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
一、 緒論：大時代變動下的跨國遷徙
1.1. 跨國遷徙的歷史背景
公元1644年農民軍領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大明帝國亡。原為明將、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帶領立足於東北的滿清軍隊入關，不久清軍擊敗農民軍並遷都北京，開啟滿族人統治中國的歷史。大明帝國滅亡後，殘餘的宗室與遺將各自四散，形成與大清對抗的「南明」與「明鄭」時期數十年。這些四散的皇族宗室、官員、遺將與難民等分別遷徙到台灣、朝鮮、越南及東南亞各地(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78; 陳烈甫1983; 吳鳳斌1994; 李恩涵2003; 陳錦昌2004; 湯錦台2005)。
明末兵荒馬亂之際，台灣正由荷蘭人統治當中(康培德2016)。公元1661年，因南明「隆武」皇帝賜姓「朱」而有「國姓爺」之稱的鄭成功率二萬五千士兵攻打佔領台灣的荷蘭人(史明1980:102; 王育德1993:56; 湯錦台2001:137; 陳錦昌2004:102)。1662年荷蘭人投降，台灣自此開始由鄭成功家族統治直至1683年「施琅」率領清軍攻佔台灣為止。這些在荷蘭時期陸續移民到台灣開墾的唐人(Tn̂g-lâng)及由鄭氏王朝帶來的士兵、家眷及難民共計數萬人。這些人，除了部分被遣返中國之外，其餘多數與台灣當地的原住民通婚及同化，最後「在地化」(本土化)形成台灣人(Tâi-oân-lâng)。
大約同時期，依據越南阮朝官史《大南寔録 》前編卷五之記載，鄭成功的舊屬高雷廉總兵「陳上川」(Trần Thượng Xuyên) 、龍門總兵「楊彥迪」(Dương Ngạn Địch)等人於1679年 率兵三千餘人投靠當時越南的阮氏政權 (藤原利一郎1949:379; 陳荊和1960:436;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32; 鄭瑞明1976:25-26; 許文堂、謝奇懿2000:3; Đặng Thanh Nhàn 2010:8; 三尾裕子2008:5)。阮主授予陳上川等人官職並令其負責往南方開墾，包含現今越南南部的「嘉定」、「定祥」、「邊和」等地(陳荊和1960:437, 1968)。在阮主授意下，陳上川帶領部隊進駐「盤轔｣，在位於同奈河邊的大舖洲（Cù Lao Phố）闢地建市。歷經十餘年建設，大舖逐漸成為當時各國商船往來貿易的重要港口之一，也因而成為越南南部的新興城市（陳荊和，1968:423）。由於陳上川協助阮主從柬埔寨手中搶得土地以拓展南邊疆域，故深受後來的阮朝皇帝明命、紹治、嗣德等肯定而受封為「上等神｣ （Thượng đẳng thần）（Lâm 2010）。
此外，明朝遺臣後代、廣東雷州莫府城人「鄚玖 」 (Mạc Cửu)於1671年率眾四百餘人前往柬埔寨南方蠻荒之地開墾。後來鄚玖於公元1708年歸順越南阮氏政權並將開墾之土地送給越南顯宗孝明皇帝，因而獲封「河仙鎮大總兵」 (藤原利一郎1949:383;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219; 陳重金1992:242; 許文堂、謝奇懿2000:5; Trương 2008; 段黎江、阮文懷2023)。河仙一帶後來一度成為越南南部的河仙省，當代改為河仙市。陳上川、楊彥迪與鄚玖等這些人均成為越南南部明鄉人的始祖(Đặng Thanh Nhàn 2010:8)。
這些不願被滿清統治的明朝遺民最後落腳越南，大多數均與當地越南女子通婚而逐漸在地化(本土化)，形成目前通稱的「明鄉人」(người Minh Hương)(Nguyễn 2000:13-14)。阮主給予那些擬在越南落地生根的明人特典，亦即設立特別的村社組織，稱為「明香社」(Minh Hương xã)。「明香」之原義為「維持明朝香火」(陳荊和1964:6)。明香社的男性大多數為明人或明越混血，而女性則多為當地越南人(陳荊和1965)。公元1802年阮世祖統一越南，以越南中部「順化」為首都，建立越南最後的王朝「阮朝」。阮世祖於1807年下令在全國設立明香社以管理明人後裔並編入戶籍。至阮聖祖即位後，於1827年起將「明香」改為「明鄉」，視「明鄉人」 (người Minh Hương)為已入籍的越南人(陳荊和1965:1; 藤原利一郎1976:260)。越南明鄉人就如同明鄭時期流亡到台灣的唐人一樣，經由通婚及各式本土化過程，已建立起強烈的越南在地認同。基本上，明鄉人均使用越南語且完全融入越南當地文化，其身分證件的民族類別也登記為「京族」 (Kinh越南主體民族)。經過幾百年發展，若以當代仍有出入各地明鄉會館且自認為明鄉人者來推估，目前明鄉人數量可能只剩數百人或最多上千人而已(蔣為文2013, 2015, 2018; Chiung 2020)。
