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禛在揚州（1660-1665）
李孝悌
王士禛是清初文壇的領袖人物。他的門人在為他作傳時，說他「詩歌為當代稱首，維持風雅數十年」，代表了當時人普遍的看法。在最近的研究中，王士禛在清初詩壇的盟主地位，或是對廣陵詞的影響，仍然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由於王是一位知名的文人，從文學史的技術性問題出發，討論他的貢獻和成就，自然就成為王士禛研究中的主要課題。
但對歷史學者來說，王士禛豐富的詩作和筆記小說，其實也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素材。美國學者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她仔細分析了王士禛如何透過紅橋修禊等文化活動，及在江南各地的旅遊，來建立自己的威望。同時，揚州和紅橋的聲名也因為王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
在本文中，我則試圖從生活史的角度出發，以王士禛在揚州五年 (1660-1665) 的仕宦生涯為基礎，探討一位文人／士大夫在清初江南生活的全貌，包括他的宗教信仰、在公務上的努力與挫折、官員／詩人角色的轉換，以及與前朝遺民、布衣文人、當朝官員的交游網絡。我也將討論他日常的詩酒酬酢、宴游活動及對揚州與江南景物的流連。和過去習慣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文學史、政治史的取徑著手，來探討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不同的是，本文將從生活的細微末節出發，為明清士大夫文化的研究，提供另一個詳細的個案和新的視角。並希望透過士大夫個人豐富的生活經驗，來重建一個和現代世界不同的文化風貌和生活型態。
王士禛是清初文壇的領袖人物。他的門人在為他作傳時，說他「詩歌為當代稱首，維持風雅數十年」， 代表了當時人普遍的看法。在最近的研究中，王士禛在清初詩壇的盟主地位， 或是對廣陵詞壇的影響， 仍然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由於王是一位知名的文人，從文學史的技術性問題出發，討論他的貢獻和成就，或是對他的主要詩歌創作理論「神韻說」提出批判和疏解，自然就成為王士禛研究中的主要課題。
但對歷史學者來說，王士禛豐富的詩作和筆記小說，其實也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極佳的素材。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的研究，就是很好的範例。 她仔細分析了王士禛如何透過紅橋修禊等文化活動及在江南各地的旅遊，來建立自己的威望。同時，揚州和紅橋的聲名也因為王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
我在這篇文章中，則試圖從生活史的角度出發，檢視王士禛在揚州五年仕宦生涯的細節：從就任前的猶疑、在公務上的努力與挫折、官員與詩人兩種角色的轉換、絡繹於途的訪客，到日常的詩酒酬酢、對揚州與江南山光水色的流連，以及與文人故交的宴飲狂歡，都將一一觸及。在習慣了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的角度，來探討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後，我們似乎忽略了這些人生活中的細微末節，在型塑士大夫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結果是我們看到的常常是一個嚴肅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層文化。缺少了城市、園林、山水，缺少了狂亂的宗教想像和詩酒流連，我們對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構，勢必喪失了原有的血脈精髓和聲音色彩。我曾經以鄭板橋為例，討論一個半生蹇塞的文人／藝術家對揚州生活的回憶。 王士禛以其過人的才華、精力和聲名，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的清初揚州，營造出一幅大異其趣的生活景象，值得細加品味。
