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
第一章 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
引子
稱海上的島為山，是沿襲甚久的習慣。讀過中國詩詞的人，大都記得白居易〈長恨歌〉的詩句：「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這裡的仙山指海上神仙居住的島嶼。然而，不是神仙居住的島嶼才叫做山，舉凡海上諸島都可以稱山。我們或可推測，當人們搭船浮沉於茫茫大海中，遠遠望見島嶼時，不管大小，它的樣子總像是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山。
我們不知道稱海島為山，起源於何時，可以確定的是，明代海上行船人約定俗成稱島為山。例如，明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奉命出使琉球（沖繩，今屬日本），經過兩年的準備，他和隨員在嘉靖十三年五月五日（陰曆）從福建福州長樂縣廣石出海。由於逆風，船隻航行速度很慢，三天後（五月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他從船艙出來觀望，「四顧廓然，茫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第二天（五月十日），「南風甚速，舟行如飛」，他們「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得知明嘉靖年間，海上通稱島嶼為山，有時也稱為嶼。當船駛近島嶼，人們說「山將近矣」、「山近矣」。
陳侃出海後不久，看到的「小山」小琉球，如果按照第二天他們即經過平嘉山（彭佳嶼）、釣魚嶼等島嶼來看，他所望見的「小山」是臺灣島的一部分，從方位來看是北臺灣。這個時候的臺灣，還是「鮮為人知」，人們似乎還不清楚它是一個大島嶼，還是分成幾個小山。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了解臺灣的「身影」如何慢慢浮現在明人的視野中，由遠而近，由不熟悉而逐漸熟悉，由幾個島逐漸「合成」一個大島。然而，明朝之前，文獻上一直有讓後人爭論不休的疑似臺灣的記載。三國時代的夷洲、隋代的流求、宋朝的流求、元代的瑠求、琉球，都是難解之謎。讓我們先回顧這些說法吧。
一、夷洲與流求之謎
要談中國對臺灣的認識，一般總是從《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孫權傳）和《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談起，這是中文文獻中疑似臺灣的記載。已故的人類學家凌純聲先生甚至主張應該從《史記》〈東越列傳〉談起，認為臺灣可能是東越人所移殖的地方。這可能又太遙遠了。
關於《三國志》中的夷洲和《隋書》中的流求是否為臺灣，學者之間看法不同，說法時斷時續，算是個百年以上的爭論。我們先不去談爭論的內容，讓我們看看文獻本身的記載。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云：
〔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孫權「求」夷洲、亶洲的動機不清楚，或許仿秦始皇故事也未可知。其結果是，大軍無法抵達亶洲，卻到達夷洲，虜了數千人回來。亶洲傳言是秦始皇派徐福浮海求神山、仙藥最後所抵達的地方，這地方的人民常到會稽買布；會稽人出海也有遭風漂流到此地，這在在令人想起日本。我們知道後來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是從長江口附近登陸，以此，日本人到會稽買布，也算合理。根據這份文獻，夷洲、亶洲一開始並舉，可見在人們的認知上，相距不遠。但是，實際浮海訪尋，亶洲又顯得遙不可及，大軍以抵達夷洲作結。
從以上如此簡短的文獻，要判斷夷洲是否為臺灣，其實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倒是《三國志》其他兩個地方也提及「夷州」（此處「州」字無三點水，然根據文脈應即為上引之「夷洲」），這兩條都在列傳，與孫權想「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珠崖）」而遭到大臣勸阻有關，勸阻遣分軍遠征夷州分別為陸遜和全琮。據此，夷州和珠崖應有地理上的親近性（〈全琮傳〉云：「權將圍珠崖及夷州。」）。三國時的珠崖郡即海南島，孫權的夷州之役「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得不補失」，「權深悔之」。除了地理可能鄰近海南島之外，文獻遠不足以讓我們具體指夷州即臺灣。
如果《三國志》關於夷洲的記載過於簡略，《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所記該國情況則相當詳盡。〈流求國〉起頭云：「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以下是很長的一大段文字，描寫流求國的風土人情，包羅甚廣，不遜同書對日本的描寫，若全文迻錄，恐過於冗贅，在此僅引最後一段。文末云：
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崐崘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這是個「屢勸不聽」的故事。流求至少兩度拒絕隋的招撫，最後隋煬帝派大軍遠征，予以痛擊，帶回男女數千人。
