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與童年的疊影——幸運逃過兩次死劫
二〇二五年上映的電影《南京照相館》，又喚起我對南京的沉痛記憶。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我出生於南京的將軍巷。那時南京是中國首都，在我出生後的第二年，就爆發了中日戰爭。十二月，日軍占領了南京，數週內，一場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浩劫——南京大屠殺。近三十萬平民遇害，其中多數為婦孺。
這場人類歷史上的災難，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傷痛，更是文明史上的黑暗篇章。
幸運的是，在日本軍隊占領南京的前三個月，因為父親的工作安排，我們全家遷居蘇州，幸運地躲過劫難！
每當我想到自己與南京大屠殺「擦身而過」，除了感嘆生命的無常，也使我成為一個終身的「反戰者」與「和平倡議者」。
沒有任何事情比「和平」更重要。
仇恨可以遺忘，教訓卻要記取
這份深烙於心的歷史記憶，使我深信，做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必須了解自己國家歷史上的輝煌時刻，以及那些悲慘的年代。
因此，天下文化為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出版《被遺忘的大屠殺》，書中詳細記錄當年日軍的暴行，包括令人髮指的殺人與姦淫競賽。原書是用英文寫成，寫得更「觸目驚心」。英文書名是《The Rape of Nanking》，編輯都不敢直接翻譯，「Rape」不是屠殺，而是姦殺。
在為《被遺忘的大屠殺》撰寫出版者序時，我寫下：「仇恨可以遺忘，教訓要記取。」這不僅是個人的心路歷程，更是一個民族面對歷史創傷時應有的態度。唯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才能避免悲劇重演。
一九九五年日本發生神戶大地震，我正要從台北搭機回美國，在機場聽到台灣紅十字會發動募款的廣播，立刻撥電話給該會負責人，當下就捐了一筆錢。他覺得這個金額不可思議，再次確認：「這個數字正確嗎？」
那是我一生中，個人單項捐款最多的一次，因為我認為：「不能仇恨一輩子。」仇恨會蒙蔽理性，阻礙社會進步，人道關懷應超越歷史恩怨。
抗戰勝利，父親逃過死劫
離開南京後，我們全家先到上海，一九四二年又到蘇州住了四年，就讀蘇州國民第一小學。
蘇州真是一個文化古城。學校遠足時去過虎丘、南園、滄浪亭等名勝。我們住在十全街五十九號，一九八八年首次回去時，老宅還在。世界文化遺產蘇州著名的網師園，竟然與舊居距離不到兩百公尺。小時候每天經過那大宅，殊不知這裡隱藏了始建於南宋的國寶級園林！
父親念的是師範，擔任過國小校長，個子不高的他卻是我見過最有骨氣的人。他堅守原則，充滿正義感，見到有人打架，一定會跑去勸架，其他人都比他高大，他可能挨了兩拳都不在乎。他非常愛國，中日抗戰時，除了有校長職務，還祕密擔任地下游擊隊召集人，負責江陰、常州、無錫這三個地區。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他被日軍逮捕，寧死不屈。日方公告：將於八月底公開槍決！母親聽到消息時，臉色突變，昏倒在地。我們沒有任何辦法營救父親，只能每天數著日子，度日如年。
隔沒幾天，戰局竟有了我們意想不到的反轉。八月六日，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八月九日，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情勢驟變，日軍成了戰俘，父親獲釋。
日本投降那天，也是我們全家團聚的日子！街頭巷尾，鞭炮聲此起彼落，我們除了慶祝抗戰勝利，更慶幸全家兩度逃過了死劫。
逃難中的第一堂經濟課
後來父親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安定的工作，負責人事及文書。在中國大陸的十三年中，我們有將近八年的時間住在上海靜安區，那是一個安靜的生活環境，因此我學會講流利的上海話。
一九四八年，我考上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那是童年中一段難得安定的時光。戰後的上海馬上恢復繁華景象，堪稱「東方的巴黎」，我們以為從此可以安定下來。當時雖然已經開始國共內戰，但戰場在遙遠的東北，大家對政府仍有信心。
沒想到一九四八年末，戰況急轉直下，十二月，上海陷入戰火，我的國二學業被迫中斷，當時已經非常多人撤離上海。我們家一直等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才搭船到台灣。十三歲的我，站在「海張輪」甲板上，望著上海黃浦江岸漸行漸遠。這不是旅行，是逃難。
三天兩夜，我們一家六口擠在甲板，沒有燈光、沒有食堂，食物全靠自備。四周都是同樣倉皇離鄉的人，有人抱著細軟，有人抱著嬰兒，船艙裡瀰漫著不安與茫然。而懵懂的我，把這場逃難視為一場「冒險」。
