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發人深省的食物：北宋中期的消費競爭與遠離塵囂（摘錄）
裴志昂╱著，凌筱嶠╱譯
北宋文人不僅調整繼承自唐代的文體以容納城市這一主題，還將現有的文體延伸並發展出新的文學體裁來表達他們對於商品複雜的情感。唐人通常使用題材相對邊緣化的筆記文體來蒐集稗官野史、政事閒談、京都軼事以及郡縣異聞。宋代文人則將筆記的邊緣性加以擴充，使其承載他們在帝國多個中心遊歷所積累的各種知識，包括對當地土產以及商品，如茶、樂器的評判。而這些鑑賞文字獨成一派，成為各種名物之「譜」，如蔡襄（1012-1067）〈茶錄〉；歐陽修〈荔枝譜〉、〈硯譜〉、〈洛陽牡丹記〉；張耒（1054-1114）〈圖書譜〉；王禹偁（954-1001）〈題藤篋〉等。文人透過這些文字展現他們對特定商品的深厚學識，卻又頗為反諷地謙遜這類學問之卑微不足道。曾安止（1048-1098）則一語道破這些文字的商業目的：「近時士大夫之好事者，嘗集牡丹、荔枝與茶之品，為經及譜，以誇於市肆。」
然而十一世紀見證的是士人對鬧市人群以及顯著消費日益增長的憂慮。固然少數文人即使在最稠密的鬧市也能有效地凸顯自我，身處喧囂卻能保持專注而不為所動。但更常見的則是文人遠離城市的嘈雜與混亂，以治學與靜思來探索恆定的自身。在自我認知不得不與面目模糊的人群、五花八門的商品斡旋後，這些文人轉而在獨處中尋找自我，並希圖以恆常來抗衡獵奇的時尚品味以及權貴的朝三暮四。文人與食饌間的關係演變即為一例：仁宗、英宗年間（十一世紀中期），文人競相以品評京師珍稀食材以及新穎餚饌來凸顯自我，而到哲宗末年的十一世紀晚期，許多元祐士人或流放、或致仕，轉而經營產業、自給自主，並思考生活中何為基本必需品。
二、商品與自我
都市中的競爭性消費經濟，對士人奉為絕對的價值有決定性的衝擊，因為消費使文人的道德修養、文學技巧、藝術品味、以及作為有學之士的個體價值——不論其為學者還是官員——都相對化，如價碼一樣可以隨著市場浮動。背後隱藏的則是社會以及政治等級制度藉以存在的根基——皇家及貴族的顯赫是建立在其物質財富，而不是以道德典範或禮儀行為為基礎。權力地位與財富消費的聯袂又使富商以及其他有來歷的人物，得以透過豐厚的餽贈與權貴建立聯繫，無論其道德操守及官階高下。有宋一代，皇都都是文人角逐文名、地位的「名利場」，同時也是他們彼此、與宮廷外戚爭鋒，漁獵宅邸、花園、珍稀畫作以及應季佳餚之「貨財地」。文人置身於競爭中，以其卓越的品味以及鑑賞力自我標榜，為所擁有的物件積極地賦予價值，而不是炫耀其價碼。然而使自我獨立於市場決定的相對價值，遠不如從大眾中脫穎而出來得容易。因為所謂「大眾」，正因其面目模糊、不敵個人的鮮明特徵，毋需筆下特意著力。而要樹立市場競爭中如鑑賞力這樣的相對價值，卻需要將物品與自我的緊密聯繫聚焦於書寫的中心，並和書寫之外的其他商品產生各種隱性的關聯。如此試圖在「貨財地」樹立自我的努力總會適得其反：鑑賞力書寫不但不會確立絕對價值，還會因其相對性見證書寫者在實際的物我關係中受制於物。
九世紀晚唐時期，權力和特權依舊在書紳、官僚世家的牢固掌控中。這些「侯門似海」的深宅大院散發著財富的氣息，然而權力卻獨立於物質表達以外，兩者不可混淆。此時的文人經由科舉身居要職，是透過自身的價值（如絢爛的文采）以及通常來自顯赫世家的背景。這些文人筆下之物是他們自身價值的體現。時至北宋十一世紀，科舉的濫觴以及經濟競爭的鬆散無組織性，使得對權力與特權的角逐相當普遍，導致衡量內在品質的指標失去了確定性，以至於文人必須同時倚賴其擁有的物件以及文學成就來凸顯自我，不再能如唐代士人一樣超脫於競爭場域之外。
