約會對象，自我介紹起來也總是那一句：「我是安迪以前的室友。」我臉色頓時發白──當然我已經夠白了。等到一而再再而三在路上遇見老室友，我的那些約會對象也就開始納悶，明明我在他們心中就是個獨行俠，怎麼可能和這麼多人同居過？當然，現在很多人都覺得我就是六○年代的派對常客，一登場少說就有六個「隨扈」在側，到底我怎麼敢宣稱自己是「獨行俠」？—— 且讓我來稍作解釋：我的人生當中有幾段日子是我覺得最合群也最想結交摯友的時期，只可惜不能如願，所以即使我當時看上去總是獨來獨往，說穿了我其實非常想要有朋友在身邊。直到某一天，我心想算了，不如一個人就好，反正別人的心聲也沒什麼好聽的，結果這麼一想，反而許許多多我根本見也沒見過的人，全都找上門來，開始對我傾訴我已經打定主意不去聽的事情。總而言之，我一下定決心開始孤獨的那一刻，我身邊也多了一群各位口中的「追隨者」。
不管是什麼東西，哪天你不要它了，那東西就會自己找上門。我發現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總之我開始覺得自己被朋友的問題傳染，所以我就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找了個心理醫師，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訴他。我講了我這一生以來的大小事情，也告訴他我原本其實什麼毛病也沒有，但現在卻開始染上朋友的問題。他聽完只告訴我會再透過電話約診，到時候再進一步聊聊，可是後來我始終沒有接到那通電話。現在回想，那傢伙明明說要打給我卻沒打，真不專業。那天看完心理醫師之後，我在路上經過梅西百貨（Macy’s）順便逛了一下，殊不知等我走出來時，已經買了我人生第一台電視機。我把這台美國無線電公司（R C A）生產的十九吋黑白電視帶回當時位於東七十五街、恰好在高架地鐵底下的獨居公寓，心裡早就已經把心理醫師忘得一乾二淨。那台電視我從來不關，尤其是朋友打來談心的時候更是不關，因為電視讓我分心的程度，恰好能讓我不再被朋友的苦水與問題所影響。真是像魔法一樣呢。我當時租的公寓就在雪莉女郎酒吧（Shirley’s Pin-Up Bar）的樓上，當時一位叫作美寶．梅爾瑟（Mabel Mercer）的卡巴來（cabaret）爵士樂歌手常光顧這間店，有時還會上台演唱 〈你真可愛〉（You’re So Adorable）。買了電視之後，我的居住安排也起了全新變化。我住的那棟大樓是五層樓高的樓梯公寓，我原本租的是五樓，後來看二樓空了出來，也就一併租了下來，所以現在我家雖然有兩層樓，只是並不連在一起。自從買了電視之後，我就比較常待在有電視的那層樓了。
我決定當獨行俠之後的那些年，我的名聲越來越廣，朋友也越來越多。工作上我表現得還不錯，不只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底下還有幾個幫手，後來幾經輾轉， 這些人也就直接在我的工作室裡住下了。那陣子一切都鬆鬆散散的，很有彈性，工作室裡白天晚上都有人，朋友來看我的時候也帶著朋友一起來。工作室裡的留聲機總是放著歌劇女高音瑪麗亞．卡拉絲（Maria Callas）的曲子；房子裡好多鏡子，好多錫箔。
那時候我的普普藝術宣言已經開始， 所以工作很忙，還有很多畫布要繃，每天從早上十點一路忙到晚上十點，回家睡一覺，隔天再回工作室。結果每每早上一進門，前一晚的人都還在，而且精神還很好，一直與瑪麗亞和鏡子同在。
我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意識到一個人能有多瘋狂。比如，竟然有個年輕女孩就在工作室的電梯裡住了下來，一整個禮拜說什麼也不願意離開，直到大家拒絕再送可樂給她喝為止。我其實也搞不清楚這件事究竟代表了什麼，但既然工作室的租金是我付的，我想怎麼說這都算是我的事了，只是別問我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啊永遠也搞不清楚。