孫權遣將浮海求夷洲、亶洲在黃龍二年（二三○），隋煬帝遣將浮海痛擊流求國，事在大業四年（六○八），前後相隔三百七十八年。三國時代的「夷洲」是不是隋代的「流求國」，本身就是個問題。在這裡我們不能不討論沈瑩《臨海水土志》中的「夷洲」。《臨海水土志》已佚，我們知道該書關於夷洲的記載，是因為《後漢書．東夷列傳》唐章懷太子注中引用該書：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髠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鬭，摩礪青石以作（弓）矢〔鏃〕。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所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沈瑩是三國時代吳國人，孫亮於太平二年（二五七）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今天的會稽市約當北緯三十度，從地圖上來看，琉球群島在其東南方，臺灣在其南方。雖然沈瑩是三國時代的人，這段關於「夷洲」的記載，並未被採入《三國志》。《三國志》作者陳壽（二三三—二九七）以近乎當代人的身分撰寫三國歷史，可以說「去古未遠」。陳壽在《三國志》中提到夷洲時，未採用沈瑩《臨海水土志》，原因不明，可能有以下兩種情況：一、陳壽編撰《三國志》時，未得見《臨海水土志》；二、陳壽得見此書，但不認為沈瑩的「夷洲」就是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遠征的「夷洲」，因而未予採用。總之，我們是否可以拿沈瑩筆下的「夷洲」來「實化」孫權派兵攻打的「夷洲」，還是個問題。
沈瑩的《臨海水土志》也收入北宋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御覽》，見於卷七八○「叙東夷」條，內容遠較《後漢書》章懷太子注詳盡。由於《太平御覽》全文較長，茲迻錄註中，以供參考（惟請注意此一版本中「夷洲」作「夷州」）。如果我們比對沈瑩《臨海水土志》的夷洲以及《隋書》〈流求國〉，可以獲致這樣一個結論：夷洲和流求國鮮少共通之處，雖然兩處居民都分別具有東南亞古文化的某些特徵。換句話說，我們很難說沈瑩的夷洲和《隋書》流求國必然是關於同一地理空間的紀錄，兩者在文化上未必具有相承的關係；至於《三國志》的夷洲，則因為記載過於簡略，無法和《隋書》作有意義的比對。
《隋書》關於流求國的記載，相對於當時關於其他「東夷」的記載，不能不說頗為詳盡，連該地動植物都有所描述。然而，如上所述，問題出在〈流求國〉似乎是個孤立的民族誌文獻，缺乏可資比對、輔證的其他材料，孤伶伶地懸在史書裡，無法進一步攷查，不像高麗、新羅、百濟，以及倭國（日本）有其他的史料可資參照。這份孤懸的文獻本身是個謎，流求國到底是臺灣、沖繩，實難獲得確論。以下幾個面向，是我們可以加以思考的。
第一章 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
引子
稱海上的島為山，是沿襲甚久的習慣。讀過中國詩詞的人，大都記得白居易〈長恨歌〉的詩句：「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這裡的仙山指海上神仙居住的島嶼。然而，不是神仙居住的島嶼才叫做山，舉凡海上諸島都可以稱山。我們或可推測，當人們搭船浮沉於茫茫大海中，遠遠望見島嶼時，不管大小，它的樣子總像是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山。
我們不知道稱海島為山，起源於何時，可以確定的是，明代海上行船人約定俗成稱島為山。例如，明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奉命出使琉球（沖繩，今屬日本），經過兩年的準備，他和隨員在嘉靖十三年五月五日（陰曆）從福建福州長樂縣廣石出海。由於逆風，船隻航行速度很慢，三天後（五月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他從船艙出來觀望，「四顧廓然，茫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第二天（五月十日），「南風甚速，舟行如飛」，他們「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得知明嘉靖年間，海上通稱島嶼為山，有時也稱為嶼。當船駛近島嶼，人們說「山將近矣」、「山近矣」。
陳侃出海後不久，看到的「小山」小琉球，如果按照第二天他們即經過平嘉山（彭佳嶼）、釣魚嶼等島嶼來看，他所望見的「小山」是臺灣島的一部分，從方位來看是北臺灣。這個時候的臺灣，還是「鮮為人知」，人們似乎還不清楚它是一個大島嶼，還是分成幾個小山。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了解臺灣的「身影」如何慢慢浮現在明人的視野中，由遠而近，由不熟悉而逐漸熟悉，由幾個島逐漸「合成」一個大島。然而，明朝之前，文獻上一直有讓後人爭論不休的疑似臺灣的記載。三國時代的夷洲、隋代的流求、宋朝的流求、元代的瑠求、琉球，都是難解之謎。讓我們先回顧這些說法吧。
一、夷洲與流求之謎
要談中國對臺灣的認識，一般總是從《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孫權傳）和《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談起，這是中文文獻中疑似臺灣的記載。已故的人類學家凌純聲先生甚至主張應該從《史記》〈東越列傳〉談起，認為臺灣可能是東越人所移殖的地方。這可能又太遙遠了。
