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的思路並不複雜，也比較傳統，主要圍繞政治制度、政治勢力、政治文化三者。其基本視角是「制度史觀」的。所謂「制度史觀」，就是從政治體制、政治形態來觀察、闡述社會歷史變遷。這裏所理解的「政治體制」，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勢力兩方面。所謂政治制度，主要是政權的組織制度、人事制度和法律制度；所謂政治勢力，指不同群體、集團、階層、階級的相互關係。前一個可以說是「制」的方面，後一點可以說是「人」的方面。「制」與「人」二者的結合，共同構成了「政治體制」。
對「體制」的這樣一種理解，與政體類型學的經典觀點是一致的。在孟德斯鳩觀察政體時，採用了兩個視點：第一、是否存在立法、司法與行政的權力分置。若這些權力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關之手，這個體制便趨於專制；第二、是否存在?足夠強大的「中間階層」。貴族、僧侶、市民等中間階層若足夠強大，其時君主就難以專制；反之，就會出現專制君主。此後，偏重政治制度或偏重政治勢力，還曾成為政治學者分析政體的兩種不同學術取向。沿「政治勢力」路線前進的，莫斯卡算是一個例子。他認為「政府形式」並不能充分反映政體差異，有些國家同屬專制，其統治階級卻相當不同；而分屬君主制與共和制的國家，又可以存在相似性。由此他進而提出，政體差異應取決於「統治階級」。莫斯卡的論述，還啟發了我們這樣一個聯想：相同的政治組織結構下，可能有不同的政治勢力結構；而不同的政治組織結構之下，也可能存在?相似的政治勢力結構。進一步觀察二者關係，應該能夠發現更多未知的規律性的
東西。
觀察歷代政治，人們一方面關注官制、法制的各種變化，同時也使用?貴族政治、官僚政治、宗王政治、宦官政治、外戚政治、門閥政治、軍功政治、士大夫政治之類用語，這就是用某群體的特殊權勢來指稱一種特定政治形態了。各種社會關係，不管是政治、經濟、文化、地域、宗族、宗教、文化、種族、職業等，都可能形成政治勢力，從而被史學家納入視野。當然，下意識地使用?某種方法，不等於理論上有清晰認識。理論並不是僵硬的模式，恰當運用的理論是銳利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思考和論述更清晰、更系統，而不是散漫含糊甚至自相矛盾。
周代政治體制是封建制的、貴族制的，前者主要就「政治制度」而言，後者主要就「政治勢力」而言。戰國秦漢的巨大政治轉型，從「制度」上說，就是皇帝專制、中央集權和官僚制度的創立；從「勢力」上說可以看到軍功階層、文吏、士人三種新興力量的崛起。秦之政治法律制度，係法家與文吏之功；儒生群體則是王莽改制的主要推手。從皇權中衍生出了宗王、外戚、宦官等勢力，不但參與政治角逐，也以不同方式影響到了政治制度與政治形態。東漢二百年間的政治制度相當穩定，然其初年與後期的政治勢力格局卻變化甚大：東漢後期，清議名士以其巨大影響力影響社會生活、參與政治鬥爭，以及士族的崛起。這就提示我們「制」與「人」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其中隱藏?很多政治奧秘，而且這跟王朝盛衰的週期性相關。一個王朝從前期、中期到後期的「勢力」結構變化，似有規律可尋。
魏晉以下，士人與士族的發展，造成了士庶對立。東晉還一度出現了門閥政治，皇權低落。士族門閥是一種貴族化了的官僚，而貴族與皇權此消彼長，貴族化消解、侵蝕皇權的力量。相應地，政治制度發生了若干變態，如，維護士族選官特權的九品中正制，恰好與這個時代共始終。當然，若僅從「人」即政治勢力方面看，似乎處處都是士族的身影；若兼及「制」的方面，卻能看到，秦漢制度在這一時期有萎靡、有扭曲，但總體上仍被維持，而且繼續進步，如三省六部制的萌芽、從漢律到唐律的重大發展，以及察舉制向科舉制的演進，等等。在第十章第二節中，我稱之為「冰層下的潛流」，它維繫?漢唐間的歷史連續性。業師田餘慶先生指出，這一時期政治的主導方面仍是皇權政治，而不是貴族政治。在本書中我們提示：在「分期論」極意凸顯「士族」這個時代特徵之時，注重「連續性」的觀照，卻要衡量「變態」幅度，尋找「回歸」動力。若兼綜「人」與「制」兩方面而論，此期的「貴族化」幅度，肯定沒有「六朝貴族論」所說的那麼大。