我的工作室位於第四十七街和第三大道上，地點相當好，總是可以看見前往聯合國總部抗議的人群。教宗當時也曾途經四十七街，往聖派翠克大教堂前進；赫魯雪夫（Khrushchev）訪美，也是打這裡經過。那是一條良好又寬敞的街道。這個時期，工作室已經開始有各界名人來訪，想窺探這裡夜以繼日的派對，像是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彼得．方達（Peter Fonda）與丹尼斯．霍柏（Dennis Hopper）、巴尼特．紐曼（Barnett Newman）、茱蒂．嘉蘭（Judy Garland）、滾石樂團（the Rolling Stones）等等。另外地下絲絨（Velvet Underground）也開始在我工作室的某個角落練團，不久之後，我們就辦了一場跨媒材路演，還在一九六三年全國巡迴展出。感覺上，後來的一切似乎都在當時萌芽。反文化、次文化、普普運動、超級巨星、藥物、燈光、迪斯可──所有我們認為「年輕、入時」的事物，似乎都在當時萌芽。無論何時何地都有派對正在進行：要是在地下室找不到，那麼派對就一定是在屋頂上；要是地鐵裡沒有派對，那麼一定會有一個在巴士上；要是船上看不見，那麼派對就一定是辦在自由女神像裡。當時人們無時無刻不為出席派對而盛裝打扮。那時候整個下東城才正要褪去移民色彩，脫胎換骨成為潮流勝地，地下絲絨當時常在史丹利的家（Stanley’s the Dom）演出的歌曲也叫作〈為所有明日的派對〉（All Tomorrow’s Parties）—— 「明天派對這麼多，窮女孩該穿什麼才好呢⋯⋯」這曲子是妮可（Nico）唱的，由地下絲絨伴奏，我好喜歡。
那些時日，所有東西都是奢華的，要是沒錢，根本負擔不起像帕拉佛納妮亞（Paraphernalia）等精品店，或是像泰格．摩斯（Tiger Morse）那樣的設計師所設計的服飾。泰格的衣服其實都是她自己從S・克萊（S. Klein）百貨和梅西百貨買回來的兩塊錢洋裝改造而成。衣服買來後，她會先把上頭的緞帶和花飾拆掉，再拿到自己店裡賣，這一賣標價就成了四百元。泰格對飾品也很有一套，隨便從沃爾沃斯百貨（Woolworth’s）買個什麼東西，上頭再畫點碎花樣式，就能賣上五十塊錢。她總能分辨店裡的客人誰會真的掏出錢包，誰又只是隨便看看，而且出奇地準。我就曾經目睹她盯著一位穿得好看、長得也美的女士，結果一秒不到，她就和對方說：「真抱歉，店裡恐怕沒有適合你的東西呢。」她總是能一眼看穿客人。此外，只要是閃著光發著亮的東西她都買──第一位在衣服上放電池、發明電光裙子的人，就是泰格。
六○年代那時，所有人都對彼此充滿興趣，當然其中藥物也扮演了一定角色，無論是初登社交場合的上流名媛或是車夫、不管是女侍還是官人，所有人在忽然之間都眾生平等了。我有一個來自紐澤西州的朋友叫英格麗德，初踏入所謂的表演事業的她就給自己改了姓。她稱自己為英格麗德．超級巨星（Ingrid Superstar），我相當確定巨星這個詞就是她發明的，至少我常跟人說，誰要是能在英格麗德出名以前的報紙上找到「超級巨星」這個字，歡迎剪下來給我看。那時候，我們兩個參加的派對越多，她的巨星名號就越常見報，不出多久，「超級巨星」這個詞就開始在媒體上流行。我幾個禮拜前還接到英格麗德的電話，她現在在做縫紉活，但「超級巨星」這名字卻仍然是進行式，是不是相當了不起？
六○年代的時候，所有人都對彼此充滿興趣。
七○年代的時候，所有人拋棄了彼此。
六○年代是喧囂的。
七○年代是十分虛空。
