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德尼‧甘博攝影鏡頭下的中國
西德尼‧甘博（1890～1968）是一位社會經濟學家、人道主義者和攝影家，終生致力於中國城鎮和鄉村社會經濟問題的調查和研究。
1908～1932年，甘博先生前後四次訪華。第一次在1908年清朝晚期，他剛剛高中畢業。1917～1932年間，甘博三次旅居中國，自費擔任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和中國平民教育運動的研究幹部，負責城鎮和鄉村調查。在甘博的任期內，他用他的攝影機建立了一個有關中國的影像檔案，總共包含5,000幅黑白照片和彩色幻燈片，以及30盤16釐米電影膠捲。這些影像資料捕捉了處在重大歷史變革時代的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帝王統治即將崩潰，又面對內戰的混亂，五四運動和共產主義革命正在興起。身為普林斯頓大學北京中心的義務成員，甘博籌畫了對中國北方城鎮和鄉村的社會經濟調查，並協助在北京進行社會服務工作，成為西方在中國引進社會學教育和推動社會學工作的先驅。
◎四次旅居中國深入偏遠鄉鎮
1908年，甘博隨父母和弟弟第一次來中國。他的父親大衛‧B‧甘博（David B.Gamble） 剛剛從家族企業寶僑公司（Procter & Gamble Co.） 辭去了祕書和司庫的職務。老甘博因為健康原因決定提前退休，並舉家從辛辛那提遷往西海岸，在加州帕薩迪納市建造一棟新房，同時老甘博夫婦應日本、朝鮮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邀請，帶著兩個小兒子到遠東進行了一次長途旅行。
彷彿命中註定，甘博隨父母在中國的第一次旅行，使他和中國結下了畢生不解之緣。●他對東方文化深深著迷，為其貧窮而震驚，對其勤勞好客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甘博自己的話說，他第一次訪華就像是被一隻東方昆蟲，叮咬了一口。
你們還記得掛在布萊爾宿舍22號窗前的朝鮮風鈴嗎？這個風鈴是我被一隻東方昆蟲叮咬的象徵——你很難從這種叮咬中康復。它後來把我帶回到中國，帶回到北京普林斯頓，促使我對第一個東方城市完成首次的社會調查，並發表了《北京的社會調查》一書。
邀請甘博一家訪華的主人羅伯特‧F‧費佩德（Robert F. Fitch）是杭州的一位傳教士，同時也是業餘攝影愛好者。費佩德介紹甘博認識了一位原本在四川省會成都公立大學任教的奈特（Knight）教授。奈特讓甘博和費佩德翻看了他在四川地區拍攝的部分照片。「奈特不過是個業餘攝影愛者，」費佩德回憶道，「他的作品遠談不上完美，但他迷人的照片集顯示出中國對攝影師和探險家而言是個天堂。」費佩德承諾，如果甘博有朝一日回到中國，他一定會帶他到更偏遠的內陸地區進行攝影之旅。
在普林斯頓讀完大學本科並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社會經濟學碩士學位之後，甘博再次回到中國。
1917年6月至9月，甘博同費佩德和另一位杭州的基督教牧師約翰‧H‧亞瑟（John H. Arthur）一起，從上海出發沿揚子江而上，長途跋涉，深入到四川省西北部羌族和藏族居住的偏遠山區，總行程超過6,500公里。這個「美國三人馬戲團」在4個月的時間裡，拍攝了1,000餘幅關於中國人民的生活、工作、文化和風俗的照片。
攝影之旅一結束，甘博就加入普林斯頓大學中國中心。1917～1919年、1924～1927年以及1931～1932年，甘博志願擔任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和中國平民教育運動的社會調查幹部，並就職於燕京大學基金會。他對中國城鄉做了廣泛的社會經濟調查，結果發表在5部主要著作中：《北京的社會調查》（1921）、《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1933）、《定縣──華北農村社區》（1954）、《1933年之前華北鄉村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1963）和《定縣秧歌選》（Chinese Village Plays, 1970）。
