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見證條約時代的開始──
一八六〇年菲利斯．比托記錄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英法聯軍燒燬圓明園後，威脅要攻佔紫禁城，逼迫清政府交換《天津條約》，並加訂了《北京條約》，主要內容包括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增開天津、南京等十餘城市為通商口岸，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內陸自由旅行經商，外國商船可以在長江自由航行，外國軍艦可在中國水域航行，外國人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給予英法兩國巨額戰爭賠款等。條約簽訂後，隨軍參戰的英軍士兵羅亨利欣喜若狂地寫道：「它不僅標誌著中華帝國歷史上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且隨著四萬萬人加入文明國家的大合唱，它還標誌著整個世界歷史新時代的開端。」
的確，《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西方可以確認終於打敗了東方最強大的國家；也標誌著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條約時代。《劍橋中國晚清史》的作者稱西方列強通過戰爭開創了不平等條約制度，使得中國的主權在自己的國土上被掩蓋或取消，此後外患日甚。而菲利斯．比托作為一八六〇年英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隨軍攝影師，成為進入中國的第一名西方攝影記者，在近一年時間中，用鏡頭記錄了英法聯軍在中國攻城略地的武功和燒殺搶掠的偉績，也見證了寫滿屈辱的中國條約時代的開始。如果說《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是文字上確定了西方對中國的征服，那麼菲利斯．比托的照片就是這種征服的圖片證明。
一、從塞瓦斯托波爾圍困戰到「印度兵變」
作為十九世紀最著名的攝影家之一，比托曾留給攝影史的難題是其身世的迷離。二〇〇四年之前，他的出生地和出生年月有幾種說法。直到二〇〇四年，一位研究者在查閱殖民時期英國政府印度事務辦公室的檔案時，偶然發現了一八五八年三月十八日，該辦公室在給比托頒發印度旅行許可證時留下的備案文件，裡面有比托自己填寫的個人資料：時年二十五歲，出生地是科孚島（CorfuIsland），該島當時正由英國管理（後來歸希臘）。至此，比托的出生時間和出生地才有了一個結論。第一章 見證條約時代的開始──
一八六〇年菲利斯．比托記錄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英法聯軍燒燬圓明園後，威脅要攻佔紫禁城，逼迫清政府交換《天津條約》，並加訂了《北京條約》，主要內容包括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增開天津、南京等十餘城市為通商口岸，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內陸自由旅行經商，外國商船可以在長江自由航行，外國軍艦可在中國水域航行，外國人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給予英法兩國巨額戰爭賠款等。條約簽訂後，隨軍參戰的英軍士兵羅亨利欣喜若狂地寫道：「它不僅標誌著中華帝國歷史上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且隨著四萬萬人加入文明國家的大合唱，它還標誌著整個世界歷史新時代的開端。」
的確，《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西方可以確認終於打敗了東方最強大的國家；也標誌著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條約時代。《劍橋中國晚清史》的作者稱西方列強通過戰爭開創了不平等條約制度，使得中國的主權在自己的國土上被掩蓋或取消，此後外患日甚。而菲利斯．比托作為一八六〇年英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隨軍攝影師，成為進入中國的第一名西方攝影記者，在近一年時間中，用鏡頭記錄了英法聯軍在中國攻城略地的武功和燒殺搶掠的偉績，也見證了寫滿屈辱的中國條約時代的開始。如果說《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是文字上確定了西方對中國的征服，那麼菲利斯．比托的照片就是這種征服的圖片證明。
