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
遷徙離鄉在秦漢人心目中的嚴重性，可以從下面這個故事明白地看出來。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 122 年），淮南王劉安謀反，苦無不安的情勢可以利用。中郎伍被於是獻上一計，鼓動民怨：
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及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辨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
以伍被估計，在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的情況下，如果製造徙民朔方的傳言，又假傳詔書逮捕諸侯太子及幸臣，將可激起平民與豪門普遍的疑懼怨恨，創造有利起兵的情勢。淮南王聞其計，也認為「此可也」。這個計畫後來雖然並沒有實現，卻很真切地反映了漢代人對遷徙，尤其是徙邊一事的感受。
伍被如此計謀，當然有他的背景。就在元狩元年的五年以前，也就是元朔二年（西元前 127 年）的春天，武帝遣衛青等人敗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和五原郡。同年夏天，武帝即募民十萬口徙朔方。伍被說「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就是指這一次徙民。同時，武帝還曾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於茂陵。關東大俠郭解被迫遷徙又遭族誅一事，即發生在徙民茂陵的行動中。募民徙朔方一事在當時社會上造成什麼反應，文獻失載，不得而知。不過，根據《漢書．游俠傳》，徙郡國豪傑及富人於茂陵一事，在當時震動了關山東西。時隔五年，人們記憶尚新，那些豪傑富人應該更是餘悸猶存。五年前遷徙的是家貲三百萬以上者，遷徙的地點是京師旁的茂陵，如今傳言徙家產五十萬以上者，受影響的富人將更多，遷徙的地點是荒遠新闢的邊郡朔方，其可能引起的疑慮震恐必然更大。這可以說是伍被此計的用心和最直接的背景。
如果深遠一點說，自從中國成為一個定居的農業社會，離鄉背井大概已是一般人最不得已和最難忍受的事之一。定居的農業使人傾向安土重遷。絕大部分的農民如果不是因為天災人禍或人口增殖的自然壓力，通常都不輕易離開他們的土地。這種社會習性最早從盤庚打算從奄遷到殷，「民不適（適，悅也）有居」（《尚書．盤庚》）已經可以看見。漢代人對百姓安土重遷的特性也曾有深入的觀察。司馬遷指出：「關中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故其民猶存先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又說：「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地重，難動搖。」（《史記．貨殖列傳》）所謂「地重」或「地重，難動搖」者，安土重遷也。漢元帝在永光四年勿徙民初陵的詔書裡說：「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祖先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長久之策也。」劉向在《說苑》裡也說：「安故重遷，謂之眾庶。」東漢崔寔則謂：「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對遷徙感受最深刻的恐怕要數屬籍安定的王符。王符在《潛夫論．實邊》篇中說：
且安土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遷徙，不習風俗，不辨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
東漢明、章以後，帝國西疆飽受羌患，朝臣紛紛主張放棄邊郡並遷邊民於內地。王符以邊郡人的切身感受，竟然說出「民之於徙，甚於伏法」，「奪土遷徙……類多滅門」這樣深痛的話來。他又指出邊地雖然危險，邊民「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他的話和崔寔所謂「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可以說明白表露了當時人對遷徙離鄉的感受。