我第一次買電視之後，便不再執著於與人親近。當時的我已經受到太多傷害，是只有在你太在乎的時候，才會受到傷害的那種程度。我想我當初的確是把人際關係看得太重了，在那段還沒有人聽過「普普藝術」、「地下電影」或者「巨星」的年代，我讓自己太過在乎。
就那樣在五○年代末期，我和我的電視陷入熱戀，而且這段感情一直持續到今天，直到現在我的臥房裡一次都還可以同時擺上多達四部電視機。然而我和電視只是熱戀而已，若是要說論及婚嫁的對象，還要到一九六四年才真正有譜。那一年，我買了人生第一台錄音機。我的老婆──或說我的錄音機──和我至今已經攜手走過十個年頭。很多人都不懂我平常說「我們」的時候，其實講的就是我和我那台錄音機。
買了錄音機以後，我所剩的感情生活也都跟著結束，但我其實樂見這樣的發展。因為自此之後，對我而言什麼事都不成問題了—— 因為任何問題都可以錄下來，而問題只要一錄下來，就不再是問題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一個有趣的錄音。這個大家都知道，並且願意為了錄音而表演。到最後哪些人講的問題是真的，哪些人又只是為了錄音而誇大其辭，你都分辨不出了。更棒的是，他們真的出了問題、或者只是在演戲，就連當事人都傻傻分不清了。
我想，在六○年代的時候，人們都忘記了感情應有的樣子，而且我不認為自此之後他們可以想得起來。我想，人一旦從某個特定角度看過感情的樣子，你就再也不可能覺得感情是真的。這大概就是我所經歷的轉變。
我其實也不曉得自己能不能愛，但六○年代過去之後， 我再也不去想「愛」了 。
然而，我卻開始對某些人著迷。六○年代的時候，有一個人比所有人都更讓我著迷，而我所經歷的那種著迷，也許和某種類型的愛，確實非常相似。
在我生命的某個階段，就在五○年代末期，我開始發現身邊朋友所面臨的許多問題，竟然也都跑到了我身上。當時有人無可救藥地愛上有夫之婦，有人向我坦承喜歡同性，而我非常欣賞的一個女人，則是出現嚴重精神分裂的徵兆。在那之前，大概是因為我從未把任何問題給確切定義出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可是在那之後，我卻發現身邊朋友所遇上的疑難雜症，竟然像細菌般一個又一個傳染到我身上來。
我於是決定去看心理醫師（當時我認識好多人都在看心理醫師）。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真有什麼問題，也應該想辦法先好好定義出來—— 而不是寄生在朋友的問題裡打轉。
我小時候曾歷經三次精神崩潰，每次都間隔一年，分別發生在八歲、九歲和十歲的時候。這三次發病—— 風濕性舞蹈病—— 都是在暑假第一天，年幼的我不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我抱著查理．麥卡錫（Charlie McCarthy）人偶躺在床上，在電台廣播中度過整個夏天。床單上枕頭下，全是還沒剪下來的剪紙人偶。
我爸爸那時候經常到煤礦場出差，所以我很少見到他。我媽則會用濃濃的捷克腔英語，努力讀故事書給我聽，每回她讀完《迪克．崔西》，我總會說「媽媽謝謝」，可是其實她念的內容，我一個字也沒聽懂。我還記得我有一本著色簿，每畫完一頁，我媽就會給我一條賀喜（Hershey’s）巧克力。
回想高中時期，我真的只記得那時候住在賓州的麥基斯港（McKeesport），每天上學都得走上好長一段路，途中還會經過捷克貧民窟，那些老祖母在沿路的曬衣繩上，掛著一件又一件的連身工作服 。我在學校雖然並不特別受人歡迎，但身邊還是有幾個好朋友。那時候我沒什麼好朋友，但我並不想這樣，每次看到其他同學互相傾訴心聲，總會覺得自己好像被冷落了。我想，大概就是因為我不是那種別人會想要談心的類型，所以總是沒人找我傾訴。那時候我和同學們每天都會經過一座橋，橋下全是用過的保險套。我說出心裡的疑惑，問大家橋些那些是什麼東西，同學就只是笑。某年夏天，我在百貨公司找了份工作，替一位叫沃莫（Vollmer）的先生讀《時尚》（Vogue）和《哈潑時尚》（Harper’s Bazaar） ，以及其他來自歐洲的時尚雜誌，幫忙尋找「靈感」。他當時每小時雖然付我五十分錢，但我卻不記得曾經替他找到過什麼新想法。我因為沃莫是紐約人而相當崇拜他，對當時的我來說，來自紐約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但我當時倒也沒有因此想要去紐約闖闖的念頭就是了。