有鑑於文人展示其鑑賞力與品味、合理化其購買行為，並為其擁有物增值等一系列舉措都離不開文本書寫，十一世紀北宋的文學創作因此保存了競爭性消費機制及其特徵，不過在程度以及細節方面有所偏離。雖然許多文人的財富足以和貴族、富商匹敵，他們在文章中引以為傲的卻是其相中的寶物之內在價值，而不是購買時付出的重金。當他們付出高昂的金額擊敗競爭者，將所冀求的物品收入囊中時，其書寫內容恰恰隱藏了這一競爭過程——獨到而敏銳的鑑賞力取代了更雄厚的財力這一事實。然而在凸顯內在價值的角逐中，寫作是競爭的延伸與複製而非取代或遮掩。當行文涉及到自己對古硯有悖常理的癖好以及購買怪石付出的高價時，購買行為在道義上的缺失改由文字中機警的諷刺以及別出心裁的遣詞得以彌補。北宋十一世紀文人所創新或發明有關商品的文體，如譜、筆記、記、傳、銘等，既是對物件的描摹，也傳遞著相關的知識與品鑑，彰顯的是價值而非價格。文人還對望族「豪家」、富商、官員在衣著、車輿、食饌、甚至各種應季浮華裝飾方面的高消費始終持批評態度，在書寫中轉而強調自己與之相對的購物之審慎、價格之低廉或至少合理，以及箇中倚賴的睿智、努力以及耐心。對自我帶有諷刺意味的嘲諷，則回應並沖淡了古文中嚴苛的道德持守。
梅堯臣（聖俞，1002-1060）的〈食薺〉一詩就體現出北宋文人有關價格、價值的多重、精微評判以及對個人品味富含文學趣味的闡發。透過將自己作為貧士的喜好同世人所羞之截然對立，梅氏為宮牆旁不值一文的薺菜締造出文化資本：
世羞食薺貧，食薺我所甘。適見採薺人，自出國門南。土蠹瘦鐵刀，霜亂青竹籃。
携持入凍池，挑以根葉參。首龜不自飽，食此尚可慙。肥羔朱尾魚，腥羶徒爾貪。
詩篇開局即重複三次「薺」字，彰顯出詩人獨特的喜好以及其供職於宮廷的朝官身份。隨後梅以「採薺人」果腹之餐來顛覆世俗的價值取向，點明「腥羶徒」對魚肉的偏愛既窮奢極侈又粗暴簡單，與詩人甘貧樂道、與世迥異的操守有天壤之隔。詩人由此為薺菜賦予的價值與其價格相左，其詩作也透過多重價值的建構，成為詩人才思敏捷之個人價值的延伸與複製。
然而通常來說文人並不抗拒耽湎於精緻食饌。他們樂於展示其有關園藝、烹飪的特殊學識，並且欣賞以古典語言傳遞魚類的口感以及水果的滋味等訊息帶來的新鮮感。時至北宋十一世紀，茶已經是習以為常的必備品，如黃裳（1044-1130）〈茶法〉所說：「茶之為物，祛積也，靈寤昬也。請賓客相見，以行愛㳟之情者也。天下之人不能廢茶，猶其不能廢酒。非特適人之情也，禮之所在焉。」雖然唐人陸羽（733-804）在八世紀即有《茶經》一書，有關茶品鑑賞的文字卻是在北宋十一世紀時濫觴，如蔡襄有詳細討論茶之工藝、器皿的〈茶錄〉；歐陽修《歸田錄》中有關於「臘茶」、「團茶」的討論；另外北宋文人還有關於新茶的競爭性消費書寫，包括蘇軾與黃庭堅有關雙井茶的倡和詩作；黃庭堅〈白山茶賦〉、〈煎茶賦〉以及填入各種詞牌的〈茶詞〉；歐陽修吟詠遠道而來的珍稀茶品（「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時還恥笑「俗夫把金錠」不懂如何品嘗，最後肯定「由來真物有真賞」。
