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ughts on Paul Rand設計師論蘭德
菲力‧波頓（Philip Burton）
威爾‧伯丁（1908-1972）：
美國平面設計師，《財星》雜誌藝術總監，
曾為柯達、普強製藥等公司進行設計。
有人曾經請我形容一下保羅‧蘭德，我選了慈悲（compassionate）一詞。我的評語遭到質疑。這和那個素以壞脾氣聞名的保羅‧蘭德，怎麼可能是同一個人？但他真的是個慈悲之人。
保羅在1955年加入我們，成為耶魯大學研究生平面設計專案的教師。他總說，他沒想過他會是個好老師。但我懷疑，凡是被他教過的學生，有哪個想不起深受歡迎的蘭德故事，想不起這些故事如何繼續不斷地啟發他們。他們必須承認，若是沒有蘭德這位老師，他們就不會是今天的模樣。
保羅總是在秋季課程的禮拜五早上授課。每個禮拜的程序都一樣。會議室的桌子上備好了夾式工作燈，十幾枝剛削好的銳利鉛筆和一疊白色證券紙。秋季課程一開始，每位學生都必須提出他或她的作品集。保羅會仔細審閱，明確指出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後滔滔不絕的說出一大串改進做法。
隨著課程進行，學生必須繳交一份編排企劃，編排的文本選自歐贊方（Amadée）和柯比意（Le Corbusier）合寫的〈論造型〉（Sur la Plastique, 1925），或是保羅自己的〈設計與玩直覺〉（Design and Play Instinct, 1965）。學生將再次聚集到會議室，展示他們的成品。保羅會仔細思考，移動已經編排成形的文字塊。課堂結束之前，總會有兩名、三名有時甚至是四名學生圍著會議桌，秀出他們的製作步驟。保羅會就編排構成提出調整，改善作品的流暢度，做為學生日後設計的參考。課堂結束後，通常是到茉莉小館（Mory´s）享用冰涼的馬德里番茄牛肉湯，火雞三明治，和Jell-O果凍。
1977年，阿敏‧霍夫曼邀請保羅前往他在瑞士布利薩戈小村開設的暑期習營，講學一週。小村位於義大利邊境稍北一點，有座大湖，四周種滿了棕櫚、香蕉和竹林，倒映著終年積雪的阿爾卑斯山，這般詩情畫意的美景，對保羅卻私毫不起作用。他去那裡是為了教學，而他懷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到底能完成什麼。
課堂在當地的小學進行。因為學生放暑假，我們可以把咖啡廳當成教室，總共十一張大桌，每桌坐兩名學生。保羅會拎著一張童軍椅一桌走過一桌，方便他隨時坐下來和每個學生討論他或她的作品。每次單獨指導的時間，都長到足以讓學生走上正確的軌道，另外還會附帶保羅豐富人生中的諸多故事，只要這些故事和當時討論的主題有關。和學生討論的時候，他總是灌注了所有心神。
保羅始終是布利薩戈計畫的核心教員之一，直到1996年底。他很快就確信，這種方式，也就是與個別學生進行密集的互動，是平面設計的最佳教學法。他曾試圖把這種「一星期一專案」的做法移植到耶魯大學，但由於學生同時得承受學院和課外的種種要求，效果始終不彰。
克魯格記錄了保羅（有時還包括瑪莉安）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教師和學生所進行的兩場對談，這兩場對談的內容也可以讓你們確信，保羅正是那個最足以被形容為慈悲之人。
潔西卡‧荷芬（Jessica Helfand）
愛爾廣告公司：美國第一家廣告公司，
1869年成立於費城。De Beers享譽國際的
「鑽石恆久遠」（A diamond is forever）廣告，
就是該公司於1948年打造出來的。
我在耶魯的畢業論文是關於方形的歷史，篇幅很長，學術風格。研究班的所有老師中，只有一位花時間讀了它，那就是保羅‧蘭德。
「潔西卡的論文我才讀了一下，就可以作出結論，它的內容值得推薦」，他在我的書面評語中如此寫道。「不過，那本論文看起來好像是在三天之內設計好的，」他後來告訴我。「它看起來，」他直直盯著我，確定我有聽到，「像個垃圾。」
當然，他是對的：關於它是在三天之內設計出來的這點。（我後來才了解，這是情人眼裡出垃圾。）不過在那時，我一直期待能從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那裡，得到這類直截了當的看法。「新字體的發展是我們這行的愚蠢量表！」「平面設計不是外科手術！」蘭德是個暴躁、無情、很難忍受的人。把優秀的標準不斷往上拉，是他的小小驕傲。他熱愛形式，痛恨市場調查，深信好設計的力量。他沒法忍受笨蛋，沒法高高興興的忍受這種人。