繼明鄉人之後，較近且顯著的遷徙時間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半段，這段期間陸續有華裔族群移入越南。在日本侵略中國及國共內戰期間，大批華裔族群移居到越南避難。這些從中國移居到越南的華裔族群在越南的民族認定上被分類為「華族」(dân tộc Hoa)、「華人」(người Hoa)。依據越南於2009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共計有823,071位華人。華族其實是複數族群的綜合體，主要包含來自中國講廣東話、福建話(以漳州、泉州及廈門為主)、潮州話、客家話、海南島等不同語言的族群。越南當地華人社群通常以「幫」(或帮)區分這五類族群(劉金華、潘安、何增、陳大新2016:46-48；Li, Tana & Nguyễn 1999:26-28)。這些族群在不同時期陸續移居到越南，其越南化的程度及保留族群母語及文化的程度也不同。其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亦隨不同情境而有所變動。總體而言，相較於明鄉人的越南化，這些較晚才遷徙到越南的華裔族群在某些程度上還保有祖國中國的原鄉認同。也因強烈的原鄉認同而與當地社會產生衝突，造成越南於1950至1970年代採取明顯的排華政策。當代越南年輕一代的華人則逐漸有 “明鄉化” 的現象(范玉翠薇2018，盧佩芊2021，阮玉詩2022)。本書作者將明鄉人與華人視為二種不同文化認同的族群來處理，因此仍將聚焦在以明鄉人為主的議題討論。
台灣於1945年二次大戰終戰後也遭遇以蔣介石為首的百萬中國軍民的遷徙入台 。蔣介石流亡政權憑藉其軍事武力戒嚴統治台灣長達38年，並對台灣人實施中國化的政策，逼迫台灣人「認賊作父」放棄台灣語文改學中國語文，導致台灣語文的流失(張學謙2003; 蔣為文2005; Chiung 2018)。這些來自中國各省份的中國人（在台灣俗稱「外省人」）猶如17世紀的明鄉人般地流落到台灣。這些軍民由於移居台灣的時間仍短，土著化程度有限，故大多數仍存有強烈的中國認同。這些中國認同當然與本地的台灣認同起衝突，而有所謂的「省籍衝突」或「族群衝突」。其實，這些衝突的本質是國家認同的差異，與越南的排華運動本質類似。隨著外省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逐漸出現，戰後來台的中國人及其後代大致可分為二大類: 第一，堅持認同中國為祖國的中國人；第二，認同台灣為新祖國的新台灣人。這些新台灣人就如同越南的明鄉人那樣開始在地化、本土化而成為在地社會的一份子。這些新台灣人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傳統台灣人有異，或許可參考越南的作法稱之為「華鄉人」，意即「以文化中華為祖先的故鄉的新台灣人」。本書研究越南明鄉人的認同轉變與在地化之目的之一，就是做為台灣處理戰後來台的中國人及其後代之參考。此外，台灣近三十年來也有跨國婚姻移民，大約有50萬原籍來自中國或東南亞的人民因與台灣人通婚而移居台灣。其中大約11萬多人來自越南，在本書裡稱之為「越鄉人」(người Việt Hương)。本書也可做為台灣制定新住民政策之重要參考。
各時期從中國移民到越南的明人/清人/華人均會建立或依既有的「會館」為活動中心(劉金華、潘安、何增、陳大新2016:48 ；Li, Tana & Nguyễn 1999:28-29)。這些會館通常會祭祀神明或祖先，且為重要的社群網絡聯繫中心。這些會館可分為二大類：第一類為明鄉人主導的俗稱明鄉會館的會館。譬如，胡志明市的「明鄉嘉盛堂」、邊和市的「新鄰亭」及會安市的「明鄉萃先堂」。明鄉嘉盛堂源自新鄰亭，且同處越南南部，故雙邊的成員仍互動頻繁。至於明鄉萃先堂因位於越南中部，與南部的嘉盛堂與新鄰亭已無往來。在作者訪談當中，萃先堂的幹部甚至認為嘉盛堂與新鄰亭是華人在主導而非明鄉人。這是頗特殊的現象！
