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中國」？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化是什麼？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牽涉整部中國史，答案應存在於長期累積的過程中，所以是一個大歷史問題。然而「大歷史」非「速寫」無以見其貌，非探索脈動亦難見其神。我們既不會抬出什麼大理論，也不要淪於虛玄，只就歷史學的基本入門，也是看家本領，追步其流衍痕跡，看看古今的「中國」是怎麼形成的，應該就可以獲得一些比較可靠
的答案。於是這幅中國速寫圖遂從時間的演進和地域的延伸來了解中國的不同面目，並考察對外（異族、別國）的基本態度。那麼，「何謂中國」這個問題差不多就可以有一些答案了。
萬年中國史三期論
考察中國的形成，要放在最近一萬年的時空架構，才好看出一些眉目。傳統史家說史多始於文字記載的時代，近代史學的要求卻需有當代記錄才算數，所以嚴謹的中國史學只能始於甲骨卜辭的殷代；其前的載記俱屬傳說時代，超乎人世情理的更早故事則劃入神話時代。
近代考古學興起，地層學建構時間序列，輔以器物類型學和稍晚才運用的碳十四測年法，即使無文字記載，人類活動的時序仍然能夠建立起來，雖不如檔案紀年之精密，對於觀察社會文明發展的大歷史，已經足夠了。
我是屬於結合考古學和文獻史學的新學派，所以中國土地上的人群開始過定居生活，知道農作栽培的新石器時代，就算歷史了，距今約一萬年前，不只是傳統的四千或五千年而已。這種研究路徑源自澳洲出生的歐洲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 V. Gordon Childe），他那著名的從「新石器革命」（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進入「城市革命」（ The Urban Revolution）理論，清晰指出人類早期歷史發展的圖像。
不論東方或西方，歷史記錄長期都有紀年（ chronology）的傳統，以朝代帝王繫年。這種流水帳殊難建立時代觀念，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祖述希臘羅馬，貶抑他們承接的中古「黑暗」千年，史家乃創古代（ Ancient）、中古（ Middle Ages）和近代（ Modern）的三段法。據考，三段法始自雷歐納多．布魯尼（ Leonardo Bruni）之《佛羅倫斯人民史》（ 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 c.1442），弗拉菲歐．比歐恩多（ Flavio Biondo）再推溯到羅馬帝國（ 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 Decades of History from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1484）。晚近史家遂多承襲此三期法，或把近代再一分為二而成四期。
三段或四段劃分法，都只限於所謂有文字記載的時期，運用到中國歷史上，此理論之引介提倡首推雷海宗，但他獨特地依此模式又分前後兩周期，每一周期都經歷了封建—貴族—帝國的三段模式，中國史領域內，固不乏持三或四段的模糊概念，但實踐者甚少，倒是宮崎市定晚年出版的《中國史》做了具體的示範，展現他在世界史範圍內的宏觀通識。
斷代分期的條件，在於能把握一個時段的共相以區別於其他時期，雷海宗所謂的「封建的」、「貴族的」和「帝國的」，即是他標識該時段的「文化形態」。文化形態史觀雖然不標榜唯物主義，但標識時代特色的作法顯然帶有歷史唯物論的痕跡。歷史唯物論起源於十九世紀中期卡爾．馬克思社會形態說，經過列寧改造，至史達林總結為原始氏族—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五個
時期，又稱作「歷史五段論」。
歷史五段論植基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謂的下層結構，決定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也就是上層結構。這是一種非歷史、也非社會的史觀，但共產中國統治的前三十年，五段論則成為中國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的金科玉律，遍及各個領域，學術討論限於這階段架構內，只容許具體時代劃分點的差別而已。所謂的歷史分期論辯，不論古代史分期或近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都離不開歷史五段論
的規範。