一、揮淚下揚州
順治十五年 (1658)，年僅二十五歲的王士禛通過殿試，成為新科進士。前一年，他才因為在濟南明湖和諸名士唱和，以四首〈秋柳詩〉譽滿士林。如今又以弱冠之齡，進士及第。 想像著錦繡般的前程，這時的王士禛，應該是躊躇滿志的。但第二年的揚州推官之任，卻讓他有著英雄氣短之慨。
按照原來的規定，進士二甲及第可以留在京師任職，但順治十五年起，卻改成外放。對這樣的改變，王士禛雖然顯得失望，卻也極認命地接受。原來在發表這個官職前幾個月，他特地前往京師前門「夙稱奇驗」的關帝廟求籤，得到如下的籤詩：「今君庚申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剛看到這個籤時，王士禛完全無法猜透其中的玄機。等到選中揚州推官，才了解所謂的「未亨通」是什麼意思。根據王自己的解析，他在順治十七年 (1660)──也就是庚子年──正式赴揚州任官，在當地待了五年，直到甲辰年（康熙三年，1664）十月才遷為禮部主客司主事。籤詩第一句「庚申未亨通」，指的就是從庚子到甲辰年。揚州在江邊，所以說「江頭作釣翁」。至於「玉兔重生」，是說王士禛在崇禎七年 (1634) 閏八月出生，到庚申年（康熙十九年，1680）的閏八月，受皇帝拔擢為國子監祭酒。所謂庚申、江頭、玉兔重生的種種預言，均一一應驗。他因此結論道：「諺云：飲啄前皆定，詎不信夫？」
王士禛顯然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這次神祕經驗深信不疑，不但在帶有筆記小說性質的《池北偶談》中提及，在自己寫的《年譜》中，也慎重其事地正式記載下來，可見他對這些奇怪可異議之論的重視。對怪力亂神之說的喜好，是中國士大夫著述中的一大特色，筆記小說則是最常使用的文類。和王士禛一樣以詩詞稱霸清代文壇的袁枚，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子不語》和《續子不語》中，以虛實相雜的筆法，將一些知名官僚士大夫的生平事跡，寫得神出鬼沒，讓人半信半疑。 王士禛不同之處，是一方面在筆記中，以簡約而近乎史實的筆法，記敘神怪的事跡；另一方面，在較正式的行狀、傳記中，也不避談神怪之事。《年譜》的一開頭，就以一種魔幻的筆法，追溯了自己家族的起源和興盛之由。 晚年評論王氏三代在舉業、仕途上的輝煌成就時，也歸因於祖父在選擇先人墓地時的洞見。神祕的經驗，成為王氏生活中不可切割的一部份。
順治十七年初，王士禛啟程前往揚州，他的母親孫太夫人對他「少年為法吏」，心存畏懼，但因為揚州是王的祖父舊游之地，所以勉勵他「務盡職守，以嗣前烈」。 與親人賦別的詩文中，充滿了傷感之情：「靡靡即長道，鬱鬱難具陳」、「昨宵一堂宴，明日千里人」、「登車不成別，淚下如懸絲」。 淚如雨下的場景，固然因離別而發，也未必不是一種對未亨通的仕途，和帶有疑懼的前程的鬱悶之情的投射。
孫太夫人擔心王士禛年少氣盛，無法勝任法吏的重擔。已經以詩作揚名的王士禛，反而擔心沒有辦法繼續寫詩。根據他的老友汪琬 (1624-1690) 的敘述，在聽到推官的任命後，「王子愀然有憂色。客或謂予曰：王子之憂也，憂夫以吏治之故而廢其詩也」。汪琬對這樣的憂慮不以為然，認為以王士禛的才華，不但能使吏治清明，而且絕對不會因公廢詩：「然則居刑官之職，何嘗至於廢詩而不暇以為哉？王子可以無憂矣！使誠能以清靜治之，吾見王子之才必加優，其簿牒必加少，國中之盜賊亦必加衰止，如是而曰不能為詩，吾不信也。」
事實證明，王士禛的擔心確實是多餘的，雖然原因並不在他採用了汪琬所建議的清靜無為之治。揚州五年任內，他不但創作了大量的詩詞，還進一步奠定了在清初文壇的領袖地位。一位傳記作者反而擔心王在詩詞上的表現，會讓人忽略了他的政績：「耳食者徒以公為有明三百年來詩人之冠，不知其清風政績卓卓如是者。」 對不明就裡的「耳食者」來說，這樣的擔心當然有道理。大量的文學作品、川流不息的訪客和頻繁的酬唱、宴游，都讓人懷疑他是一位不戮力本業的文人。但對和王士禛有深切交誼的當代俊彥來說，王最令人羨慕、稱許之處，正是他在刑官與詩人兩種角色間優游裕如的轉換。不過在進入這個主題前，我覺得有必要交待一下王士禛在推官任內的表現和挫折，以便對他生活、情感的各個面向，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先是，順治十六年 (1659)，王士禛到任前一年，鄭成功率領的軍隊進犯長江沿岸，直抵鎮江、包圍金陵，東南人士群情振奮。明鄭軍失敗後，清廷開始追查江南各府州縣之迎降鄭成功者，株連極廣。 順治十八年 (1661)，清廷派出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等官員到江寧負責審理這些通敵的重大案件：「辭所連及，繫者甚眾。監司以下，承問稍不稱指，皆坐故縱抵罪。」王士禛則以審慎的態度，將沒有證據的官員、人犯釋放，將隨意告訐他人的奸宄之徒下獄，因此活人無算。