會館的第二類為華人主導的五幫會館。這些會館依照原屬族群(幫)籍貫而劃分地盤，譬如，福建會館、廣肇會館(廣東幫)、潮州會館、瓊府會館(海南幫)及客家會館等。即使來自同一省分，也會依語言/城市差細分地盤。譬如胡志明市的「霞漳會館」(漳州)及「溫陵會館」(泉州)等(劉金華、潘安、何增、陳大新2016:53-54 ；Li, Tana & Nguyễn 1999:116)。這些五幫會館均由華人主導，各館互相之間目前仍有往來，譬如互贈牌匾等。但在當代，這些會館與明鄉會館已無往來。過去是否有往來則不可而知。經訪查，其原因大致為：第一，語言因素。華人多數仍使用自己的族群母語，但明鄉人已使用越南語。雖然多數華人均通曉越南語，但畢竟母語的情感不同。第二，族群文化認同差異。明鄉人均認同自己是越南人，對越南有較深的土地情感且已建立在地化的社會網絡。對明鄉人而言，中國的祖籍地只是歷史上的過去記憶，已無實質上的人際網絡上聯繫的需要。第三，經濟因素。依據受訪人A及B表示，1975年越南解放後明鄉人的經濟狀況大幅衰退。相形之下，在1990年代越中關係改善以後，在越華人的經濟狀況隨著越南的開放而逐漸富裕。由於經濟上的不對等，也促使明鄉人及華人之間少有聯繫。
整體而言，自明末清初以來從中國到越南經商或定居的遷徙是一波又一波的持續過程。隨著定居時間長度的加深，這些移民自然形成舊客與新客的差別。明人剛來越南時為新客，透過通婚與本土化過程逐漸形成舊客的明鄉人認同。這些明鄉人因身分證均登記為越南京族，隨著時間的消逝大部分的明鄉人也忘記自己的明鄉特質而認為自己是京族人。而這也是為何明鄉人的人數越來越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明人之後陸續而來的清人/華人一開始也是新客，與舊客--明鄉人有著不同的族群認同。隨著通婚與本土化過程的進展，這些清人/華人之中也逐漸開始有人成為舊客而有在地認同。在越南的華人與明鄉人認同案例中，通婚、語言及誘因是三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素。「華越通婚」及「越語是否已成為母語」為明人/清人/華人轉變為明鄉人的客觀必要條件。誘因是強烈影響新客加入明鄉人認同的重要催化劑。誘因包含了經濟與政治層面。以經濟為例，那些經濟普通或不好的新客為了減少稅賦的負擔，故選擇加入明鄉行列。又由於明鄉人被視同越南人，具有報考公職的資格，故不少生活條件不如那些富商的新客當然選擇加入明鄉人以爭取改善自己社會地位的機會。
由於越南明鄉人僅占越南總人口的極少數(約不到0.01%)，屬非主流的族群意識，故其在地化路線往越南主體民族--京族靠攏、逐漸越化成越南人。相形之下，從福建移民到台灣的唐人因占台灣總人口的大多數，雖然唐人也有融合台灣平埔族文化成分，但終究發展出主體文化並形成「台灣人」、「台灣話」的主體意識，並得以保留原有的母語。
◎台文版
七、 總結
唐人（Tn̂g-lâng）ùi福建、廣東等所在移民去到台灣kap東南亞ê歷史已經久遠。特別是16世紀以來因為國際貿易、戰亂等因素ê大規模遷徙移居現象特別明顯，歷史明確記載ê史實mā足濟。
Chia-ê唐人移民到異鄉釘根生湠了後，ta̍uh-ta̍uh-á在地化koh認同做在地人。當然，chia移民族群ê認同轉變並m̄-sī kâng時間koh集體產生變化，是一批、一批ta̍uh-ta̍uh-á tòe時間ê消逝才產生ê在地認同。掠越南做例，唐人移民到越南了後，lio̍h-á分做兩个方向發展。頭先是khah早期ê移民ta̍uh-ta̍uh-á明鄉化，認同越南、成做新越南人。Chia-ê人tī當代越南ê身分證頂頭登記做「京族」（越族），歷史上號做「明鄉人」。明鄉人ê在地認同反映tī「龍飛」年號ê使用上。相對khah òaⁿ移民來--ê in kāng-khoán主要認同唐山做祖國，保留khah濟原本母國ê語言、文化特色kap認同。Chia-ê人 tī當代越南ê身分證頂頭登記做「華人」，hông當作越南少數民族之一。本冊ê研究成果指出，就客觀條件加kap主觀意識來看，明鄉人kap華人ê族群認同是有差，應該kā看做兩个bô-kâng ê族群khah合理。
影響明鄉人kap華人有bô-kâng族群文化意識ê主因大概有以下四點：第一，通婚ê比例。第二，移民時間ê長短。第三，移民人數占當地人口比ê例濟少。第四，敢有保有家己ê語言、文化kap教育。