一、從塞瓦斯托波爾圍困戰到「印度兵變」
作為十九世紀最著名的攝影家之一，比托曾留給攝影史的難題是其身世的迷離。二〇〇四年之前，他的出生地和出生年月有幾種說法。直到二〇〇四年，一位研究者在查閱殖民時期英國政府印度事務辦公室的檔案時，偶然發現了一八五八年三月十八日，該辦公室在給比托頒發印度旅行許可證時留下的備案文件，裡面有比托自己填寫的個人資料：時年二十五歲，出生地是科孚島（CorfuIsland），該島當時正由英國管理（後來歸希臘）。至此，比托的出生時間和出生地才有了一個結論。而比托之所以選擇攝影為業，則是直接受攝影家詹姆斯．羅伯遜（James Robertson，1813—1888）的影響。羅伯遜是英國人，一八四〇年受聘於康士坦丁堡的奧特曼造幣廠任設計師和雕刻師，在那兒學會了攝影，此後以攝影為業。一八五〇年在漫遊馬耳他時，他與比托一家結識，並娶了比托的姐姐瑪麗婭為妻，正是羅伯遜教瑪麗婭的兩個弟弟──菲利斯．比托和安東尼奧．比托學會了攝影。一八五一年，他帶菲利斯．比托前往巴黎買了一隻鏡頭──這隻鏡頭成為比托一生所用的唯一一隻鏡頭，之後，帶領比托兄弟倆在地中海沿岸的雅典、康士坦丁堡等地漫遊拍攝。當時歐洲正處於古典文化崇拜的最後時期，這些地方的歷史名勝、自然景觀和社會人情的照片很受英國貴族青睞。直到一八五八年，比托一直跟羅伯遜當學徒，他學會了如何照相；如何面對一個場景拍多幅照片然後接成一張全景（這一點，他在同時代的同行中做得最好）；同一個場景拍多張底版，以便將來印製照片；如何用蛋白印相法印製照片；顧客喜歡甚麼樣的照片，特別是，如何通過擺拍實現自己的想法。這段時間，他們三人拍的照片用一個統一的署名：Robertson，Beato & Co.，這個署名一直用到一八六二年。
一八五五年秋，在羅伯遜帶領下，比托兄弟在英國攝影家羅傑．芬頓（Roger Fenton，1819—1869）之後，拍攝了克里米亞戰爭，記錄了英、法、土耳其三國聯軍對俄軍據守的克里米亞首府塞瓦斯托波爾城堡的圍困戰，獲得了戰地攝影的初步經驗。
一八五七年秋，羅伯遜和比托兄弟漫遊到耶路撒冷，三人在此分手：羅伯遜留在耶路撒冷，安東尼奧．比托去了埃及，菲利斯．比托聽到了「印度兵變」的消息，決定前往印度，而當他在加爾各答拿到英國政府印度事務辦公室頒發的印度旅行許可證時，已是一八五八年三月，「印度兵變」這場大戲正在進入尾聲。
「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又譯「印度人民大起義」）是十九世紀英國殖民史和印度史上的重大事件，起因十分複雜，但直接導火索是一八五七年四月駐印度北部城市米拉特的東印度公司士兵──由本土印度人組成，主要信奉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拒絕使用新配發的新式恩菲爾德步槍子彈：因為這種步槍裝子彈時，要先用牙齒咬掉子彈的另一端，而子彈上所塗的潤滑油脂用豬油和牛油做成，這對信奉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印度士兵無疑是極大侮辱。一八五七年四月末，英國軍官將拒絕領取這種子彈的印度士兵關進監獄，五月十日，被激怒的印度士兵擊斃了英國軍官，發動兵變佔領德里，多個地區的印度士兵起義響應，圍繞德里、勒克瑙和坎普爾三個城市形成了三個中心。此後，英軍集中精兵殘酷鎮壓，一八五七年九月，經過逐門逐巷的血戰，起義軍放棄德里，匯集到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八五八年三月，英軍集中九萬精兵和一百八十多門大炮猛攻勒克瑙，兩週血戰之後，起義士兵放棄了勒克瑙。此後，兵變轉入低潮，直到一八五九年被徹底鎮壓。
在比托向印度事務辦公室申請旅行許可證時，英軍戰爭事務部正在尋找攝影師，將「印度兵變」所造成的嚴重損失拍成照片向英國國內報告，受英軍戰爭事務部委派，比托接受了這項任務。他首先前往戰事早已結束的德里，從不同角度拍攝了德里的遠景和全貌，然後用近景和特寫拍攝了戰後的德里：目之所及均是殘垣斷壁，昔日繁華喧囂的印度北方名城而今空無一人；城牆城門上彈孔密佈，不難想像到戰鬥之慘烈，令人過目難忘。一九九七年，為紀念印度兵變一百四十周年，印度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馬斯洛（Masselos）根據比托所拍的照片，對當時的德里戰役進行考古比較，確認了德里橋、麥特卡爾夫府、庫德西亞宮、德里市場、克什米爾門、莫里門等地均為戰事最激烈的地方，隨行攝影師則將相關地點當今的面貌拍攝下來以作對比，完成了轟動一時的「德里，1857 VS 1997」攝影項目。