王士禛公正不阿的辦案態度，由此可見。這種敢於堅持己見，不怕忤逆上司的作風，雖然在這一次的事件中並未引起任何不良的反應，卻在第二年招致降級的處分：「山人居官公正嚴肅，不畏強禦。每疑讞重獄，據案立決，牘無留滯。時失出法嚴一事，被部駁輟至鐫級。」對這樣的挫折，《年譜》中只平淡地記敘了孫太夫人的勸勉：「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沉非所計也。」王士禛似乎也默默地接受了母親的勸勉，一本良知地平反了許多冤案。
但從他和冒辟疆的往來書信中，我們卻可以猜測這次懲處，讓王士禛感到極度的沮喪。事實上，早在前一年，他就因為一項「極沒要緊事」，被部議罰俸一年，而發出「弟本無宦情，只得浮沉任之耳」。 壬寅年（康熙元年，1662）他被降級處分後，更覺得人生了無生趣：「弟近況益惡，非筆札所能悉其萬一。庾子山云：『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老世翁橋梓愛我最深，何以教之。棧豆寧復可戀，甘作駑駘，豈不可笑。」 同一年冬天的另一封信，說「爾來諸事拂鬱，無復人理」。 短短幾個字，仍然透露出他極端不滿的情緒。同樣的怨懟，在康熙三年又出現了一次：「邇來事事拂逆，告貸無門。殆如少陵所云：心死作寒灰，無復人理。」 此處所說的事事拂逆，可能和長兄士祿作考官時監督不周，因而下獄有關。王士祿是順治九年 (1652) 的進士，康熙二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以磨勘罣吏議，逮下獄」。 士禎因為不能代兄赴京申冤而感到無限的愧疚，這點下文還會提及。
李孝悌
王士禛是清初文壇的領袖人物。他的門人在為他作傳時，說他「詩歌為當代稱首，維持風雅數十年」，代表了當時人普遍的看法。在最近的研究中，王士禛在清初詩壇的盟主地位，或是對廣陵詞的影響，仍然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由於王是一位知名的文人，從文學史的技術性問題出發，討論他的貢獻和成就，自然就成為王士禛研究中的主要課題。
但對歷史學者來說，王士禛豐富的詩作和筆記小說，其實也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素材。美國學者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她仔細分析了王士禛如何透過紅橋修禊等文化活動，及在江南各地的旅遊，來建立自己的威望。同時，揚州和紅橋的聲名也因為王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
在本文中，我則試圖從生活史的角度出發，以王士禛在揚州五年 (1660-1665) 的仕宦生涯為基礎，探討一位文人／士大夫在清初江南生活的全貌，包括他的宗教信仰、在公務上的努力與挫折、官員／詩人角色的轉換，以及與前朝遺民、布衣文人、當朝官員的交游網絡。我也將討論他日常的詩酒酬酢、宴游活動及對揚州與江南景物的流連。和過去習慣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文學史、政治史的取徑著手，來探討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不同的是，本文將從生活的細微末節出發，為明清士大夫文化的研究，提供另一個詳細的個案和新的視角。並希望透過士大夫個人豐富的生活經驗，來重建一個和現代世界不同的文化風貌和生活型態。
王士禛是清初文壇的領袖人物。他的門人在為他作傳時，說他「詩歌為當代稱首，維持風雅數十年」， 代表了當時人普遍的看法。在最近的研究中，王士禛在清初詩壇的盟主地位， 或是對廣陵詞壇的影響， 仍然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由於王是一位知名的文人，從文學史的技術性問題出發，討論他的貢獻和成就，或是對他的主要詩歌創作理論「神韻說」提出批判和疏解，自然就成為王士禛研究中的主要課題。