甘博旅居中國期間，從未停止按下那臺Graflex牌照相機的快門。到1932年回國時，他積累了一整套價值很高的影像檔案，包括5,000幅黑白照片、幾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燈片和30捲16釐米的電影膠捲，記錄了涵蓋中國北部、中部、東部、西南和南部地區的城鄉社會生活。
◎被遺忘在壁櫥裡鞋盒子的影像
然而直到1984年，甘博這批豐富的照片，包括原始底片、幻燈片和電影膠捲都被存放在紐約家裡的閣樓上，沒有人注意和照料。甘博於1932年最後一次訪華，之後隨著日本侵華、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朝鮮戰爭和「冷戰」對抗，使他有生之年再沒有機會訪問中國。甘博的照片檔案，正如他的長女、在中國出生的凱薩琳‧科倫夫人所說，是「偶然，或者不可思議的巧合」，在甘博1968年逝世15年後才重見天日。
1984年在普林斯頓亞洲協會的一次會議上，科倫夫人驚訝地發現「投映在牆上的那些關於中國風土人情的幻燈片是父親拍攝的，這些幻燈片美麗且帶有奇異的色彩。」科倫夫人是普林斯頓亞洲協會的董事，新上任的協會主任傑森‧P‧艾斯特（Jason P. Eyster），對普林斯頓亞洲協會的歷史和甘博在其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感興趣。為了發現更多關於甘博的資料，艾斯特拜見了甘博的遺孀伊莉莎白‧甘博（Elizabeth）。甘博夫人將艾斯特領到家中三樓的一個壁櫥前，壁櫥裡有幾個檀木盒子，裡面存放著幾百張人工著色的玻璃幻燈片。另外還有幾個鞋盒子裡裝滿了近6,000張黑白照片的底片。這些保存完好的底片和彩色幻燈片，以及後來發現的30捲電影膠捲，是西德尼‧甘博在1917～1932年三次旅居中國期間拍攝的，其中一小部分是他隨訪日本、朝鮮和蘇聯的照片。甘博是一絲不苟的學者，不僅為底片和幻燈片編號，更標明了每張照片的地點、時間和內容。與他發表的著作一樣，●甘博這些未經發表的照片，也是研究中華民國早期社會、經濟和歷史的珍貴資源庫●。正如耶魯大學著名漢學家史景遷教授所述：
甘博從三個不同面向研究中國，同時又能將這三方面融合為一體：第一，他堅信基督教會有助於中國擺脫貧困和落後；第二，他在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研究方面受過專業訓練，因此能夠積累調查資料為社會改革做準備；第三，他熱愛攝影，照相機的鏡頭成為他關注時代危機的另一隻眼睛。
1984年甘博的照片重見天日後，甘博的長女和其他家人於1988年向讀者推出了《1917～1932年西德尼‧甘博拍攝的中國及其人民》（Sidney D. Gamble's China, 1917-1932: Photographs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攝影集。之後，甘博中國學研究基金會、紐約華美協進社和華盛頓史密森學院巡迴展覽部，共同主辦了《兩次革命中的中國：西德尼‧甘博1917～1927年攝影展》，該展覽在1989～1993年之間在北美的19個城市巡迴展出。
◎見證從帝制到民主的歷史巨變
甘博的照片風格融合紀實、素描、民俗、社會學和藝術於一體。他的相機記錄了旅居中國期間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其中最具意義的是1918年華北和天津的大洪水、紫禁城的停戰和平慶典、1919年五四運動、1925年孫中山的葬禮、1925年五卅慘案和1930年代的平民教育運動。
甘博的照片風格和20世紀寫實攝影大師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相似，甘博記錄了1919年五四運動前六個月在北京發生的主要事件：天安門前的學生示威、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生在北京街頭演講、員警逮捕學生，並將他們關押在臨時監獄，以及全城動員的示威遊行。