「龍飛」kap「龍集」年號是主張「反清復明」ê明鄉人家己做手ê年號。Tī越南，龍飛ê年號比龍集khah普遍。一般來講，越南ê廟宇攏採用傳統天干地支紀元ia̍h-sī越南皇帝ê年號。早期明鄉人khah ài用家己做手ê「龍飛」ia̍h-sī「龍集」年號。尾後明鄉人ta̍uh-ta̍uh-á在地越南化，in-ê後代mā ta̍uh-ta̍uh-á認同越南文化koh接受使用越南皇帝ê年號，譬如「明命」、「嗣德」、「成泰」、「維新」、「保大」等，絕對無用清國年號。To̍h-sǹg清國已經hông推翻koh hō͘中華民國取代，明鄉人kāng-khoán繼續leh使用龍飛年號。相對khah òaⁿ移民越南ê清人/華人則khah ài使用清國ia̍h-sī中華民國年後，to̍h絕對無beh用越南年號。作者ê田調研究計發現82个龍飛年號、2个龍集年號。Nā根據ē-tàng查考明確年代來看，龍飛年號上早出現tī 1663年，上òaⁿ是1936年，in-ê數量分布主要tī越南南部，其次tī中部，上尾tī北部。
台灣tī 17到19世紀mā有bē少唐人移民。Chia-ê移民bē少人kah台灣當地原住民族通婚，in-ê狀況ná像越南明鄉人kah越南人通婚kāng-khoán，才ta̍uh-ta̍uh-á產生土著化ê現象。台灣ê明鄉人上尾tī 19世紀末形成「台灣人」（Tâi-oân-lâng）ê集體族群認同，1945年了後koh ta̍uh-ta̍uh-á形成國族認同追求台灣獨立建國。Tī越南，以京族做主體民族koh有越南帝制政權存在，só͘-pái明鄉人hông標記做「明鄉」少數族群。Tī台灣ê情形soah顛倒péng，台灣原住民族無統一ê有力政權koh人口數ùi 17世紀以後ta̍uh-ta̍uh-á變做少數，台灣在地化ê唐人ta̍uh-ta̍uh-á成做台灣ê多數。致使唐人ta̍uh-ta̍uh-á形成以「台灣人」為名ê族群認同。
日本tī 1895年正式統治台灣了後mā有少數日本人kah台灣人通婚，in-ê後代通號做「灣生 」。二次大戰終戰了後以蔣介石做頭ê中華民國政權佔領台灣。蔣介石為tio̍h beh kā台灣去日本化koh進一步中國化，kā多數ê灣生“遣送”轉去日本。Nā灣生hông遣送轉去日本是合理--ê，hia--ê m̄願認同台灣koh死豬tìn砧tòa台灣ê中國人感是mā ē-tàng kā 遣送轉去中國leh？
以蔣介石做頭ê百萬中國軍民tī終戰後數年內陸續遷徙來台。Chia-ê來自中國各省份俗稱「外省人」ê中國人ná像17世紀ê明鄉人按呢流浪到台灣。Tòe外省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ta̍uh-ta̍uh-á 出現，戰後來台ê中國人kap in-ê後代大概koh可分做兩大類: 第一，堅持認同中國做祖國ê中國人，像郝柏村、馬英九、韓國瑜等。Chia-ê人in心向中國，無法度融入台灣，才會引起台灣ê政治混亂，造成國家動亂不安。第二，認同台灣做新祖國ê新台灣人。Chia-ê新台灣人ná像越南ê明鄉人按呢開始在地化、本土化koh成做台灣在地社會ê一份子，像鄭南榕、陳師孟、吳欣岱等。Chia-ê新台灣人ê歷史文化背景kap傳統台灣人有差，筆者參考越南ê作法kā號做「華鄉人」，意思是「以文化中華為祖先的故鄉的新台灣人」。「華鄉人」ê稱呼koh比「外省人」khah合。Ùi 越南ê例來看，唐人ta̍uh-ta̍uh-á明鄉化koh融入越南社會是歷史ê必然。鄭成功ê舊屬陳上川chhōa三千士兵投靠越南阮主了後釘根生湠，以越南做新故鄉，最後明鄉人hō͘ 越南社會接納，陳上川mā hō͘越南皇帝加封做上等神koh表揚伊對開拓越南南疆ê貢獻。近代越南tùi 1950到1970年代爆發ê「排華」對象主要是針對「落葉歸根」心態ê華僑，顛倒m̄-sī釘根生湠ê明鄉人。
另外，台灣這三十冬來mā有跨國婚姻移民，大約有50萬原籍來自中國ia̍h-sī東南亞ê人民kah台灣人通婚才徙來台灣。其中大約11萬外來自越南，筆者建議kā號做「越鄉人」(người Việt Hương)，m̄-thang用當前政府講--ê「新住民」詞彙。Nā泰國來--ê to̍h號做「泰鄉人」，印尼來--ê to̍h號做「印鄉人」，照這个原則。「越鄉人」是參考明鄉人所創立ê中性詞彙，是講原籍越南m̄-koh tī台灣釘根生湠ê新台灣人。
總講，ùi明鄉案例來看，「釘根生湠」才是雙贏ê做法。台灣nā好好仔運用越南明鄉ê成功案例來制定台灣處理1945年戰後bô-kâng時期移民ê政策，應當ē-tàng創造多贏面ê局勢kap永續台灣ê未來。
