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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就是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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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解讀、參與空間

空間就如同時間一樣,我們每日在其中生活、流動與呼吸。然而空間絕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存在或是人們活動的背景,它一方面滿足人類遮蔽、安全與舒適的需求,一方面更展現了人們在某時某地的社會文化價值與心理認同。

大型的廣場與建築,令人感到疏離、壓迫或敬畏。像中正紀念堂廣場,就藉由龐大的空間尺度來傳達政治的權威。西方縱深很長的教堂,讓進去膜拜的信徒,在行進的過程中,不斷培養尊崇、震懾的情緒,達到虔誠信奉的效果。從天安門廣場經過午門到達紫禁城的太和殿這條軸線,與其說是長,倒不如說是一步步通往天的高度。而小型廣場與建築則使人覺得親切可愛,迪斯奈樂園中的建築物特別設計成只有正常尺度的四分之三,就是為了我們的身體經驗而刻意創造出的場景。

建築空間的生產離不開背後的權力運作,而具體存在的空間又形塑了我們的社會關係。例如都市設計可以作為種族與階級隔離的工具。美國洛杉磯市利用無所不在的電眼、私人雇用的警察、上鎖的垃圾桶、無法躺臥的巴士站半圓形候車座椅、裝有夜間自動灑水裝備的草坪,以防止所謂「行為不合宜」的人停留在社區內,達成種族與階級隔離的目的。女生宿舍的門禁、青少年宵禁也是掌握權力資源的大人,利用空間來控制弱勢族群的活動與成長空間。

日常生活中空間的命名,也顯示了空間的權力關係,從早期各個市鎮火車站前的中山路與中正路,各地可見的仁愛國小、忠孝大樓,到台北市以大陸城市版圖為命名基礎的街道名稱,如廣州街、廈門街、迪化街等,無不傳達了政權當時的意識形態。有些原來富有地理與歷史意義的地名,如「水景頭」,也因為政權轉移,而為一個毫無脈絡的名稱「仁愛」所取代。台北市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改成凱達格蘭大道,其間各種利益、意識形態與認同的競逐與糾葛,也值得我們省思。

空間也與人們的詮釋以及生活經驗穿透交織在一起,而展現不同的意義。像新公園,過去是清朝帝國的信仰中心、日本殖民時期城內的教化公園,到戰後成為首都特區的禁忌綠地,現在又以過去的禁忌命名,改為二二八和平公園。然而,在人民集體歷史的書寫中,新公園呈現完全不一樣的意義。它曾經是我在宜蘭讀小學的時候,到台北城必定會攝影留念的地點;博物館和魚池留下了許多親子同遊的身影;而夜晚華麗喧鬧的新公園,是某些受到社會異性戀霸權龐大壓力下的同志,尋求情慾取向認同的場所。同志團體舉辦的「彩虹、同志、夢公園」活動,又將新公園轉化成為反抗的據點,持續為解除社會對同志的壓迫而努力。

每個人都有能力創造與改造空間。在我們認識空間的同時,應該嘗試去改善空間,讓空間更適合我們的行動與想像。從周圍的環境做起,自己動手做書架、改善家庭中的個人空間、消除都市中黑暗危險的死角、創造社區中鄰居聚集相互學習的空間角落,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常民建築師。改變我們每日生活空間的行動本身,就是在賦予自己一個界定自我的機會,而形塑我們的空間就是在形塑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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