甘博也詳細記錄了1925年3月20日在北京舉辦的孫中山葬禮。甘博對中國的喪葬禮儀很感興趣，但他同時意識到孫中山「是民國早期一位著名而又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他毫無疑問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孫中山的葬禮對甘博來說是意義深遠且難得的攝影題材，因此他記錄了從北京協和醫院開始，到在中央公園結束的整個儀式。中央公園也從此改名為中山公園。
甘博用照片為他的每一本社會經濟學著作配圖。這些高品質的照片呈現出中國城鎮和鄉村生活的影像，令人印象深刻，與他細膩的文筆相輔相成。甘博的兩本關於北京的書中，收錄了市井小民的寫照，諸如通縣鞋匠、滿族貴夫人、騾轎、「結實無比」的北京大車、駱駝商隊、送水的獨輪車、乞丐、人力車車棚、舊式和新式監獄、勞苦大眾的住房和富裕人家的庭院、神龕和門神、婚禮和葬禮等。他在關於中國北方鄉村生活的兩本著作中則選用了鄉村祠堂、農家院落、打場脫粒、手工紡線、守青、鄉村集市、鄉村鐵匠、製磚和紡紗等照片。攝影記者如雅各‧里斯（Jacob Riis）常常替自己的文章搭配照片，但甘博拍照的目的不單純是為了他的學術著作配插圖而已。攝影和社會調查是兩種不同的創作形式，一種是影像藝術，另一種是紀實文學。甘博有條不紊地將這兩種不同的形式結合起來，以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用寫實的手法深入理解人類的生活和苦難。●
◎攝影的焦點、永恆的主題：人
甘博有興趣的攝影主題並非只有異國的風景和建築。他的收藏中有很多此類的照片，不少可以與早期湯姆生、曼尼、威爾遜和柏希曼等西方攝影師的作品相媲美。如《飛沙寶塔》，以四川西北部山區一座破敗的高塔為主題，畫面雄偉而神祕，富有詩意的塔名和久經風霜的外觀，給人一種深沉的視覺感受。《萬縣橋》則像是一幅漂亮的水彩畫，令人回味。甘博的攝影鏡頭也並未忽略那些古老的宮殿和廟宇，如紫禁城、頤和園、天壇、十三陵、承德的避暑山莊以及文華殿、雍和宮、孔廟、靈隱寺、泰山寺廟等。
然而，甘博的相機鏡頭首先聚焦的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的對象：人和社會。這和他在高等院校所受的專業培訓完全一致。在甘博5,000多幅照片和500多張手工上色的幻燈片中，絕大多數的主題是人。其中包含各式各樣的人物：嬰兒、幼稚園的孩子、學校的學生、童工、學徒、農夫、苦力、算命先生、教師、商人、官員、長者等。他的目的是記錄中國人民如何生活、工作、組織、學習、娛樂、祈禱和面對困苦和磨難。如果將甘博的照片進行題材分類，最引人注目的是：城鎮和鄉村的工業和手工業、農副業生產、廟會市場、宗教、民族和民俗、婚禮和葬禮，以及所有反映人類生活的寫真。
●甘博用相機捕捉了既在變化之中又永恆綿長的中國●。5,000多年來，中國人民辛勤地工作，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甘博雖然不是第一個發現這一事實的人，卻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同時用筆和相機，將這個文明古國的漫長歷史中的一瞬間，成功地凝結下來。儘管19世紀末期出現了輪船和鐵路，20世紀初又出現了電車，但中國依然是一個靠雙肩、雙手和雙腳生存的國家。工人、工匠、農民和家庭主婦以手工勞動為他們的衣食住行增添每一件必需品。甘博的攝影主題幾乎涵蓋了中國城鎮和鄉村的所有手工業：紡紗線、織布匹、織絲綢、織地毯；製剪刀、做火爐、編籃子、造鐵鍋、造紙張、做家具、釘鞋子、編草鞋、拉鐵絲、編繩索、造鐵鏟、造大車和做棺木；彈棉花、磨糧食、染布、抽水、鋸木等。
在缺乏現代化運輸方式的年代，客運和貨運要靠成千上萬的人力車夫、獨輪車夫和轎夫等苦力的雙腳和雙肩。甘博在四川山區的攝影之旅就曾雇用15名苦力載運其一行三人和17件行李。其他像是人力運送木材、茶葉、煙草、鹽、草鞋、糧食、水等貨物的生動照片，在甘博的收藏中也比比皆是。
◎以人道主義情懷打破言語隔閡
甘博深知中國人民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悲慘和苦難。甘博的鏡頭不時地聚焦在乞丐、倒斃路旁的屍體、洪災後的難民、賑災粥棚旁等待施捨的人們。但是，甘博並不是以旁觀者的角度來記錄這些悲劇。他對一貧如洗的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心，這種人道主義的情懷使他的相機變成了他和異國人民交流和溝通的工具，縮短了甘博和鏡頭前百姓之間的距離。科倫夫人曾回憶說，她後來陪同父親訪問印度時，發現父親很快就能和當地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一下飛機就帶著相機到街市上閒逛……即便語言不通，他也能打聽出小販賣的是什麼，能賣多少錢，能賺多少錢……隨後，他便為他們拍照。」
