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走進城市大花園
從父親家族的淡水，到母親娘家的大稻埕，我從小在淡水河岸這兩地來來去去，靠的是鐵路。媽媽說，我小時候坐火車一定把膝蓋跪在椅子上，趴在窗邊朝外看，我喜歡看樹飛過、觀察車子和房子的模樣，搞得鄰座大人常被我的小鞋底蹭到很不高興。
小學畢業後，我考取成淵中學初中部，從此，這條淡水線鐵路更成了每天上學通車必經之路。我記憶很清晰，我每天清晨六點三十五分從家裡衝出門，快跑兩百公尺趕搭六點三十七分這班火車上學，從淡水經關渡、北投、士林到雙連，這一路車窗外所見的地景，默默形塑了我對臺灣城鎮最初的記憶與感受。
火車不長，約僅五、六節，蒸汽火車頭噗噗冒著白煙，車廂裡沒有空調，窗戶敞開，所以經過關渡附近的山洞時我得憋住氣，免得吸到轟轟吹進來的煤煙。五十幾分鐘的車程，我的心情總隨著越來越靠近學校的雙連站而沉重起來，擔心著沒寫完的作業，或還沒背熟的課文。放學則全是另一番心境，返程一站比一站輕快，有時我中途就在北投站下車，和同學到附近籃球場打個球再回家。
那種臨近學校的壓力，倒不是功課重，而是十來歲的年紀還愛玩，要我們好好坐在桌邊背課文，實在興趣索然。回想起來，那時上課的方法也不對，教數學背公式，學英文從文法分析開始，當然都很枯燥，因此後來我自己當老師後，更能體會若學生對學問沒興趣，主要責任不在學生，而是老師與教材。
除了鐵路印象，在圓山與劍潭之間那座橫跨淡水河的中山橋，是我初中學校春假遠足必經的記憶。我們所有學生列隊，從雙連一路徒步走到陽明山上踏青，途經的這座中山橋昔稱「明治橋」，有三個相連的弧形拱，倒映在河中的曲線非常優美，橋下還有一些船隻，張帆往來，南畔則有兒童樂園及動物園。
這項徒步遠足的日式教育傳統，源於教務主任楊訓庭。考上成淵初中爸爸帶我去註冊的第一天，就在校園與他欣喜相逢，原來他是爸爸臺北工業學校同屆的應用化學科同學。但兩個大人站著寒暄時，我心裡直想著可別被主任認得了，否則往後三年的日子，麻煩啊。
初中時，我一個淡水孩子到了臺北城市，大開眼界，很羨慕臺北同學世面見得比我廣。包括美術課堂上，我的老師洪再榮是不透明水彩畫家，用彩像油畫一般濃，和我從小跟畫家陳敬輝學的淡彩風格很不一樣，也讓我刷新視野。
我讀淡水國小時，陳敬輝在淡江中學教書，寒暑假開設兒童繪畫班，教室在牛津學堂，招收淡水地區小孩，我就在那群小學童之中。他教我們粉蠟筆畫，也常帶我們出外寫生，從牛津學堂到紅毛城，走到哪畫到哪，結業時表現優秀的同學獎品是一盒四十色的粉蠟筆，還附一個透明的提袋，對當年的我別具吸引力。
陳敬輝是日治時期出名的畫家，出生後過繼給淡水的牧師舅舅陳清義，舅媽是馬偕的長女偕瑪連（Mary Ellen Mackay），他因而成為馬偕家族的一員。他幼時便到京都生活、求學，受完整的學院美術教育，1930年代初與日本太太中村春子返臺，終生任教於淡江中學（原淡水中學校，戰後改名淡江高級中學），後來校內的大禮拜堂外觀也出自他的設計。
我小學時參加兒童繪畫班，但真正成為陳敬輝的「入室弟子」是在初中。而這便得從我媽媽說起了。
＊＊＊
我母親那輩受日本文化影響深，從小家人喊她日文名「えいこ」（發音eiko），就是由她名字中的「英」而來的「英子」。她是家裡唯一沒被送養的女兒，受的教育高，讀到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三高女，今中山女高），和前總統李登輝夫人曾文惠是同班同學，都住大稻埕一帶。媽媽說當年走路上學，路途遙遠，中間還得越過一條大水溝（今新生北路），她們因為同路，變得特別熟。巧的是，李登輝家在三芝，他的父親李金龍，和我祖母也是小學同學。
三高女很重視藝術教育，媽媽回憶在學校要學刺繡、風琴、繪畫等等，彷彿女子才德的「全方位訓練」。這是源於日本在明治維新接觸西方思想後，認知到女性角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因此開始廣設女子學校，好讓女性具備足夠知識和才能，肩負起「賢妻良母」教養後代之責。