一八五八年四月，比托在拍攝戰後的勒克瑙時，突破了英軍戰爭事務部重點拍攝「損失」（主要指城市建築的損失）的指令，將人的內容作為重點放進了照片，成為攝影史上拍攝陣亡士兵屍體（當然是敵方士兵）的第一位攝影師，對此後拍攝美國內戰的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1823—1896）等產生了影響。「斯坎德拉宮」（Secundra Bagh）是比托此類照片中經常被提及的一張。斯坎德拉宮原是皇家別墅，位於勒克瑙郊外，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千餘名錫克族起義士兵依託該別墅抗擊英軍。十一月十六日，別墅被攻克，這些錫克族士兵要麼戰死，要麼被集體屠殺。為了報復，英軍將這些士兵的屍體暴屍野外，任其腐爛。在拍攝該地時，比托安排幾個印度當地人站在幾近廢墟的斯坎德拉宮前面向鏡頭張望，將印度士兵的遺骸從周邊撿來撒在院子裡，然後按下快門。於是，這張照片的意義變得複雜起來：它將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懲罰（實際上是對冒犯大英帝國統治的一種警告）、勝利者對歷史現場的隨意處理這樣的元素突出呈現，更因為生者與死者在同一空間內的局促相處而帶有一種觀看的驚悚。
比托的這種拍攝方法後來遭到批評，但細究之下，這樣的照片在當時幾乎是必然出現的。一方面，這些照片能有力地張揚大英帝國的軍威，對反抗者形成「死無葬身之地」的震懾，很對英軍戰爭部的胃口。另一方面，作為受託方，比托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最大的客戶就是軍方和參戰的軍人，他必須拍那些軍隊和軍人喜歡的場景、軍人的肖像照、紀念照、勝利照、當地的景物名勝等，做成照片賣給這些軍人作為紀念品。同時，他還把這些照片做成照片集，在報紙上刊登廣告，以便英國本土的人也能買到。正如攝影史研究者王鴻蓀（Wong Hong Suen，音譯）指出的，比托的經營之道就是把自己的戰爭經驗加工發酵成戰爭圖像故事，賣給消費者。
比托的機靈識趣使得他與軍方的關係十分和諧。一八六〇年二月，完成鎮壓印度兵變任務的英軍從加爾各答開赴中國戰場，比托受邀同行。
二、大沽炮台之戰：英軍的旗幟與清軍的屍體
一八六〇年三月，比托隨詹姆斯．霍普．格蘭特（James Hope Grant）將軍從加爾各答抵達香港。格蘭特是英國職業軍人，英軍在印度軍事行動的主要指揮員之一，參加過侵略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也是一八六〇年英國赴華遠征軍的陸軍司令，親自參加了對圓明園的搶劫，且是後來火燒圓明園的主謀之一。通過在印度的磨合，比托與格蘭特不僅是同胞、朋友和生意上的甲方乙方，他們也是同志甚至同伙了。就在一八六〇年十月英軍搶掠圓明園、進入北京城之後，格蘭特讓比托為自己拍下了一幅肖像，強盜的得意隱藏在含蓄之中，他手下扶著的正是圓明園的一件鏤空高腰花瓶。
比托抵達香港之後，在香港和廣州做了短期拍攝（拍了廣州的老西關、光孝寺等），此時從印度抵達香港的英軍正在等待來自本土的英軍，會合後一起前往上海。此後一直到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比托在中國一直隨英軍一起行動。這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第二階段。此次英法聯軍遠征中國，兩國政府的要求十分明確：首先，中國政府必須允許兩國公使進京換約並切實履行《天津條約》；其次，中國必須為一八五九年的大沽事件道歉，交還聯軍當時放棄的全部槍炮和艦船，另外還有戰爭賠款等條件。
據此要求，英法聯軍的戰略目標也十分清晰：他們明白天朝的命門在北京，而北京的命門在天津。因此，一八六〇年七月，英軍集結後經上海直犯大連灣，而法軍則在山東煙台集結。在大連灣，比托拍攝了青泥窪（大連）附近的清軍軍營和附近農田。七月二十八日，兩軍共二百零六艘艦船（英軍一百七十三艘，法軍三十三艘）、一萬六千八百名士兵（英軍一萬零五百人，法軍六千三百人；另外有從廣東僱用的擔任後勤支援的中國苦力二千五百人，英軍所帶的印度僕人約三千五百人），以南北夾擊之勢，匯集在天津北塘附近的渤海海面。八月一日，在俄國人帶領下，聯軍抄小路不戰而取北塘。八月十四日，聯軍攻陷塘沽炮台，通往大沽炮台的門戶完全打開。
聯軍佔領北塘後，比托詳細拍攝了北塘的地形，並用十幅照片拼接成一張全景，清晰地展示了北塘炮台、城防、未放一彈便被虜獲的大炮、附近的民居、田野與河流，此照片具有很高的軍事價值。