一、 緒論：大時代變動下的跨國遷徙
1.1. 跨國遷徙的歷史背景
公元1644年農民軍領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大明帝國亡。原為明將、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帶領立足於東北的滿清軍隊入關，不久清軍擊敗農民軍並遷都北京，開啟滿族人統治中國的歷史。大明帝國滅亡後，殘餘的宗室與遺將各自四散，形成與大清對抗的「南明」與「明鄭」時期數十年。這些四散的皇族宗室、官員、遺將與難民等分別遷徙到台灣、朝鮮、越南及東南亞各地(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78; 陳烈甫1983; 吳鳳斌1994; 李恩涵2003; 陳錦昌2004; 湯錦台2005)。
明末兵荒馬亂之際，台灣正由荷蘭人統治當中(康培德2016)。公元1661年，因南明「隆武」皇帝賜姓「朱」而有「國姓爺」之稱的鄭成功率二萬五千士兵攻打佔領台灣的荷蘭人(史明1980:102; 王育德1993:56; 湯錦台2001:137; 陳錦昌2004:102)。1662年荷蘭人投降，台灣自此開始由鄭成功家族統治直至1683年「施琅」率領清軍攻佔台灣為止。這些在荷蘭時期陸續移民到台灣開墾的唐人(Tn̂g-lâng)及由鄭氏王朝帶來的士兵、家眷及難民共計數萬人。這些人，除了部分被遣返中國之外，其餘多數與台灣當地的原住民通婚及同化，最後「在地化」(本土化)形成台灣人(Tâi-oân-lâng)。
大約同時期，依據越南阮朝官史《大南寔録 》前編卷五之記載，鄭成功的舊屬高雷廉總兵「陳上川」(Trần Thượng Xuyên) 、龍門總兵「楊彥迪」(Dương Ngạn Địch)等人於1679年 率兵三千餘人投靠當時越南的阮氏政權 (藤原利一郎1949:379; 陳荊和1960:436;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32; 鄭瑞明1976:25-26; 許文堂、謝奇懿2000:3; Đặng Thanh Nhàn 2010:8; 三尾裕子2008:5)。阮主授予陳上川等人官職並令其負責往南方開墾，包含現今越南南部的「嘉定」、「定祥」、「邊和」等地(陳荊和1960:437, 1968)。在阮主授意下，陳上川帶領部隊進駐「盤轔｣，在位於同奈河邊的大舖洲（Cù Lao Phố）闢地建市。歷經十餘年建設，大舖逐漸成為當時各國商船往來貿易的重要港口之一，也因而成為越南南部的新興城市（陳荊和，1968:423）。由於陳上川協助阮主從柬埔寨手中搶得土地以拓展南邊疆域，故深受後來的阮朝皇帝明命、紹治、嗣德等肯定而受封為「上等神｣ （Thượng đẳng thần）（Lâm 2010）。
此外，明朝遺臣後代、廣東雷州莫府城人「鄚玖 」 (Mạc Cửu)於1671年率眾四百餘人前往柬埔寨南方蠻荒之地開墾。後來鄚玖於公元1708年歸順越南阮氏政權並將開墾之土地送給越南顯宗孝明皇帝，因而獲封「河仙鎮大總兵」 (藤原利一郎1949:383;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219; 陳重金1992:242; 許文堂、謝奇懿2000:5; Trương 2008; 段黎江、阮文懷2023)。河仙一帶後來一度成為越南南部的河仙省，當代改為河仙市。陳上川、楊彥迪與鄚玖等這些人均成為越南南部明鄉人的始祖(Đặng Thanh Nhàn 2010:8)。
這些不願被滿清統治的明朝遺民最後落腳越南，大多數均與當地越南女子通婚而逐漸在地化(本土化)，形成目前通稱的「明鄉人」(người Minh Hương)(Nguyễn 2000:13-14)。阮主給予那些擬在越南落地生根的明人特典，亦即設立特別的村社組織，稱為「明香社」(Minh Hương xã)。「明香」之原義為「維持明朝香火」(陳荊和1964:6)。明香社的男性大多數為明人或明越混血，而女性則多為當地越南人(陳荊和1965)。公元1802年阮世祖統一越南，以越南中部「順化」為首都，建立越南最後的王朝「阮朝」。阮世祖於1807年下令在全國設立明香社以管理明人後裔並編入戶籍。至阮聖祖即位後，於1827年起將「明香」改為「明鄉」，視「明鄉人」 (người Minh Hương)為已入籍的越南人(陳荊和1965:1; 藤原利一郎1976:260)。越南明鄉人就如同明鄭時期流亡到台灣的唐人一樣，經由通婚及各式本土化過程，已建立起強烈的越南在地認同。基本上，明鄉人均使用越南語且完全融入越南當地文化，其身分證件的民族類別也登記為「京族」 (Kinh越南主體民族)。經過幾百年發展，若以當代仍有出入各地明鄉會館且自認為明鄉人者來推估，目前明鄉人數量可能只剩數百人或最多上千人而已(蔣為文2013, 2015, 2018; Chiung 2020)。
