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個青年變革者
一
梁啟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闊，短髮整潔而富有光澤，由中間清晰地分開，竪領白衫漿得筆挺，繫一條窄領帶，嘴角掛有一絲驕傲，眼神尤為堅定。
這該是他三十歲左右的樣子，拍攝地可能是橫濱、墨爾本或是溫哥華。他動員散落在世界各處的華人商人與勞工捐獻資金，組織起來，營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個富強的中國。幾年前，他還是個腦後拖着長辮的舉人，如今已經展現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風貌。在城市之光書店的書架上，梁啟超與絡腮鬍鬚的印度詩人泰戈爾，以及一位裹頭、皺眉的男子並列在一本書的封面上。我翻開書，得知裹頭男子名為馬丁·阿富汗尼，一位來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們三人是20 世紀初亞洲知識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國的瓦解與西方的壓力，分別以不同方式幫助祖國重獲自尊。
它引發了我的興趣。這是2013 年深秋，我剛過三十七歲，厭倦了新聞業的碎片與短暫，想尋求一種更遼闊與深沉的表達，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一帶也是這種尋找的一部分。隨之而來的閒暇裡，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成了消磨時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歡它豐富的世界文學書目，二樓poetry room 的寂寥，以及櫥窗上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黑白照片。這家書店不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發源地，代表着自由不羈的文學趣味，還身處兩個世界的交匯地。它背後的唐人街的歷史足以追溯到19 世紀中葉，大批廣東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來到這裡，成為這座城市的最初締造者之一；斜對面是「小意大利」，在這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連的小咖啡館裡，黑咖啡與老式點唱機尤其令人着迷。
與梁啟超的偶遇，特別是他目光之堅定，令這種模糊的尋求清晰起來。為何不寫一部他的傳記，藉此追溯近代中國的轉型呢？它肯定足夠遼闊與深入，也與我的個人經驗緊密相連。
二
當梁啟超1873 年生於廣東一個普通的鄉村時，清帝國正處於最後的平靜時期；當他1929 年在北京去世時，帝國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國也陷入分裂與動盪，他昔日的政治對手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年輕組織正迅速崛起。社會變革席捲了每個角落：昔日的纏足女人走入學堂，探討「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閱讀報紙、雜誌成了日常習慣，人們在茶館裡、飯桌上談論着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戲台上的名角將《定軍山》《長生殿》留在電影屏幕與密紋唱片上；因為火車、輪船、電報的普及，再遙遠的鄉村都可以感到時代之脈搏。思想的變化更是驚人，儘管很多人熟記四書五經，遵從三綱五常，如今卻宣佈拋棄整個傳統，要寫白話文，追求個人自由。曾自成一個天下的榮光與傲慢被屈辱與自卑取代，人們飢渴、不無盲目地尋求日本、英國、德國、美國甚至印度的觀念的滋養。
梁啟超經歷着這一切，同時是這種轉變的積極參與者。他是一位行動者，二十五歲就捲入百日維新的旋渦中，流亡日本後又參與策劃自立軍起義。他在袁世凱與張勳的兩次復辟中挺身而出，成為再造共和的關鍵人物，還是中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幕後推動者。
他是個思想者，倘若你談論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科學、經濟學、佛學、法學、政治思想、小說理論……幾乎沒有一個領域能迴避他的影響，他甚至往往還是開創者。他更是個書寫者，自1896年出任《時務報》主筆以來，他在三十三年時間裡，不間斷地寫下至少1400 萬字，涉及時事批評、戰鬥檄文、組織章程、詩詞小說、學術專著、演講、人物傳記……幾代人如飢似渴地閱讀他的作品，20 世紀的歷史性人物—陳獨秀、胡適、毛澤東—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讀者，並生活在他締造的傳統之中。我就讀的北京大學演變自京師大學堂，而他正是大學堂最初章程的起草人。我進入新聞業後，他更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新聞記者，沒有誰能像他一樣，用筆與報刊參與了如此多的變革。
但我感覺，在歷史書寫中，他至關重要卻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與思想遺產仍強有力地影響着我們的生活，他對現代中國的構建與想像還佔據着公共討論的中心，「新民說」仍是日常語彙，流行偶像則把「少年強則中國強」寫入歌詞。但他的思想與性格、希望與挫敗，他的內心掙扎、與同代人的爭辯，卻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現與分析。