八月二十一日，比托拍攝的大沽炮台之戰，不僅是他在中國所拍攝的最重要的組照，也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戰爭攝影系列之一，並使他成為攝影史上第一個拍攝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現場的攝影師。
大沽炮台實際上是一個由五座炮台組成的炮台群，是扼守津門的最重要的防禦工事，距天津城約五十公里，分佈在白河（海河）兩岸，北岸三座，南岸兩座，炮台之間可以相互進行火力支援。一八五九年僧格林沁率軍在此對強行進京的英法聯軍痛擊之後，又對炮台進行了加固，炮台前面是三條灌滿水的壕溝，壕溝之間設有陷阱鹿寨，陷阱內是削尖的竹籤等物。炮台圍牆高五米，雉堞胸牆間安放大炮，牆內內堡置有重炮，看上去易守難攻。八月二十一日晨六點鐘，聯軍首先向北岸三座炮台中最前面的一座、也是最小的石縫炮台進攻。七點多，聯軍重炮擊中石縫炮台的火藥庫，當時在場的英軍中校吳士禮看到：「一大團濃煙滾滾，如火箭爆炸，直升空中可及的高處，隨後猶如夾帶泥土和磚塊的大雨紛紛降落。」一時間，炮台似乎不復存在，但硝煙剛散，清兵的抵抗仍在繼續。
此後，石縫炮台的彈藥庫再次被擊中，清軍還擊漸弱。七點半鐘，聯軍發起衝鋒，經過一場中世紀式的白刃戰，約十點鐘，聯軍突入炮台，清軍守兵約四百人戰死，餘者逃離，炮台被聯軍攻佔。
下午兩點，聯軍向第二座炮台發起進攻，發生了令人瞠目結舌的一幕：在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法軍直接攻進了炮台，裡面是集結好準備投降的兩三千清軍──因為大沽炮台的總指揮樂善在坐鎮石縫炮台時戰死，沒有人敢代替他指揮作戰，於是清軍選擇了投降。
同一天，北岸的另一座炮台和南岸的兩座炮台也不戰而降。
因此，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比托拍攝的大沽炮台戰役的照片，其實只是發生在石縫炮台的戰鬥。當時炮火甫停，在一邊觀戰的英國政府特使額爾金便進入炮台查看，比托也馬上進入炮台拍攝：硝煙尚未散盡，火焰還在燃燒，火藥味兒和屍體被燒焦的氣味兒混在一起，十分刺鼻。炮台城牆的缺口上，竪著英軍攻城的雲梯；地上，橫七竪八地倒著清軍的屍體，傷兵的呻吟不時傳來。在聯軍重炮轟擊下，清軍老式大炮的炮筒斷成了幾截，如伊麗莎白甜瓜般的炮彈滾了一地。炮台的最高處，大英帝國的米字旗在驕傲地飄揚……這一切，都在述說著一個事實：在大英帝國面前，曾經不可一世的中華帝國居然如此不堪一擊！
同時，這些照片也印證了《劍橋戰爭史》的作者傑弗里．帕克的觀點：在「西方的崛起」中，不是更豐富的資源、更崇高的道德觀、更能合理配置資源的經濟結構，而是海陸軍的軍事優勢扮演了絕對的力量──說白了，「西方的崛起」就是槍桿子打出來的。「多麼美妙的戰爭場面啊！」比托一次又一次地發出了由衷的感歎。現在，他不用再像拍攝斯坎德拉宮那樣，費勁地把敵軍士兵的遺骸搬過來做道具了，因為現場已經擺滿了這樣的「道具」，甚至有點多了，影響了他的構圖……戰鬥還在進行時，中方就有人過來交涉，要求暫時休戰，以便搬運傷者。現在中國人過來了，「別動！在我拍完照片之前，不許動這些屍體！」比托以戰勝者的口氣命令這些中國民工。他知道，此時此刻，他有這樣的權力。
比托從平面與縱深兩個方向多角度多景別地拍攝了戰後的石縫炮台：他繞著炮台從不同角度拍攝，以展示石縫炮台的建築方式；然後拍攝炮台圍牆的缺口和缺口邊立著的雲梯，展示聯軍突擊隊攻進炮台的路徑；拍下圍牆上的彈痕和牆下插著的竹籤，展示中國軍隊的防衛方式。他熟練地用遠景拍下炮台周圍的地形，這樣多張照片可以接成一幅全景；他沿著通向炮台的路，從遠處拍起，猶如電影的「推」鏡頭，一步一步地走近炮台，最有震撼力的幾張照片幾乎是一樣的畫面：進入炮台的門口，近景是橫屍焦土的清軍屍體，中景是被大英帝國的重炮轟成廢墟的用泥土和圓木構築的防禦工事；炮台內，英軍司令部的幾個軍官，悠閒地坐在清軍的炮車上聊天，遠景是隨風飄揚的米字旗；炮台最高處，幾名洋人似乎在悠閒地看風景……通過這樣的畫面，比托成功營造了英軍勝利的標誌性場景，形成了自己的戰地攝影風格；同時也贏得了軍方的信賴，從而獲得了更多的名譽和更大的市場。《倫敦插圖新聞》（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用刻版印刷術連載了這些照片，使比托成為當時歐洲最著名的戰地攝影師。
當然，聯軍也有傷亡，但比托沒有拍攝聯軍士兵的屍體。
對於中國讀者，這些照片有著另外的意義：它們述說的不僅僅是一場實力不對等的戰爭，而是一個值得永久凝視的寓言，是一個不深刻反思便永遠都難以回答的提問：究竟是甚麼原因，中國成了這個樣子？
