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者的種種模型:與瑪薩拉‧利斯塔對話
瑪薩拉‧利斯塔:你替你的展覽選擇的展題叫作「連續統」。這個術語引起許多討論,尤其是出自一個以 [0, 1] 的二進位碼為其作品核心的藝術家,我們現在就要展開各式各樣的思考以探討它。你的創作是從 1990 年代開始的,就許多方面來看,可以視為過渡期。一方面,電子音樂正風起雲湧,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現象,既跨越了國界,也超越了性別的分界線。另一方面,所謂的「關係美學」也提出種種創新的藝術形式,在展覽場域裡聚集且分享集體經驗的這種儀式性行為,比展覽本身更使人印象深刻。在這個脈絡之下,你的音樂創作起點可以說是踽踽獨行的一條孤寂小徑。透過對於聲響材質的極端化約的作法,你不斷探觸可聞度(audibility)的臨界值,創造了種種由幾不可聞且顛覆性的聲響事件構成的聲景(soundscape),你可以先談談這些早期作品以及它們的創作源頭嗎?
池田亮司:我首先想說明一下我的背景。我的童年是在 1970 年代度過的,那或許是很重要的一點。我是 1966 年出生的,在 1970 中期念了小學和中學。每當我回顧那段日子,總是覺得很瘋狂,因為在我九歲、十歲的時候,小學裡一半的老師都喜歡嬉皮,有些人的穿著更像是左派人士。我們會到外頭從事戶外教學。六八運動的影響掀天揭地,在日本也不例外。那時候的我當然不知道怎麼回事,但是我的確感覺到他們的壁壘分明:有一半的老師是保守威權的,另一半則是離經叛道而且強烈反對體系的。早在我踏入音樂或藝術之前,那其實是對我的第一個影響。我出身商人家庭,沒有任何藝術背景。我還記得和我的美術老師的談話對我的震撼,它打開了我的想像。我開始聆聽電台裡播放的 1970 年代中期的音樂。那些音樂真是太瘋狂了。我從地球風與火合唱團(Earth, Wind and Fire)、唐娜‧桑瑪(Donna Summer),一直聽到龐克和新浪潮。妳可以聽到真正老派的搖滾。像是「AC/DC」樂團、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新浪潮樂團(New Wave)、電音、電力站樂團(Kraftwerk);黑迪斯可樂團(Black Disco)的音樂、性手槍樂團(Sex Pistols)、甚至更怪的音樂……都在同一個音樂節目裡播放。我和朋友們沉醉其中,「吃掉」所有這些音樂。現在沒有這種東西了。有些電台或許會在同一個時段裡播放嘻哈(hip-hop)和民謠,但是他們不會那麼大雜燴。
瑪薩拉‧利斯塔:你喜歡這樣的大雜燴?或者是你對這些音樂類型特別有興趣? 池田亮司:我會說那只是個事實:我別無選擇。妳一轉開收音機就是比利喬(Billy Joel),接下來卻聽到衝擊合唱團(The Clash)的《倫敦呼喚》(London Calling)。我想那對我的衝擊很大。在 1970 年代的日本,我們有大阪萬國博覽會(Osaka’s Expo ‘70),它代表了對於未來的憧憬,但是我也記得當時有巨大的污染問題。所以說,那是個極為矛盾的年代,一方面未來主義方興未艾,卻又強烈批判現代的烏托邦。這就是為什麼老師們也分裂成兩個陣營(笑聲)。我在 1985 年念大學,當時的日本正在泡沫經濟裡風雨飄搖。在 1980 年代,企業和公司操奇計贏,沒有人注意到種種問題山雨欲來。一切都是信用卡、錢、錢、錢……。我看到城市如何迅速崛起接著又一敗塗地,它顯然是個後現代的年代。在 1970 年代,妳還會試圖守死善道,也會努力淑身淑世。然而 1980 年代卻是真正失憶的年代,也是主體性的終點。一切都變得如此膚淺,看起來像個玩具一樣。其實,1980 年代的日本是多采多姿的,尤其是東京。
瑪薩拉‧利斯塔:這個突然的轉折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池田亮司:在 1985 年到 1990 年間推到了巔峰,我那時候還是個學生;在那些年裡出現了夜店文化,取代了迪斯可文化。咖啡廳、酒吧和所有流行時尚,似乎在指顧間發榮滋長。這個迅雷不及掩耳的發展和近年來的中國、韓國或亞洲其他大城市差堪比擬。那時候美國紐約曼哈頓的第五大道上所有的奢華精品店和百貨公司,都是日本公司的;現在則都是中國公司的。
我覺得很慶幸能夠在 1970 年代成長,並且在求學時期接觸了相當大的音樂光譜。我是在廣播電台第一次聽到楊納斯・賽納奇斯(Iannis Xenakis)。坂本龍一在 1980 年代初期開了一個很棒的廣播節目,他會播放卡爾海因茲·史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的音樂,接著則是性手槍和雷蒙合唱團(Ramones)。要知道當時並沒有網際網路,媒體也僅限於電視和我一直在收聽的廣播電台。
在就業機會方面,那也是個相當獨特的年代。我大學畢業以後,我的信箱每天湧入銀行等等無數的工作機會。日本公司的成長風雲變幻,到處都缺人。我沒有特別想要鑽營;我只是在餐廳、酒吧、工廠打零工。我可以享受夜生活,而我就在空屋、夜店、地下DJ派對以及祕密規劃的事件裡認識了許多人。夜店就是在做這種驚世駭俗的事。
瑪薩拉‧利斯塔:那是什麼樣子呢?