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去他位於康乃迪克衛斯頓的家裡走走，我們會坐在餐桌上聊天。聊天的時候，他會想到有哪些書希望我讀，他會去把它們找出來，常常會帶著一堆他最喜歡的書送我回家――有很多是關於建築、哲學、藝術，甚至是猶太文物的書。我是班上唯一的猶太女孩，當他不在學校課堂上扮演那個難纏傢伙的時候，他對我就像對待孫女一樣，甚至好到讓我有罪惡感。「妳像幽靈般消失無蹤！」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那時，我大概有一兩個月沒去看他。蘭德跟我的爺爺和外公一樣，一方面是個沉默寡言、謹守原則的父親，但同時又會對最輕微的挑釁發出突如其來的大笑。我帶巧克力給他。他泡茶給我喝。我們會坐上好幾個小時辯個沒完。我熱愛我們相處的每分每秒。
印象中我們談論設計的次數，遠遠不比上談論生活、談論想法、談論書籍。「妳靠觀察學到大部分事情，」他會說，「但閱讀讓妳理解。閱讀讓妳自由。」有一次，他抱怨起他想指定給學生閱讀的一篇文章，就是歐贊方和柯比意1925年合寫的那篇〈論造型〉，他認為當時通用的譯本有很多錯誤。他知道我是在法國長大的，就請我幫他弄一個更好的譯本，我遵命做了。他的法文不錯，可以看出我的翻譯至少就他的目的而言，是個比較好的版本。
不是因為我是個更好的譯者，而是因為在他的指導之下，我已經變成一個更具觀察力的設計學生。我從他那裡學到的最寶貴東西，就是如何全面觀察，徹底領會――深入地看，無情地看，敏銳地看。
幾年後，我結婚了，有次蘭德在費城演講時，我和丈夫比爾正好也那裡。他那時已經八十幾歲，身體虛弱，我們安排好去接他，並在晚上演講結束後送他回旅館。我們扶他下了計程車，他停下腳步，用手摟著我，我們的身高一模一樣，他給我緊緊的一抱。然後，他嚴厲地轉向比爾。「你知道，我不確定你現在是不是配得上她，」他厲聲說道。「但你會做到的。」我感到非常安慰，非常愉快，感謝他在很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談話中，選擇批評我的丈夫，而不是我的論文。我依然懷念著他。
菲力‧波頓（Philip Burton）
威爾‧伯丁（1908-1972）：
美國平面設計師，《財星》雜誌藝術總監，
曾為柯達、普強製藥等公司進行設計。
有人曾經請我形容一下保羅‧蘭德，我選了慈悲（compassionate）一詞。我的評語遭到質疑。這和那個素以壞脾氣聞名的保羅‧蘭德，怎麼可能是同一個人？但他真的是個慈悲之人。
保羅在1955年加入我們，成為耶魯大學研究生平面設計專案的教師。他總說，他沒想過他會是個好老師。但我懷疑，凡是被他教過的學生，有哪個想不起深受歡迎的蘭德故事，想不起這些故事如何繼續不斷地啟發他們。他們必須承認，若是沒有蘭德這位老師，他們就不會是今天的模樣。
保羅總是在秋季課程的禮拜五早上授課。每個禮拜的程序都一樣。會議室的桌子上備好了夾式工作燈，十幾枝剛削好的銳利鉛筆和一疊白色證券紙。秋季課程一開始，每位學生都必須提出他或她的作品集。保羅會仔細審閱，明確指出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後滔滔不絕的說出一大串改進做法。
隨著課程進行，學生必須繳交一份編排企劃，編排的文本選自歐贊方（Amadée）和柯比意（Le Corbusier）合寫的〈論造型〉（Sur la Plastique, 1925），或是保羅自己的〈設計與玩直覺〉（Design and Play Instinct, 1965）。學生將再次聚集到會議室，展示他們的成品。保羅會仔細思考，移動已經編排成形的文字塊。課堂結束之前，總會有兩名、三名有時甚至是四名學生圍著會議桌，秀出他們的製作步驟。保羅會就編排構成提出調整，改善作品的流暢度，做為學生日後設計的參考。課堂結束後，通常是到茉莉小館（Mory´s）享用冰涼的馬德里番茄牛肉湯，火雞三明治，和Jell-O果凍。
1977年，阿敏‧霍夫曼邀請保羅前往他在瑞士布利薩戈小村開設的暑期習營，講學一週。小村位於義大利邊境稍北一點，有座大湖，四周種滿了棕櫚、香蕉和竹林，倒映著終年積雪的阿爾卑斯山，這般詩情畫意的美景，對保羅卻私毫不起作用。他去那裡是為了教學，而他懷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到底能完成什麼。
