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醫師是做好事
高中快畢業，準備選擇大學要修習的科系時，父親希望我學電機工程。父親畢業於日本一橋大學，當時，如三菱、三井這些大公司的老闆，很多都是一橋大學的校友。父親在日本工業界有很多人脈，他想安排我大學畢業後到日本公司實習，再回台創業。但我對機械或製造業毫無所知，因此不為所動。
我喜歡閱讀，所以考慮選擇文史哲科系。向父親說出志願時，父親當頭棒喝問，「你文章能寫得像林語堂那麼好嗎？」
當下思忖，父親說得有道理。對於文學我有滿腹嚮往與熱情，但止於閱讀與欣賞的層次，文學或許能加持我在理解文義、鑑賞方面的能力，但我未必有文學創作的天分。
考慮再三，我對理科的興趣並不亞於文學、藝術與音樂，而科學領域裡有許多專業可以實質幫助世人，譬如醫學。會有這個念頭，除了史懷哲的影響外，記得我小學五年級時生了一場大病，有位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醫學院後返台開業的李瑞珍醫師，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讓我恢復健康，也激發出我想成為像他一樣的醫師的念頭。
那個年代的醫師大多都很威嚴，是不容質疑的權威，然而李瑞珍醫師卻完全不一樣，非常親切溫柔。我很喜歡他來家中為我們看診，他的神情總是那麼專注又親切。
李瑞珍醫師自日本返台時，日據時代剛結束，我父親正好擔任大同區區長，大同區需要有醫師，李醫師就應父親之邀，到大同區開診所執業。李醫師的兄長李瑞漢律師，和我父親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在二二八時罹難，所以父親特別照顧李醫師。
還是高中生的我，以為行醫是自由業，可以決定工作的時間，應該能容許我繼續追求其他的興趣，就決定習醫。倒是母親聽了我的選擇，很是高興，她說：「當醫師是做好事，將來可以為窮人義診。」
母親的智慧之語，給出了一個具體的人生方向，她正向的肯定，堅定了我走上醫學之路。日後我慢慢體會也開始懂得，母親很了解我。她知道我感性，喜愛文學、藝術與哲學，她也知道我景仰史懷哲懷抱人文精神從事行醫救人的工作。那樣的實際行動，應該更適合我。
孺慕仁心醫者之道
韓佛里是小兒外科醫師，但是他高頭大馬，相對手掌也大得驚人，但他卻擅長給小嬰兒做心臟手術。聽說他拿著手術刀具彷彿繡花般靈活自如，技藝精湛。這也讓我學習到，有些既定的想法，不一定正確。
韓佛里是第一個指導我了解心血管疾病的老師，而他認為學習心血管疾病，必須先從基礎了解胚胎學，因為胚胎學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胚胎發展的過程，會出現發育瑕疵，因而啟發我除了臨床工作外，立志投身基礎醫學的研究。
我從竇恩身上學習如何分析病情，從韓福里則學到從基礎進入臨床醫學的必要。他們帶著我和同學一步步剖析病人的問題，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詢問病情的詳盡程度是任何證據都不遺漏，一定要等到問題全部釐清，這時才能夠決定如何為病人解決問題。
陪同竇恩和韓福里在病房問診，我不但在第一線看到他們做詮釋時，師生的平等互動關係，我也聽到他們兩位對病人展現真誠、耐心的解說，語氣平和親切。做檢查時，竇恩與韓福里會先說明要觸碰哪個部位、會有什麼感覺或不舒服、為什麼要做這樣或那樣的檢查……，每個步驟都設法讓病人安心而不心生疑慮。
兩位教授都會先用心聆聽病人描述症狀，並不急著以自己已有的經驗下結論，而是仔細推敲之後，做出初步的診斷，才審慎決定要為病人安排哪些檢查，在獲得檢查結果的印證後，才會再進一步決定治療方式。
在客座台大的六個月期間，兩位美國老師的教學方式，並不是在課堂上傳授書本裡的知識，而是在病床邊，根據病人的問題，提問、討論，啟發我們去思考；在解答時，他們會用合乎邏輯的方式，很有條理地剖析問題。他們的教學方法令我耳目一新。
在教學這個部分，兩位教授以病人的疾病為主題，為我們解說疾病發生的原因、病情發展進程、檢驗方式的選擇、有哪些可能的治療方式等，所有邏輯相互串連，思考脈絡清晰，一氣呵成。
他們問診的方式、與病人溝通的態度、診斷的邏輯等，徹底顛覆了我對醫師角色的認知。我體認到，醫療服務是科學與人文兩種素養共存的展現。真正的好醫師，除了要擁有扎實深厚的醫學專業，還要能理解幽微細膩的人性，同時要從病人的角度去思考，病人要的是什麼？
從寫病歷報告學起
