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峰的無盡呼喚
湯瑪斯‧洪賓
2012年春季，國家地理學會和The North Face聯合贊助「聖母峰遠征紀念之旅」（Legacy Expedition to Everest）。和當時另一支由艾迪鮑爾（Eddie Bauer）公司贊助的登山隊一樣，紀念遠征隊的目標，是重訪半世紀前美國聖母峰遠征隊（AMEE）1963年的路線；成員分別從南坳和西稜兩線上山，預計在峰頂會合後，西線隊伍繼續循我和威利‧安索德（Willi Unsoeld）當年的路線，從南線下山。結果，南線隊伍遇上兩次天氣尚可的短暫空檔，趁著其中一次按計畫走完全程。不過，西稜方面因為落石太多，加上雪況惡劣，太過危險無法攀登。2012年的情況其實很常見；過去半世紀以來，約有60支隊伍嘗試走西線攻頂，成功率大約一成，途中死亡的機率和成功登頂不相上下。
《聖母峰的呼喚》這本書紀念美國遠征隊首次登頂50週年，以及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登頂60週年，他們兩位是最早登上聖母峰的人。本書由國家地理學會出版，可說再適合不過；國家地理學會不僅是1963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主要贊助者，學會成員巴瑞‧畢紹普（Barry Bishop）也參加了當時的遠征，並擔任攝影。他左頁這張照片拍到的兩個小小人影，就是走在西肩（West Shoulder）稜線上的安索德和我。充滿未知魅力的聖母峰在前方巍峨聳立，顯得我們十分渺小。這個畫面在我看來，正詮釋了這趟西稜冒險的精髓：享受未知。
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成就遠遠超過我們想像。5月1日，吉姆‧惠特克（Jim Whittaker）與雪巴嚮導納旺貢布（Nawang Gombu）同行，成為第一位登頂聖母峰的美國人。三週後，另外四人也隨後登頂：路特‧傑斯塔（Lute Jerstad）和巴瑞‧畢紹普在5月22日下午3點多 ，成功從南線登頂。稍晚，威利和我在6點15分也登上頂峰。那是史上第一次有人從西稜登頂；途中經過一處，威利喜歡叫它「洪賓的雪崩陷阱」，現在通稱為洪賓雪溝（Hornbein Couloir）。我們後來從南線下山，趕上路特和巴瑞，最後四個人被迫在8500多公尺的地方，臨時露宿了一夜。我們能熬過那晚真的非常幸運，威利和我能完成橫跨喜馬拉雅主峰的創舉，也實在是老天眷顧。
人和山的關係不斷演變，我們會循新的路線攀登聖母峰，也是可以預見的發展。這種探索的本質，就是持續創造不確定性：我們首先找到夢想的目標，接著想辦法抵達山腳，最後再找出爬上山巔的途徑。一旦「征服」一座山（用個令人不悅的說法），下個挑戰就是開發新路線。到了這個階段，還會開始講究風格，或是不靠輔助氧氣攀登（特別是爬聖母峰的時候）。再演變到後來，又加入新的不確定性，例如從峰頂滑雪或跳傘下山，回去還趕得上晚餐時間。隨著人和山的關係日趨成熟，也必然會出現「商業導覽」式的登山活動，讓經驗不足但嚮往高山的人，也能體驗這種極限探險的滋味。
這些演變都不是聖母峰獨有的現象，但只有在聖母峰，數量遽增的登山客，爭相尋求嚮導公司的協助，帶領他們爬上世界最高點。聖母峰被愛死了，只是死的不是聖母峰。
我必須承認，雖然1996和之後幾年發生過大型山難，但在2012年登山季的遠征紀念活動之前，我都還能說服自己，聖母峰登山客愈來愈多，由登山業者提供輔助、嚮導帶團上山，是合理、務實，無可阻擋的趨勢，跟其他登山勝地沒什麼不同。我相信經驗不足但身體強健的登山客，在嚮導的指引下攀登聖母峰，安全至少有一定保障。我覺得聖母峰登山新手增加，死亡率卻沒有提高，這一點很了不起；我認為這要感謝嚮導和業者的專業、細心與通力合作，例如在危險地段加裝固定繩，避免遊客一失足就不幸身亡。
我也相信，現在這些聘請嚮導公司服務的顧客，登山動機可能和我相去不遠。很久以前我就發現，攻頂的決心強烈與否，和登山動機似乎並無關聯，不論背後的動力是追求名利、想體驗天險美景，或單純想進行一次心靈探索，看看自己做不做得到。