其他珍貴食材，如魚、橘子、荔枝等，由遙遠的江南運往北方城市，滿足當地既富庶又有鑑賞力的居民需求。唐代時受到流放的官員，對南方食海鮮的習俗十分排斥。與此相對的則是北宋文人不惜重金購買京師應季的蝦蟹（黃河流域初雪、初冰的鯉魚也很受歡迎），即使派駐在南方也樂於品嚐新鮮又廉價的本地魚品。歐陽修《歸田錄》中則詳細記錄了產於江西的金橘：「明道、景祐初（1030年間）始與竹子俱至京師……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當時的文人多有詩歌吟詠這種稀罕的鮮果，如司馬光就賦詩五首記錄其初嚐洛城金橘的體驗。福建的荔枝也同樣受到文人的青睞，被寫入詩詞，並有蔡襄等〈荔枝譜〉傳世。類似的文學題材還包括葡萄、柿子、楊梅、苦筍等，在文人書寫中與地方食材相組合，如劉攽（1023-1089）〈和梅聖俞食鱠歌〉中提到鯉魚和「蜀薑吳橘正相益」。這些作品雖然不像梅堯臣〈食薺〉中標榜另類品味，卻以極具個性的文學詞彙再現對食物的品鑑，其選題、文體、乃至遣詞立意之獨特甚至怪誕，都是消費經濟在文學生產中的複製，而食材的稀罕，又與文人敏捷才思之難得相對應。
唐代文人對藏書乃至購書成癖都有所提及，如孫樵（約867-884）作於唐僖宗中和四年（884）的自序中提到「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張籍（約766-830）癖好買書：「得錢秪了還書舖。」然而直到北宋十一世紀的文人收藏紀錄以及紀念他人書齋、藏書的文字中，書、畫以及古董收藏才成為個人特質的物質性表達。歐陽修自述〈六一居士傳〉，稱「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為「六一」。而在陳師道眼中，正是六一堂中的圖書集古、廟器、寶樽等，將歐陽修政治文化方面的成就以物質的形式呈現，使其躋身於與其相匹、工於書法的飽讀之士中；這些傳家寶還能確保其子孫傳承先祖留下的家學。蘇軾〈石氏畫苑記〉中記載石康伯（1020-?）的收藏癖好，四十載「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蔡肇（?-1119）〈故南宮舍人米公墓誌〉中記錄米芾（1051-1107）於「都城敗屋僦居，客至亨飲，出諸奇相與把玩」——米芾開封居室的陳舊，正凸顯其作為鑑賞家的獨特品味以及不同常人的癖好。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中記錄了亡夫趙明誠（1081-1129）的書畫、拓片、金石收藏如何因戰亂而零落殆盡。這些物件是明誠畢生學問的結晶，也見證了夫婦對書籍、古玩共同的嗜好，雖然收藏成癖，最終不僅失去了樂趣，還影響到了夫婦間的惺惺相憐。
透過對其書籍以及名器收藏的鑒別與書寫，收藏者努力凸顯其作為昂貴商品之主人的身份，而與此同時又出現了書本的擁有正在取代學問本身的憂慮。朱長文（1039-1098）在其《閱古叢編．序》中就援引了這樣的批評聲音：「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碑亦物也。何其聚之多？」朱以此回應：「人情固未免有好……而能韞櫝六書之妙迹，網羅千載之遺文，庸何傷乎？乃書石刻之所興與其所好，為之序」，並以兩萬卷藏書而非錢財留給後人：「以此遺子孫不賢於多財者乎？」