如果被迫離鄉，不論是因戰爭、災荒、仕宦或遭遷徙刑，都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故里。楚、漢之際，因戰爭而人口流亡甚多。等到戰爭結束，天下安定，「民咸歸鄉里」。〈國三老袁良碑〉記其先祖「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這是百姓於戰亂之後，返回鄉里的實證。漢人仕宦離鄉，致仕之時，例乞骸骨，歸故里。司馬遷曾親訪豐沛，說：「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可見這些追隨劉邦的漢初功臣殁後，即行歸葬。西漢元帝時，貢禹乞骸骨上奏裡有一段頗能反映思歸之心切：「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洿席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上書以「死無所恨」作結，可見他的心情。班超從西域上書求歸，說：「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班超身在異域，以中土為故鄉，反映的也是同樣的心情。如果不幸未及生而返鄉，亦願死而歸葬。其他因天災人禍，離鄉望返的例子，下文還會再提到。總之，所謂「代馬望北，狐死首丘」，人們思鄉戀土之情如此濃烈，主要是因為秦漢承古遺風，家族聚居，親朋故舊，盡在於斯。田園廬墓，彼此相連，死生同恤，祭祀同福。人一生較緊密的血親和地緣關係通常都和鄉里故居分不開，而這一切又是農業聚落長期定居和安土重遷的自然結果。
對這種社會習性和心理有所認識，才能比較深切地了解秦、漢時代若干徙民措施和遷徙刑所具有的意義。由於人們迫不得已不願遷徙，遷徙因此可以成為被視作「甚於伏法」的嚴重懲罰。又因為遷徙刑是以遷徙作為懲罪的方式，政府對於無罪的百姓就不能隨意遷之。如要徙民，須「募」，須以利誘之，尊重其意願。如不顧意願，強迫而行，就可能激起民變。伍被獻計，依據的就是這樣的社會背景。因此，我們看見秦、漢兩代為了政治或軍事的目的，大規模徙民或遷移罪犯於邊地，都採取了種種鼓勵的措施。
對鼓勵徙民的措施有比較詳細描述的是鼂錯。他在徙民實邊的建議中說：
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他建議的種種措施，不僅在促使百姓樂於遷徙，更在於使民遷徙之後，願意長期定居下來。簡單地說，第一步為使百姓樂於遷徙，必須讓他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第二步為使人民願意長居，必須為他們安排一個他們原本習慣的聚落生活。儘管如此，這一切安排對傾向安土重遷的百姓，吸引力仍不足。事實上只有貧窮或因災無以維生，或犯罪的人才可能接受這樣的安排。因此，鼂錯建議募民，以犯罪為先，欲贖罪或得爵者次之：
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
不論是對罪犯或平民百姓，用的方式都是「募」，而不是迫令。鼓勵的措施包括贖罪、拜爵、除復徭役、供給衣食，甚至代辦婚配。再加上前文提到的供給田、宅，為置巫醫等，條件可以說相當豐厚。
遷徙離鄉在秦漢人心目中的嚴重性，可以從下面這個故事明白地看出來。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 122 年），淮南王劉安謀反，苦無不安的情勢可以利用。中郎伍被於是獻上一計，鼓動民怨：
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及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辨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
以伍被估計，在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的情況下，如果製造徙民朔方的傳言，又假傳詔書逮捕諸侯太子及幸臣，將可激起平民與豪門普遍的疑懼怨恨，創造有利起兵的情勢。淮南王聞其計，也認為「此可也」。這個計畫後來雖然並沒有實現，卻很真切地反映了漢代人對遷徙，尤其是徙邊一事的感受。
伍被如此計謀，當然有他的背景。就在元狩元年的五年以前，也就是元朔二年（西元前 127 年）的春天，武帝遣衛青等人敗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和五原郡。同年夏天，武帝即募民十萬口徙朔方。伍被說「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就是指這一次徙民。同時，武帝還曾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於茂陵。關東大俠郭解被迫遷徙又遭族誅一事，即發生在徙民茂陵的行動中。募民徙朔方一事在當時社會上造成什麼反應，文獻失載，不得而知。不過，根據《漢書．游俠傳》，徙郡國豪傑及富人於茂陵一事，在當時震動了關山東西。時隔五年，人們記憶尚新，那些豪傑富人應該更是餘悸猶存。五年前遷徙的是家貲三百萬以上者，遷徙的地點是京師旁的茂陵，如今傳言徙家產五十萬以上者，受影響的富人將更多，遷徙的地點是荒遠新闢的邊郡朔方，其可能引起的疑慮震恐必然更大。這可以說是伍被此計的用心和最直接的背景。