1963年和現在最鮮明的對比之一，就呈現在馬克‧詹金斯（Mark Jenkins）對2012年遠征活動的描述（本書第七章），以及相關照片中：其中一張看似有條細細的黑線 ，是數百名登山客繫在固定繩上，沿著洛子峰壁（Lhotse Face）蜿蜒而上；另一張照片中，登山客多到像擠沙丁魚，排隊等著登上希拉瑞臺階（Hillary Step）。也許現在爬聖母峰最危險的事，就是人滿為患、大排長龍，有時要等上數小時。更讓我驚恐的是，想到這麼多人等在山上，不知何時會跟大自然的詭譎力量交會──可能是猛烈的暴風、或是大規模雪崩；這是攀登高山必須下承擔的風險。跟其他自然災害一樣：問題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什麼時候發生。
我是美國中西部長大的平地人，13歲與山邂逅便一見鍾情。這份愛定義了我的人生──不只因為我身為一名業餘登山愛好者；這份愛影響我生活許多層面，包括我擔任醫生、研究員和教育者的職業生涯，包括我與家人相處、與豐富我生命的每個人共度的時光，也幫助我在逐漸變老的時候，還能保有幾分從容（希望是這樣）。少年時期，聖母峰只存在我的想像之中，從沒想過能親眼看見，更沒想過要去攀登。回頭展望這50年，我很慶幸出生在對的時間，有機會在聖母峰還只屬於我們的時候，參與這場偉大的探險。
那樣的聖母峰已成過去。現在的聖母峰人潮擁擠，社交熱絡的基地營和高山上的氛圍，都與我所認知的山完全相反。多數時候，我和這座垂直世界一直保持寧靜共處的關係，與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漫步其中。不過我也能理解，聖母峰為何吸引敢於接受挑戰的人；我們都懷著相似的熱情，追求夢想。就像這本書的標題一樣，讓我們翻到下一頁，和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一起回應聖母峰的「呼喚」吧！
湯瑪斯‧洪賓Thomas Hornbein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退休教授，專長麻醉學、生理學及生物物理學，也是1963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一員。他和威利‧安索德搭檔，以阿爾卑斯式攀登策略，沿著凶險的西稜登上峰頂，為登
山史寫下新的一頁。他們在攀登途中，行經一處颳風下雪的蝕溝，後來命名為「洪賓雪溝」，以紀念他的功績。
湯瑪斯‧洪賓
2012年春季，國家地理學會和The North Face聯合贊助「聖母峰遠征紀念之旅」（Legacy Expedition to Everest）。和當時另一支由艾迪鮑爾（Eddie Bauer）公司贊助的登山隊一樣，紀念遠征隊的目標，是重訪半世紀前美國聖母峰遠征隊（AMEE）1963年的路線；成員分別從南坳和西稜兩線上山，預計在峰頂會合後，西線隊伍繼續循我和威利‧安索德（Willi Unsoeld）當年的路線，從南線下山。結果，南線隊伍遇上兩次天氣尚可的短暫空檔，趁著其中一次按計畫走完全程。不過，西稜方面因為落石太多，加上雪況惡劣，太過危險無法攀登。2012年的情況其實很常見；過去半世紀以來，約有60支隊伍嘗試走西線攻頂，成功率大約一成，途中死亡的機率和成功登頂不相上下。
《聖母峰的呼喚》這本書紀念美國遠征隊首次登頂50週年，以及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登頂60週年，他們兩位是最早登上聖母峰的人。本書由國家地理學會出版，可說再適合不過；國家地理學會不僅是1963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主要贊助者，學會成員巴瑞‧畢紹普（Barry Bishop）也參加了當時的遠征，並擔任攝影。他左頁這張照片拍到的兩個小小人影，就是走在西肩（West Shoulder）稜線上的安索德和我。充滿未知魅力的聖母峰在前方巍峨聳立，顯得我們十分渺小。這個畫面在我看來，正詮釋了這趟西稜冒險的精髓：享受未知。
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成就遠遠超過我們想像。5月1日，吉姆‧惠特克（Jim Whittaker）與雪巴嚮導納旺貢布（Nawang Gombu）同行，成為第一位登頂聖母峰的美國人。三週後，另外四人也隨後登頂：路特‧傑斯塔（Lute Jerstad）和巴瑞‧畢紹普在5月22日下午3點多 ，成功從南線登頂。稍晚，威利和我在6點15分也登上頂峰。那是史上第一次有人從西稜登頂；途中經過一處，威利喜歡叫它「洪賓的雪崩陷阱」，現在通稱為洪賓雪溝（Hornbein Couloir）。我們後來從南線下山，趕上路特和巴瑞，最後四個人被迫在8500多公尺的地方，臨時露宿了一夜。我們能熬過那晚真的非常幸運，威利和我能完成橫跨喜馬拉雅主峰的創舉，也實在是老天眷顧。