裴志昂╱著，凌筱嶠╱譯
北宋文人不僅調整繼承自唐代的文體以容納城市這一主題，還將現有的文體延伸並發展出新的文學體裁來表達他們對於商品複雜的情感。唐人通常使用題材相對邊緣化的筆記文體來蒐集稗官野史、政事閒談、京都軼事以及郡縣異聞。宋代文人則將筆記的邊緣性加以擴充，使其承載他們在帝國多個中心遊歷所積累的各種知識，包括對當地土產以及商品，如茶、樂器的評判。而這些鑑賞文字獨成一派，成為各種名物之「譜」，如蔡襄（1012-1067）〈茶錄〉；歐陽修〈荔枝譜〉、〈硯譜〉、〈洛陽牡丹記〉；張耒（1054-1114）〈圖書譜〉；王禹偁（954-1001）〈題藤篋〉等。文人透過這些文字展現他們對特定商品的深厚學識，卻又頗為反諷地謙遜這類學問之卑微不足道。曾安止（1048-1098）則一語道破這些文字的商業目的：「近時士大夫之好事者，嘗集牡丹、荔枝與茶之品，為經及譜，以誇於市肆。」
然而十一世紀見證的是士人對鬧市人群以及顯著消費日益增長的憂慮。固然少數文人即使在最稠密的鬧市也能有效地凸顯自我，身處喧囂卻能保持專注而不為所動。但更常見的則是文人遠離城市的嘈雜與混亂，以治學與靜思來探索恆定的自身。在自我認知不得不與面目模糊的人群、五花八門的商品斡旋後，這些文人轉而在獨處中尋找自我，並希圖以恆常來抗衡獵奇的時尚品味以及權貴的朝三暮四。文人與食饌間的關係演變即為一例：仁宗、英宗年間（十一世紀中期），文人競相以品評京師珍稀食材以及新穎餚饌來凸顯自我，而到哲宗末年的十一世紀晚期，許多元祐士人或流放、或致仕，轉而經營產業、自給自主，並思考生活中何為基本必需品。
二、商品與自我
都市中的競爭性消費經濟，對士人奉為絕對的價值有決定性的衝擊，因為消費使文人的道德修養、文學技巧、藝術品味、以及作為有學之士的個體價值——不論其為學者還是官員——都相對化，如價碼一樣可以隨著市場浮動。背後隱藏的則是社會以及政治等級制度藉以存在的根基——皇家及貴族的顯赫是建立在其物質財富，而不是以道德典範或禮儀行為為基礎。權力地位與財富消費的聯袂又使富商以及其他有來歷的人物，得以透過豐厚的餽贈與權貴建立聯繫，無論其道德操守及官階高下。有宋一代，皇都都是文人角逐文名、地位的「名利場」，同時也是他們彼此、與宮廷外戚爭鋒，漁獵宅邸、花園、珍稀畫作以及應季佳餚之「貨財地」。文人置身於競爭中，以其卓越的品味以及鑑賞力自我標榜，為所擁有的物件積極地賦予價值，而不是炫耀其價碼。然而使自我獨立於市場決定的相對價值，遠不如從大眾中脫穎而出來得容易。因為所謂「大眾」，正因其面目模糊、不敵個人的鮮明特徵，毋需筆下特意著力。而要樹立市場競爭中如鑑賞力這樣的相對價值，卻需要將物品與自我的緊密聯繫聚焦於書寫的中心，並和書寫之外的其他商品產生各種隱性的關聯。如此試圖在「貨財地」樹立自我的努力總會適得其反：鑑賞力書寫不但不會確立絕對價值，還會因其相對性見證書寫者在實際的物我關係中受制於物。
九世紀晚唐時期，權力和特權依舊在書紳、官僚世家的牢固掌控中。這些「侯門似海」的深宅大院散發著財富的氣息，然而權力卻獨立於物質表達以外，兩者不可混淆。此時的文人經由科舉身居要職，是透過自身的價值（如絢爛的文采）以及通常來自顯赫世家的背景。這些文人筆下之物是他們自身價值的體現。時至北宋十一世紀，科舉的濫觴以及經濟競爭的鬆散無組織性，使得對權力與特權的角逐相當普遍，導致衡量內在品質的指標失去了確定性，以至於文人必須同時倚賴其擁有的物件以及文學成就來凸顯自我，不再能如唐代士人一樣超脫於競爭場域之外。