一八六〇年菲利斯．比托記錄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英法聯軍燒燬圓明園後，威脅要攻佔紫禁城，逼迫清政府交換《天津條約》，並加訂了《北京條約》，主要內容包括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增開天津、南京等十餘城市為通商口岸，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內陸自由旅行經商，外國商船可以在長江自由航行，外國軍艦可在中國水域航行，外國人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給予英法兩國巨額戰爭賠款等。條約簽訂後，隨軍參戰的英軍士兵羅亨利欣喜若狂地寫道：「它不僅標誌著中華帝國歷史上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且隨著四萬萬人加入文明國家的大合唱，它還標誌著整個世界歷史新時代的開端。」
的確，《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西方可以確認終於打敗了東方最強大的國家；也標誌著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條約時代。《劍橋中國晚清史》的作者稱西方列強通過戰爭開創了不平等條約制度，使得中國的主權在自己的國土上被掩蓋或取消，此後外患日甚。而菲利斯．比托作為一八六〇年英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隨軍攝影師，成為進入中國的第一名西方攝影記者，在近一年時間中，用鏡頭記錄了英法聯軍在中國攻城略地的武功和燒殺搶掠的偉績，也見證了寫滿屈辱的中國條約時代的開始。如果說《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是文字上確定了西方對中國的征服，那麼菲利斯．比托的照片就是這種征服的圖片證明。
一、從塞瓦斯托波爾圍困戰到「印度兵變」
作為十九世紀最著名的攝影家之一，比托曾留給攝影史的難題是其身世的迷離。二〇〇四年之前，他的出生地和出生年月有幾種說法。直到二〇〇四年，一位研究者在查閱殖民時期英國政府印度事務辦公室的檔案時，偶然發現了一八五八年三月十八日，該辦公室在給比托頒發印度旅行許可證時留下的備案文件，裡面有比托自己填寫的個人資料：時年二十五歲，出生地是科孚島（CorfuIsland），該島當時正由英國管理（後來歸希臘）。至此，比托的出生時間和出生地才有了一個結論。第一章 見證條約時代的開始──
一八六〇年菲利斯．比托記錄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英法聯軍燒燬圓明園後，威脅要攻佔紫禁城，逼迫清政府交換《天津條約》，並加訂了《北京條約》，主要內容包括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增開天津、南京等十餘城市為通商口岸，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內陸自由旅行經商，外國商船可以在長江自由航行，外國軍艦可在中國水域航行，外國人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給予英法兩國巨額戰爭賠款等。條約簽訂後，隨軍參戰的英軍士兵羅亨利欣喜若狂地寫道：「它不僅標誌著中華帝國歷史上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且隨著四萬萬人加入文明國家的大合唱，它還標誌著整個世界歷史新時代的開端。」
的確，《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西方可以確認終於打敗了東方最強大的國家；也標誌著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條約時代。《劍橋中國晚清史》的作者稱西方列強通過戰爭開創了不平等條約制度，使得中國的主權在自己的國土上被掩蓋或取消，此後外患日甚。而菲利斯．比托作為一八六〇年英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隨軍攝影師，成為進入中國的第一名西方攝影記者，在近一年時間中，用鏡頭記錄了英法聯軍在中國攻城略地的武功和燒殺搶掠的偉績，也見證了寫滿屈辱的中國條約時代的開始。如果說《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是文字上確定了西方對中國的征服，那麼菲利斯．比托的照片就是這種征服的圖片證明。
