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食同源神農始
在華夏中國，上下五千年，蕩塵俗，滌昏寐，越眾飲而獨高，攸關人們精神層面的飲品，莫過於茶了。唐代陸羽在《茶經．之飲》中寫道：「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周魯公。」陸羽在著述《茶經》的過程中，只是推測古人對茶的最早認知，可能來自古老先民們（神農）長期的反覆探索與實踐。先民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只要是無毒的、味道不太苦澀的、纖維較細的、滋味不太難以下嚥的，都會被納為日常食材。他們在不斷廣泛嘗食植物的過程中，還會根據不同植物在不同季節、對不同器官產生的不同滋味以及呈現出的寒熱溫涼等感受，結合在不同歷史階段累積的醫療經驗，逐漸開始了樸素的醫學探索與總結。西漢《淮南子．脩務訓》記載：「（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可見，古老的先民們，在從蠻荒走向農耕文明的嘗百草的艱難過程中，在辨識食物與藥物的過程中，曾付出過巨大的健康與生命代價。其間，茶因其清香消滯，一定曾在長期的比較試吃和遴選食物的過程中脫穎而出，這大概就是茶之藥食同源的發展由來。
茶能解毒一說，最早出自宋代的《聖濟總錄》。我們常常聽到的說法「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並非出自漢代的《神農本草經》，造成誤解的始作俑者，是清代康熙二十四年的進士陳元龍。他在《格致鏡原》裡提到這段論述時，前面註明「《本草》則曰」，就是因為這四個字，讓疏於稽考的各界人士，誤以為「得荼以解之」出自中醫經典《神農本草經》，這也是此後各種著述援引混亂的源頭。但是，也不能因為引用錯誤，而輕易否定茶的解毒作用。古代醫籍記載的「毒」，多指藥的偏性或熱性等。茶作為藥最早的解毒作用，表現在茶的寒性方面，因為寒能勝熱。其次，是茶多酚能夠沉澱或還原某些金屬鹽類，有延緩毒物吸收的效果；與某些蛋白質錯合，能夠殺菌消毒。第三，茶能利小便、利大腸、濃茶能夠催吐等，都可視為透過利尿、導瀉、催吐等，能夠有效減少體內有毒物質的吸收。
在農耕文明剛剛萌芽的神農時代，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覓盡可能食用的植物果腹，採集茶樹芽葉，烹煮食用，自然是順理成章之事。茶由食用到藥用，由藥食同用再發展為廣泛的食用，時間大概是在戰國或秦代以後。清代顧炎武《日知錄》說：「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東漢華佗《食論》記載：「苦荼久食，益意思。」《神農食經》也說道：「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這說明，古人很早就意識到，茶無毒可久服，並且可食可藥。茶的「益意思」和「悅志」，主要是指咖啡因的瀉火除煩以及茶胺酸的鎮靜安神等多重功效。
西漢王褒的〈僮約〉中，有「烹荼盡具」、「武陽買荼」，這是最早有關飲茶的可信記載。對於〈僮約〉的記載，我們迫切需要釐清的是，這裡的「具」，究竟是指什麼樣的茶具？而此時的「荼」，到底又是什麼樣的茶？清楚梳理這些知識非常關鍵。
西元230年前後，三國魏人張揖所著的《廣雅》稱：「荊巴間採茶做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薑、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從文中可以推測，西漢時在武陽所買的茶，大概還是以米膏黏合起來、梗葉粗老的餅茶。在茶的蒸青工藝還沒有發明以前，揉捻工藝自然也尚未誕生，粗老的茶葉，因果膠含量低而無法壓餅，故以米膏黏合，便於取拿存放，有意識地盡量減少茶葉的儲存空間和運輸體積，這相當符合古人的智慧水準和當時的生產力發展狀況。
在漢魏六朝以前，不可能存在經過蒸青並藉助工具壓製的餅茶，但用米膏黏合而成的餅茶或經日晒乾燥的散茶，是有可能同時並存的。此時的飲茶方式，不外乎直接採擷茶的鮮葉煮成羹飲（茗粥），或在乾茶內加蔥、薑、桂、橘皮、薄荷、茱萸等熱性藥物或調味料混合煮飲等。東晉郭璞《爾雅注》記載：「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晚唐楊曄《膳夫經手錄》也記載：「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採其葉煮，是為茗粥。」此時服用的羹飲或茗粥，茶渣與茶湯還沒有完全分離，這段時期及此前，可稱為茶飲發展中的煮茶時代。