但對歷史學者來說，王士禛豐富的詩作和筆記小說，其實也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極佳的素材。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的研究，就是很好的範例。 她仔細分析了王士禛如何透過紅橋修禊等文化活動及在江南各地的旅遊，來建立自己的威望。同時，揚州和紅橋的聲名也因為王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
我在這篇文章中，則試圖從生活史的角度出發，檢視王士禛在揚州五年仕宦生涯的細節：從就任前的猶疑、在公務上的努力與挫折、官員與詩人兩種角色的轉換、絡繹於途的訪客，到日常的詩酒酬酢、對揚州與江南山光水色的流連，以及與文人故交的宴飲狂歡，都將一一觸及。在習慣了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的角度，來探討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後，我們似乎忽略了這些人生活中的細微末節，在型塑士大夫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結果是我們看到的常常是一個嚴肅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層文化。缺少了城市、園林、山水，缺少了狂亂的宗教想像和詩酒流連，我們對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構，勢必喪失了原有的血脈精髓和聲音色彩。我曾經以鄭板橋為例，討論一個半生蹇塞的文人／藝術家對揚州生活的回憶。 王士禛以其過人的才華、精力和聲名，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的清初揚州，營造出一幅大異其趣的生活景象，值得細加品味。
一、揮淚下揚州
順治十五年 (1658)，年僅二十五歲的王士禛通過殿試，成為新科進士。前一年，他才因為在濟南明湖和諸名士唱和，以四首〈秋柳詩〉譽滿士林。如今又以弱冠之齡，進士及第。 想像著錦繡般的前程，這時的王士禛，應該是躊躇滿志的。但第二年的揚州推官之任，卻讓他有著英雄氣短之慨。
按照原來的規定，進士二甲及第可以留在京師任職，但順治十五年起，卻改成外放。對這樣的改變，王士禛雖然顯得失望，卻也極認命地接受。原來在發表這個官職前幾個月，他特地前往京師前門「夙稱奇驗」的關帝廟求籤，得到如下的籤詩：「今君庚申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剛看到這個籤時，王士禛完全無法猜透其中的玄機。等到選中揚州推官，才了解所謂的「未亨通」是什麼意思。根據王自己的解析，他在順治十七年 (1660)──也就是庚子年──正式赴揚州任官，在當地待了五年，直到甲辰年（康熙三年，1664）十月才遷為禮部主客司主事。籤詩第一句「庚申未亨通」，指的就是從庚子到甲辰年。揚州在江邊，所以說「江頭作釣翁」。至於「玉兔重生」，是說王士禛在崇禎七年 (1634) 閏八月出生，到庚申年（康熙十九年，1680）的閏八月，受皇帝拔擢為國子監祭酒。所謂庚申、江頭、玉兔重生的種種預言，均一一應驗。他因此結論道：「諺云：飲啄前皆定，詎不信夫？」
王士禛顯然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這次神祕經驗深信不疑，不但在帶有筆記小說性質的《池北偶談》中提及，在自己寫的《年譜》中，也慎重其事地正式記載下來，可見他對這些奇怪可異議之論的重視。對怪力亂神之說的喜好，是中國士大夫著述中的一大特色，筆記小說則是最常使用的文類。和王士禛一樣以詩詞稱霸清代文壇的袁枚，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子不語》和《續子不語》中，以虛實相雜的筆法，將一些知名官僚士大夫的生平事跡，寫得神出鬼沒，讓人半信半疑。 王士禛不同之處，是一方面在筆記中，以簡約而近乎史實的筆法，記敘神怪的事跡；另一方面，在較正式的行狀、傳記中，也不避談神怪之事。《年譜》的一開頭，就以一種魔幻的筆法，追溯了自己家族的起源和興盛之由。 晚年評論王氏三代在舉業、仕途上的輝煌成就時，也歸因於祖父在選擇先人墓地時的洞見。神祕的經驗，成為王氏生活中不可切割的一部份。