一、從塞瓦斯托波爾圍困戰到「印度兵變」
作為十九世紀最著名的攝影家之一，比托曾留給攝影史的難題是其身世的迷離。二〇〇四年之前，他的出生地和出生年月有幾種說法。直到二〇〇四年，一位研究者在查閱殖民時期英國政府印度事務辦公室的檔案時，偶然發現了一八五八年三月十八日，該辦公室在給比托頒發印度旅行許可證時留下的備案文件，裡面有比托自己填寫的個人資料：時年二十五歲，出生地是科孚島（CorfuIsland），該島當時正由英國管理（後來歸希臘）。至此，比托的出生時間和出生地才有了一個結論。而比托之所以選擇攝影為業，則是直接受攝影家詹姆斯．羅伯遜（James Robertson，1813—1888）的影響。羅伯遜是英國人，一八四〇年受聘於康士坦丁堡的奧特曼造幣廠任設計師和雕刻師，在那兒學會了攝影，此後以攝影為業。一八五〇年在漫遊馬耳他時，他與比托一家結識，並娶了比托的姐姐瑪麗婭為妻，正是羅伯遜教瑪麗婭的兩個弟弟──菲利斯．比托和安東尼奧．比托學會了攝影。一八五一年，他帶菲利斯．比托前往巴黎買了一隻鏡頭──這隻鏡頭成為比托一生所用的唯一一隻鏡頭，之後，帶領比托兄弟倆在地中海沿岸的雅典、康士坦丁堡等地漫遊拍攝。當時歐洲正處於古典文化崇拜的最後時期，這些地方的歷史名勝、自然景觀和社會人情的照片很受英國貴族青睞。直到一八五八年，比托一直跟羅伯遜當學徒，他學會了如何照相；如何面對一個場景拍多幅照片然後接成一張全景（這一點，他在同時代的同行中做得最好）；同一個場景拍多張底版，以便將來印製照片；如何用蛋白印相法印製照片；顧客喜歡甚麼樣的照片，特別是，如何通過擺拍實現自己的想法。這段時間，他們三人拍的照片用一個統一的署名：Robertson，Beato & Co.，這個署名一直用到一八六二年。
一八五五年秋，在羅伯遜帶領下，比托兄弟在英國攝影家羅傑．芬頓（Roger Fenton，1819—1869）之後，拍攝了克里米亞戰爭，記錄了英、法、土耳其三國聯軍對俄軍據守的克里米亞首府塞瓦斯托波爾城堡的圍困戰，獲得了戰地攝影的初步經驗。
一八五七年秋，羅伯遜和比托兄弟漫遊到耶路撒冷，三人在此分手：羅伯遜留在耶路撒冷，安東尼奧．比托去了埃及，菲利斯．比托聽到了「印度兵變」的消息，決定前往印度，而當他在加爾各答拿到英國政府印度事務辦公室頒發的印度旅行許可證時，已是一八五八年三月，「印度兵變」這場大戲正在進入尾聲。
「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又譯「印度人民大起義」）是十九世紀英國殖民史和印度史上的重大事件，起因十分複雜，但直接導火索是一八五七年四月駐印度北部城市米拉特的東印度公司士兵──由本土印度人組成，主要信奉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拒絕使用新配發的新式恩菲爾德步槍子彈：因為這種步槍裝子彈時，要先用牙齒咬掉子彈的另一端，而子彈上所塗的潤滑油脂用豬油和牛油做成，這對信奉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印度士兵無疑是極大侮辱。一八五七年四月末，英國軍官將拒絕領取這種子彈的印度士兵關進監獄，五月十日，被激怒的印度士兵擊斃了英國軍官，發動兵變佔領德里，多個地區的印度士兵起義響應，圍繞德里、勒克瑙和坎普爾三個城市形成了三個中心。此後，英軍集中精兵殘酷鎮壓，一八五七年九月，經過逐門逐巷的血戰，起義軍放棄德里，匯集到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八五八年三月，英軍集中九萬精兵和一百八十多門大炮猛攻勒克瑙，兩週血戰之後，起義士兵放棄了勒克瑙。此後，兵變轉入低潮，直到一八五九年被徹底鎮壓。
在比托向印度事務辦公室申請旅行許可證時，英軍戰爭事務部正在尋找攝影師，將「印度兵變」所造成的嚴重損失拍成照片向英國國內報告，受英軍戰爭事務部委派，比托接受了這項任務。他首先前往戰事早已結束的德里，從不同角度拍攝了德里的遠景和全貌，然後用近景和特寫拍攝了戰後的德里：目之所及均是殘垣斷壁，昔日繁華喧囂的印度北方名城而今空無一人；城牆城門上彈孔密佈，不難想像到戰鬥之慘烈，令人過目難忘。一九九七年，為紀念印度兵變一百四十周年，印度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馬斯洛（Masselos）根據比托所拍的照片，對當時的德里戰役進行考古比較，確認了德里橋、麥特卡爾夫府、庫德西亞宮、德里市場、克什米爾門、莫里門等地均為戰事最激烈的地方，隨行攝影師則將相關地點當今的面貌拍攝下來以作對比，完成了轟動一時的「德里，1857 VS 1997」攝影項目。