很少有攝影師能像甘博那樣，把人道主義的情懷融合於攝影作品之中。甘博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始於他在高中和大學時代的社會服務活動和社會經濟調查。
1919年甘博在北京寫道：
我覺得在校學生，尤其是大學生，應該找機會接觸一下他周圍人們的生活。我在大學期間接觸到社區問題、勞教團體和社會救濟，對此我非常慶幸。如果學生在校期間接觸不到任何社會問題，畢業後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他們一旦走出校門，踏入商業社會，往往沒有機會、也沒有興趣再去考慮社會問題。於是，他們對「非我族類」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一無所知，而少了這種認知，他們就不會有興趣去關心周圍人民的生活。
《通縣鞋匠》則是一幅充滿人情味的作品。微笑的鞋匠看上去60多歲，他直視著相機，手上拿著針線在納鞋底。鞋匠臉上歷經風霜的皺紋，和他那雙結實的雙手、破得不能再破的衣衫，以及簡單的補鞋工具，呈現出的不僅是一個通縣的普通鞋匠，而是勤勞貧困的中國人民的縮影。即便面對窮苦和艱辛，那微笑的臉龐閃爍著中國人民的友好、勤勞和誠實。它讓人想起美國詩人朗費羅《鄉村鐵匠》（The Village Blacksmith, by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詩句：「他可以問心無愧地面對整個世界，因為他不欠任何人。」
還有一幅照片描寫的是在妙峰山行乞的老婦。史景遷教授寫道：「●從她那宛如水手海圖一樣充滿皺紋的臉上，你可以讀到整個中國歷史。」●《粥廠嬉笑的男孩》展現的是北京冬天慈善機構設立粥棚，為無家可歸的窮人施粥的景象。兩個身穿破棉衣的男孩，在一所小學臨時開設的粥棚排隊等待一碗熱粥。男孩的笑容發自內心，友好、自然、機靈、開心，沒有半點困苦的表情。如果有上學的機會，他們也會像背後牆上成績單裡的學生一樣，名列前茅。
◎世世代代、生命輪迴中最重要的小事
甘博對中國人民的宗教和風俗非常感興趣，主要是因為甘博自身的宗教信仰以及普林斯頓和基督教青年會的關係，同時也因為他對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關切。他用筆和相機同時記錄下中國人民的宗教和民俗，不論是儒教、道教、佛教、喇嘛教、伊斯蘭教，還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甘博盡可能詳細地記錄那些今日已經消失的宗教儀式，如孔廟煩瑣的禮儀、雍和宮的打鬼舞、佛教和道教的名山朝聖。甘博從不會向中國人民宣教，他的長女科倫夫人說，●甘博的興趣在於了解和研究中國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去改變他們的信仰●。
甘博用他的照相機和16釐米攝影機記錄舊時一年一度北京西北40多公里的妙峰山進香的盛況。妙峰山每年吸引5～40萬名從北京、天津以及保定、張家口趕來的香客。但自1930年代初甘博離開中國後，這一朝奉盛會便漸漸衰落了。甘博至少三次登上妙峰山，拍攝民眾向「天仙聖母碧霞元君」進香祈禱的傳統儀式，傳說這位女神是東嶽泰山之神的女兒。
身為人文和社會學者，甘博細心拍攝了中國人民世世代代、生命輪迴中最在意的「紅白喜事」：婚禮和葬禮。甘博在他關於中國城鎮和鄉村生活的著作中不惜筆墨地描述了婚禮和葬禮儀式，也從不吝惜底片去拍攝這些喜慶場面。《婚禮收取紅包》描述主人的親戚接受並記下客人贈送的結婚賀禮的場景。甘博在他的著作中寫道，禮品通常是現金，以便幫助主人減輕籌辦喜事的沉重負擔。一場婚禮要準備新衣、被褥、床、家具、花轎、吹鼓手、喜宴等，普通人家都會因此而負債。
甘博在他的《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中寫道：