歷史分期要能標識各社會階段特徵，大歷史的建構應顯示各期的內涵，我乃擬訂一萬年中國歷史分期表如下〔圖一〕。一萬年的中國史可以分作三大段落，「原始社會」約占前面的一半，後半由「城邦時代」和「編戶齊民」平分，前個轉型期可有五百年之久，後面的轉型期大約也有三百年左右。
此年表始自新石器時代原始社會，顯然受到柴爾德的影響。事實上當今人類的文化與文明創造，有了農作和定居才邁步前進，中國也不例外，所以多年前我撰寫〈從村落到國家〉作為中國文化的根源。這段一般稱作原始社會的時代，拜考古學發展之賜，提供可以信賴的史料，填補歷史的空白，不再如傳統史學只能以神話、傳說代替歷史。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研究最大的貢獻之一，所以中國史可以上溯到一萬年前，不只傳統的四、五千年而已。
第一段原始社會延續約五千年，在今日中國疆域內，北起遼河燕山，南至長江中下游，都出現各具特色的文化，可以劃分出不同區系，既有各自的時代傳承，也互相影響，有如考古學家蘇秉琦所說的「滿天星斗」，晚期而形成「古國、古城、古文明」。林立的城邦於是出現，故知中國文明之始是多元的。
第二段城邦時代大約相當於傳統史學的五帝和三代。城邦是一種國家形態，以築有城牆的大型聚落（「國」）為國家的主體，連同城外的農莊（「野」）而構成一個「邦」，故謂「城邦」。城邦是獨立的政治體，眾多城邦存在大小之分，其中最強大的共主對眾邦並沒有絕對權威，不過主持聯盟而已。邦內的國君也只是諸多氏族之首，共享統治權力。城內庶眾（「國人」）是城邦軍隊的成員，仍延續原始社會以來的氏族組織，對統治貴族還能發揮一點制衡作用，但其政治權威無法與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大會（ Assembly,ekklesia）和公眾法庭（ Popular court, heliaea）相比擬。至於城外的「野人」更不具「國人」的政治實力，身分也較低，然而並不是奴
隸。
到歷史上的春秋時代，共主式微，不同集團的城邦同盟互相攻伐，戰爭頻繁，各城邦紛紛起用野人當兵，「國」「野」的身分差異逐漸泯除，進入「編戶齊民」的時代。編戶齊民雖然標識一種社會構成，亦體現一種國家形態，即中央集權的帝國。編戶者，全國人民編錄於戶籍，齊民是指在國家最高權威之前，人人身分齊等。廣大的齊民作為國家的基礎，支撐層層的統治階級。嬴秦完成統一帝國後，中國大地只有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絕對權威的皇帝，透過一個中央政府和二或三級地方政府而統治廣土眾民。帝國治下的齊民耕田納糧，提供政府無償勞動，並且服兵役以保衛政權。農戰便成為政權存在的兩個絕對要件，這種國家形態歷經秦漢以下無數朝代，基本上延續到今天。
的答案。於是這幅中國速寫圖遂從時間的演進和地域的延伸來了解中國的不同面目，並考察對外（異族、別國）的基本態度。那麼，「何謂中國」這個問題差不多就可以有一些答案了。
萬年中國史三期論
考察中國的形成，要放在最近一萬年的時空架構，才好看出一些眉目。傳統史家說史多始於文字記載的時代，近代史學的要求卻需有當代記錄才算數，所以嚴謹的中國史學只能始於甲骨卜辭的殷代；其前的載記俱屬傳說時代，超乎人世情理的更早故事則劃入神話時代。
近代考古學興起，地層學建構時間序列，輔以器物類型學和稍晚才運用的碳十四測年法，即使無文字記載，人類活動的時序仍然能夠建立起來，雖不如檔案紀年之精密，對於觀察社會文明發展的大歷史，已經足夠了。
我是屬於結合考古學和文獻史學的新學派，所以中國土地上的人群開始過定居生活，知道農作栽培的新石器時代，就算歷史了，距今約一萬年前，不只是傳統的四千或五千年而已。這種研究路徑源自澳洲出生的歐洲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 V. Gordon Childe），他那著名的從「新石器革命」（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進入「城市革命」（ The Urban Revolution）理論，清晰指出人類早期歷史發展的圖像。
不論東方或西方，歷史記錄長期都有紀年（ chronology）的傳統，以朝代帝王繫年。這種流水帳殊難建立時代觀念，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祖述希臘羅馬，貶抑他們承接的中古「黑暗」千年，史家乃創古代（ Ancient）、中古（ Middle Ages）和近代（ Modern）的三段法。據考，三段法始自雷歐納多．布魯尼（ Leonardo Bruni）之《佛羅倫斯人民史》（ 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 c.1442），弗拉菲歐．比歐恩多（ Flavio Biondo）再推溯到羅馬帝國（ 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 Decades of History from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1484）。晚近史家遂多承襲此三期法，或把近代再一分為二而成四期。