一八五八年四月，比托在拍攝戰後的勒克瑙時，突破了英軍戰爭事務部重點拍攝「損失」（主要指城市建築的損失）的指令，將人的內容作為重點放進了照片，成為攝影史上拍攝陣亡士兵屍體（當然是敵方士兵）的第一位攝影師，對此後拍攝美國內戰的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1823—1896）等產生了影響。「斯坎德拉宮」（Secundra Bagh）是比托此類照片中經常被提及的一張。斯坎德拉宮原是皇家別墅，位於勒克瑙郊外，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千餘名錫克族起義士兵依託該別墅抗擊英軍。十一月十六日，別墅被攻克，這些錫克族士兵要麼戰死，要麼被集體屠殺。為了報復，英軍將這些士兵的屍體暴屍野外，任其腐爛。在拍攝該地時，比托安排幾個印度當地人站在幾近廢墟的斯坎德拉宮前面向鏡頭張望，將印度士兵的遺骸從周邊撿來撒在院子裡，然後按下快門。於是，這張照片的意義變得複雜起來：它將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懲罰（實際上是對冒犯大英帝國統治的一種警告）、勝利者對歷史現場的隨意處理這樣的元素突出呈現，更因為生者與死者在同一空間內的局促相處而帶有一種觀看的驚悚。
比托的這種拍攝方法後來遭到批評，但細究之下，這樣的照片在當時幾乎是必然出現的。一方面，這些照片能有力地張揚大英帝國的軍威，對反抗者形成「死無葬身之地」的震懾，很對英軍戰爭部的胃口。另一方面，作為受託方，比托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最大的客戶就是軍方和參戰的軍人，他必須拍那些軍隊和軍人喜歡的場景、軍人的肖像照、紀念照、勝利照、當地的景物名勝等，做成照片賣給這些軍人作為紀念品。同時，他還把這些照片做成照片集，在報紙上刊登廣告，以便英國本土的人也能買到。正如攝影史研究者王鴻蓀（Wong Hong Suen，音譯）指出的，比托的經營之道就是把自己的戰爭經驗加工發酵成戰爭圖像故事，賣給消費者。
比托的機靈識趣使得他與軍方的關係十分和諧。一八六〇年二月，完成鎮壓印度兵變任務的英軍從加爾各答開赴中國戰場，比托受邀同行。
二、大沽炮台之戰：英軍的旗幟與清軍的屍體
一八六〇年三月，比托隨詹姆斯．霍普．格蘭特（James Hope Grant）將軍從加爾各答抵達香港。格蘭特是英國職業軍人，英軍在印度軍事行動的主要指揮員之一，參加過侵略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也是一八六〇年英國赴華遠征軍的陸軍司令，親自參加了對圓明園的搶劫，且是後來火燒圓明園的主謀之一。通過在印度的磨合，比托與格蘭特不僅是同胞、朋友和生意上的甲方乙方，他們也是同志甚至同伙了。就在一八六〇年十月英軍搶掠圓明園、進入北京城之後，格蘭特讓比托為自己拍下了一幅肖像，強盜的得意隱藏在含蓄之中，他手下扶著的正是圓明園的一件鏤空高腰花瓶。
比托抵達香港之後，在香港和廣州做了短期拍攝（拍了廣州的老西關、光孝寺等），此時從印度抵達香港的英軍正在等待來自本土的英軍，會合後一起前往上海。此後一直到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比托在中國一直隨英軍一起行動。這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第二階段。此次英法聯軍遠征中國，兩國政府的要求十分明確：首先，中國政府必須允許兩國公使進京換約並切實履行《天津條約》；其次，中國必須為一八五九年的大沽事件道歉，交還聯軍當時放棄的全部槍炮和艦船，另外還有戰爭賠款等條件。
據此要求，英法聯軍的戰略目標也十分清晰：他們明白天朝的命門在北京，而北京的命門在天津。因此，一八六〇年七月，英軍集結後經上海直犯大連灣，而法軍則在山東煙台集結。在大連灣，比托拍攝了青泥窪（大連）附近的清軍軍營和附近農田。七月二十八日，兩軍共二百零六艘艦船（英軍一百七十三艘，法軍三十三艘）、一萬六千八百名士兵（英軍一萬零五百人，法軍六千三百人；另外有從廣東僱用的擔任後勤支援的中國苦力二千五百人，英軍所帶的印度僕人約三千五百人），以南北夾擊之勢，匯集在天津北塘附近的渤海海面。八月一日，在俄國人帶領下，聯軍抄小路不戰而取北塘。八月十四日，聯軍攻陷塘沽炮台，通往大沽炮台的門戶完全打開。
聯軍佔領北塘後，比托詳細拍攝了北塘的地形，並用十幅照片拼接成一張全景，清晰地展示了北塘炮台、城防、未放一彈便被虜獲的大炮、附近的民居、田野與河流，此照片具有很高的軍事價值。
