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節錄）
「接觸即興」（Contact Improvisation；簡稱CI）醞釀於紐約1960年代末傑德森教堂（Judson Church）後現代舞蹈時期，並於1970 年代初開始廣泛推行。CI 以「觸」（touch）作為基本行為展開兩人或多人之間的即興舞蹈，旨在實踐人人都可跳舞的平等精神，挑戰美國自1950 年代以來主流現代舞美學慣例與政治社會滯悶的教條規範。CI 進行的當下，參與者專注於連接彼此身體間觸點所傳來的訊息，這個訊息多數時候以重力的各種面貌傳達；在觸點上傳遞重力的過程，時而激烈瘋狂，時而出奇的寧靜。觸點有時不只存在於兩人之間，也存在於多人之間：我的背部可能倚靠著另一人的肩膀，左髖可能卡在另一個人的右髖，我的右腳則穩穩地感受地板的支撐，同時為下一個瞬間動力作準備，雙手則可能試著平衡或擠壓著夥伴的身體作為輔助。在多重觸點與各異重力的訊息之間，我與夥伴（們）協調也傳遞著彼此的訊息。在CI 當下觸到可觸物的同時，我們的觸覺雷達也不斷掃描空間中其他實踐者與物件的動態，評估著其他動態可能對於自身的影響。這就物理性層面來看是為了避免「車禍」現場。不過，在這可見與可觸的事件之中，觸覺雷達也無可避免地游移在可見與可觸的世界之外，也就是那片不可見、不可觸卻可感的領域。身心高速來回於這兩個相依相存的世界之間，碰撞出一方具創造性的空間，讓所有可能的時間孔洞懸浮其上。
「感」與「知」的不協調
2019 年某夏日午後，我與一位來自巴西的舞者夥伴在德國弗萊堡衛欽格中學體育館（Sport Halls of the Wentzinger School）的湖畔公園草地上，進行了近三十分鐘的接觸即興。支撐這段舞蹈的草地，不若光滑、無阻、彈性佳的排練場，而是有著零星坑洞、砂石與隆起的草堆。空氣中，震動著繁雜人聲與笑鬧；湖邊有人游泳玩耍，草丘上有人裸曬閱讀。經歷漫長冬夜的德國人，盡情享受著暖陽撫身的美好。我與舞伴感受著皮膚內外的各種訊息，運動過程緩慢而受限。受到草皮阻力的影響，這段雙人沒有排練室中輕盈順暢的飛躍與滑行，反因地面坑洞而踉蹌。但也因著環境中的各種雜訊逼得我們須靜心聆聽對方身體的訊息，一股細微而脆弱的引力牽動著這段舞蹈。專注當下，他用語言表示想要親吻的欲望，我沒有回應，卻也並未終止這段舞蹈。畫下句點的是他本就預定的排練行程。走回接觸即興節營地的路上，他笑虧自己：「我們巴西人就是無法隱藏欲望！」我回應道：「在臺灣（接觸即興）不會有這樣的表達。」他問：「那有欲望要怎麼辦？」我沉默。他趕去排練室前留下一句略顯老套的話術：「性是革命的力量。」我不以為意，倒是這面對欲望的沉默持續如巨響般在我耳邊迴盪。身為一個在臺灣脈絡下接收CI的實踐者，我並非不知道如何就實踐上技術性地回應這類問題，因為在我當時的認知中，欲望本不在CI被設定的世界觀之中。
創始者之一帕克斯頓（Steve Paxton）在他首次來臺的一段演講中提到「觸會告訴我們許多事情」（Paxton, 1992 [lecture]）。接著他繼續闡述，「觸讓我們知道我們身在何處、地板在哪裡、還有什麼在支撐我們⋯⋯我們可以藉著身體接觸與人溝通⋯⋯也可以確定關係」。此看似充滿包容性的「觸」的定義，到了CI 實踐範疇中則明確收束為：應著重於「肢體性」與「感官性」的探索，且避談性欲特質（sexuality）、心理狀態（psychology）與靈性（spirituality）（Paxton, 1993/2003）。此定義出自帕克斯頓於1993 年《戲劇評論》中所刊登的一篇〈起草內在技巧〉（“Drafting Interior Techniques”）。此文獻作為當代CI 實踐者與研究者必讀經典，廣泛地影響了各地CI 實踐者。生長於大量接收美國文化輸入的臺灣，我亦無法自外於此歷史條件。
然隨著實踐經驗與研究觀察的累積，發現因人而異的實踐以及溢出上述定義的論述與實踐筆記所在多有。以2020 年中離世的CI 教母史塔克．史密斯（Nancy Stark-Smith, 2003）為例，她曾記錄了自己在幾次CI 實踐中，透過與夥伴之間充滿聆聽與彼此支持的舞蹈，經驗了性欲特質的來與去，她詩意記錄道：