三段或四段劃分法，都只限於所謂有文字記載的時期，運用到中國歷史上，此理論之引介提倡首推雷海宗，但他獨特地依此模式又分前後兩周期，每一周期都經歷了封建—貴族—帝國的三段模式，中國史領域內，固不乏持三或四段的模糊概念，但實踐者甚少，倒是宮崎市定晚年出版的《中國史》做了具體的示範，展現他在世界史範圍內的宏觀通識。
斷代分期的條件，在於能把握一個時段的共相以區別於其他時期，雷海宗所謂的「封建的」、「貴族的」和「帝國的」，即是他標識該時段的「文化形態」。文化形態史觀雖然不標榜唯物主義，但標識時代特色的作法顯然帶有歷史唯物論的痕跡。歷史唯物論起源於十九世紀中期卡爾．馬克思社會形態說，經過列寧改造，至史達林總結為原始氏族—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五個
時期，又稱作「歷史五段論」。
歷史五段論植基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謂的下層結構，決定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也就是上層結構。這是一種非歷史、也非社會的史觀，但共產中國統治的前三十年，五段論則成為中國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的金科玉律，遍及各個領域，學術討論限於這階段架構內，只容許具體時代劃分點的差別而已。所謂的歷史分期論辯，不論古代史分期或近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都離不開歷史五段論
的規範。
歷史分期要能標識各社會階段特徵，大歷史的建構應顯示各期的內涵，我乃擬訂一萬年中國歷史分期表如下〔圖一〕。一萬年的中國史可以分作三大段落，「原始社會」約占前面的一半，後半由「城邦時代」和「編戶齊民」平分，前個轉型期可有五百年之久，後面的轉型期大約也有三百年左右。
此年表始自新石器時代原始社會，顯然受到柴爾德的影響。事實上當今人類的文化與文明創造，有了農作和定居才邁步前進，中國也不例外，所以多年前我撰寫〈從村落到國家〉作為中國文化的根源。這段一般稱作原始社會的時代，拜考古學發展之賜，提供可以信賴的史料，填補歷史的空白，不再如傳統史學只能以神話、傳說代替歷史。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研究最大的貢獻之一，所以中國史可以上溯到一萬年前，不只傳統的四、五千年而已。
第一段原始社會延續約五千年，在今日中國疆域內，北起遼河燕山，南至長江中下游，都出現各具特色的文化，可以劃分出不同區系，既有各自的時代傳承，也互相影響，有如考古學家蘇秉琦所說的「滿天星斗」，晚期而形成「古國、古城、古文明」。林立的城邦於是出現，故知中國文明之始是多元的。
第二段城邦時代大約相當於傳統史學的五帝和三代。城邦是一種國家形態，以築有城牆的大型聚落（「國」）為國家的主體，連同城外的農莊（「野」）而構成一個「邦」，故謂「城邦」。城邦是獨立的政治體，眾多城邦存在大小之分，其中最強大的共主對眾邦並沒有絕對權威，不過主持聯盟而已。邦內的國君也只是諸多氏族之首，共享統治權力。城內庶眾（「國人」）是城邦軍隊的成員，仍延續原始社會以來的氏族組織，對統治貴族還能發揮一點制衡作用，但其政治權威無法與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大會（ Assembly,ekklesia）和公眾法庭（ Popular court, heliaea）相比擬。至於城外的「野人」更不具「國人」的政治實力，身分也較低，然而並不是奴
隸。
到歷史上的春秋時代，共主式微，不同集團的城邦同盟互相攻伐，戰爭頻繁，各城邦紛紛起用野人當兵，「國」「野」的身分差異逐漸泯除，進入「編戶齊民」的時代。編戶齊民雖然標識一種社會構成，亦體現一種國家形態，即中央集權的帝國。編戶者，全國人民編錄於戶籍，齊民是指在國家最高權威之前，人人身分齊等。廣大的齊民作為國家的基礎，支撐層層的統治階級。嬴秦完成統一帝國後，中國大地只有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絕對權威的皇帝，透過一個中央政府和二或三級地方政府而統治廣土眾民。帝國治下的齊民耕田納糧，提供政府無償勞動，並且服兵役以保衛政權。農戰便成為政權存在的兩個絕對要件，這種國家形態歷經秦漢以下無數朝代，基本上延續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