茗粥與羹湯，應該是有差別的。茗粥裡可能含有「以米膏出之的」澱粉類食物，而羹飲內可能只含有茶末和湯水。在製茶時加入澱粉類等食物，在中國民間有著古老而悠久的傳統。南宋陸游在《入蜀記》裡，記其經鎮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山藥，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唯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元代忽思慧在《飲膳正要．諸般湯煎》中也介紹：宮廷「香茶」，是以白茶、龍腦、百藥煎、麝香按固定比例，共同細細研磨，「用香粳米熬成粥，和成劑，印作餅」。
唐代皮日休在〈茶中雜詠序〉中說：「自周以降及於國朝茶事，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然季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也。」漢魏六朝以前的飲茶方式，誠如皮日休所言，「渾而烹之」，煮成濃厚的羹湯而飲。這說明在那時，食與飲的器具並沒有完全區分，這也進一步證明了，在那時還沒有專門的煮茶或飲茶器具誕生。先民們若要喝茶，往往會借用日常生活中煮飯的釜來煮茶，並以吃飯的碗來盛茶飲用。
在原始且粗率的煮茶時代，茶的發展與茶具的發展，基本上是平行的，還沒有太深刻的關聯性。那麼，在這個歷史階段，先民們吃飯喝茶的碗，究竟是什麼材質、什麼形式、多大尺寸的呢？這需要仔細梳理那段不太明朗的歷史。
初唐重臣、著名書法家虞世南編著的隋代類書《北堂書鈔》記載：「惠帝自荊還洛，有一人持瓦盂盛茶，夜暮上至尊，飲以為佳。」瓦盂，是古代盛漿湯或食物的器皿，可能施釉也可能無釉。這不僅說明了西晉已經具有飲茶習慣，而且也證實了即使是貴為皇帝的晉惠帝，喝茶的器具也很簡陋，食飲同器，食飲不分，此時尚未出現專門的茶器。
東晉時的杜育，寫下了歷史上第一部關於茶的作品〈荈賦〉，為唐代陸羽承前啟後地撰寫《茶經》，提供了思路，奠定了基礎。杜育在〈荈賦〉寫道：「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唯茲初成，沫沉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此文已經詳盡提及了飲茶的擇水、選器、酌茶、鑑賞等層面。茶器選擇越州窯的簡陋陶碗，這與晉惠帝喝茶的瓦盂基本上屬於一脈相承。從煮茶的釜內、向外舀茶湯的工具，是把天然的葫蘆一剖為二的匏。樸素傳幽真。此時的喝茶方式，與所處的時代一樣，一切都是那麼樸素自然。
在華夏中國，上下五千年，蕩塵俗，滌昏寐，越眾飲而獨高，攸關人們精神層面的飲品，莫過於茶了。唐代陸羽在《茶經．之飲》中寫道：「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周魯公。」陸羽在著述《茶經》的過程中，只是推測古人對茶的最早認知，可能來自古老先民們（神農）長期的反覆探索與實踐。先民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只要是無毒的、味道不太苦澀的、纖維較細的、滋味不太難以下嚥的，都會被納為日常食材。他們在不斷廣泛嘗食植物的過程中，還會根據不同植物在不同季節、對不同器官產生的不同滋味以及呈現出的寒熱溫涼等感受，結合在不同歷史階段累積的醫療經驗，逐漸開始了樸素的醫學探索與總結。西漢《淮南子．脩務訓》記載：「（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可見，古老的先民們，在從蠻荒走向農耕文明的嘗百草的艱難過程中，在辨識食物與藥物的過程中，曾付出過巨大的健康與生命代價。其間，茶因其清香消滯，一定曾在長期的比較試吃和遴選食物的過程中脫穎而出，這大概就是茶之藥食同源的發展由來。
茶能解毒一說，最早出自宋代的《聖濟總錄》。我們常常聽到的說法「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並非出自漢代的《神農本草經》，造成誤解的始作俑者，是清代康熙二十四年的進士陳元龍。他在《格致鏡原》裡提到這段論述時，前面註明「《本草》則曰」，就是因為這四個字，讓疏於稽考的各界人士，誤以為「得荼以解之」出自中醫經典《神農本草經》，這也是此後各種著述援引混亂的源頭。但是，也不能因為引用錯誤，而輕易否定茶的解毒作用。古代醫籍記載的「毒」，多指藥的偏性或熱性等。茶作為藥最早的解毒作用，表現在茶的寒性方面，因為寒能勝熱。其次，是茶多酚能夠沉澱或還原某些金屬鹽類，有延緩毒物吸收的效果；與某些蛋白質錯合，能夠殺菌消毒。第三，茶能利小便、利大腸、濃茶能夠催吐等，都可視為透過利尿、導瀉、催吐等，能夠有效減少體內有毒物質的吸收。