十八歲那年，我朋友把我裝進克羅格超市（Kroger）的購物袋，拎著我上紐約。那時候我還是希望可以和人親近一點，一心想著要和室友當好朋友，彼此互相傾訴心聲，但最後卻總是發現他們不想要朋友，只想多找個人分攤租金。有一陣子我和十七個人分租公寓，住在曼哈頓大道和一○三街路口的地下室，但十七個人裡，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和我分享生活困境。這十七個也全都是搞創意的小孩，所以我們的公寓多少也有點像藝術公社，照理說搞藝術的人問題應該不少才對，但卻從來沒有人找我傾訴。不過老實講，我那時候的工時很長，所以就算有人願意對我訴說，我搞不好也沒時間聽。無論如何，我還是因為沒有談心朋友，覺得自己孤零零的，有點受傷。
當時我白天四處找工作，晚上則是回家畫圖，畫賀卡、畫水彩，偶爾再到咖啡館看詩歌朗誦，這就是我五○年代的生活。
當時除了漫漫無盡的工時以外，那段日子裡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蟑螂。我前前後後在紐約住了不少間公寓，但每一間蟑螂都好多。有一次我到《哈潑時尚》找當時的主編凱美爾．史諾（Carmel Snow）面試，結果一拉開作品集的拉鍊，裡頭就爬出一隻蟑螂，沿著桌腳窸窣而去。當下的那種羞恥感，我還真是永遠也忘不了。史諾應該是看我好可憐，也就答應僱用我。我有過好多室友。現在我在紐約要是晚上出門約會，都還是會撞見老室友，而這些老室友看見我的約會對象，自我介紹起來也總是那一句：「我是安迪以前的室友。」我臉色頓時發白──當然我已經夠白了。等到一而再再而三在路上遇見老室友，我的那些約會對象也就開始納悶，明明我在他們心中就是個獨行俠，怎麼可能和這麼多人同居過？當然，現在很多人都覺得我就是六○年代的派對常客，一登場少說就有六個「隨扈」在側，到底我怎麼敢宣稱自己是「獨行俠」？—— 且讓我來稍作解釋：我的人生當中有幾段日子是我覺得最合群也最想結交摯友的時期，只可惜不能如願，所以即使我當時看上去總是獨來獨往，說穿了我其實非常想要有朋友在身邊。直到某一天，我心想算了，不如一個人就好，反正別人的心聲也沒什麼好聽的，結果這麼一想，反而許許多多我根本見也沒見過的人，全都找上門來，開始對我傾訴我已經打定主意不去聽的事情。總而言之，我一下定決心開始孤獨的那一刻，我身邊也多了一群各位口中的「追隨者」。
不管是什麼東西，哪天你不要它了，那東西就會自己找上門。我發現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總之我開始覺得自己被朋友的問題傳染，所以我就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找了個心理醫師，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訴他。我講了我這一生以來的大小事情，也告訴他我原本其實什麼毛病也沒有，但現在卻開始染上朋友的問題。他聽完只告訴我會再透過電話約診，到時候再進一步聊聊，可是後來我始終沒有接到那通電話。現在回想，那傢伙明明說要打給我卻沒打，真不專業。那天看完心理醫師之後，我在路上經過梅西百貨（Macy’s）順便逛了一下，殊不知等我走出來時，已經買了我人生第一台電視機。