媽媽畢業隔年、十九歲便嫁給爸爸。從小，我眼中的媽媽很「日本派」，她和我祖母一樣做衣服的手藝很好，在家裡會彈琴，喜歡日本女星若尾文子、吉永小百合，愛聽美空雲雀和松山惠子等，家裡買了很多日本唱片，我喜歡音樂就是受她影響。
媽媽也很注重小孩的教育，那年代沒什麼圖畫書，她卻不知從哪買到一本國外的火車故 事書，就算自己看不懂英文，也能照著圖畫，一頁頁生動地講著小火車爬坡、下坡的故事給我聽，那是我對「書」最早的記憶。
因為日本話講得很好，媽媽和淡水的「日本太太」們很熟──我們台語叫「日本婆仔」， 她們多在戰前嫁給醫生或老師等上流階層的臺灣人，氣質優雅，生活也自成一圈。其中，我媽媽帶著姊姊一起去學「未生流」插花的日本老師，就是淡江中學地理老師張青山的太太。
這些太太們碰頭時常交換「相夫教子」的資訊，因此，當媽媽得知這位插花老師的兒子在陳敬輝家中學畫時，心想我也該正式「拜師」，就帶著我去敲了淡江中學宿舍陳老師家的門。
此後，初中的每週日早晨，我都會到陳敬輝的日式宿舍家裡上課。媽媽和他太太見面總是相談愉快，我耳際常飄過「まあまあね」（普普通通）、「安い」（便宜）幾個日文單字， 想必是主婦的話家常。
有一回我到他家，陳敬輝正在畫一幅日本畫（膠彩畫），他指著筆下穿藍色喇叭褲的女士告訴我：「這張畫最重要的就是由上到下的腿部線條，必須把腿的比例、肌肉的肥瘦抓得很準。」那幅作品即後來知名的〈少女〉。
我學的是水彩，有次我畫了一幅淡水的船，他卻反過來說：「船底的陰影，應該畫得更暗。」我困惑地想，老師為何一下子講線條、一下子重視明暗？現在我當然懂得他是「因材施教」，我畫不出立體感時，他教我光影；看我輪廓掌握不好，要我注意線條。
姊姊讀淡江中學，美術老師就是陳敬輝，她說上課時如果有人打瞌睡，老師能立刻在黑板上把同學的睡姿畫下來，畫得維妙維肖。不過那個年代，當畫家仍被視為謀生不易的清苦一途，因此陳敬輝曾特意向我媽媽說：「孩子學畫，將來不一定要當畫家，學工程或科學也要會畫圖啊。」算是對家長「打預防針」。
現在的我，偶爾也為淡水地區的國小兒童導覽古蹟、帶領寫生，穿街走巷經過各個景點 時，總會憶起陳敬輝帶我們畫過的圖。我想，他對我最大的啟蒙是，讓我從小就熟悉並喜歡上描摹建築。
畫畫和數學、英文一樣，都不應該死板。每當眼前的小朋友嚷嚷著「我畫歪了」、「我畫得不像」時，我就大力稱讚：「亂畫就好，畫得不像最好！」繪畫不必追求像，而應是一種「意外的發揮」，比如見到一個人，憑你觀察到的模樣，把他畫成一頭豬、一隻猴子，甚至是外星人。
當我們拿起畫筆，不是沿著路走，而是像在草原上撒腿奔跑，是毫無邊界，沒有盡頭的。
除了繪畫，我對古蹟的最早啟蒙也很偶然地來自初中。初一時，坐我隔壁的同學林俊賢對我說，他家住在一個大花園，裡面有涼亭、小橋和流水，我聽了很好奇，暑假專程自己搭火車到板橋他家一探究竟，果然見到有如歌仔戲布景裡的亭臺樓閣，但園裡也有許多違建的房子，有點破落。
那是我人生初次走進板橋林家花園（林本源園邸），當年我十四歲，感覺庭院幽深，大得讓我走不完。林家花園在十九世紀末第三代林維源時大功告成，他將榕蔭大池、迴廊和建築統攝成宏偉的園林，我同學就住在其中五落大厝旁的「白花廳」。
1978年，臺灣大學土木所都計室（全名都市計劃組，臺大建築與城鄉所前身）受託進行林家花園的修復調查研究，我也成為計畫一員，在斷垣殘壁與荒煙蔓草中測繪考證。1980年代林家花園展開大規模整建，我又參與其中，期間我與一同開會的林家老先生攀談，得知他是林維源的孫子，也正是我同學的父親林子畏。不過此時的五落大厝和白花廳，都已被夷為平地。
初中畢業後，我再也沒見過那位同學，但經由他的牽引，我一腳踏進這座古典的百年園林，初次感到逝去的歷史彷彿正藉著建築在細細訴說著什麼，此後，一路越走越深。
