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之際的歷史演變素來不乏前賢時彥的垂注，相關論著堪稱宏富，研究積累深厚。因此筆者展開學術史回溯時，以個人的耳聞目見，難免有掛一漏萬之虞，且牽涉線索眾多，恐難以面面俱到。由於本書主要運用政治史與家族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致力於探討魏晉之際的政治變化以及家族網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學術史回顧的部分，採取以問題為導向的回溯方式，主要圍繞魏晉政治史研究及「政治集團」分析範式的運用、士族政治這兩個與本書主旨密切相關的問題展開討論。筆者試圖在現代學術演變的脈絡下，對過去的研究方法與分析範式加以梳理，並結合前人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對於確實難以涵蓋其中但與本書研究內容相關的學術成果，則在具體的論述分析中加以引證。
在現代學術框架下探討魏晉之際的政治演變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陳寅恪對於魏晉兩代統治階級性質的分析。陳寅恪在 1950 年發表的《崔浩與寇謙之》一文中，對魏晉之際政治轉折的意義做出如下表述：「東漢儒家大族之潛勢力極大，雖一時屈服於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權，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動，以恢復其舊有地位。河內司馬氏，雖即承曹叡之庸弱，漸握政權，至殺曹爽以後，父子兄弟相繼秉政，不及二十年，遂成帝業。」 1956 年發表的《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一文從分析魏末士人熱衷的才性離合論題入手，見微知著，認為這一玄學問題探討背後反映的是曹氏、司馬氏兩黨的政治紛爭，並再次指出魏為東漢內廷閹宦階級之代表，晉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則魏、晉之興亡遞嬗乃東漢晚年兩統治階級之競爭勝敗問題。陳寅恪的觀點主要涵蓋了以下幾個層面：首先，必須要在東漢末年士人與宦官鬥爭的延長線上來考慮魏晉之際的政治變化；其次，魏晉嬗代並不是一次單純的易姓革命，背後的實質是兩個不同性質統治階級之間的更替，西晉立國之後所施行的孝治天下、封建五等等措施皆反映出西晉政權的儒家特質；其三，魏末政治的實質是曹、馬兩黨的鬥爭。
陳寅恪以階級升降、政治集團等概念工具來解釋魏晉兩代的政權交替，將魏晉之際政治、社會、文化諸面向的變化整合到一個共同的分析框架中加以闡釋，指出魏晉兩代的根本性變化在於：由於其統治階級出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受不同的文化熏習，因而也奉行不同的治國方略，而這源自漢末的兩大對立政治勢力的興替構成魏晉政治的基本底色。這一假說奠定了在現代學術意義上研究魏晉嬗代的基礎，對於後續研究實有發凡起例的意義，此後關於魏晉之際歷史的研究大都籠罩在陳寅恪提出的分析框架之中。
其後，在此問題上加以推進的是陳寅恪的學生萬繩楠，他在1964 年發表的《曹魏政治派別及其升降》一文中指出曹魏政權中存在着汝潁、譙沛兩個政治集團，曹魏政權主要依靠了汝潁的舊世族和譙沛的新官僚，汝潁集團標榜儒學，主要擔任文職；譙沛集團則以武風見稱，主要擔任武職。汝潁集團通過在儲位之爭中支持曹丕，取得了對譙沛集團的優勢，高平陵之變的實質是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的決戰，最終以司馬氏為代表的汝潁世族取得了勝利，控制了曹魏政權，為魏晉嬗代奠定了基礎。儘管柳春新曾經對汝潁集團這一概念的邊界加以修正，黃熾霖則通過對曹魏官員出身籍貫的統計，對萬繩楠的假說提出質疑，認為汝潁士人直至魏明帝時代方在朝中佔據優勢，但以上二位所論仍大體沿用萬繩楠所設定的分析框架。直至當下，汝潁集團、譙沛集團依然是大陸學界在研究曹魏政治時廣泛使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