如果深遠一點說，自從中國成為一個定居的農業社會，離鄉背井大概已是一般人最不得已和最難忍受的事之一。定居的農業使人傾向安土重遷。絕大部分的農民如果不是因為天災人禍或人口增殖的自然壓力，通常都不輕易離開他們的土地。這種社會習性最早從盤庚打算從奄遷到殷，「民不適（適，悅也）有居」（《尚書．盤庚》）已經可以看見。漢代人對百姓安土重遷的特性也曾有深入的觀察。司馬遷指出：「關中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故其民猶存先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又說：「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地重，難動搖。」（《史記．貨殖列傳》）所謂「地重」或「地重，難動搖」者，安土重遷也。漢元帝在永光四年勿徙民初陵的詔書裡說：「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祖先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長久之策也。」劉向在《說苑》裡也說：「安故重遷，謂之眾庶。」東漢崔寔則謂：「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對遷徙感受最深刻的恐怕要數屬籍安定的王符。王符在《潛夫論．實邊》篇中說：
且安土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遷徙，不習風俗，不辨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
東漢明、章以後，帝國西疆飽受羌患，朝臣紛紛主張放棄邊郡並遷邊民於內地。王符以邊郡人的切身感受，竟然說出「民之於徙，甚於伏法」，「奪土遷徙……類多滅門」這樣深痛的話來。他又指出邊地雖然危險，邊民「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他的話和崔寔所謂「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可以說明白表露了當時人對遷徙離鄉的感受。
如果被迫離鄉，不論是因戰爭、災荒、仕宦或遭遷徙刑，都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故里。楚、漢之際，因戰爭而人口流亡甚多。等到戰爭結束，天下安定，「民咸歸鄉里」。〈國三老袁良碑〉記其先祖「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這是百姓於戰亂之後，返回鄉里的實證。漢人仕宦離鄉，致仕之時，例乞骸骨，歸故里。司馬遷曾親訪豐沛，說：「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可見這些追隨劉邦的漢初功臣殁後，即行歸葬。西漢元帝時，貢禹乞骸骨上奏裡有一段頗能反映思歸之心切：「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洿席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上書以「死無所恨」作結，可見他的心情。班超從西域上書求歸，說：「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班超身在異域，以中土為故鄉，反映的也是同樣的心情。如果不幸未及生而返鄉，亦願死而歸葬。其他因天災人禍，離鄉望返的例子，下文還會再提到。總之，所謂「代馬望北，狐死首丘」，人們思鄉戀土之情如此濃烈，主要是因為秦漢承古遺風，家族聚居，親朋故舊，盡在於斯。田園廬墓，彼此相連，死生同恤，祭祀同福。人一生較緊密的血親和地緣關係通常都和鄉里故居分不開，而這一切又是農業聚落長期定居和安土重遷的自然結果。
對這種社會習性和心理有所認識，才能比較深切地了解秦、漢時代若干徙民措施和遷徙刑所具有的意義。由於人們迫不得已不願遷徙，遷徙因此可以成為被視作「甚於伏法」的嚴重懲罰。又因為遷徙刑是以遷徙作為懲罪的方式，政府對於無罪的百姓就不能隨意遷之。如要徙民，須「募」，須以利誘之，尊重其意願。如不顧意願，強迫而行，就可能激起民變。伍被獻計，依據的就是這樣的社會背景。因此，我們看見秦、漢兩代為了政治或軍事的目的，大規模徙民或遷移罪犯於邊地，都採取了種種鼓勵的措施。
對鼓勵徙民的措施有比較詳細描述的是鼂錯。他在徙民實邊的建議中說：
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他建議的種種措施，不僅在促使百姓樂於遷徙，更在於使民遷徙之後，願意長期定居下來。簡單地說，第一步為使百姓樂於遷徙，必須讓他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第二步為使人民願意長居，必須為他們安排一個他們原本習慣的聚落生活。儘管如此，這一切安排對傾向安土重遷的百姓，吸引力仍不足。事實上只有貧窮或因災無以維生，或犯罪的人才可能接受這樣的安排。因此，鼂錯建議募民，以犯罪為先，欲贖罪或得爵者次之：
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
不論是對罪犯或平民百姓，用的方式都是「募」，而不是迫令。鼓勵的措施包括贖罪、拜爵、除復徭役、供給衣食，甚至代辦婚配。再加上前文提到的供給田、宅，為置巫醫等，條件可以說相當豐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