順治十七年初，王士禛啟程前往揚州，他的母親孫太夫人對他「少年為法吏」，心存畏懼，但因為揚州是王的祖父舊游之地，所以勉勵他「務盡職守，以嗣前烈」。 與親人賦別的詩文中，充滿了傷感之情：「靡靡即長道，鬱鬱難具陳」、「昨宵一堂宴，明日千里人」、「登車不成別，淚下如懸絲」。 淚如雨下的場景，固然因離別而發，也未必不是一種對未亨通的仕途，和帶有疑懼的前程的鬱悶之情的投射。
孫太夫人擔心王士禛年少氣盛，無法勝任法吏的重擔。已經以詩作揚名的王士禛，反而擔心沒有辦法繼續寫詩。根據他的老友汪琬 (1624-1690) 的敘述，在聽到推官的任命後，「王子愀然有憂色。客或謂予曰：王子之憂也，憂夫以吏治之故而廢其詩也」。汪琬對這樣的憂慮不以為然，認為以王士禛的才華，不但能使吏治清明，而且絕對不會因公廢詩：「然則居刑官之職，何嘗至於廢詩而不暇以為哉？王子可以無憂矣！使誠能以清靜治之，吾見王子之才必加優，其簿牒必加少，國中之盜賊亦必加衰止，如是而曰不能為詩，吾不信也。」
事實證明，王士禛的擔心確實是多餘的，雖然原因並不在他採用了汪琬所建議的清靜無為之治。揚州五年任內，他不但創作了大量的詩詞，還進一步奠定了在清初文壇的領袖地位。一位傳記作者反而擔心王在詩詞上的表現，會讓人忽略了他的政績：「耳食者徒以公為有明三百年來詩人之冠，不知其清風政績卓卓如是者。」 對不明就裡的「耳食者」來說，這樣的擔心當然有道理。大量的文學作品、川流不息的訪客和頻繁的酬唱、宴游，都讓人懷疑他是一位不戮力本業的文人。但對和王士禛有深切交誼的當代俊彥來說，王最令人羨慕、稱許之處，正是他在刑官與詩人兩種角色間優游裕如的轉換。不過在進入這個主題前，我覺得有必要交待一下王士禛在推官任內的表現和挫折，以便對他生活、情感的各個面向，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先是，順治十六年 (1659)，王士禛到任前一年，鄭成功率領的軍隊進犯長江沿岸，直抵鎮江、包圍金陵，東南人士群情振奮。明鄭軍失敗後，清廷開始追查江南各府州縣之迎降鄭成功者，株連極廣。 順治十八年 (1661)，清廷派出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等官員到江寧負責審理這些通敵的重大案件：「辭所連及，繫者甚眾。監司以下，承問稍不稱指，皆坐故縱抵罪。」王士禛則以審慎的態度，將沒有證據的官員、人犯釋放，將隨意告訐他人的奸宄之徒下獄，因此活人無算。
王士禛公正不阿的辦案態度，由此可見。這種敢於堅持己見，不怕忤逆上司的作風，雖然在這一次的事件中並未引起任何不良的反應，卻在第二年招致降級的處分：「山人居官公正嚴肅，不畏強禦。每疑讞重獄，據案立決，牘無留滯。時失出法嚴一事，被部駁輟至鐫級。」對這樣的挫折，《年譜》中只平淡地記敘了孫太夫人的勸勉：「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沉非所計也。」王士禛似乎也默默地接受了母親的勸勉，一本良知地平反了許多冤案。
但從他和冒辟疆的往來書信中，我們卻可以猜測這次懲處，讓王士禛感到極度的沮喪。事實上，早在前一年，他就因為一項「極沒要緊事」，被部議罰俸一年，而發出「弟本無宦情，只得浮沉任之耳」。 壬寅年（康熙元年，1662）他被降級處分後，更覺得人生了無生趣：「弟近況益惡，非筆札所能悉其萬一。庾子山云：『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老世翁橋梓愛我最深，何以教之。棧豆寧復可戀，甘作駑駘，豈不可笑。」 同一年冬天的另一封信，說「爾來諸事拂鬱，無復人理」。 短短幾個字，仍然透露出他極端不滿的情緒。同樣的怨懟，在康熙三年又出現了一次：「邇來事事拂逆，告貸無門。殆如少陵所云：心死作寒灰，無復人理。」 此處所說的事事拂逆，可能和長兄士祿作考官時監督不周，因而下獄有關。王士祿是順治九年 (1652) 的進士，康熙二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以磨勘罣吏議，逮下獄」。 士禎因為不能代兄赴京申冤而感到無限的愧疚，這點下文還會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