抵達台灣那天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原定目的地是基隆港，但這艘噸位龐大的輪船進不去港口，最後改從高雄左營進港。一靠岸，父親讓我第一個下船，我迫不及待想看看傳說中盛產香蕉、鳳梨、椰子的「美麗島」。
眼前的景象，卻打破了我對「美麗島」的想像。岸邊幾個十歲左右的小孩打著赤膊、光著雙腳，全身只穿一條短褲，脖子掛著方盒，裝著香蕉和冰棒，賣力叫賣。那一幕，我看見兩個地方的落差：上海是因戰爭而「亂」，台灣則是因資源匱乏而「窮」。
「貧窮」是我對台灣最初、也最深刻的印象。
上海的貨幣是金圓券，台灣是用舊台幣，無法相通。父親給了我一包香菸，說可以換些吃的。我拿那包菸換到兩根香蕉，高興地跑回船上。
父親看了搖頭笑道：「你吃虧了。在上海，香蕉是奢侈品；但台灣盛產香蕉，價格非常便宜，一支菸能換一整串香蕉。」
這是我人生第一堂「經濟課」：供給與需要決定了價格。
在那個動盪年代，一位十三歲少年初抵台灣，對這片土地的第一印象是長期資源匱乏下的落後。這份觀察，成為我日後研究經濟發展的起點：如何讓一個落後的社會走向富強？
落腳南港眷村
從高雄北上台北的火車是輛貨車，我們上了貨車車廂，沒有座位，所有人只能席地而坐，每站皆停。顛簸了一整天，接近傍晚，終於在松山車站下車，聯勤六十一兵工廠的大卡車來接，把我們送到暫時的落腳地。那是一個龐大的廠房，被木板隔成兩百多個「格子間」，每個約三坪大小，就是我們一家人全部的生活空間。沒有任何隔音，隔壁夫妻講話或爭吵、孩子哭鬧，都聽得到。在那個完全沒有隱私的公共空間裡，大家很快就被「訓練」得講話輕聲細語。
相比許多人流離失所，我們一家人有地方可住，已經算是幸運了。
台灣經歷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雖然貧窮落後，但還有些基本建設：道路、鐵路、水電、小學。然而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國共的戰況，只是戰亂時期，收音機是奢侈品，報紙也不容易買到。
我立刻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花近一小時，從松山搭公車到台北火車站前的新公園，閱讀公布欄上張貼的《中央日報》。公布欄前面總是擠滿了人，自己個子小，總能擠到最前面。看完新聞後，憑記憶回家鉅細靡遺「報告」給父親聽，無形中培養了我三項能力：關心時事、整理資訊、表達觀點。日後無論教學、出版或演講，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二〇二五年上映的電影《南京照相館》，又喚起我對南京的沉痛記憶。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我出生於南京的將軍巷。那時南京是中國首都，在我出生後的第二年，就爆發了中日戰爭。十二月，日軍占領了南京，數週內，一場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浩劫——南京大屠殺。近三十萬平民遇害，其中多數為婦孺。
這場人類歷史上的災難，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傷痛，更是文明史上的黑暗篇章。
幸運的是，在日本軍隊占領南京的前三個月，因為父親的工作安排，我們全家遷居蘇州，幸運地躲過劫難！
每當我想到自己與南京大屠殺「擦身而過」，除了感嘆生命的無常，也使我成為一個終身的「反戰者」與「和平倡議者」。
沒有任何事情比「和平」更重要。
仇恨可以遺忘，教訓卻要記取
這份深烙於心的歷史記憶，使我深信，做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必須了解自己國家歷史上的輝煌時刻，以及那些悲慘的年代。
因此，天下文化為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出版《被遺忘的大屠殺》，書中詳細記錄當年日軍的暴行，包括令人髮指的殺人與姦淫競賽。原書是用英文寫成，寫得更「觸目驚心」。英文書名是《The Rape of Nanking》，編輯都不敢直接翻譯，「Rape」不是屠殺，而是姦殺。
在為《被遺忘的大屠殺》撰寫出版者序時，我寫下：「仇恨可以遺忘，教訓要記取。」這不僅是個人的心路歷程，更是一個民族面對歷史創傷時應有的態度。唯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才能避免悲劇重演。
一九九五年日本發生神戶大地震，我正要從台北搭機回美國，在機場聽到台灣紅十字會發動募款的廣播，立刻撥電話給該會負責人，當下就捐了一筆錢。他覺得這個金額不可思議，再次確認：「這個數字正確嗎？」
那是我一生中，個人單項捐款最多的一次，因為我認為：「不能仇恨一輩子。」仇恨會蒙蔽理性，阻礙社會進步，人道關懷應超越歷史恩怨。
抗戰勝利，父親逃過死劫
離開南京後，我們全家先到上海，一九四二年又到蘇州住了四年，就讀蘇州國民第一小學。
