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蕩子／漫遊者及跨文化現代性
筆者對浪蕩子／漫遊者的看法，來自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大正時期的日本稱他為「?????」。在中國及日本現代文學作品中，不計其數的歐洲思想家及文學家如影隨形、深入個別作家的潛意識中；波特萊爾是其中之一。本書第一章所探討的上海新感覺派旗手劉吶鷗，亦深受他的影響。關於波特萊爾在中國及日本的傳播研究，目前已為數不少。筆者的重點是波特萊爾作品《現代生活的畫家》如何將浪蕩子定義為現代主義者。此書曾?發眾多西方思想家及文學評家 ，其中最重要的是班雅明及福柯。他們兩位觀點上的差異，對本書的研究而言，十分重要。
班雅明的波特萊爾研究寫作於一九三○年代，以漫遊者為核心概念。對他而言，波特萊爾及《現代生活的畫家》中的畫家康士坦丁‧基（Constantin Guys）兩人，均具有漫遊者的特質。在他的馬克思主義思考模式的詮釋下，漫遊者不僅對商品及女人有無可救藥的戀物癖，而且甚至本身有如娼妓，是待價而沽的商品。根據班雅明的說法，漫遊者在街道及拱廊商場四處晃蕩，於群眾中渾然忘我，因此他的狀態有如商品。雖然他對自身的特殊狀態渾然不覺，卻絲毫不減此狀態對他的影響；這種狀態幸福地滲透他的身心，就像是麻醉藥般彌補了他的羞恥感。漫遊者沈迷於這種陶醉感（intoxication）中，有如商品沈浸於一波波顧客中的陶醉感。
班雅明進一步指出，身為漫遊者的現代藝術家，將文學生產商品化，儘管他對文學作品的資本主義化過程毫無知覺。他說：「漫遊者是涉足市場的知識分子，表面上四處觀看，事實上是在尋找買主。」
我們要特別注意班雅明所使用的辭彙：「於群眾中渾然忘我」（abandoned in the crowd），「對自身的特殊狀態渾然不覺」（unaware of this special situation），「漫遊者陶醉於其中」（the intoxication to which the flaneur surrenders），在在均強調漫遊者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對自身的商品化毫無所覺。他也把漫遊者類比為偵探，但是同樣地強調他的被動性：他化身為「心不甘情不願的偵探」（turned into an unwilling detective），對他而言，隱姓埋名的偵探姿態「使他的閒散合理化」（legitimates his idleness）；但是在表面懶散的背後，他其實「是一個精明的觀察家，眼睛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無賴漢（miscreant）。」班雅明說的是，這位「心不甘情不願」的偵探有如「面相學家」般，鉅細靡遺地觀察研究社會底層的「無賴漢」，以誇張滑稽的方式將他們描繪出來。拿破崙三世時代的巴黎，暴徒肆虐。班雅明將其中一個群體譬喻為波西米亞人（boheme），成員都是隨歷史變遷巨浪漂蕩的知識份子，個個儼然專業或非專業的陰謀家，每天幻想如何推翻政權。他說道：「在此歷史過渡期間，雖然他們[知識份子]還是有贊助人，但是也已經開始熟悉市場法則了。他們成了波西米亞人。」此外，班雅明定義的漫遊者，與拾荒者[ragpicker]有氣息相通之處：
當然，拾荒者不能算是波西米亞人。但是從文人到專業的陰謀家，每個隸屬於波西米亞群體的人，都體認到自己與拾荒者類似之處。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與社會對立，也都面對岌岌可危的未來。
班雅明透過波西米亞人及拾荒者的形象，指出波特萊爾與「反社會份子氣息相通」（sides with the asocial）；漫遊者面臨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曙光。班雅明暗示，漫遊者正身處現代文明史變遷的門檻，但卻渾然不覺：當舊的贊助體系還在運作之時，他體驗了資本主義的衝擊；他置身於中產專權時代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交界。班雅明並不區分現代主義者及漫遊者。對他而言，現代主義者／漫遊者是群眾的一部份，他們身經歷史變革卻毫無意識。他說：「波特萊爾藝術涵養深厚，面對時代巨變卻相對地缺乏應變策略。」相對地，福柯對波特萊爾心態的詮釋則大相徑庭，他明顯區分兩種漫遊者：一是波特萊爾式的現代主義者／漫遊者，一是在群眾中隨波逐流的汎汎之輩。對他而言，現代主義者是有意識的行動家，既代表時代，又超越時代。由此觀之，福柯的浪蕩子美學是對班雅明漫遊者理論的批判和修正。下文將詳述之。
首先從一九八三年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何謂?蒙〉（Qu’est-ce que les lumieres）開始。在此演講中，他闡釋一七八四年康德的同名文章（Was ist Aufklarung），並援引波特萊爾《現代生活的畫家》中名聞遐邇的浪蕩子理論，來定義浪蕩子美學及現代性。以下引文中，請注意福柯如何對照兩種漫遊者，一是身處於時代流變中卻毫不自知，一則在歷史變遷時刻充分自覺地面對自己的任務：