十六國北朝的異族征服，造成了一種有異於江左的新的政治結構：異族皇權-軍功貴族-國人武裝。在第十二章第三節中，我有一個評論：南北朝的政治史，某種意義上就是南朝的文化士族與北朝的軍功貴族的競爭史。這就是嘗試用最具特徵的政治勢力，來提示南北政治結構之異，及其不同歷史命運。業師田餘慶先生曾指出，南朝皇權重振的動力來自次等士族；我想補充的是，江左次等士族重振皇權的動量，遠不如北朝軍功貴族大。在北朝的強大皇權之下，集權官僚制逐漸復興。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同樣的制度，在北朝就比在南朝運行得更好。帝國體制由此在北朝走出
低谷。
以上的擇要簡述，意在闡明本書的主要方法論：從「政治制度」與「政治勢力」的關係中，理解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變遷。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重點考察皇權與各種政治勢力的相互關係變遷，而我曾對此期的政治制度有若干思考；至於本書的努力，就是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的一個嘗試。有人感覺，魏晉南北朝的「集團研究」已趨飽和了。這時候，除了繼續在「人」的方面竭澤而漁，我想「人」「制」結合，或可開拓出更大空間。
政治文化也是本書的敘述主線之一。當人們採取一個政治行動之時，其腦海中必定有一個觀念，令其相信這麼做是正當的。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戰國諸子發展出了各種政治學說。而在此之後，法、道、儒、玄各種學說掀起的各種波瀾，斑斑可考、歷歷在目。法家學說是秦統治者的「指導思想」，與之相伴的是文吏群體的發展；儒家學說不僅推動了官學創立，還造成了儒生勢力的興起。道家在漢初一度促成了「黃老政治」，此後在魏晉演化為玄學，玄學顯然是一種士族文化。田餘慶先生甚至認為，「由儒入玄」是門閥形成的條件之一。
想像不同來源的幾群人來到一個不毛之地開闢新生活，他們將各自形成一個甚麼樣的社會組織呢？在這時候，其腦海中的不同觀念，就是決定性的。在當代世界，分屬民權文化傳統、集權文化傳統、神權文化傳統的不同人群，依然各自執?於百年千年久已習慣了的政治生活方式，這樣的現實，也給了我們以強烈印象......
未完待續
對「體制」的這樣一種理解，與政體類型學的經典觀點是一致的。在孟德斯鳩觀察政體時，採用了兩個視點：第一、是否存在立法、司法與行政的權力分置。若這些權力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關之手，這個體制便趨於專制；第二、是否存在?足夠強大的「中間階層」。貴族、僧侶、市民等中間階層若足夠強大，其時君主就難以專制；反之，就會出現專制君主。此後，偏重政治制度或偏重政治勢力，還曾成為政治學者分析政體的兩種不同學術取向。沿「政治勢力」路線前進的，莫斯卡算是一個例子。他認為「政府形式」並不能充分反映政體差異，有些國家同屬專制，其統治階級卻相當不同；而分屬君主制與共和制的國家，又可以存在相似性。由此他進而提出，政體差異應取決於「統治階級」。莫斯卡的論述，還啟發了我們這樣一個聯想：相同的政治組織結構下，可能有不同的政治勢力結構；而不同的政治組織結構之下，也可能存在?相似的政治勢力結構。進一步觀察二者關係，應該能夠發現更多未知的規律性的
東西。
觀察歷代政治，人們一方面關注官制、法制的各種變化，同時也使用?貴族政治、官僚政治、宗王政治、宦官政治、外戚政治、門閥政治、軍功政治、士大夫政治之類用語，這就是用某群體的特殊權勢來指稱一種特定政治形態了。各種社會關係，不管是政治、經濟、文化、地域、宗族、宗教、文化、種族、職業等，都可能形成政治勢力，從而被史學家納入視野。當然，下意識地使用?某種方法，不等於理論上有清晰認識。理論並不是僵硬的模式，恰當運用的理論是銳利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思考和論述更清晰、更系統，而不是散漫含糊甚至自相矛盾。
