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世之初，上帝賜給我們的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就是文明使命，核心就是建立愛主愛人的真正文明（創1:28；太22:37-40）。在當今世界各種所謂的「文明的衝突」中，基督徒必須自覺而明確地捍衛、建立基督教文明，否則就會被各種異教文化、甚至赤裸裸的野蠻和暴力吞噬。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出版《文明的衝突》一書，他認為二十一世紀世紀國際政治角力的核心單位不再是國家，而是文明。國際間的衝突將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間展開，這種異質文明集團之間的社會暴力衝突不但會長期持續，而且彼此之間難以調和。因此，要建立一個完全和諧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冷戰結束、共產主義制度瓦解後，世界依然不會變成一個和諧的存在，目前全世界最普遍、最重要的危險和衝突已經不再是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的衝突，而是不同文化實體之間的衝突，就是文明的衝突。文明的衝突在本質上不僅是異質文明之間的猛烈衝突，更是直接涉及到光明與黑暗、公義與罪惡之間生死存亡的殘酷爭戰！那些缺乏實力和競爭意識的文明必然慘遭其他異質的文明的滲透、侵蝕、甚至最終的毀滅！
如果我們忽略文明的對立和衝突，一味地強調愛心和寬容，就從根本上偏離了聖經啟示和社會現實。自從人類墮落之後，「毒蛇的後裔」就在歷史過程中向「女人的後裔」不斷地發動攻擊，從該隱殺死亞伯開始，直到把耶穌基督都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歷史事實。這種仇恨和衝突的存在乃是上帝在人墮落之後就向人明確顯明的：「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創3:15）。當然，在真善美與假惡醜的爭戰過程中，最最重要的還是我們自身的建造。無論如何，如果我們忽略了基督教文明的建造，就從根本上背離了上帝賜給我們的呼召和使命，使得我們自身和世界都處於絕望、荒謬和黑暗之中。中國大陸高級將領劉亞洲先生明確斷言：「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力量，主要取決於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決定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因此，基督徒對於文明形式的思考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直接涉及到個人家國盛衰存亡的大事，更是涉及到我們在上帝面前是否忠心、有見識的問題。
本書把基督教神學、世界觀和文明論結合在一起，以三一上帝為根基，以聖經啟示為標準，以上帝在聖經中啟示的國度和聖約框架為基本範式，明確地把阿奎納所注重的「神學大全」、加爾文所提倡的「基督教敬虔學」、范泰爾所闡明的前提論護教學上升到「基督徒文明論」的境地，目的就在於使基督徒的神學和敬虔徹底擺脫各種極端個人主義、神祕主義的傾向，轉向耶穌基督所強調的先求上帝的國度和公義，建立以家庭、教會和國家為基本單元的聖約共同體。毫不諱言，雅和博經學所首倡的這種基於聖經啟示和教會正傳的基督教文明論，確實具有承先啟後的開啟作用。筆者在本書中特別融匯了大量的對於英美保守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目的就在於把清教徒神學、英美保守主義和中國文化連接起來，使得基督教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時代，不再畫地為牢，僅僅局限在「傳福音，信耶穌，升天堂」這種已經異化的民間宗教式的範式的桎梏之下，也不再局限於以希臘思辨哲學和羅馬帝國行政為傍依的西方文化，而是自覺地以聖經啟示為本，接受來自其他文化和宗教的一切亮光，勇敢地承擔起長子的責任，在二十一世紀劇烈的社會變革和文明衝突中洞燭先機，未雨綢繆，先知先覺先行，流汗流淚流血，通過艱苦卓絕的奮鬥，積極地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中流砥柱、再造文明的作用，這也是唐崇榮牧師所強調的「奮鬥力」。我們在本書中呈現的乃是聖經中所啟示的出埃及、經曠野、進迦南的模式。當初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法老的暴政，在曠野中領受來自上帝賜給的「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雅1:25），然後吩咐他們跨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建立敬畏上帝、彼此相愛、守約守法的聖約共和國。今日我們中國和華人基督徒在基督裡的使命也是如此。我們不僅要擺脫華人社會幾千年來形成的偶像崇拜和皇權暴政的枷鎖，更要以感恩、謙卑和順服之心領受上帝賜給我們的神聖約法，在中國這片廣闊的神州大地上、在上帝帶領我們華人所去的每一個地方，積極地參與和建立以「敬畏上帝，信靠基督；愛主愛人，守約守法」為特徵的基督教文明。這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基督徒所面對的「建國大業」，也是普世華人教會應當參與的再造文明的大業！雅和博經學的目的就是開啟、呼召、裝備更多的基督徒自覺地投入到這種追求上帝的國度和公義的神聖事業中來，使得我們今生今世有限的生命得著無限的意義和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