有鑑於文人展示其鑑賞力與品味、合理化其購買行為，並為其擁有物增值等一系列舉措都離不開文本書寫，十一世紀北宋的文學創作因此保存了競爭性消費機制及其特徵，不過在程度以及細節方面有所偏離。雖然許多文人的財富足以和貴族、富商匹敵，他們在文章中引以為傲的卻是其相中的寶物之內在價值，而不是購買時付出的重金。當他們付出高昂的金額擊敗競爭者，將所冀求的物品收入囊中時，其書寫內容恰恰隱藏了這一競爭過程——獨到而敏銳的鑑賞力取代了更雄厚的財力這一事實。然而在凸顯內在價值的角逐中，寫作是競爭的延伸與複製而非取代或遮掩。當行文涉及到自己對古硯有悖常理的癖好以及購買怪石付出的高價時，購買行為在道義上的缺失改由文字中機警的諷刺以及別出心裁的遣詞得以彌補。北宋十一世紀文人所創新或發明有關商品的文體，如譜、筆記、記、傳、銘等，既是對物件的描摹，也傳遞著相關的知識與品鑑，彰顯的是價值而非價格。文人還對望族「豪家」、富商、官員在衣著、車輿、食饌、甚至各種應季浮華裝飾方面的高消費始終持批評態度，在書寫中轉而強調自己與之相對的購物之審慎、價格之低廉或至少合理，以及箇中倚賴的睿智、努力以及耐心。對自我帶有諷刺意味的嘲諷，則回應並沖淡了古文中嚴苛的道德持守。
梅堯臣（聖俞，1002-1060）的〈食薺〉一詩就體現出北宋文人有關價格、價值的多重、精微評判以及對個人品味富含文學趣味的闡發。透過將自己作為貧士的喜好同世人所羞之截然對立，梅氏為宮牆旁不值一文的薺菜締造出文化資本：
世羞食薺貧，食薺我所甘。適見採薺人，自出國門南。土蠹瘦鐵刀，霜亂青竹籃。
携持入凍池，挑以根葉參。首龜不自飽，食此尚可慙。肥羔朱尾魚，腥羶徒爾貪。
詩篇開局即重複三次「薺」字，彰顯出詩人獨特的喜好以及其供職於宮廷的朝官身份。隨後梅以「採薺人」果腹之餐來顛覆世俗的價值取向，點明「腥羶徒」對魚肉的偏愛既窮奢極侈又粗暴簡單，與詩人甘貧樂道、與世迥異的操守有天壤之隔。詩人由此為薺菜賦予的價值與其價格相左，其詩作也透過多重價值的建構，成為詩人才思敏捷之個人價值的延伸與複製。
然而通常來說文人並不抗拒耽湎於精緻食饌。他們樂於展示其有關園藝、烹飪的特殊學識，並且欣賞以古典語言傳遞魚類的口感以及水果的滋味等訊息帶來的新鮮感。時至北宋十一世紀，茶已經是習以為常的必備品，如黃裳（1044-1130）〈茶法〉所說：「茶之為物，祛積也，靈寤昬也。請賓客相見，以行愛㳟之情者也。天下之人不能廢茶，猶其不能廢酒。非特適人之情也，禮之所在焉。」雖然唐人陸羽（733-804）在八世紀即有《茶經》一書，有關茶品鑑賞的文字卻是在北宋十一世紀時濫觴，如蔡襄有詳細討論茶之工藝、器皿的〈茶錄〉；歐陽修《歸田錄》中有關於「臘茶」、「團茶」的討論；另外北宋文人還有關於新茶的競爭性消費書寫，包括蘇軾與黃庭堅有關雙井茶的倡和詩作；黃庭堅〈白山茶賦〉、〈煎茶賦〉以及填入各種詞牌的〈茶詞〉；歐陽修吟詠遠道而來的珍稀茶品（「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時還恥笑「俗夫把金錠」不懂如何品嘗，最後肯定「由來真物有真賞」。