身為現代主義者，不是接受自己在
筆者對浪蕩子／漫遊者的看法，來自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大正時期的日本稱他為「?????」。在中國及日本現代文學作品中，不計其數的歐洲思想家及文學家如影隨形、深入個別作家的潛意識中；波特萊爾是其中之一。本書第一章所探討的上海新感覺派旗手劉吶鷗，亦深受他的影響。關於波特萊爾在中國及日本的傳播研究，目前已為數不少。筆者的重點是波特萊爾作品《現代生活的畫家》如何將浪蕩子定義為現代主義者。此書曾?發眾多西方思想家及文學評家 ，其中最重要的是班雅明及福柯。他們兩位觀點上的差異，對本書的研究而言，十分重要。
班雅明的波特萊爾研究寫作於一九三○年代，以漫遊者為核心概念。對他而言，波特萊爾及《現代生活的畫家》中的畫家康士坦丁‧基（Constantin Guys）兩人，均具有漫遊者的特質。在他的馬克思主義思考模式的詮釋下，漫遊者不僅對商品及女人有無可救藥的戀物癖，而且甚至本身有如娼妓，是待價而沽的商品。根據班雅明的說法，漫遊者在街道及拱廊商場四處晃蕩，於群眾中渾然忘我，因此他的狀態有如商品。雖然他對自身的特殊狀態渾然不覺，卻絲毫不減此狀態對他的影響；這種狀態幸福地滲透他的身心，就像是麻醉藥般彌補了他的羞恥感。漫遊者沈迷於這種陶醉感（intoxication）中，有如商品沈浸於一波波顧客中的陶醉感。
班雅明進一步指出，身為漫遊者的現代藝術家，將文學生產商品化，儘管他對文學作品的資本主義化過程毫無知覺。他說：「漫遊者是涉足市場的知識分子，表面上四處觀看，事實上是在尋找買主。」
我們要特別注意班雅明所使用的辭彙：「於群眾中渾然忘我」（abandoned in the crowd），「對自身的特殊狀態渾然不覺」（unaware of this special situation），「漫遊者陶醉於其中」（the intoxication to which the flaneur surrenders），在在均強調漫遊者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對自身的商品化毫無所覺。他也把漫遊者類比為偵探，但是同樣地強調他的被動性：他化身為「心不甘情不願的偵探」（turned into an unwilling detective），對他而言，隱姓埋名的偵探姿態「使他的閒散合理化」（legitimates his idleness）；但是在表面懶散的背後，他其實「是一個精明的觀察家，眼睛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無賴漢（miscreant）。」班雅明說的是，這位「心不甘情不願」的偵探有如「面相學家」般，鉅細靡遺地觀察研究社會底層的「無賴漢」，以誇張滑稽的方式將他們描繪出來。拿破崙三世時代的巴黎，暴徒肆虐。班雅明將其中一個群體譬喻為波西米亞人（boheme），成員都是隨歷史變遷巨浪漂蕩的知識份子，個個儼然專業或非專業的陰謀家，每天幻想如何推翻政權。他說道：「在此歷史過渡期間，雖然他們[知識份子]還是有贊助人，但是也已經開始熟悉市場法則了。他們成了波西米亞人。」此外，班雅明定義的漫遊者，與拾荒者[ragpicker]有氣息相通之處：
當然，拾荒者不能算是波西米亞人。但是從文人到專業的陰謀家，每個隸屬於波西米亞群體的人，都體認到自己與拾荒者類似之處。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與社會對立，也都面對岌岌可危的未來。
班雅明透過波西米亞人及拾荒者的形象，指出波特萊爾與「反社會份子氣息相通」（sides with the asocial）；漫遊者面臨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曙光。班雅明暗示，漫遊者正身處現代文明史變遷的門檻，但卻渾然不覺：當舊的贊助體系還在運作之時，他體驗了資本主義的衝擊；他置身於中產專權時代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交界。班雅明並不區分現代主義者及漫遊者。對他而言，現代主義者／漫遊者是群眾的一部份，他們身經歷史變革卻毫無意識。他說：「波特萊爾藝術涵養深厚，面對時代巨變卻相對地缺乏應變策略。」相對地，福柯對波特萊爾心態的詮釋則大相徑庭，他明顯區分兩種漫遊者：一是波特萊爾式的現代主義者／漫遊者，一是在群眾中隨波逐流的汎汎之輩。對他而言，現代主義者是有意識的行動家，既代表時代，又超越時代。由此觀之，福柯的浪蕩子美學是對班雅明漫遊者理論的批判和修正。下文將詳述之。
首先從一九八三年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何謂?蒙〉（Qu’est-ce que les lumieres）開始。在此演講中，他闡釋一七八四年康德的同名文章（Was ist Aufklarung），並援引波特萊爾《現代生活的畫家》中名聞遐邇的浪蕩子理論，來定義浪蕩子美學及現代性。以下引文中，請注意福柯如何對照兩種漫遊者，一是身處於時代流變中卻毫不自知，一則在歷史變遷時刻充分自覺地面對自己的任務：
身為現代主義者，不是接受自己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