繼明鄉人之後，較近且顯著的遷徙時間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半段，這段期間陸續有華裔族群移入越南。在日本侵略中國及國共內戰期間，大批華裔族群移居到越南避難。這些從中國移居到越南的華裔族群在越南的民族認定上被分類為「華族」(dân tộc Hoa)、「華人」(người Hoa)。依據越南於2009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共計有823,071位華人。華族其實是複數族群的綜合體，主要包含來自中國講廣東話、福建話(以漳州、泉州及廈門為主)、潮州話、客家話、海南島等不同語言的族群。越南當地華人社群通常以「幫」(或帮)區分這五類族群(劉金華、潘安、何增、陳大新2016:46-48；Li, Tana & Nguyễn 1999:26-28)。這些族群在不同時期陸續移居到越南，其越南化的程度及保留族群母語及文化的程度也不同。其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亦隨不同情境而有所變動。總體而言，相較於明鄉人的越南化，這些較晚才遷徙到越南的華裔族群在某些程度上還保有祖國中國的原鄉認同。也因強烈的原鄉認同而與當地社會產生衝突，造成越南於1950至1970年代採取明顯的排華政策。當代越南年輕一代的華人則逐漸有 “明鄉化” 的現象(范玉翠薇2018，盧佩芊2021，阮玉詩2022)。本書作者將明鄉人與華人視為二種不同文化認同的族群來處理，因此仍將聚焦在以明鄉人為主的議題討論。
台灣於1945年二次大戰終戰後也遭遇以蔣介石為首的百萬中國軍民的遷徙入台 。蔣介石流亡政權憑藉其軍事武力戒嚴統治台灣長達38年，並對台灣人實施中國化的政策，逼迫台灣人「認賊作父」放棄台灣語文改學中國語文，導致台灣語文的流失(張學謙2003; 蔣為文2005; Chiung 2018)。這些來自中國各省份的中國人（在台灣俗稱「外省人」）猶如17世紀的明鄉人般地流落到台灣。這些軍民由於移居台灣的時間仍短，土著化程度有限，故大多數仍存有強烈的中國認同。這些中國認同當然與本地的台灣認同起衝突，而有所謂的「省籍衝突」或「族群衝突」。其實，這些衝突的本質是國家認同的差異，與越南的排華運動本質類似。隨著外省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逐漸出現，戰後來台的中國人及其後代大致可分為二大類: 第一，堅持認同中國為祖國的中國人；第二，認同台灣為新祖國的新台灣人。這些新台灣人就如同越南的明鄉人那樣開始在地化、本土化而成為在地社會的一份子。這些新台灣人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傳統台灣人有異，或許可參考越南的作法稱之為「華鄉人」，意即「以文化中華為祖先的故鄉的新台灣人」。本書研究越南明鄉人的認同轉變與在地化之目的之一，就是做為台灣處理戰後來台的中國人及其後代之參考。此外，台灣近三十年來也有跨國婚姻移民，大約有50萬原籍來自中國或東南亞的人民因與台灣人通婚而移居台灣。其中大約11萬多人來自越南，在本書裡稱之為「越鄉人」(người Việt Hương)。本書也可做為台灣制定新住民政策之重要參考。
各時期從中國移民到越南的明人/清人/華人均會建立或依既有的「會館」為活動中心(劉金華、潘安、何增、陳大新2016:48 ；Li, Tana & Nguyễn 1999:28-29)。這些會館通常會祭祀神明或祖先，且為重要的社群網絡聯繫中心。這些會館可分為二大類：第一類為明鄉人主導的俗稱明鄉會館的會館。譬如，胡志明市的「明鄉嘉盛堂」、邊和市的「新鄰亭」及會安市的「明鄉萃先堂」。明鄉嘉盛堂源自新鄰亭，且同處越南南部，故雙邊的成員仍互動頻繁。至於明鄉萃先堂因位於越南中部，與南部的嘉盛堂與新鄰亭已無往來。在作者訪談當中，萃先堂的幹部甚至認為嘉盛堂與新鄰亭是華人在主導而非明鄉人。這是頗特殊的現象！