一個青年變革者
一
梁啟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闊，短髮整潔而富有光澤，由中間清晰地分開，竪領白衫漿得筆挺，繫一條窄領帶，嘴角掛有一絲驕傲，眼神尤為堅定。
這該是他三十歲左右的樣子，拍攝地可能是橫濱、墨爾本或是溫哥華。他動員散落在世界各處的華人商人與勞工捐獻資金，組織起來，營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個富強的中國。幾年前，他還是個腦後拖着長辮的舉人，如今已經展現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風貌。在城市之光書店的書架上，梁啟超與絡腮鬍鬚的印度詩人泰戈爾，以及一位裹頭、皺眉的男子並列在一本書的封面上。我翻開書，得知裹頭男子名為馬丁·阿富汗尼，一位來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們三人是20 世紀初亞洲知識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國的瓦解與西方的壓力，分別以不同方式幫助祖國重獲自尊。
它引發了我的興趣。這是2013 年深秋，我剛過三十七歲，厭倦了新聞業的碎片與短暫，想尋求一種更遼闊與深沉的表達，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一帶也是這種尋找的一部分。隨之而來的閒暇裡，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成了消磨時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歡它豐富的世界文學書目，二樓poetry room 的寂寥，以及櫥窗上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黑白照片。這家書店不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發源地，代表着自由不羈的文學趣味，還身處兩個世界的交匯地。它背後的唐人街的歷史足以追溯到19 世紀中葉，大批廣東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來到這裡，成為這座城市的最初締造者之一；斜對面是「小意大利」，在這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連的小咖啡館裡，黑咖啡與老式點唱機尤其令人着迷。
與梁啟超的偶遇，特別是他目光之堅定，令這種模糊的尋求清晰起來。為何不寫一部他的傳記，藉此追溯近代中國的轉型呢？它肯定足夠遼闊與深入，也與我的個人經驗緊密相連。
二
當梁啟超1873 年生於廣東一個普通的鄉村時，清帝國正處於最後的平靜時期；當他1929 年在北京去世時，帝國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國也陷入分裂與動盪，他昔日的政治對手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年輕組織正迅速崛起。社會變革席捲了每個角落：昔日的纏足女人走入學堂，探討「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閱讀報紙、雜誌成了日常習慣，人們在茶館裡、飯桌上談論着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戲台上的名角將《定軍山》《長生殿》留在電影屏幕與密紋唱片上；因為火車、輪船、電報的普及，再遙遠的鄉村都可以感到時代之脈搏。思想的變化更是驚人，儘管很多人熟記四書五經，遵從三綱五常，如今卻宣佈拋棄整個傳統，要寫白話文，追求個人自由。曾自成一個天下的榮光與傲慢被屈辱與自卑取代，人們飢渴、不無盲目地尋求日本、英國、德國、美國甚至印度的觀念的滋養。
梁啟超經歷着這一切，同時是這種轉變的積極參與者。他是一位行動者，二十五歲就捲入百日維新的旋渦中，流亡日本後又參與策劃自立軍起義。他在袁世凱與張勳的兩次復辟中挺身而出，成為再造共和的關鍵人物，還是中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幕後推動者。
他是個思想者，倘若你談論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科學、經濟學、佛學、法學、政治思想、小說理論……幾乎沒有一個領域能迴避他的影響，他甚至往往還是開創者。他更是個書寫者，自1896年出任《時務報》主筆以來，他在三十三年時間裡，不間斷地寫下至少1400 萬字，涉及時事批評、戰鬥檄文、組織章程、詩詞小說、學術專著、演講、人物傳記……幾代人如飢似渴地閱讀他的作品，20 世紀的歷史性人物—陳獨秀、胡適、毛澤東—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讀者，並生活在他締造的傳統之中。我就讀的北京大學演變自京師大學堂，而他正是大學堂最初章程的起草人。我進入新聞業後，他更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新聞記者，沒有誰能像他一樣，用筆與報刊參與了如此多的變革。
但我感覺，在歷史書寫中，他至關重要卻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與思想遺產仍強有力地影響着我們的生活，他對現代中國的構建與想像還佔據着公共討論的中心，「新民說」仍是日常語彙，流行偶像則把「少年強則中國強」寫入歌詞。但他的思想與性格、希望與挫敗，他的內心掙扎、與同代人的爭辯，卻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現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