關於《三國志》中的夷洲和《隋書》中的流求是否為臺灣，學者之間看法不同，說法時斷時續，算是個百年以上的爭論。我們先不去談爭論的內容，讓我們看看文獻本身的記載。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云：
〔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孫權「求」夷洲、亶洲的動機不清楚，或許仿秦始皇故事也未可知。其結果是，大軍無法抵達亶洲，卻到達夷洲，虜了數千人回來。亶洲傳言是秦始皇派徐福浮海求神山、仙藥最後所抵達的地方，這地方的人民常到會稽買布；會稽人出海也有遭風漂流到此地，這在在令人想起日本。我們知道後來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是從長江口附近登陸，以此，日本人到會稽買布，也算合理。根據這份文獻，夷洲、亶洲一開始並舉，可見在人們的認知上，相距不遠。但是，實際浮海訪尋，亶洲又顯得遙不可及，大軍以抵達夷洲作結。
從以上如此簡短的文獻，要判斷夷洲是否為臺灣，其實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倒是《三國志》其他兩個地方也提及「夷州」（此處「州」字無三點水，然根據文脈應即為上引之「夷洲」），這兩條都在列傳，與孫權想「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珠崖）」而遭到大臣勸阻有關，勸阻遣分軍遠征夷州分別為陸遜和全琮。據此，夷州和珠崖應有地理上的親近性（〈全琮傳〉云：「權將圍珠崖及夷州。」）。三國時的珠崖郡即海南島，孫權的夷州之役「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得不補失」，「權深悔之」。除了地理可能鄰近海南島之外，文獻遠不足以讓我們具體指夷州即臺灣。
如果《三國志》關於夷洲的記載過於簡略，《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所記該國情況則相當詳盡。〈流求國〉起頭云：「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以下是很長的一大段文字，描寫流求國的風土人情，包羅甚廣，不遜同書對日本的描寫，若全文迻錄，恐過於冗贅，在此僅引最後一段。文末云：
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崐崘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這是個「屢勸不聽」的故事。流求至少兩度拒絕隋的招撫，最後隋煬帝派大軍遠征，予以痛擊，帶回男女數千人。
孫權遣將浮海求夷洲、亶洲在黃龍二年（二三○），隋煬帝遣將浮海痛擊流求國，事在大業四年（六○八），前後相隔三百七十八年。三國時代的「夷洲」是不是隋代的「流求國」，本身就是個問題。在這裡我們不能不討論沈瑩《臨海水土志》中的「夷洲」。《臨海水土志》已佚，我們知道該書關於夷洲的記載，是因為《後漢書．東夷列傳》唐章懷太子注中引用該書：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髠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鬭，摩礪青石以作（弓）矢〔鏃〕。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所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沈瑩是三國時代吳國人，孫亮於太平二年（二五七）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今天的會稽市約當北緯三十度，從地圖上來看，琉球群島在其東南方，臺灣在其南方。雖然沈瑩是三國時代的人，這段關於「夷洲」的記載，並未被採入《三國志》。《三國志》作者陳壽（二三三—二九七）以近乎當代人的身分撰寫三國歷史，可以說「去古未遠」。陳壽在《三國志》中提到夷洲時，未採用沈瑩《臨海水土志》，原因不明，可能有以下兩種情況：一、陳壽編撰《三國志》時，未得見《臨海水土志》；二、陳壽得見此書，但不認為沈瑩的「夷洲」就是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遠征的「夷洲」，因而未予採用。總之，我們是否可以拿沈瑩筆下的「夷洲」來「實化」孫權派兵攻打的「夷洲」，還是個問題。
沈瑩的《臨海水土志》也收入北宋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御覽》，見於卷七八○「叙東夷」條，內容遠較《後漢書》章懷太子注詳盡。由於《太平御覽》全文較長，茲迻錄註中，以供參考（惟請注意此一版本中「夷洲」作「夷州」）。如果我們比對沈瑩《臨海水土志》的夷洲以及《隋書》〈流求國〉，可以獲致這樣一個結論：夷洲和流求國鮮少共通之處，雖然兩處居民都分別具有東南亞古文化的某些特徵。換句話說，我們很難說沈瑩的夷洲和《隋書》流求國必然是關於同一地理空間的紀錄，兩者在文化上未必具有相承的關係；至於《三國志》的夷洲，則因為記載過於簡略，無法和《隋書》作有意義的比對。
《隋書》關於流求國的記載，相對於當時關於其他「東夷」的記載，不能不說頗為詳盡，連該地動植物都有所描述。然而，如上所述，問題出在〈流求國〉似乎是個孤立的民族誌文獻，缺乏可資比對、輔證的其他材料，孤伶伶地懸在史書裡，無法進一步攷查，不像高麗、新羅、百濟，以及倭國（日本）有其他的史料可資參照。這份孤懸的文獻本身是個謎，流求國到底是臺灣、沖繩，實難獲得確論。以下幾個面向，是我們可以加以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