我把這台美國無線電公司（R C A）生產的十九吋黑白電視帶回當時位於東七十五街、恰好在高架地鐵底下的獨居公寓，心裡早就已經把心理醫師忘得一乾二淨。那台電視我從來不關，尤其是朋友打來談心的時候更是不關，因為電視讓我分心的程度，恰好能讓我不再被朋友的苦水與問題所影響。真是像魔法一樣呢。我當時租的公寓就在雪莉女郎酒吧（Shirley’s Pin-Up Bar）的樓上，當時一位叫作美寶．梅爾瑟（Mabel Mercer）的卡巴來（cabaret）爵士樂歌手常光顧這間店，有時還會上台演唱 〈你真可愛〉（You’re So Adorable）。買了電視之後，我的居住安排也起了全新變化。我住的那棟大樓是五層樓高的樓梯公寓，我原本租的是五樓，後來看二樓空了出來，也就一併租了下來，所以現在我家雖然有兩層樓，只是並不連在一起。自從買了電視之後，我就比較常待在有電視的那層樓了。
我決定當獨行俠之後的那些年，我的名聲越來越廣，朋友也越來越多。工作上我表現得還不錯，不只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底下還有幾個幫手，後來幾經輾轉， 這些人也就直接在我的工作室裡住下了。那陣子一切都鬆鬆散散的，很有彈性，工作室裡白天晚上都有人，朋友來看我的時候也帶著朋友一起來。工作室裡的留聲機總是放著歌劇女高音瑪麗亞．卡拉絲（Maria Callas）的曲子；房子裡好多鏡子，好多錫箔。
那時候我的普普藝術宣言已經開始， 所以工作很忙，還有很多畫布要繃，每天從早上十點一路忙到晚上十點，回家睡一覺，隔天再回工作室。結果每每早上一進門，前一晚的人都還在，而且精神還很好，一直與瑪麗亞和鏡子同在。
我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意識到一個人能有多瘋狂。比如，竟然有個年輕女孩就在工作室的電梯裡住了下來，一整個禮拜說什麼也不願意離開，直到大家拒絕再送可樂給她喝為止。我其實也搞不清楚這件事究竟代表了什麼，但既然工作室的租金是我付的，我想怎麼說這都算是我的事了，只是別問我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啊永遠也搞不清楚。
我的工作室位於第四十七街和第三大道上，地點相當好，總是可以看見前往聯合國總部抗議的人群。教宗當時也曾途經四十七街，往聖派翠克大教堂前進；赫魯雪夫（Khrushchev）訪美，也是打這裡經過。那是一條良好又寬敞的街道。這個時期，工作室已經開始有各界名人來訪，想窺探這裡夜以繼日的派對，像是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彼得．方達（Peter Fonda）與丹尼斯．霍柏（Dennis Hopper）、巴尼特．紐曼（Barnett Newman）、茱蒂．嘉蘭（Judy Garland）、滾石樂團（the Rolling Stones）等等。另外地下絲絨（Velvet Underground）也開始在我工作室的某個角落練團，不久之後，我們就辦了一場跨媒材路演，還在一九六三年全國巡迴展出。感覺上，後來的一切似乎都在當時萌芽。反文化、次文化、普普運動、超級巨星、藥物、燈光、迪斯可──所有我們認為「年輕、入時」的事物，似乎都在當時萌芽。無論何時何地都有派對正在進行：要是在地下室找不到，那麼派對就一定是在屋頂上；要是地鐵裡沒有派對，那麼一定會有一個在巴士上；要是船上看不見，那麼派對就一定是辦在自由女神像裡。當時人們無時無刻不為出席派對而盛裝打扮。那時候整個下東城才正要褪去移民色彩，脫胎換骨成為潮流勝地，地下絲絨當時常在史丹利的家（Stanley’s the Dom）演出的歌曲也叫作〈為所有明日的派對〉（All Tomorrow’s Parties）—— 「明天派對這麼多，窮女孩該穿什麼才好呢⋯⋯」這曲子是妮可（Nico）唱的，由地下絲絨伴奏，我好喜歡。