八月二十一日，比托拍攝的大沽炮台之戰，不僅是他在中國所拍攝的最重要的組照，也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戰爭攝影系列之一，並使他成為攝影史上第一個拍攝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現場的攝影師。
大沽炮台實際上是一個由五座炮台組成的炮台群，是扼守津門的最重要的防禦工事，距天津城約五十公里，分佈在白河（海河）兩岸，北岸三座，南岸兩座，炮台之間可以相互進行火力支援。一八五九年僧格林沁率軍在此對強行進京的英法聯軍痛擊之後，又對炮台進行了加固，炮台前面是三條灌滿水的壕溝，壕溝之間設有陷阱鹿寨，陷阱內是削尖的竹籤等物。炮台圍牆高五米，雉堞胸牆間安放大炮，牆內內堡置有重炮，看上去易守難攻。八月二十一日晨六點鐘，聯軍首先向北岸三座炮台中最前面的一座、也是最小的石縫炮台進攻。七點多，聯軍重炮擊中石縫炮台的火藥庫，當時在場的英軍中校吳士禮看到：「一大團濃煙滾滾，如火箭爆炸，直升空中可及的高處，隨後猶如夾帶泥土和磚塊的大雨紛紛降落。」一時間，炮台似乎不復存在，但硝煙剛散，清兵的抵抗仍在繼續。
此後，石縫炮台的彈藥庫再次被擊中，清軍還擊漸弱。七點半鐘，聯軍發起衝鋒，經過一場中世紀式的白刃戰，約十點鐘，聯軍突入炮台，清軍守兵約四百人戰死，餘者逃離，炮台被聯軍攻佔。
下午兩點，聯軍向第二座炮台發起進攻，發生了令人瞠目結舌的一幕：在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法軍直接攻進了炮台，裡面是集結好準備投降的兩三千清軍──因為大沽炮台的總指揮樂善在坐鎮石縫炮台時戰死，沒有人敢代替他指揮作戰，於是清軍選擇了投降。
同一天，北岸的另一座炮台和南岸的兩座炮台也不戰而降。
因此，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比托拍攝的大沽炮台戰役的照片，其實只是發生在石縫炮台的戰鬥。當時炮火甫停，在一邊觀戰的英國政府特使額爾金便進入炮台查看，比托也馬上進入炮台拍攝：硝煙尚未散盡，火焰還在燃燒，火藥味兒和屍體被燒焦的氣味兒混在一起，十分刺鼻。炮台城牆的缺口上，竪著英軍攻城的雲梯；地上，橫七竪八地倒著清軍的屍體，傷兵的呻吟不時傳來。在聯軍重炮轟擊下，清軍老式大炮的炮筒斷成了幾截，如伊麗莎白甜瓜般的炮彈滾了一地。炮台的最高處，大英帝國的米字旗在驕傲地飄揚……這一切，都在述說著一個事實：在大英帝國面前，曾經不可一世的中華帝國居然如此不堪一擊！
同時，這些照片也印證了《劍橋戰爭史》的作者傑弗里．帕克的觀點：在「西方的崛起」中，不是更豐富的資源、更崇高的道德觀、更能合理配置資源的經濟結構，而是海陸軍的軍事優勢扮演了絕對的力量──說白了，「西方的崛起」就是槍桿子打出來的。「多麼美妙的戰爭場面啊！」比托一次又一次地發出了由衷的感歎。現在，他不用再像拍攝斯坎德拉宮那樣，費勁地把敵軍士兵的遺骸搬過來做道具了，因為現場已經擺滿了這樣的「道具」，甚至有點多了，影響了他的構圖……戰鬥還在進行時，中方就有人過來交涉，要求暫時休戰，以便搬運傷者。現在中國人過來了，「別動！在我拍完照片之前，不許動這些屍體！」比托以戰勝者的口氣命令這些中國民工。他知道，此時此刻，他有這樣的權力。
比托從平面與縱深兩個方向多角度多景別地拍攝了戰後的石縫炮台：他繞著炮台從不同角度拍攝，以展示石縫炮台的建築方式；然後拍攝炮台圍牆的缺口和缺口邊立著的雲梯，展示聯軍突擊隊攻進炮台的路徑；拍下圍牆上的彈痕和牆下插著的竹籤，展示中國軍隊的防衛方式。他熟練地用遠景拍下炮台周圍的地形，這樣多張照片可以接成一幅全景；他沿著通向炮台的路，從遠處拍起，猶如電影的「推」鏡頭，一步一步地走近炮台，最有震撼力的幾張照片幾乎是一樣的畫面：進入炮台的門口，近景是橫屍焦土的清軍屍體，中景是被大英帝國的重炮轟成廢墟的用泥土和圓木構築的防禦工事；炮台內，英軍司令部的幾個軍官，悠閒地坐在清軍的炮車上聊天，遠景是隨風飄揚的米字旗；炮台最高處，幾名洋人似乎在悠閒地看風景……通過這樣的畫面，比托成功營造了英軍勝利的標誌性場景，形成了自己的戰地攝影風格；同時也贏得了軍方的信賴，從而獲得了更多的名譽和更大的市場。《倫敦插圖新聞》（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用刻版印刷術連載了這些照片，使比托成為當時歐洲最著名的戰地攝影師。
當然，聯軍也有傷亡，但比托沒有拍攝聯軍士兵的屍體。
對於中國讀者，這些照片有著另外的意義：它們述說的不僅僅是一場實力不對等的戰爭，而是一個值得永久凝視的寓言，是一個不深刻反思便永遠都難以回答的提問：究竟是甚麼原因，中國成了這個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