在農耕文明剛剛萌芽的神農時代，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覓盡可能食用的植物果腹，採集茶樹芽葉，烹煮食用，自然是順理成章之事。茶由食用到藥用，由藥食同用再發展為廣泛的食用，時間大概是在戰國或秦代以後。清代顧炎武《日知錄》說：「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東漢華佗《食論》記載：「苦荼久食，益意思。」《神農食經》也說道：「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這說明，古人很早就意識到，茶無毒可久服，並且可食可藥。茶的「益意思」和「悅志」，主要是指咖啡因的瀉火除煩以及茶胺酸的鎮靜安神等多重功效。
西漢王褒的〈僮約〉中，有「烹荼盡具」、「武陽買荼」，這是最早有關飲茶的可信記載。對於〈僮約〉的記載，我們迫切需要釐清的是，這裡的「具」，究竟是指什麼樣的茶具？而此時的「荼」，到底又是什麼樣的茶？清楚梳理這些知識非常關鍵。
西元230年前後，三國魏人張揖所著的《廣雅》稱：「荊巴間採茶做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薑、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從文中可以推測，西漢時在武陽所買的茶，大概還是以米膏黏合起來、梗葉粗老的餅茶。在茶的蒸青工藝還沒有發明以前，揉捻工藝自然也尚未誕生，粗老的茶葉，因果膠含量低而無法壓餅，故以米膏黏合，便於取拿存放，有意識地盡量減少茶葉的儲存空間和運輸體積，這相當符合古人的智慧水準和當時的生產力發展狀況。
在漢魏六朝以前，不可能存在經過蒸青並藉助工具壓製的餅茶，但用米膏黏合而成的餅茶或經日晒乾燥的散茶，是有可能同時並存的。此時的飲茶方式，不外乎直接採擷茶的鮮葉煮成羹飲（茗粥），或在乾茶內加蔥、薑、桂、橘皮、薄荷、茱萸等熱性藥物或調味料混合煮飲等。東晉郭璞《爾雅注》記載：「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晚唐楊曄《膳夫經手錄》也記載：「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採其葉煮，是為茗粥。」此時服用的羹飲或茗粥，茶渣與茶湯還沒有完全分離，這段時期及此前，可稱為茶飲發展中的煮茶時代。
茗粥與羹湯，應該是有差別的。茗粥裡可能含有「以米膏出之的」澱粉類食物，而羹飲內可能只含有茶末和湯水。在製茶時加入澱粉類等食物，在中國民間有著古老而悠久的傳統。南宋陸游在《入蜀記》裡，記其經鎮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山藥，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唯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元代忽思慧在《飲膳正要．諸般湯煎》中也介紹：宮廷「香茶」，是以白茶、龍腦、百藥煎、麝香按固定比例，共同細細研磨，「用香粳米熬成粥，和成劑，印作餅」。
唐代皮日休在〈茶中雜詠序〉中說：「自周以降及於國朝茶事，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然季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也。」漢魏六朝以前的飲茶方式，誠如皮日休所言，「渾而烹之」，煮成濃厚的羹湯而飲。這說明在那時，食與飲的器具並沒有完全區分，這也進一步證明了，在那時還沒有專門的煮茶或飲茶器具誕生。先民們若要喝茶，往往會借用日常生活中煮飯的釜來煮茶，並以吃飯的碗來盛茶飲用。
在原始且粗率的煮茶時代，茶的發展與茶具的發展，基本上是平行的，還沒有太深刻的關聯性。那麼，在這個歷史階段，先民們吃飯喝茶的碗，究竟是什麼材質、什麼形式、多大尺寸的呢？這需要仔細梳理那段不太明朗的歷史。
初唐重臣、著名書法家虞世南編著的隋代類書《北堂書鈔》記載：「惠帝自荊還洛，有一人持瓦盂盛茶，夜暮上至尊，飲以為佳。」瓦盂，是古代盛漿湯或食物的器皿，可能施釉也可能無釉。這不僅說明了西晉已經具有飲茶習慣，而且也證實了即使是貴為皇帝的晉惠帝，喝茶的器具也很簡陋，食飲同器，食飲不分，此時尚未出現專門的茶器。
東晉時的杜育，寫下了歷史上第一部關於茶的作品〈荈賦〉，為唐代陸羽承前啟後地撰寫《茶經》，提供了思路，奠定了基礎。杜育在〈荈賦〉寫道：「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唯茲初成，沫沉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此文已經詳盡提及了飲茶的擇水、選器、酌茶、鑑賞等層面。茶器選擇越州窯的簡陋陶碗，這與晉惠帝喝茶的瓦盂基本上屬於一脈相承。從煮茶的釜內、向外舀茶湯的工具，是把天然的葫蘆一剖為二的匏。樸素傳幽真。此時的喝茶方式，與所處的時代一樣，一切都是那麼樸素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