那些時日，所有東西都是奢華的，要是沒錢，根本負擔不起像帕拉佛納妮亞（Paraphernalia）等精品店，或是像泰格．摩斯（Tiger Morse）那樣的設計師所設計的服飾。泰格的衣服其實都是她自己從S・克萊（S. Klein）百貨和梅西百貨買回來的兩塊錢洋裝改造而成。衣服買來後，她會先把上頭的緞帶和花飾拆掉，再拿到自己店裡賣，這一賣標價就成了四百元。泰格對飾品也很有一套，隨便從沃爾沃斯百貨（Woolworth’s）買個什麼東西，上頭再畫點碎花樣式，就能賣上五十塊錢。她總能分辨店裡的客人誰會真的掏出錢包，誰又只是隨便看看，而且出奇地準。我就曾經目睹她盯著一位穿得好看、長得也美的女士，結果一秒不到，她就和對方說：「真抱歉，店裡恐怕沒有適合你的東西呢。」她總是能一眼看穿客人。此外，只要是閃著光發著亮的東西她都買──第一位在衣服上放電池、發明電光裙子的人，就是泰格。
六○年代那時，所有人都對彼此充滿興趣，當然其中藥物也扮演了一定角色，無論是初登社交場合的上流名媛或是車夫、不管是女侍還是官人，所有人在忽然之間都眾生平等了。我有一個來自紐澤西州的朋友叫英格麗德，初踏入所謂的表演事業的她就給自己改了姓。她稱自己為英格麗德．超級巨星（Ingrid Superstar），我相當確定巨星這個詞就是她發明的，至少我常跟人說，誰要是能在英格麗德出名以前的報紙上找到「超級巨星」這個字，歡迎剪下來給我看。那時候，我們兩個參加的派對越多，她的巨星名號就越常見報，不出多久，「超級巨星」這個詞就開始在媒體上流行。我幾個禮拜前還接到英格麗德的電話，她現在在做縫紉活，但「超級巨星」這名字卻仍然是進行式，是不是相當了不起？
六○年代的時候，所有人都對彼此充滿興趣。
七○年代的時候，所有人拋棄了彼此。
六○年代是喧囂的。
七○年代是十分虛空。
我第一次買電視之後，便不再執著於與人親近。當時的我已經受到太多傷害，是只有在你太在乎的時候，才會受到傷害的那種程度。我想我當初的確是把人際關係看得太重了，在那段還沒有人聽過「普普藝術」、「地下電影」或者「巨星」的年代，我讓自己太過在乎。
就那樣在五○年代末期，我和我的電視陷入熱戀，而且這段感情一直持續到今天，直到現在我的臥房裡一次都還可以同時擺上多達四部電視機。然而我和電視只是熱戀而已，若是要說論及婚嫁的對象，還要到一九六四年才真正有譜。那一年，我買了人生第一台錄音機。我的老婆──或說我的錄音機──和我至今已經攜手走過十個年頭。很多人都不懂我平常說「我們」的時候，其實講的就是我和我那台錄音機。
買了錄音機以後，我所剩的感情生活也都跟著結束，但我其實樂見這樣的發展。因為自此之後，對我而言什麼事都不成問題了—— 因為任何問題都可以錄下來，而問題只要一錄下來，就不再是問題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一個有趣的錄音。這個大家都知道，並且願意為了錄音而表演。到最後哪些人講的問題是真的，哪些人又只是為了錄音而誇大其辭，你都分辨不出了。更棒的是，他們真的出了問題、或者只是在演戲，就連當事人都傻傻分不清了。
我想，在六○年代的時候，人們都忘記了感情應有的樣子，而且我不認為自此之後他們可以想得起來。我想，人一旦從某個特定角度看過感情的樣子，你就再也不可能覺得感情是真的。這大概就是我所經歷的轉變。
我其實也不曉得自己能不能愛，但六○年代過去之後， 我再也不去想「愛」了 。
然而，我卻開始對某些人著迷。六○年代的時候，有一個人比所有人都更讓我著迷，而我所經歷的那種著迷，也許和某種類型的愛，確實非常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