會館的第二類為華人主導的五幫會館。這些會館依照原屬族群(幫)籍貫而劃分地盤，譬如，福建會館、廣肇會館(廣東幫)、潮州會館、瓊府會館(海南幫)及客家會館等。即使來自同一省分，也會依語言/城市差細分地盤。譬如胡志明市的「霞漳會館」(漳州)及「溫陵會館」(泉州)等(劉金華、潘安、何增、陳大新2016:53-54 ；Li, Tana & Nguyễn 1999:116)。這些五幫會館均由華人主導，各館互相之間目前仍有往來，譬如互贈牌匾等。但在當代，這些會館與明鄉會館已無往來。過去是否有往來則不可而知。經訪查，其原因大致為：第一，語言因素。華人多數仍使用自己的族群母語，但明鄉人已使用越南語。雖然多數華人均通曉越南語，但畢竟母語的情感不同。第二，族群文化認同差異。明鄉人均認同自己是越南人，對越南有較深的土地情感且已建立在地化的社會網絡。對明鄉人而言，中國的祖籍地只是歷史上的過去記憶，已無實質上的人際網絡上聯繫的需要。第三，經濟因素。依據受訪人A及B表示，1975年越南解放後明鄉人的經濟狀況大幅衰退。相形之下，在1990年代越中關係改善以後，在越華人的經濟狀況隨著越南的開放而逐漸富裕。由於經濟上的不對等，也促使明鄉人及華人之間少有聯繫。
整體而言，自明末清初以來從中國到越南經商或定居的遷徙是一波又一波的持續過程。隨著定居時間長度的加深，這些移民自然形成舊客與新客的差別。明人剛來越南時為新客，透過通婚與本土化過程逐漸形成舊客的明鄉人認同。這些明鄉人因身分證均登記為越南京族，隨著時間的消逝大部分的明鄉人也忘記自己的明鄉特質而認為自己是京族人。而這也是為何明鄉人的人數越來越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明人之後陸續而來的清人/華人一開始也是新客，與舊客--明鄉人有著不同的族群認同。隨著通婚與本土化過程的進展，這些清人/華人之中也逐漸開始有人成為舊客而有在地認同。在越南的華人與明鄉人認同案例中，通婚、語言及誘因是三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素。「華越通婚」及「越語是否已成為母語」為明人/清人/華人轉變為明鄉人的客觀必要條件。誘因是強烈影響新客加入明鄉人認同的重要催化劑。誘因包含了經濟與政治層面。以經濟為例，那些經濟普通或不好的新客為了減少稅賦的負擔，故選擇加入明鄉行列。又由於明鄉人被視同越南人，具有報考公職的資格，故不少生活條件不如那些富商的新客當然選擇加入明鄉人以爭取改善自己社會地位的機會。
由於越南明鄉人僅占越南總人口的極少數(約不到0.01%)，屬非主流的族群意識，故其在地化路線往越南主體民族--京族靠攏、逐漸越化成越南人。相形之下，從福建移民到台灣的唐人因占台灣總人口的大多數，雖然唐人也有融合台灣平埔族文化成分，但終究發展出主體文化並形成「台灣人」、「台灣話」的主體意識，並得以保留原有的母語。
◎台文版
七、 總結
唐人（Tn̂g-lâng）ùi福建、廣東等所在移民去到台灣kap東南亞ê歷史已經久遠。特別是16世紀以來因為國際貿易、戰亂等因素ê大規模遷徙移居現象特別明顯，歷史明確記載ê史實mā足濟。
Chia-ê唐人移民到異鄉釘根生湠了後，ta̍uh-ta̍uh-á在地化koh認同做在地人。當然，chia移民族群ê認同轉變並m̄-sī kâng時間koh集體產生變化，是一批、一批ta̍uh-ta̍uh-á tòe時間ê消逝才產生ê在地認同。掠越南做例，唐人移民到越南了後，lio̍h-á分做兩个方向發展。頭先是khah早期ê移民ta̍uh-ta̍uh-á明鄉化，認同越南、成做新越南人。Chia-ê人tī當代越南ê身分證頂頭登記做「京族」（越族），歷史上號做「明鄉人」。明鄉人ê在地認同反映tī「龍飛」年號ê使用上。相對khah òaⁿ移民來--ê in kāng-khoán主要認同唐山做祖國，保留khah濟原本母國ê語言、文化特色kap認同。Chia-ê人 tī當代越南ê身分證頂頭登記做「華人」，hông當作越南少數民族之一。本冊ê研究成果指出，就客觀條件加kap主觀意識來看，明鄉人kap華人ê族群認同是有差，應該kā看做兩个bô-kâng ê族群khah合理。
影響明鄉人kap華人有bô-kâng族群文化意識ê主因大概有以下四點：第一，通婚ê比例。第二，移民時間ê長短。第三，移民人數占當地人口比ê例濟少。第四，敢有保有家己ê語言、文化kap教育。