藍鐸斯的病人通常來自北卡州其他地方或它州轉診，病情多半很複雜。我看完病人之後，都要向他做報告。討論過後，再口錄病歷由祕書打字，還得另寫一封信給轉診來的醫師，病歷及書信的寫作都要符合藍鐸斯的風格。這樣的歷練，迫使我的英文進步。信函落款處，是我跟藍鐸斯的共同簽名，我簽在左邊，他簽在右邊，表示這工作是我們共同完成。
通常，看完診之後，要趕緊完成病歷及寫回信，所以我看診完，當晚錄好病歷與回信，隔天，祕書將錄音打成字。然而，藍鐸斯要求嚴格，如果病歷或信寫得不夠好，他會用藍色的筆畫來畫去，像條蛇般蜿蜒爬升。
經過他幾次修改，我求好心切，就去找他的祕書，問她是否能提供我藍鐸斯以前自己寫的病歷做參考。我私下研究範本後，再去請教老師，請他給我改進的建議，於是老師給了我一本《英文寫作指南》（The Elements of Style，也譯作《風格的要素》），供我參考。這是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史壯克（William Strunk Jr.）和懷特（E. B. White）編著的小冊子，是一本優秀的寫作指南。
這本書至今我仍留著。書的原版（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作者是史壯克，我看的版本是知名美國作家懷特的增補版（一九五九年）。經過一番努力後，藍鐸斯就很少修改我寫的病歷，常常一次就過關。
藍鐸斯有基礎研究的背景，又是很優秀的臨床醫師。他是化學治療的先驅，病人幾乎都是被轉介過來的，所以，病人視他如救世主。我在旁邊觀察日久，發現他對病人的態度一直都非常有禮貌，非常客氣，了解病史內容非常深入，對我而言，這就是視病猶親的具體呈現。
在藍鐸斯的教誨下，我每天一定去看病人，拿著祕書給我的病人清單，不論貧富，都是平等以待，遇到貧窮的病人，更要花時間解釋，畢竟他們的健康知識可能更為不足，而且，需要幫忙他們尋找各種社會資源，以平安地度過醫療過程。
藍鐸斯對於照顧病人的任何環節都很在意，如前述，對於轉診的病人，藍鐸斯都會親筆寫一份詳盡的報告，回覆給轉診醫師，他也要求我如此照辦。有一次我完成病歷及回信的時間遲了一點，他沒有責備我，而是婉轉地提醒我，「對方在等我們的回音哦！」聞言我立刻寫好回函寄給對方。
高中快畢業，準備選擇大學要修習的科系時，父親希望我學電機工程。父親畢業於日本一橋大學，當時，如三菱、三井這些大公司的老闆，很多都是一橋大學的校友。父親在日本工業界有很多人脈，他想安排我大學畢業後到日本公司實習，再回台創業。但我對機械或製造業毫無所知，因此不為所動。
我喜歡閱讀，所以考慮選擇文史哲科系。向父親說出志願時，父親當頭棒喝問，「你文章能寫得像林語堂那麼好嗎？」
當下思忖，父親說得有道理。對於文學我有滿腹嚮往與熱情，但止於閱讀與欣賞的層次，文學或許能加持我在理解文義、鑑賞方面的能力，但我未必有文學創作的天分。
考慮再三，我對理科的興趣並不亞於文學、藝術與音樂，而科學領域裡有許多專業可以實質幫助世人，譬如醫學。會有這個念頭，除了史懷哲的影響外，記得我小學五年級時生了一場大病，有位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醫學院後返台開業的李瑞珍醫師，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讓我恢復健康，也激發出我想成為像他一樣的醫師的念頭。
那個年代的醫師大多都很威嚴，是不容質疑的權威，然而李瑞珍醫師卻完全不一樣，非常親切溫柔。我很喜歡他來家中為我們看診，他的神情總是那麼專注又親切。
李瑞珍醫師自日本返台時，日據時代剛結束，我父親正好擔任大同區區長，大同區需要有醫師，李醫師就應父親之邀，到大同區開診所執業。李醫師的兄長李瑞漢律師，和我父親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在二二八時罹難，所以父親特別照顧李醫師。
還是高中生的我，以為行醫是自由業，可以決定工作的時間，應該能容許我繼續追求其他的興趣，就決定習醫。倒是母親聽了我的選擇，很是高興，她說：「當醫師是做好事，將來可以為窮人義診。」
母親的智慧之語，給出了一個具體的人生方向，她正向的肯定，堅定了我走上醫學之路。日後我慢慢體會也開始懂得，母親很了解我。她知道我感性，喜愛文學、藝術與哲學，她也知道我景仰史懷哲懷抱人文精神從事行醫救人的工作。那樣的實際行動，應該更適合我。
孺慕仁心醫者之道