從父親家族的淡水，到母親娘家的大稻埕，我從小在淡水河岸這兩地來來去去，靠的是鐵路。媽媽說，我小時候坐火車一定把膝蓋跪在椅子上，趴在窗邊朝外看，我喜歡看樹飛過、觀察車子和房子的模樣，搞得鄰座大人常被我的小鞋底蹭到很不高興。
小學畢業後，我考取成淵中學初中部，從此，這條淡水線鐵路更成了每天上學通車必經之路。我記憶很清晰，我每天清晨六點三十五分從家裡衝出門，快跑兩百公尺趕搭六點三十七分這班火車上學，從淡水經關渡、北投、士林到雙連，這一路車窗外所見的地景，默默形塑了我對臺灣城鎮最初的記憶與感受。
火車不長，約僅五、六節，蒸汽火車頭噗噗冒著白煙，車廂裡沒有空調，窗戶敞開，所以經過關渡附近的山洞時我得憋住氣，免得吸到轟轟吹進來的煤煙。五十幾分鐘的車程，我的心情總隨著越來越靠近學校的雙連站而沉重起來，擔心著沒寫完的作業，或還沒背熟的課文。放學則全是另一番心境，返程一站比一站輕快，有時我中途就在北投站下車，和同學到附近籃球場打個球再回家。
那種臨近學校的壓力，倒不是功課重，而是十來歲的年紀還愛玩，要我們好好坐在桌邊背課文，實在興趣索然。回想起來，那時上課的方法也不對，教數學背公式，學英文從文法分析開始，當然都很枯燥，因此後來我自己當老師後，更能體會若學生對學問沒興趣，主要責任不在學生，而是老師與教材。
除了鐵路印象，在圓山與劍潭之間那座橫跨淡水河的中山橋，是我初中學校春假遠足必經的記憶。我們所有學生列隊，從雙連一路徒步走到陽明山上踏青，途經的這座中山橋昔稱「明治橋」，有三個相連的弧形拱，倒映在河中的曲線非常優美，橋下還有一些船隻，張帆往來，南畔則有兒童樂園及動物園。
這項徒步遠足的日式教育傳統，源於教務主任楊訓庭。考上成淵初中爸爸帶我去註冊的第一天，就在校園與他欣喜相逢，原來他是爸爸臺北工業學校同屆的應用化學科同學。但兩個大人站著寒暄時，我心裡直想著可別被主任認得了，否則往後三年的日子，麻煩啊。
初中時，我一個淡水孩子到了臺北城市，大開眼界，很羨慕臺北同學世面見得比我廣。包括美術課堂上，我的老師洪再榮是不透明水彩畫家，用彩像油畫一般濃，和我從小跟畫家陳敬輝學的淡彩風格很不一樣，也讓我刷新視野。
我讀淡水國小時，陳敬輝在淡江中學教書，寒暑假開設兒童繪畫班，教室在牛津學堂，招收淡水地區小孩，我就在那群小學童之中。他教我們粉蠟筆畫，也常帶我們出外寫生，從牛津學堂到紅毛城，走到哪畫到哪，結業時表現優秀的同學獎品是一盒四十色的粉蠟筆，還附一個透明的提袋，對當年的我別具吸引力。
陳敬輝是日治時期出名的畫家，出生後過繼給淡水的牧師舅舅陳清義，舅媽是馬偕的長女偕瑪連（Mary Ellen Mackay），他因而成為馬偕家族的一員。他幼時便到京都生活、求學，受完整的學院美術教育，1930年代初與日本太太中村春子返臺，終生任教於淡江中學（原淡水中學校，戰後改名淡江高級中學），後來校內的大禮拜堂外觀也出自他的設計。
我小學時參加兒童繪畫班，但真正成為陳敬輝的「入室弟子」是在初中。而這便得從我媽媽說起了。
＊＊＊
我母親那輩受日本文化影響深，從小家人喊她日文名「えいこ」（發音eiko），就是由她名字中的「英」而來的「英子」。她是家裡唯一沒被送養的女兒，受的教育高，讀到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三高女，今中山女高），和前總統李登輝夫人曾文惠是同班同學，都住大稻埕一帶。媽媽說當年走路上學，路途遙遠，中間還得越過一條大水溝（今新生北路），她們因為同路，變得特別熟。巧的是，李登輝家在三芝，他的父親李金龍，和我祖母也是小學同學。
三高女很重視藝術教育，媽媽回憶在學校要學刺繡、風琴、繪畫等等，彷彿女子才德的「全方位訓練」。這是源於日本在明治維新接觸西方思想後，認知到女性角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因此開始廣設女子學校，好讓女性具備足夠知識和才能，肩負起「賢妻良母」教養後代之責。
