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那有現成良知」

在注重禮儀而略顯浮華的嘉靖時期，學界亦不免沾染虛榮、空疏之習氣，著名學者四出講學，勞動官府，聳動人心；另有一批山人、術士之流游走公卿巨室門下，憑藉謀略、法術博取利祿、聲名。謹守學者本分的羅洪先無異是這種時尚風潮下的一股清流，他年輕時「聞有為性命之學者，則累饑犯險，遭逆旅捽詈，往從之不悔」。至晚年學有所成，「扁其室曰『止止所』」，寓畢志林壑、不復出仕意。「又於止止所後闢有斐亭」，日與門生、故舊講學其間，雖偶參與地方興革事務，然不復過問國家大事。羅因而能在嚴嵩亂政的嘉靖末期保全清白、晚節，赢得後人欽敬。

據黃宗羲的分析，王守仁治學凡歷數變，初「泛濫於詞章」，「繼而偏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王學也是到第三變才脫離朱學，自立門戶。因盡去枝節、直溯本源，使王學較朱學顯得更簡易、直捷，故動能劇增，吸引許多原礙於循序格物之繁瑣而自外於理學門牆的知識份子。羅洪先求學過程中也大致經歷了陽明的前三變，先是致力於舉業，後從李中（一四七九至一五四二）習濂洛之學，晚年靜坐悟道，與陽明龍場一悟相應證、契合。惟陽明「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王學至此更為簡捷，動力越大，人人皆有良知，個個可為聖賢，依良知指引而行，文盲小民亦可行聖人之道。然這第四變始終不能為羅洪先所接受，在他的實證體驗中並無此一境界。所以他強調「世間那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這種主張固然對王學末流理慾不分的放蕩行徑有遏阻作用，但也同時扼殺了王學向社會底層散布的活力。

明末國勢日非，在東林諸儒倡導下，士大夫治學漸轉趨經世致用，學風為之一變，羅洪先特立獨行的治學風格開始廣受重視。清初身受國破家亡之痛的黃宗羲更將羅奉為王學正宗。及至現代學者，因欲連接元至明初和明末清初二時段的朱學傳承，遂將羅洪先學術引向程朱學脈，以填補這段空白。綜而言之，羅洪先生後評價亦「凡三變」，學界對其學思菁華為何之認定莫衷一是，惟各家學者均公認羅是一位言行如一、全心追求真理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