韓佛里是小兒外科醫師，但是他高頭大馬，相對手掌也大得驚人，但他卻擅長給小嬰兒做心臟手術。聽說他拿著手術刀具彷彿繡花般靈活自如，技藝精湛。這也讓我學習到，有些既定的想法，不一定正確。
韓佛里是第一個指導我了解心血管疾病的老師，而他認為學習心血管疾病，必須先從基礎了解胚胎學，因為胚胎學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胚胎發展的過程，會出現發育瑕疵，因而啟發我除了臨床工作外，立志投身基礎醫學的研究。
我從竇恩身上學習如何分析病情，從韓福里則學到從基礎進入臨床醫學的必要。他們帶著我和同學一步步剖析病人的問題，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詢問病情的詳盡程度是任何證據都不遺漏，一定要等到問題全部釐清，這時才能夠決定如何為病人解決問題。
陪同竇恩和韓福里在病房問診，我不但在第一線看到他們做詮釋時，師生的平等互動關係，我也聽到他們兩位對病人展現真誠、耐心的解說，語氣平和親切。做檢查時，竇恩與韓福里會先說明要觸碰哪個部位、會有什麼感覺或不舒服、為什麼要做這樣或那樣的檢查……，每個步驟都設法讓病人安心而不心生疑慮。
兩位教授都會先用心聆聽病人描述症狀，並不急著以自己已有的經驗下結論，而是仔細推敲之後，做出初步的診斷，才審慎決定要為病人安排哪些檢查，在獲得檢查結果的印證後，才會再進一步決定治療方式。
在客座台大的六個月期間，兩位美國老師的教學方式，並不是在課堂上傳授書本裡的知識，而是在病床邊，根據病人的問題，提問、討論，啟發我們去思考；在解答時，他們會用合乎邏輯的方式，很有條理地剖析問題。他們的教學方法令我耳目一新。
在教學這個部分，兩位教授以病人的疾病為主題，為我們解說疾病發生的原因、病情發展進程、檢驗方式的選擇、有哪些可能的治療方式等，所有邏輯相互串連，思考脈絡清晰，一氣呵成。
他們問診的方式、與病人溝通的態度、診斷的邏輯等，徹底顛覆了我對醫師角色的認知。我體認到，醫療服務是科學與人文兩種素養共存的展現。真正的好醫師，除了要擁有扎實深厚的醫學專業，還要能理解幽微細膩的人性，同時要從病人的角度去思考，病人要的是什麼？
從寫病歷報告學起
藍鐸斯的病人通常來自北卡州其他地方或它州轉診，病情多半很複雜。我看完病人之後，都要向他做報告。討論過後，再口錄病歷由祕書打字，還得另寫一封信給轉診來的醫師，病歷及書信的寫作都要符合藍鐸斯的風格。這樣的歷練，迫使我的英文進步。信函落款處，是我跟藍鐸斯的共同簽名，我簽在左邊，他簽在右邊，表示這工作是我們共同完成。
通常，看完診之後，要趕緊完成病歷及寫回信，所以我看診完，當晚錄好病歷與回信，隔天，祕書將錄音打成字。然而，藍鐸斯要求嚴格，如果病歷或信寫得不夠好，他會用藍色的筆畫來畫去，像條蛇般蜿蜒爬升。
經過他幾次修改，我求好心切，就去找他的祕書，問她是否能提供我藍鐸斯以前自己寫的病歷做參考。我私下研究範本後，再去請教老師，請他給我改進的建議，於是老師給了我一本《英文寫作指南》（The Elements of Style，也譯作《風格的要素》），供我參考。這是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史壯克（William Strunk Jr.）和懷特（E. B. White）編著的小冊子，是一本優秀的寫作指南。
這本書至今我仍留著。書的原版（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作者是史壯克，我看的版本是知名美國作家懷特的增補版（一九五九年）。經過一番努力後，藍鐸斯就很少修改我寫的病歷，常常一次就過關。
藍鐸斯有基礎研究的背景，又是很優秀的臨床醫師。他是化學治療的先驅，病人幾乎都是被轉介過來的，所以，病人視他如救世主。我在旁邊觀察日久，發現他對病人的態度一直都非常有禮貌，非常客氣，了解病史內容非常深入，對我而言，這就是視病猶親的具體呈現。
在藍鐸斯的教誨下，我每天一定去看病人，拿著祕書給我的病人清單，不論貧富，都是平等以待，遇到貧窮的病人，更要花時間解釋，畢竟他們的健康知識可能更為不足，而且，需要幫忙他們尋找各種社會資源，以平安地度過醫療過程。
藍鐸斯對於照顧病人的任何環節都很在意，如前述，對於轉診的病人，藍鐸斯都會親筆寫一份詳盡的報告，回覆給轉診醫師，他也要求我如此照辦。有一次我完成病歷及回信的時間遲了一點，他沒有責備我，而是婉轉地提醒我，「對方在等我們的回音哦！」聞言我立刻寫好回函寄給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