課堂在當地的小學進行。因為學生放暑假，我們可以把咖啡廳當成教室，總共十一張大桌，每桌坐兩名學生。保羅會拎著一張童軍椅一桌走過一桌，方便他隨時坐下來和每個學生討論他或她的作品。每次單獨指導的時間，都長到足以讓學生走上正確的軌道，另外還會附帶保羅豐富人生中的諸多故事，只要這些故事和當時討論的主題有關。和學生討論的時候，他總是灌注了所有心神。
保羅始終是布利薩戈計畫的核心教員之一，直到1996年底。他很快就確信，這種方式，也就是與個別學生進行密集的互動，是平面設計的最佳教學法。他曾試圖把這種「一星期一專案」的做法移植到耶魯大學，但由於學生同時得承受學院和課外的種種要求，效果始終不彰。
克魯格記錄了保羅（有時還包括瑪莉安）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教師和學生所進行的兩場對談，這兩場對談的內容也可以讓你們確信，保羅正是那個最足以被形容為慈悲之人。
潔西卡‧荷芬（Jessica Helfand）
愛爾廣告公司：美國第一家廣告公司，
1869年成立於費城。De Beers享譽國際的
「鑽石恆久遠」（A diamond is forever）廣告，
就是該公司於1948年打造出來的。
我在耶魯的畢業論文是關於方形的歷史，篇幅很長，學術風格。研究班的所有老師中，只有一位花時間讀了它，那就是保羅‧蘭德。
「潔西卡的論文我才讀了一下，就可以作出結論，它的內容值得推薦」，他在我的書面評語中如此寫道。「不過，那本論文看起來好像是在三天之內設計好的，」他後來告訴我。「它看起來，」他直直盯著我，確定我有聽到，「像個垃圾。」
當然，他是對的：關於它是在三天之內設計出來的這點。（我後來才了解，這是情人眼裡出垃圾。）不過在那時，我一直期待能從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那裡，得到這類直截了當的看法。「新字體的發展是我們這行的愚蠢量表！」「平面設計不是外科手術！」蘭德是個暴躁、無情、很難忍受的人。把優秀的標準不斷往上拉，是他的小小驕傲。他熱愛形式，痛恨市場調查，深信好設計的力量。他沒法忍受笨蛋，沒法高高興興的忍受這種人。
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去他位於康乃迪克衛斯頓的家裡走走，我們會坐在餐桌上聊天。聊天的時候，他會想到有哪些書希望我讀，他會去把它們找出來，常常會帶著一堆他最喜歡的書送我回家――有很多是關於建築、哲學、藝術，甚至是猶太文物的書。我是班上唯一的猶太女孩，當他不在學校課堂上扮演那個難纏傢伙的時候，他對我就像對待孫女一樣，甚至好到讓我有罪惡感。「妳像幽靈般消失無蹤！」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那時，我大概有一兩個月沒去看他。蘭德跟我的爺爺和外公一樣，一方面是個沉默寡言、謹守原則的父親，但同時又會對最輕微的挑釁發出突如其來的大笑。我帶巧克力給他。他泡茶給我喝。我們會坐上好幾個小時辯個沒完。我熱愛我們相處的每分每秒。
印象中我們談論設計的次數，遠遠不比上談論生活、談論想法、談論書籍。「妳靠觀察學到大部分事情，」他會說，「但閱讀讓妳理解。閱讀讓妳自由。」有一次，他抱怨起他想指定給學生閱讀的一篇文章，就是歐贊方和柯比意1925年合寫的那篇〈論造型〉，他認為當時通用的譯本有很多錯誤。他知道我是在法國長大的，就請我幫他弄一個更好的譯本，我遵命做了。他的法文不錯，可以看出我的翻譯至少就他的目的而言，是個比較好的版本。
不是因為我是個更好的譯者，而是因為在他的指導之下，我已經變成一個更具觀察力的設計學生。我從他那裡學到的最寶貴東西，就是如何全面觀察，徹底領會――深入地看，無情地看，敏銳地看。
幾年後，我結婚了，有次蘭德在費城演講時，我和丈夫比爾正好也那裡。他那時已經八十幾歲，身體虛弱，我們安排好去接他，並在晚上演講結束後送他回旅館。我們扶他下了計程車，他停下腳步，用手摟著我，我們的身高一模一樣，他給我緊緊的一抱。然後，他嚴厲地轉向比爾。「你知道，我不確定你現在是不是配得上她，」他厲聲說道。「但你會做到的。」我感到非常安慰，非常愉快，感謝他在很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談話中，選擇批評我的丈夫，而不是我的論文。我依然懷念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