周代政治體制是封建制的、貴族制的，前者主要就「政治制度」而言，後者主要就「政治勢力」而言。戰國秦漢的巨大政治轉型，從「制度」上說，就是皇帝專制、中央集權和官僚制度的創立；從「勢力」上說可以看到軍功階層、文吏、士人三種新興力量的崛起。秦之政治法律制度，係法家與文吏之功；儒生群體則是王莽改制的主要推手。從皇權中衍生出了宗王、外戚、宦官等勢力，不但參與政治角逐，也以不同方式影響到了政治制度與政治形態。東漢二百年間的政治制度相當穩定，然其初年與後期的政治勢力格局卻變化甚大：東漢後期，清議名士以其巨大影響力影響社會生活、參與政治鬥爭，以及士族的崛起。這就提示我們「制」與「人」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其中隱藏?很多政治奧秘，而且這跟王朝盛衰的週期性相關。一個王朝從前期、中期到後期的「勢力」結構變化，似有規律可尋。
魏晉以下，士人與士族的發展，造成了士庶對立。東晉還一度出現了門閥政治，皇權低落。士族門閥是一種貴族化了的官僚，而貴族與皇權此消彼長，貴族化消解、侵蝕皇權的力量。相應地，政治制度發生了若干變態，如，維護士族選官特權的九品中正制，恰好與這個時代共始終。當然，若僅從「人」即政治勢力方面看，似乎處處都是士族的身影；若兼及「制」的方面，卻能看到，秦漢制度在這一時期有萎靡、有扭曲，但總體上仍被維持，而且繼續進步，如三省六部制的萌芽、從漢律到唐律的重大發展，以及察舉制向科舉制的演進，等等。在第十章第二節中，我稱之為「冰層下的潛流」，它維繫?漢唐間的歷史連續性。業師田餘慶先生指出，這一時期政治的主導方面仍是皇權政治，而不是貴族政治。在本書中我們提示：在「分期論」極意凸顯「士族」這個時代特徵之時，注重「連續性」的觀照，卻要衡量「變態」幅度，尋找「回歸」動力。若兼綜「人」與「制」兩方面而論，此期的「貴族化」幅度，肯定沒有「六朝貴族論」所說的那麼大。
十六國北朝的異族征服，造成了一種有異於江左的新的政治結構：異族皇權-軍功貴族-國人武裝。在第十二章第三節中，我有一個評論：南北朝的政治史，某種意義上就是南朝的文化士族與北朝的軍功貴族的競爭史。這就是嘗試用最具特徵的政治勢力，來提示南北政治結構之異，及其不同歷史命運。業師田餘慶先生曾指出，南朝皇權重振的動力來自次等士族；我想補充的是，江左次等士族重振皇權的動量，遠不如北朝軍功貴族大。在北朝的強大皇權之下，集權官僚制逐漸復興。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同樣的制度，在北朝就比在南朝運行得更好。帝國體制由此在北朝走出
低谷。
以上的擇要簡述，意在闡明本書的主要方法論：從「政治制度」與「政治勢力」的關係中，理解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變遷。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重點考察皇權與各種政治勢力的相互關係變遷，而我曾對此期的政治制度有若干思考；至於本書的努力，就是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的一個嘗試。有人感覺，魏晉南北朝的「集團研究」已趨飽和了。這時候，除了繼續在「人」的方面竭澤而漁，我想「人」「制」結合，或可開拓出更大空間。
政治文化也是本書的敘述主線之一。當人們採取一個政治行動之時，其腦海中必定有一個觀念，令其相信這麼做是正當的。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戰國諸子發展出了各種政治學說。而在此之後，法、道、儒、玄各種學說掀起的各種波瀾，斑斑可考、歷歷在目。法家學說是秦統治者的「指導思想」，與之相伴的是文吏群體的發展；儒家學說不僅推動了官學創立，還造成了儒生勢力的興起。道家在漢初一度促成了「黃老政治」，此後在魏晉演化為玄學，玄學顯然是一種士族文化。田餘慶先生甚至認為，「由儒入玄」是門閥形成的條件之一。
想像不同來源的幾群人來到一個不毛之地開闢新生活，他們將各自形成一個甚麼樣的社會組織呢？在這時候，其腦海中的不同觀念，就是決定性的。在當代世界，分屬民權文化傳統、集權文化傳統、神權文化傳統的不同人群，依然各自執?於百年千年久已習慣了的政治生活方式，這樣的現實，也給了我們以強烈印象......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