煩瑣複雜的中國葬禮讓人大開眼界，靈柩後面跟著兩行由男子和男孩組成的長長隊伍，他們拿著手工做的花圈、紙和布做的幡旗、繡花的絲傘、畫符、紙紮的傭人、獅子、鹿、鶴、樹枝紮成的房子和死者的畫像。葬禮儀式通常會有轎子或老式的北平馬車，同時配有紙紮的人力車、馬車或汽車。樂隊是葬禮的一部分，常常是舊式的吹鼓手和現代樂隊同時演奏。在大型的葬禮中常能見到道士或喇嘛。男性直系親屬穿著白色孝服走在棺材前面，丈夫走在過世配偶棺木的前方，長子則是主要的戴孝者，負責打幡。死者的朋友也往往會參加送葬，每人皆佩戴白花。
在甘博的照片檔案中都有詳盡、生動的描寫。甘博還拍攝了徐世昌總統九弟的葬禮儀式，對每個細節都做了記錄。葬禮中使用了大量紙紮的花、馬、錢、僕人、房子、家具、人力車、轎子、汽車等，以便焚燒後供死者在陰間享用。抬葬禮轎車是一幅引人注目的畫面，四個人肩扛一輛紙糊的、和真車大小相仿的福特A型車，車內還坐著一個紙紮的司機。
◎走遍世界角落，累積人生最珍貴的遺產
雖為業餘攝影師，甘博在攝影藝術上的成就可和任何專業攝影師相比。1989年甘博攝影展在美國開幕時，紐約《新聞日報》評論員亞美‧瓦樂赫（Amei Wallach）寫道：「當甘博為這些真實故事感動忘我的時候，他的作品就像攝影魔術大師亨利‧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一樣出色。」、「一位婦人懷裡抱著穿老虎服的嬰兒的照片實在令人著迷，嬰兒占據了畫面的中心，而婦人的半身則被巧妙地切掉。」
另一張和布列松作品一樣吸引人的照片是《閱兵慶典上坐在香爐上的貴婦》。照片拍攝於1918年11月28日的紫禁城，中華民國政府為慶祝停戰日而在昔日的皇城中舉行總統閱兵典禮。照片上的貴夫人身著絲綢，顯然是為了休息一下站累的小腳，而坐在大銅香爐臺上小歇。她嘴上叼著一根長煙嘴，兩眼從半架在鼻梁上的無框眼鏡上方，觀看著慶典儀式。站在她旁邊的女僕和她形成鮮明的對比：女僕身著布衣，為主人拿著暖手的炭爐。●觀眾不可避免地立即被甘博高明的構圖所吸引：融合新老、窮富、純樸和世故、平民和權貴於一體●
●西德尼‧甘博攝影鏡頭下的中國
西德尼‧甘博（1890～1968）是一位社會經濟學家、人道主義者和攝影家，終生致力於中國城鎮和鄉村社會經濟問題的調查和研究。
1908～1932年，甘博先生前後四次訪華。第一次在1908年清朝晚期，他剛剛高中畢業。1917～1932年間，甘博三次旅居中國，自費擔任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和中國平民教育運動的研究幹部，負責城鎮和鄉村調查。在甘博的任期內，他用他的攝影機建立了一個有關中國的影像檔案，總共包含5,000幅黑白照片和彩色幻燈片，以及30盤16釐米電影膠捲。這些影像資料捕捉了處在重大歷史變革時代的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帝王統治即將崩潰，又面對內戰的混亂，五四運動和共產主義革命正在興起。身為普林斯頓大學北京中心的義務成員，甘博籌畫了對中國北方城鎮和鄉村的社會經濟調查，並協助在北京進行社會服務工作，成為西方在中國引進社會學教育和推動社會學工作的先驅。
◎四次旅居中國深入偏遠鄉鎮
1908年，甘博隨父母和弟弟第一次來中國。他的父親大衛‧B‧甘博（David B.Gamble） 剛剛從家族企業寶僑公司（Procter & Gamble Co.） 辭去了祕書和司庫的職務。老甘博因為健康原因決定提前退休，並舉家從辛辛那提遷往西海岸，在加州帕薩迪納市建造一棟新房，同時老甘博夫婦應日本、朝鮮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邀請，帶著兩個小兒子到遠東進行了一次長途旅行。
彷彿命中註定，甘博隨父母在中國的第一次旅行，使他和中國結下了畢生不解之緣。●他對東方文化深深著迷，為其貧窮而震驚，對其勤勞好客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甘博自己的話說，他第一次訪華就像是被一隻東方昆蟲，叮咬了一口。
你們還記得掛在布萊爾宿舍22號窗前的朝鮮風鈴嗎？這個風鈴是我被一隻東方昆蟲叮咬的象徵——你很難從這種叮咬中康復。它後來把我帶回到中國，帶回到北京普林斯頓，促使我對第一個東方城市完成首次的社會調查，並發表了《北京的社會調查》一書。