其他珍貴食材，如魚、橘子、荔枝等，由遙遠的江南運往北方城市，滿足當地既富庶又有鑑賞力的居民需求。唐代時受到流放的官員，對南方食海鮮的習俗十分排斥。與此相對的則是北宋文人不惜重金購買京師應季的蝦蟹（黃河流域初雪、初冰的鯉魚也很受歡迎），即使派駐在南方也樂於品嚐新鮮又廉價的本地魚品。歐陽修《歸田錄》中則詳細記錄了產於江西的金橘：「明道、景祐初（1030年間）始與竹子俱至京師……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當時的文人多有詩歌吟詠這種稀罕的鮮果，如司馬光就賦詩五首記錄其初嚐洛城金橘的體驗。福建的荔枝也同樣受到文人的青睞，被寫入詩詞，並有蔡襄等〈荔枝譜〉傳世。類似的文學題材還包括葡萄、柿子、楊梅、苦筍等，在文人書寫中與地方食材相組合，如劉攽（1023-1089）〈和梅聖俞食鱠歌〉中提到鯉魚和「蜀薑吳橘正相益」。這些作品雖然不像梅堯臣〈食薺〉中標榜另類品味，卻以極具個性的文學詞彙再現對食物的品鑑，其選題、文體、乃至遣詞立意之獨特甚至怪誕，都是消費經濟在文學生產中的複製，而食材的稀罕，又與文人敏捷才思之難得相對應。
唐代文人對藏書乃至購書成癖都有所提及，如孫樵（約867-884）作於唐僖宗中和四年（884）的自序中提到「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張籍（約766-830）癖好買書：「得錢秪了還書舖。」然而直到北宋十一世紀的文人收藏紀錄以及紀念他人書齋、藏書的文字中，書、畫以及古董收藏才成為個人特質的物質性表達。歐陽修自述〈六一居士傳〉，稱「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為「六一」。而在陳師道眼中，正是六一堂中的圖書集古、廟器、寶樽等，將歐陽修政治文化方面的成就以物質的形式呈現，使其躋身於與其相匹、工於書法的飽讀之士中；這些傳家寶還能確保其子孫傳承先祖留下的家學。蘇軾〈石氏畫苑記〉中記載石康伯（1020-?）的收藏癖好，四十載「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蔡肇（?-1119）〈故南宮舍人米公墓誌〉中記錄米芾（1051-1107）於「都城敗屋僦居，客至亨飲，出諸奇相與把玩」——米芾開封居室的陳舊，正凸顯其作為鑑賞家的獨特品味以及不同常人的癖好。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中記錄了亡夫趙明誠（1081-1129）的書畫、拓片、金石收藏如何因戰亂而零落殆盡。這些物件是明誠畢生學問的結晶，也見證了夫婦對書籍、古玩共同的嗜好，雖然收藏成癖，最終不僅失去了樂趣，還影響到了夫婦間的惺惺相憐。
透過對其書籍以及名器收藏的鑒別與書寫，收藏者努力凸顯其作為昂貴商品之主人的身份，而與此同時又出現了書本的擁有正在取代學問本身的憂慮。朱長文（1039-1098）在其《閱古叢編．序》中就援引了這樣的批評聲音：「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碑亦物也。何其聚之多？」朱以此回應：「人情固未免有好……而能韞櫝六書之妙迹，網羅千載之遺文，庸何傷乎？乃書石刻之所興與其所好，為之序」，並以兩萬卷藏書而非錢財留給後人：「以此遺子孫不賢於多財者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