我感覺到我的情緒釋放在我們舞蹈中的身體⋯⋯我感覺到自己在每個重量轉移的過程中表達著也回應著—我的幽默、我的想像、我的人性、我的性欲特質，在舞蹈中顯著存在。⋯⋯那天，這支舞蹈是一個性感情事。（p.170）
史塔克．史密斯在「性欲特質與認同」（Sexuality and Identity）的主題下分享此實踐筆記，同時也記錄著與夥伴溝通並反思彼此經驗的過程。而首部CI研究《分享舞蹈：接觸即興與美國文化》的作者諾娃克（1990）則在〈感官性與性欲特質〉（“Sensuousness and Sexuality”）一章中，透過幾位實踐者與觀者對於CI與性欲特質的體驗與觀察，顯現了性欲特質在CI實踐當下被感知卻難以定位的曖昧空間。其中一位資深實踐者勒凡（John Lefan）即分享到「性欲特質的確在實踐經驗中存在，但是它被認為與其他事情一樣，並未被強調。正因如此，看見它來了又走了是一件很美的事」（Novack, 1990, p.164）。
我同時身為CI實踐者與舞蹈研究者，自2010年開始正式實踐CI，曾於古名伸老師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簡稱北藝大）舞蹈所開設的CI課程、即興表演課程參與過兩個學期，以及三年（各為期一週）由古舞團主辦的臺東CI工作坊。此外，亦不定期參與北藝大舞蹈所的Bindo CI Jam和北投71園區開設之CI Jam。前者由謝杰樺發起，後者則由古舞團資深團員朱星朗舉辦。全球疫情爆發之前的三年（2017年至2019年），我常往返德國弗萊堡接觸即興藝術節（Contact Festival Freiburg）、柏林58 Studio、Marameo Berlin開設之CI Jam持續參與實踐。在上述各場域的實踐經驗中也曾感受過性欲特質、親密感來去的狀態。尤其在德國實踐脈絡下，常有機會與其他CI 實踐者討論實踐當下有關親密感（intimacy）或動情（affection）的狀態，且可在這類對話中感覺到對於此經驗的猶豫與不確定性。舉例來說，在一次美籍資深實踐者艾肯（Chris Aiken）和豪瑟（Angie Hauser）於2019 年弗萊堡接觸即興節帶領「接觸即興技巧、政治、詩學」（CI Skills, Politics, Poetics）工作坊的晨間暖身課上，我與舞伴一起操作了兩位導師的身體練習：在接觸點上使用強度較高的「擠」與「壓」的力氣進行一段相互支持與聆聽的肢體互動。結束後夥伴與我分享到，他認為我們在練習中「動情」了，並自我懷疑「動情」在此場合下是否適宜；當下的我則回應道，剛剛的練習對我來說是一次細密的身體聆聽。雖然我們未找到時間做進一步的討論，但並非因這類經驗現象在此被視為禁忌而打住了我們的討論。畢竟在該年的接觸即興節，一位實踐者以CI 中的「親密感」作為主題，進行了臨時召開的場外對話，聚集約莫20 至30 名實踐者在戶外用餐區，分享各自對於CI 中的親密感體驗、看法與辯論。
從上述幾則經驗來看，除了指出實踐中動情的發生與彼此感知的錯身是可能存在的；另一方面，有鑒於舞伴對於自身在CI 實踐脈絡下產生動情的懷疑，以及我對此感知彷彿刻意避免的傾向，促使我開始脈絡化地省思將CI 實踐規範理所當然化的問題。事實上，首次警醒早在幾年前出現。我從2014 至2016 年間曾於臺北醫學大學的通識課程以CI 作為基礎帶領名為「身體感知工作坊」的系列課程，於備課過程中，通識課主任林文琪老師提醒我：「臺灣大一學生，對身體很害羞，二人一組若出現異性一組的情況，可能有些人會感覺不舒服，你要想辦法克服這個問題」（林文琪，電子郵件，2014）。這看來尋常的提醒，其實已在當時點出了我的觀看視角與感知慣性，亦即承接CI 實踐中以「中性」（neutral）、「無差別」（undifferentiated）、「去性欲特質」（desexualized）等態度看待實踐過程中的肢體互動。不過，看得更遠一些，此對待身體的態度在我過去舞蹈科班的學習環境中可能早已不斷被暗示與養成。兩相加乘下，便形成了以專業之名合理化、純粹化身體接觸與互動的不自覺慣性。