邀請甘博一家訪華的主人羅伯特‧F‧費佩德（Robert F. Fitch）是杭州的一位傳教士，同時也是業餘攝影愛好者。費佩德介紹甘博認識了一位原本在四川省會成都公立大學任教的奈特（Knight）教授。奈特讓甘博和費佩德翻看了他在四川地區拍攝的部分照片。「奈特不過是個業餘攝影愛者，」費佩德回憶道，「他的作品遠談不上完美，但他迷人的照片集顯示出中國對攝影師和探險家而言是個天堂。」費佩德承諾，如果甘博有朝一日回到中國，他一定會帶他到更偏遠的內陸地區進行攝影之旅。
在普林斯頓讀完大學本科並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社會經濟學碩士學位之後，甘博再次回到中國。
1917年6月至9月，甘博同費佩德和另一位杭州的基督教牧師約翰‧H‧亞瑟（John H. Arthur）一起，從上海出發沿揚子江而上，長途跋涉，深入到四川省西北部羌族和藏族居住的偏遠山區，總行程超過6,500公里。這個「美國三人馬戲團」在4個月的時間裡，拍攝了1,000餘幅關於中國人民的生活、工作、文化和風俗的照片。
攝影之旅一結束，甘博就加入普林斯頓大學中國中心。1917～1919年、1924～1927年以及1931～1932年，甘博志願擔任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和中國平民教育運動的社會調查幹部，並就職於燕京大學基金會。他對中國城鄉做了廣泛的社會經濟調查，結果發表在5部主要著作中：《北京的社會調查》（1921）、《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1933）、《定縣──華北農村社區》（1954）、《1933年之前華北鄉村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1963）和《定縣秧歌選》（Chinese Village Plays, 1970）。
甘博旅居中國期間，從未停止按下那臺Graflex牌照相機的快門。到1932年回國時，他積累了一整套價值很高的影像檔案，包括5,000幅黑白照片、幾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燈片和30捲16釐米的電影膠捲，記錄了涵蓋中國北部、中部、東部、西南和南部地區的城鄉社會生活。
◎被遺忘在壁櫥裡鞋盒子的影像
然而直到1984年，甘博這批豐富的照片，包括原始底片、幻燈片和電影膠捲都被存放在紐約家裡的閣樓上，沒有人注意和照料。甘博於1932年最後一次訪華，之後隨著日本侵華、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朝鮮戰爭和「冷戰」對抗，使他有生之年再沒有機會訪問中國。甘博的照片檔案，正如他的長女、在中國出生的凱薩琳‧科倫夫人所說，是「偶然，或者不可思議的巧合」，在甘博1968年逝世15年後才重見天日。
1984年在普林斯頓亞洲協會的一次會議上，科倫夫人驚訝地發現「投映在牆上的那些關於中國風土人情的幻燈片是父親拍攝的，這些幻燈片美麗且帶有奇異的色彩。」科倫夫人是普林斯頓亞洲協會的董事，新上任的協會主任傑森‧P‧艾斯特（Jason P. Eyster），對普林斯頓亞洲協會的歷史和甘博在其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感興趣。為了發現更多關於甘博的資料，艾斯特拜見了甘博的遺孀伊莉莎白‧甘博（Elizabeth）。甘博夫人將艾斯特領到家中三樓的一個壁櫥前，壁櫥裡有幾個檀木盒子，裡面存放著幾百張人工著色的玻璃幻燈片。另外還有幾個鞋盒子裡裝滿了近6,000張黑白照片的底片。這些保存完好的底片和彩色幻燈片，以及後來發現的30捲電影膠捲，是西德尼‧甘博在1917～1932年三次旅居中國期間拍攝的，其中一小部分是他隨訪日本、朝鮮和蘇聯的照片。甘博是一絲不苟的學者，不僅為底片和幻燈片編號，更標明了每張照片的地點、時間和內容。與他發表的著作一樣，●甘博這些未經發表的照片，也是研究中華民國早期社會、經濟和歷史的珍貴資源庫●。正如耶魯大學著名漢學家史景遷教授所述：
甘博從三個不同面向研究中國，同時又能將這三方面融合為一體：第一，他堅信基督教會有助於中國擺脫貧困和落後；第二，他在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研究方面受過專業訓練，因此能夠積累調查資料為社會改革做準備；第三，他熱愛攝影，照相機的鏡頭成為他關注時代危機的另一隻眼睛。