蘇州真是一個文化古城。學校遠足時去過虎丘、南園、滄浪亭等名勝。我們住在十全街五十九號，一九八八年首次回去時，老宅還在。世界文化遺產蘇州著名的網師園，竟然與舊居距離不到兩百公尺。小時候每天經過那大宅，殊不知這裡隱藏了始建於南宋的國寶級園林！
父親念的是師範，擔任過國小校長，個子不高的他卻是我見過最有骨氣的人。他堅守原則，充滿正義感，見到有人打架，一定會跑去勸架，其他人都比他高大，他可能挨了兩拳都不在乎。他非常愛國，中日抗戰時，除了有校長職務，還祕密擔任地下游擊隊召集人，負責江陰、常州、無錫這三個地區。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他被日軍逮捕，寧死不屈。日方公告：將於八月底公開槍決！母親聽到消息時，臉色突變，昏倒在地。我們沒有任何辦法營救父親，只能每天數著日子，度日如年。
隔沒幾天，戰局竟有了我們意想不到的反轉。八月六日，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八月九日，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情勢驟變，日軍成了戰俘，父親獲釋。
日本投降那天，也是我們全家團聚的日子！街頭巷尾，鞭炮聲此起彼落，我們除了慶祝抗戰勝利，更慶幸全家兩度逃過了死劫。
逃難中的第一堂經濟課
後來父親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安定的工作，負責人事及文書。在中國大陸的十三年中，我們有將近八年的時間住在上海靜安區，那是一個安靜的生活環境，因此我學會講流利的上海話。
一九四八年，我考上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那是童年中一段難得安定的時光。戰後的上海馬上恢復繁華景象，堪稱「東方的巴黎」，我們以為從此可以安定下來。當時雖然已經開始國共內戰，但戰場在遙遠的東北，大家對政府仍有信心。
沒想到一九四八年末，戰況急轉直下，十二月，上海陷入戰火，我的國二學業被迫中斷，當時已經非常多人撤離上海。我們家一直等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才搭船到台灣。十三歲的我，站在「海張輪」甲板上，望著上海黃浦江岸漸行漸遠。這不是旅行，是逃難。
三天兩夜，我們一家六口擠在甲板，沒有燈光、沒有食堂，食物全靠自備。四周都是同樣倉皇離鄉的人，有人抱著細軟，有人抱著嬰兒，船艙裡瀰漫著不安與茫然。而懵懂的我，把這場逃難視為一場「冒險」。
抵達台灣那天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原定目的地是基隆港，但這艘噸位龐大的輪船進不去港口，最後改從高雄左營進港。一靠岸，父親讓我第一個下船，我迫不及待想看看傳說中盛產香蕉、鳳梨、椰子的「美麗島」。
眼前的景象，卻打破了我對「美麗島」的想像。岸邊幾個十歲左右的小孩打著赤膊、光著雙腳，全身只穿一條短褲，脖子掛著方盒，裝著香蕉和冰棒，賣力叫賣。那一幕，我看見兩個地方的落差：上海是因戰爭而「亂」，台灣則是因資源匱乏而「窮」。
「貧窮」是我對台灣最初、也最深刻的印象。
上海的貨幣是金圓券，台灣是用舊台幣，無法相通。父親給了我一包香菸，說可以換些吃的。我拿那包菸換到兩根香蕉，高興地跑回船上。
父親看了搖頭笑道：「你吃虧了。在上海，香蕉是奢侈品；但台灣盛產香蕉，價格非常便宜，一支菸能換一整串香蕉。」
這是我人生第一堂「經濟課」：供給與需要決定了價格。
在那個動盪年代，一位十三歲少年初抵台灣，對這片土地的第一印象是長期資源匱乏下的落後。這份觀察，成為我日後研究經濟發展的起點：如何讓一個落後的社會走向富強？
落腳南港眷村
從高雄北上台北的火車是輛貨車，我們上了貨車車廂，沒有座位，所有人只能席地而坐，每站皆停。顛簸了一整天，接近傍晚，終於在松山車站下車，聯勤六十一兵工廠的大卡車來接，把我們送到暫時的落腳地。那是一個龐大的廠房，被木板隔成兩百多個「格子間」，每個約三坪大小，就是我們一家人全部的生活空間。沒有任何隔音，隔壁夫妻講話或爭吵、孩子哭鬧，都聽得到。在那個完全沒有隱私的公共空間裡，大家很快就被「訓練」得講話輕聲細語。
相比許多人流離失所，我們一家人有地方可住，已經算是幸運了。
台灣經歷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雖然貧窮落後，但還有些基本建設：道路、鐵路、水電、小學。然而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國共的戰況，只是戰亂時期，收音機是奢侈品，報紙也不容易買到。
我立刻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花近一小時，從松山搭公車到台北火車站前的新公園，閱讀公布欄上張貼的《中央日報》。公布欄前面總是擠滿了人，自己個子小，總能擠到最前面。看完新聞後，憑記憶回家鉅細靡遺「報告」給父親聽，無形中培養了我三項能力：關心時事、整理資訊、表達觀點。日後無論教學、出版或演講，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