媽媽畢業隔年、十九歲便嫁給爸爸。從小，我眼中的媽媽很「日本派」，她和我祖母一樣做衣服的手藝很好，在家裡會彈琴，喜歡日本女星若尾文子、吉永小百合，愛聽美空雲雀和松山惠子等，家裡買了很多日本唱片，我喜歡音樂就是受她影響。
媽媽也很注重小孩的教育，那年代沒什麼圖畫書，她卻不知從哪買到一本國外的火車故 事書，就算自己看不懂英文，也能照著圖畫，一頁頁生動地講著小火車爬坡、下坡的故事給我聽，那是我對「書」最早的記憶。
因為日本話講得很好，媽媽和淡水的「日本太太」們很熟──我們台語叫「日本婆仔」， 她們多在戰前嫁給醫生或老師等上流階層的臺灣人，氣質優雅，生活也自成一圈。其中，我媽媽帶著姊姊一起去學「未生流」插花的日本老師，就是淡江中學地理老師張青山的太太。
這些太太們碰頭時常交換「相夫教子」的資訊，因此，當媽媽得知這位插花老師的兒子在陳敬輝家中學畫時，心想我也該正式「拜師」，就帶著我去敲了淡江中學宿舍陳老師家的門。
此後，初中的每週日早晨，我都會到陳敬輝的日式宿舍家裡上課。媽媽和他太太見面總是相談愉快，我耳際常飄過「まあまあね」（普普通通）、「安い」（便宜）幾個日文單字， 想必是主婦的話家常。
有一回我到他家，陳敬輝正在畫一幅日本畫（膠彩畫），他指著筆下穿藍色喇叭褲的女士告訴我：「這張畫最重要的就是由上到下的腿部線條，必須把腿的比例、肌肉的肥瘦抓得很準。」那幅作品即後來知名的〈少女〉。
我學的是水彩，有次我畫了一幅淡水的船，他卻反過來說：「船底的陰影，應該畫得更暗。」我困惑地想，老師為何一下子講線條、一下子重視明暗？現在我當然懂得他是「因材施教」，我畫不出立體感時，他教我光影；看我輪廓掌握不好，要我注意線條。
姊姊讀淡江中學，美術老師就是陳敬輝，她說上課時如果有人打瞌睡，老師能立刻在黑板上把同學的睡姿畫下來，畫得維妙維肖。不過那個年代，當畫家仍被視為謀生不易的清苦一途，因此陳敬輝曾特意向我媽媽說：「孩子學畫，將來不一定要當畫家，學工程或科學也要會畫圖啊。」算是對家長「打預防針」。
現在的我，偶爾也為淡水地區的國小兒童導覽古蹟、帶領寫生，穿街走巷經過各個景點 時，總會憶起陳敬輝帶我們畫過的圖。我想，他對我最大的啟蒙是，讓我從小就熟悉並喜歡上描摹建築。
畫畫和數學、英文一樣，都不應該死板。每當眼前的小朋友嚷嚷著「我畫歪了」、「我畫得不像」時，我就大力稱讚：「亂畫就好，畫得不像最好！」繪畫不必追求像，而應是一種「意外的發揮」，比如見到一個人，憑你觀察到的模樣，把他畫成一頭豬、一隻猴子，甚至是外星人。
當我們拿起畫筆，不是沿著路走，而是像在草原上撒腿奔跑，是毫無邊界，沒有盡頭的。
除了繪畫，我對古蹟的最早啟蒙也很偶然地來自初中。初一時，坐我隔壁的同學林俊賢對我說，他家住在一個大花園，裡面有涼亭、小橋和流水，我聽了很好奇，暑假專程自己搭火車到板橋他家一探究竟，果然見到有如歌仔戲布景裡的亭臺樓閣，但園裡也有許多違建的房子，有點破落。
那是我人生初次走進板橋林家花園（林本源園邸），當年我十四歲，感覺庭院幽深，大得讓我走不完。林家花園在十九世紀末第三代林維源時大功告成，他將榕蔭大池、迴廊和建築統攝成宏偉的園林，我同學就住在其中五落大厝旁的「白花廳」。
1978年，臺灣大學土木所都計室（全名都市計劃組，臺大建築與城鄉所前身）受託進行林家花園的修復調查研究，我也成為計畫一員，在斷垣殘壁與荒煙蔓草中測繪考證。1980年代林家花園展開大規模整建，我又參與其中，期間我與一同開會的林家老先生攀談，得知他是林維源的孫子，也正是我同學的父親林子畏。不過此時的五落大厝和白花廳，都已被夷為平地。
初中畢業後，我再也沒見過那位同學，但經由他的牽引，我一腳踏進這座古典的百年園林，初次感到逝去的歷史彷彿正藉著建築在細細訴說著什麼，此後，一路越走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