「龍飛」kap「龍集」年號是主張「反清復明」ê明鄉人家己做手ê年號。Tī越南，龍飛ê年號比龍集khah普遍。一般來講，越南ê廟宇攏採用傳統天干地支紀元ia̍h-sī越南皇帝ê年號。早期明鄉人khah ài用家己做手ê「龍飛」ia̍h-sī「龍集」年號。尾後明鄉人ta̍uh-ta̍uh-á在地越南化，in-ê後代mā ta̍uh-ta̍uh-á認同越南文化koh接受使用越南皇帝ê年號，譬如「明命」、「嗣德」、「成泰」、「維新」、「保大」等，絕對無用清國年號。To̍h-sǹg清國已經hông推翻koh hō͘中華民國取代，明鄉人kāng-khoán繼續leh使用龍飛年號。相對khah òaⁿ移民越南ê清人/華人則khah ài使用清國ia̍h-sī中華民國年後，to̍h絕對無beh用越南年號。作者ê田調研究計發現82个龍飛年號、2个龍集年號。Nā根據ē-tàng查考明確年代來看，龍飛年號上早出現tī 1663年，上òaⁿ是1936年，in-ê數量分布主要tī越南南部，其次tī中部，上尾tī北部。
台灣tī 17到19世紀mā有bē少唐人移民。Chia-ê移民bē少人kah台灣當地原住民族通婚，in-ê狀況ná像越南明鄉人kah越南人通婚kāng-khoán，才ta̍uh-ta̍uh-á產生土著化ê現象。台灣ê明鄉人上尾tī 19世紀末形成「台灣人」（Tâi-oân-lâng）ê集體族群認同，1945年了後koh ta̍uh-ta̍uh-á形成國族認同追求台灣獨立建國。Tī越南，以京族做主體民族koh有越南帝制政權存在，só͘-pái明鄉人hông標記做「明鄉」少數族群。Tī台灣ê情形soah顛倒péng，台灣原住民族無統一ê有力政權koh人口數ùi 17世紀以後ta̍uh-ta̍uh-á變做少數，台灣在地化ê唐人ta̍uh-ta̍uh-á成做台灣ê多數。致使唐人ta̍uh-ta̍uh-á形成以「台灣人」為名ê族群認同。
日本tī 1895年正式統治台灣了後mā有少數日本人kah台灣人通婚，in-ê後代通號做「灣生 」。二次大戰終戰了後以蔣介石做頭ê中華民國政權佔領台灣。蔣介石為tio̍h beh kā台灣去日本化koh進一步中國化，kā多數ê灣生“遣送”轉去日本。Nā灣生hông遣送轉去日本是合理--ê，hia--ê m̄願認同台灣koh死豬tìn砧tòa台灣ê中國人感是mā ē-tàng kā 遣送轉去中國leh？
以蔣介石做頭ê百萬中國軍民tī終戰後數年內陸續遷徙來台。Chia-ê來自中國各省份俗稱「外省人」ê中國人ná像17世紀ê明鄉人按呢流浪到台灣。Tòe外省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ta̍uh-ta̍uh-á 出現，戰後來台ê中國人kap in-ê後代大概koh可分做兩大類: 第一，堅持認同中國做祖國ê中國人，像郝柏村、馬英九、韓國瑜等。Chia-ê人in心向中國，無法度融入台灣，才會引起台灣ê政治混亂，造成國家動亂不安。第二，認同台灣做新祖國ê新台灣人。Chia-ê新台灣人ná像越南ê明鄉人按呢開始在地化、本土化koh成做台灣在地社會ê一份子，像鄭南榕、陳師孟、吳欣岱等。Chia-ê新台灣人ê歷史文化背景kap傳統台灣人有差，筆者參考越南ê作法kā號做「華鄉人」，意思是「以文化中華為祖先的故鄉的新台灣人」。「華鄉人」ê稱呼koh比「外省人」khah合。Ùi 越南ê例來看，唐人ta̍uh-ta̍uh-á明鄉化koh融入越南社會是歷史ê必然。鄭成功ê舊屬陳上川chhōa三千士兵投靠越南阮主了後釘根生湠，以越南做新故鄉，最後明鄉人hō͘ 越南社會接納，陳上川mā hō͘越南皇帝加封做上等神koh表揚伊對開拓越南南疆ê貢獻。近代越南tùi 1950到1970年代爆發ê「排華」對象主要是針對「落葉歸根」心態ê華僑，顛倒m̄-sī釘根生湠ê明鄉人。
另外，台灣這三十冬來mā有跨國婚姻移民，大約有50萬原籍來自中國ia̍h-sī東南亞ê人民kah台灣人通婚才徙來台灣。其中大約11萬外來自越南，筆者建議kā號做「越鄉人」(người Việt Hương)，m̄-thang用當前政府講--ê「新住民」詞彙。Nā泰國來--ê to̍h號做「泰鄉人」，印尼來--ê to̍h號做「印鄉人」，照這个原則。「越鄉人」是參考明鄉人所創立ê中性詞彙，是講原籍越南m̄-koh tī台灣釘根生湠ê新台灣人。
總講，ùi明鄉案例來看，「釘根生湠」才是雙贏ê做法。台灣nā好好仔運用越南明鄉ê成功案例來制定台灣處理1945年戰後bô-kâng時期移民ê政策，應當ē-tàng創造多贏面ê局勢kap永續台灣ê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