池田亮司:好比說,紐約圈子的影響就很大,尤其是音廠酒吧(Sound Factory),那裡有相當獨特的音響系統,其他混搭雷鬼的夜店也是一樣。東京夜店複製了這些音響系統,甚至青出於藍;那真的太瘋狂了。這真的就是我在夜店體驗到的:聲音如何變成有形質的東西。有人說我的音樂會太大聲了,但還是跟它沒得比……。我根本沒辦法呼吸。我幾乎是感到恐懼,膽戰心驚的那種恐懼。但是那種音樂,浩室音樂(house music)或是混搭雷鬼音樂(dub music)本身其實不是很有趣;它只是讓所有揚聲器各盡其職而已。音響系統是真正的主體,而不是播放的音樂。空氣的振動太驚人了:妳會停止思考。現在警方的規定當然中止了這一切。但是即使是在當時,也只有少數幾個地方有那麼極端:或許是在底特律、雪菲爾和曼徹斯特。科技越來越便宜,每個人都買得起揚聲器,DJ們便轉而以唱盤和鼓機大搞創意,以唱盤產生刮擦聲的創意性不當使用之類的,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使我進入一種不同的世界。相較於史托克豪森的音樂,我更加著迷於這種沒有任何參考座標可言的對於聲音的物理性使用。它超乎想像。我在那裡認識了若干藝術家而開始學到一些事。夜店是一種媒介。它們傳播尖端音樂,而不只是舞曲。有些DJ播放的曲目真不是蓋的。作為業餘者,我開始嘗試一些東西,像是融合波沙諾瓦(bossa nova)或是部落音樂和抽象的電音,以產生一種聲景。我認識了幾個舞踏的舞者,他們在做一點另類的東西,於是我們想:「我們一起做一點事吧。」於是我開始和其他人合作。但是它完全是地下的;我們的觀眾大概只有十來個(笑聲)。
瑪薩拉‧利斯塔:你替你的展覽選擇的展題叫作「連續統」。這個術語引起許多討論,尤其是出自一個以 [0, 1] 的二進位碼為其作品核心的藝術家,我們現在就要展開各式各樣的思考以探討它。你的創作是從 1990 年代開始的,就許多方面來看,可以視為過渡期。一方面,電子音樂正風起雲湧,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現象,既跨越了國界,也超越了性別的分界線。另一方面,所謂的「關係美學」也提出種種創新的藝術形式,在展覽場域裡聚集且分享集體經驗的這種儀式性行為,比展覽本身更使人印象深刻。在這個脈絡之下,你的音樂創作起點可以說是踽踽獨行的一條孤寂小徑。透過對於聲響材質的極端化約的作法,你不斷探觸可聞度(audibility)的臨界值,創造了種種由幾不可聞且顛覆性的聲響事件構成的聲景(soundscape),你可以先談談這些早期作品以及它們的創作源頭嗎?