「接觸即興」（Contact Improvisation；簡稱CI）醞釀於紐約1960年代末傑德森教堂（Judson Church）後現代舞蹈時期，並於1970 年代初開始廣泛推行。CI 以「觸」（touch）作為基本行為展開兩人或多人之間的即興舞蹈，旨在實踐人人都可跳舞的平等精神，挑戰美國自1950 年代以來主流現代舞美學慣例與政治社會滯悶的教條規範。CI 進行的當下，參與者專注於連接彼此身體間觸點所傳來的訊息，這個訊息多數時候以重力的各種面貌傳達；在觸點上傳遞重力的過程，時而激烈瘋狂，時而出奇的寧靜。觸點有時不只存在於兩人之間，也存在於多人之間：我的背部可能倚靠著另一人的肩膀，左髖可能卡在另一個人的右髖，我的右腳則穩穩地感受地板的支撐，同時為下一個瞬間動力作準備，雙手則可能試著平衡或擠壓著夥伴的身體作為輔助。在多重觸點與各異重力的訊息之間，我與夥伴（們）協調也傳遞著彼此的訊息。在CI 當下觸到可觸物的同時，我們的觸覺雷達也不斷掃描空間中其他實踐者與物件的動態，評估著其他動態可能對於自身的影響。這就物理性層面來看是為了避免「車禍」現場。不過，在這可見與可觸的事件之中，觸覺雷達也無可避免地游移在可見與可觸的世界之外，也就是那片不可見、不可觸卻可感的領域。身心高速來回於這兩個相依相存的世界之間，碰撞出一方具創造性的空間，讓所有可能的時間孔洞懸浮其上。
「感」與「知」的不協調
2019 年某夏日午後，我與一位來自巴西的舞者夥伴在德國弗萊堡衛欽格中學體育館（Sport Halls of the Wentzinger School）的湖畔公園草地上，進行了近三十分鐘的接觸即興。支撐這段舞蹈的草地，不若光滑、無阻、彈性佳的排練場，而是有著零星坑洞、砂石與隆起的草堆。空氣中，震動著繁雜人聲與笑鬧；湖邊有人游泳玩耍，草丘上有人裸曬閱讀。經歷漫長冬夜的德國人，盡情享受著暖陽撫身的美好。我與舞伴感受著皮膚內外的各種訊息，運動過程緩慢而受限。受到草皮阻力的影響，這段雙人沒有排練室中輕盈順暢的飛躍與滑行，反因地面坑洞而踉蹌。但也因著環境中的各種雜訊逼得我們須靜心聆聽對方身體的訊息，一股細微而脆弱的引力牽動著這段舞蹈。專注當下，他用語言表示想要親吻的欲望，我沒有回應，卻也並未終止這段舞蹈。畫下句點的是他本就預定的排練行程。走回接觸即興節營地的路上，他笑虧自己：「我們巴西人就是無法隱藏欲望！」我回應道：「在臺灣（接觸即興）不會有這樣的表達。」他問：「那有欲望要怎麼辦？」我沉默。他趕去排練室前留下一句略顯老套的話術：「性是革命的力量。」我不以為意，倒是這面對欲望的沉默持續如巨響般在我耳邊迴盪。身為一個在臺灣脈絡下接收CI的實踐者，我並非不知道如何就實踐上技術性地回應這類問題，因為在我當時的認知中，欲望本不在CI被設定的世界觀之中。
創始者之一帕克斯頓（Steve Paxton）在他首次來臺的一段演講中提到「觸會告訴我們許多事情」（Paxton, 1992 [lecture]）。接著他繼續闡述，「觸讓我們知道我們身在何處、地板在哪裡、還有什麼在支撐我們⋯⋯我們可以藉著身體接觸與人溝通⋯⋯也可以確定關係」。此看似充滿包容性的「觸」的定義，到了CI 實踐範疇中則明確收束為：應著重於「肢體性」與「感官性」的探索，且避談性欲特質（sexuality）、心理狀態（psychology）與靈性（spirituality）（Paxton, 1993/2003）。此定義出自帕克斯頓於1993 年《戲劇評論》中所刊登的一篇〈起草內在技巧〉（“Drafting Interior Techniques”）。此文獻作為當代CI 實踐者與研究者必讀經典，廣泛地影響了各地CI 實踐者。生長於大量接收美國文化輸入的臺灣，我亦無法自外於此歷史條件。
然隨著實踐經驗與研究觀察的累積，發現因人而異的實踐以及溢出上述定義的論述與實踐筆記所在多有。以2020 年中離世的CI 教母史塔克．史密斯（Nancy Stark-Smith, 2003）為例，她曾記錄了自己在幾次CI 實踐中，透過與夥伴之間充滿聆聽與彼此支持的舞蹈，經驗了性欲特質的來與去，她詩意記錄道：