人和山的關係不斷演變，我們會循新的路線攀登聖母峰，也是可以預見的發展。這種探索的本質，就是持續創造不確定性：我們首先找到夢想的目標，接著想辦法抵達山腳，最後再找出爬上山巔的途徑。一旦「征服」一座山（用個令人不悅的說法），下個挑戰就是開發新路線。到了這個階段，還會開始講究風格，或是不靠輔助氧氣攀登（特別是爬聖母峰的時候）。再演變到後來，又加入新的不確定性，例如從峰頂滑雪或跳傘下山，回去還趕得上晚餐時間。隨著人和山的關係日趨成熟，也必然會出現「商業導覽」式的登山活動，讓經驗不足但嚮往高山的人，也能體驗這種極限探險的滋味。
這些演變都不是聖母峰獨有的現象，但只有在聖母峰，數量遽增的登山客，爭相尋求嚮導公司的協助，帶領他們爬上世界最高點。聖母峰被愛死了，只是死的不是聖母峰。
我必須承認，雖然1996和之後幾年發生過大型山難，但在2012年登山季的遠征紀念活動之前，我都還能說服自己，聖母峰登山客愈來愈多，由登山業者提供輔助、嚮導帶團上山，是合理、務實，無可阻擋的趨勢，跟其他登山勝地沒什麼不同。我相信經驗不足但身體強健的登山客，在嚮導的指引下攀登聖母峰，安全至少有一定保障。我覺得聖母峰登山新手增加，死亡率卻沒有提高，這一點很了不起；我認為這要感謝嚮導和業者的專業、細心與通力合作，例如在危險地段加裝固定繩，避免遊客一失足就不幸身亡。
我也相信，現在這些聘請嚮導公司服務的顧客，登山動機可能和我相去不遠。很久以前我就發現，攻頂的決心強烈與否，和登山動機似乎並無關聯，不論背後的動力是追求名利、想體驗天險美景，或單純想進行一次心靈探索，看看自己做不做得到。
1963年和現在最鮮明的對比之一，就呈現在馬克‧詹金斯（Mark Jenkins）對2012年遠征活動的描述（本書第七章），以及相關照片中：其中一張看似有條細細的黑線 ，是數百名登山客繫在固定繩上，沿著洛子峰壁（Lhotse Face）蜿蜒而上；另一張照片中，登山客多到像擠沙丁魚，排隊等著登上希拉瑞臺階（Hillary Step）。也許現在爬聖母峰最危險的事，就是人滿為患、大排長龍，有時要等上數小時。更讓我驚恐的是，想到這麼多人等在山上，不知何時會跟大自然的詭譎力量交會──可能是猛烈的暴風、或是大規模雪崩；這是攀登高山必須下承擔的風險。跟其他自然災害一樣：問題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什麼時候發生。
我是美國中西部長大的平地人，13歲與山邂逅便一見鍾情。這份愛定義了我的人生──不只因為我身為一名業餘登山愛好者；這份愛影響我生活許多層面，包括我擔任醫生、研究員和教育者的職業生涯，包括我與家人相處、與豐富我生命的每個人共度的時光，也幫助我在逐漸變老的時候，還能保有幾分從容（希望是這樣）。少年時期，聖母峰只存在我的想像之中，從沒想過能親眼看見，更沒想過要去攀登。回頭展望這50年，我很慶幸出生在對的時間，有機會在聖母峰還只屬於我們的時候，參與這場偉大的探險。
那樣的聖母峰已成過去。現在的聖母峰人潮擁擠，社交熱絡的基地營和高山上的氛圍，都與我所認知的山完全相反。多數時候，我和這座垂直世界一直保持寧靜共處的關係，與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漫步其中。不過我也能理解，聖母峰為何吸引敢於接受挑戰的人；我們都懷著相似的熱情，追求夢想。就像這本書的標題一樣，讓我們翻到下一頁，和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一起回應聖母峰的「呼喚」吧！
湯瑪斯‧洪賓Thomas Hornbein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退休教授，專長麻醉學、生理學及生物物理學，也是1963美國聖母峰遠征隊的一員。他和威利‧安索德搭檔，以阿爾卑斯式攀登策略，沿著凶險的西稜登上峰頂，為登
山史寫下新的一頁。他們在攀登途中，行經一處颳風下雪的蝕溝，後來命名為「洪賓雪溝」，以紀念他的功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