池田亮司:我首先想說明一下我的背景。我的童年是在 1970 年代度過的,那或許是很重要的一點。我是 1966 年出生的,在 1970 中期念了小學和中學。每當我回顧那段日子,總是覺得很瘋狂,因為在我九歲、十歲的時候,小學裡一半的老師都喜歡嬉皮,有些人的穿著更像是左派人士。我們會到外頭從事戶外教學。六八運動的影響掀天揭地,在日本也不例外。那時候的我當然不知道怎麼回事,但是我的確感覺到他們的壁壘分明:有一半的老師是保守威權的,另一半則是離經叛道而且強烈反對體系的。早在我踏入音樂或藝術之前,那其實是對我的第一個影響。我出身商人家庭,沒有任何藝術背景。我還記得和我的美術老師的談話對我的震撼,它打開了我的想像。我開始聆聽電台裡播放的 1970 年代中期的音樂。那些音樂真是太瘋狂了。我從地球風與火合唱團(Earth, Wind and Fire)、唐娜‧桑瑪(Donna Summer),一直聽到龐克和新浪潮。妳可以聽到真正老派的搖滾。像是「AC/DC」樂團、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新浪潮樂團(New Wave)、電音、電力站樂團(Kraftwerk);黑迪斯可樂團(Black Disco)的音樂、性手槍樂團(Sex Pistols)、甚至更怪的音樂……都在同一個音樂節目裡播放。我和朋友們沉醉其中,「吃掉」所有這些音樂。現在沒有這種東西了。有些電台或許會在同一個時段裡播放嘻哈(hip-hop)和民謠,但是他們不會那麼大雜燴。
瑪薩拉‧利斯塔:你喜歡這樣的大雜燴?或者是你對這些音樂類型特別有興趣? 池田亮司:我會說那只是個事實:我別無選擇。妳一轉開收音機就是比利喬(Billy Joel),接下來卻聽到衝擊合唱團(The Clash)的《倫敦呼喚》(London Calling)。我想那對我的衝擊很大。在 1970 年代的日本,我們有大阪萬國博覽會(Osaka’s Expo ‘70),它代表了對於未來的憧憬,但是我也記得當時有巨大的污染問題。所以說,那是個極為矛盾的年代,一方面未來主義方興未艾,卻又強烈批判現代的烏托邦。這就是為什麼老師們也分裂成兩個陣營(笑聲)。我在 1985 年念大學,當時的日本正在泡沫經濟裡風雨飄搖。在 1980 年代,企業和公司操奇計贏,沒有人注意到種種問題山雨欲來。一切都是信用卡、錢、錢、錢……。我看到城市如何迅速崛起接著又一敗塗地,它顯然是個後現代的年代。在 1970 年代,妳還會試圖守死善道,也會努力淑身淑世。然而 1980 年代卻是真正失憶的年代,也是主體性的終點。一切都變得如此膚淺,看起來像個玩具一樣。其實,1980 年代的日本是多采多姿的,尤其是東京。
瑪薩拉‧利斯塔:這個突然的轉折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池田亮司:在 1985 年到 1990 年間推到了巔峰,我那時候還是個學生;在那些年裡出現了夜店文化,取代了迪斯可文化。咖啡廳、酒吧和所有流行時尚,似乎在指顧間發榮滋長。這個迅雷不及掩耳的發展和近年來的中國、韓國或亞洲其他大城市差堪比擬。那時候美國紐約曼哈頓的第五大道上所有的奢華精品店和百貨公司,都是日本公司的;現在則都是中國公司的。
我覺得很慶幸能夠在 1970 年代成長,並且在求學時期接觸了相當大的音樂光譜。我是在廣播電台第一次聽到楊納斯・賽納奇斯(Iannis Xenakis)。坂本龍一在 1980 年代初期開了一個很棒的廣播節目,他會播放卡爾海因茲·史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的音樂,接著則是性手槍和雷蒙合唱團(Ramones)。要知道當時並沒有網際網路,媒體也僅限於電視和我一直在收聽的廣播電台。
在就業機會方面,那也是個相當獨特的年代。我大學畢業以後,我的信箱每天湧入銀行等等無數的工作機會。日本公司的成長風雲變幻,到處都缺人。我沒有特別想要鑽營;我只是在餐廳、酒吧、工廠打零工。我可以享受夜生活,而我就在空屋、夜店、地下DJ派對以及祕密規劃的事件裡認識了許多人。夜店就是在做這種驚世駭俗的事。
瑪薩拉‧利斯塔:那是什麼樣子呢?
池田亮司:好比說,紐約圈子的影響就很大,尤其是音廠酒吧(Sound Factory),那裡有相當獨特的音響系統,其他混搭雷鬼的夜店也是一樣。東京夜店複製了這些音響系統,甚至青出於藍;那真的太瘋狂了。這真的就是我在夜店體驗到的:聲音如何變成有形質的東西。有人說我的音樂會太大聲了,但還是跟它沒得比……。我根本沒辦法呼吸。我幾乎是感到恐懼,膽戰心驚的那種恐懼。但是那種音樂,浩室音樂(house music)或是混搭雷鬼音樂(dub music)本身其實不是很有趣;它只是讓所有揚聲器各盡其職而已。音響系統是真正的主體,而不是播放的音樂。空氣的振動太驚人了:妳會停止思考。現在警方的規定當然中止了這一切。但是即使是在當時,也只有少數幾個地方有那麼極端:或許是在底特律、雪菲爾和曼徹斯特。科技越來越便宜,每個人都買得起揚聲器,DJ們便轉而以唱盤和鼓機大搞創意,以唱盤產生刮擦聲的創意性不當使用之類的,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使我進入一種不同的世界。相較於史托克豪森的音樂,我更加著迷於這種沒有任何參考座標可言的對於聲音的物理性使用。它超乎想像。我在那裡認識了若干藝術家而開始學到一些事。夜店是一種媒介。它們傳播尖端音樂,而不只是舞曲。有些DJ播放的曲目真不是蓋的。作為業餘者,我開始嘗試一些東西,像是融合波沙諾瓦(bossa nova)或是部落音樂和抽象的電音,以產生一種聲景。我認識了幾個舞踏的舞者,他們在做一點另類的東西,於是我們想:「我們一起做一點事吧。」於是我開始和其他人合作。但是它完全是地下的;我們的觀眾大概只有十來個(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