我感覺到我的情緒釋放在我們舞蹈中的身體⋯⋯我感覺到自己在每個重量轉移的過程中表達著也回應著—我的幽默、我的想像、我的人性、我的性欲特質，在舞蹈中顯著存在。⋯⋯那天，這支舞蹈是一個性感情事。（p.170）
史塔克．史密斯在「性欲特質與認同」（Sexuality and Identity）的主題下分享此實踐筆記，同時也記錄著與夥伴溝通並反思彼此經驗的過程。而首部CI研究《分享舞蹈：接觸即興與美國文化》的作者諾娃克（1990）則在〈感官性與性欲特質〉（“Sensuousness and Sexuality”）一章中，透過幾位實踐者與觀者對於CI與性欲特質的體驗與觀察，顯現了性欲特質在CI實踐當下被感知卻難以定位的曖昧空間。其中一位資深實踐者勒凡（John Lefan）即分享到「性欲特質的確在實踐經驗中存在，但是它被認為與其他事情一樣，並未被強調。正因如此，看見它來了又走了是一件很美的事」（Novack, 1990, p.164）。
我同時身為CI實踐者與舞蹈研究者，自2010年開始正式實踐CI，曾於古名伸老師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簡稱北藝大）舞蹈所開設的CI課程、即興表演課程參與過兩個學期，以及三年（各為期一週）由古舞團主辦的臺東CI工作坊。此外，亦不定期參與北藝大舞蹈所的Bindo CI Jam和北投71園區開設之CI Jam。前者由謝杰樺發起，後者則由古舞團資深團員朱星朗舉辦。全球疫情爆發之前的三年（2017年至2019年），我常往返德國弗萊堡接觸即興藝術節（Contact Festival Freiburg）、柏林58 Studio、Marameo Berlin開設之CI Jam持續參與實踐。在上述各場域的實踐經驗中也曾感受過性欲特質、親密感來去的狀態。尤其在德國實踐脈絡下，常有機會與其他CI 實踐者討論實踐當下有關親密感（intimacy）或動情（affection）的狀態，且可在這類對話中感覺到對於此經驗的猶豫與不確定性。舉例來說，在一次美籍資深實踐者艾肯（Chris Aiken）和豪瑟（Angie Hauser）於2019 年弗萊堡接觸即興節帶領「接觸即興技巧、政治、詩學」（CI Skills, Politics, Poetics）工作坊的晨間暖身課上，我與舞伴一起操作了兩位導師的身體練習：在接觸點上使用強度較高的「擠」與「壓」的力氣進行一段相互支持與聆聽的肢體互動。結束後夥伴與我分享到，他認為我們在練習中「動情」了，並自我懷疑「動情」在此場合下是否適宜；當下的我則回應道，剛剛的練習對我來說是一次細密的身體聆聽。雖然我們未找到時間做進一步的討論，但並非因這類經驗現象在此被視為禁忌而打住了我們的討論。畢竟在該年的接觸即興節，一位實踐者以CI 中的「親密感」作為主題，進行了臨時召開的場外對話，聚集約莫20 至30 名實踐者在戶外用餐區，分享各自對於CI 中的親密感體驗、看法與辯論。
從上述幾則經驗來看，除了指出實踐中動情的發生與彼此感知的錯身是可能存在的；另一方面，有鑒於舞伴對於自身在CI 實踐脈絡下產生動情的懷疑，以及我對此感知彷彿刻意避免的傾向，促使我開始脈絡化地省思將CI 實踐規範理所當然化的問題。事實上，首次警醒早在幾年前出現。我從2014 至2016 年間曾於臺北醫學大學的通識課程以CI 作為基礎帶領名為「身體感知工作坊」的系列課程，於備課過程中，通識課主任林文琪老師提醒我：「臺灣大一學生，對身體很害羞，二人一組若出現異性一組的情況，可能有些人會感覺不舒服，你要想辦法克服這個問題」（林文琪，電子郵件，2014）。這看來尋常的提醒，其實已在當時點出了我的觀看視角與感知慣性，亦即承接CI 實踐中以「中性」（neutral）、「無差別」（undifferentiated）、「去性欲特質」（desexualized）等態度看待實踐過程中的肢體互動。不過，看得更遠一些，此對待身體的態度在我過去舞蹈科班的學習環境中可能早已不斷被暗示與養成。兩相加乘下，便形成了以專業之名合理化、純粹化身體接觸與互動的不自覺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