1984年甘博的照片重見天日後，甘博的長女和其他家人於1988年向讀者推出了《1917～1932年西德尼‧甘博拍攝的中國及其人民》（Sidney D. Gamble's China, 1917-1932: Photographs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攝影集。之後，甘博中國學研究基金會、紐約華美協進社和華盛頓史密森學院巡迴展覽部，共同主辦了《兩次革命中的中國：西德尼‧甘博1917～1927年攝影展》，該展覽在1989～1993年之間在北美的19個城市巡迴展出。
◎見證從帝制到民主的歷史巨變
甘博的照片風格融合紀實、素描、民俗、社會學和藝術於一體。他的相機記錄了旅居中國期間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其中最具意義的是1918年華北和天津的大洪水、紫禁城的停戰和平慶典、1919年五四運動、1925年孫中山的葬禮、1925年五卅慘案和1930年代的平民教育運動。
甘博的照片風格和20世紀寫實攝影大師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相似，甘博記錄了1919年五四運動前六個月在北京發生的主要事件：天安門前的學生示威、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生在北京街頭演講、員警逮捕學生，並將他們關押在臨時監獄，以及全城動員的示威遊行。
甘博也詳細記錄了1925年3月20日在北京舉辦的孫中山葬禮。甘博對中國的喪葬禮儀很感興趣，但他同時意識到孫中山「是民國早期一位著名而又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他毫無疑問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孫中山的葬禮對甘博來說是意義深遠且難得的攝影題材，因此他記錄了從北京協和醫院開始，到在中央公園結束的整個儀式。中央公園也從此改名為中山公園。
甘博用照片為他的每一本社會經濟學著作配圖。這些高品質的照片呈現出中國城鎮和鄉村生活的影像，令人印象深刻，與他細膩的文筆相輔相成。甘博的兩本關於北京的書中，收錄了市井小民的寫照，諸如通縣鞋匠、滿族貴夫人、騾轎、「結實無比」的北京大車、駱駝商隊、送水的獨輪車、乞丐、人力車車棚、舊式和新式監獄、勞苦大眾的住房和富裕人家的庭院、神龕和門神、婚禮和葬禮等。他在關於中國北方鄉村生活的兩本著作中則選用了鄉村祠堂、農家院落、打場脫粒、手工紡線、守青、鄉村集市、鄉村鐵匠、製磚和紡紗等照片。攝影記者如雅各‧里斯（Jacob Riis）常常替自己的文章搭配照片，但甘博拍照的目的不單純是為了他的學術著作配插圖而已。攝影和社會調查是兩種不同的創作形式，一種是影像藝術，另一種是紀實文學。甘博有條不紊地將這兩種不同的形式結合起來，以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用寫實的手法深入理解人類的生活和苦難。●
◎攝影的焦點、永恆的主題：人
甘博有興趣的攝影主題並非只有異國的風景和建築。他的收藏中有很多此類的照片，不少可以與早期湯姆生、曼尼、威爾遜和柏希曼等西方攝影師的作品相媲美。如《飛沙寶塔》，以四川西北部山區一座破敗的高塔為主題，畫面雄偉而神祕，富有詩意的塔名和久經風霜的外觀，給人一種深沉的視覺感受。《萬縣橋》則像是一幅漂亮的水彩畫，令人回味。甘博的攝影鏡頭也並未忽略那些古老的宮殿和廟宇，如紫禁城、頤和園、天壇、十三陵、承德的避暑山莊以及文華殿、雍和宮、孔廟、靈隱寺、泰山寺廟等。
然而，甘博的相機鏡頭首先聚焦的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的對象：人和社會。這和他在高等院校所受的專業培訓完全一致。在甘博5,000多幅照片和500多張手工上色的幻燈片中，絕大多數的主題是人。其中包含各式各樣的人物：嬰兒、幼稚園的孩子、學校的學生、童工、學徒、農夫、苦力、算命先生、教師、商人、官員、長者等。他的目的是記錄中國人民如何生活、工作、組織、學習、娛樂、祈禱和面對困苦和磨難。如果將甘博的照片進行題材分類，最引人注目的是：城鎮和鄉村的工業和手工業、農副業生產、廟會市場、宗教、民族和民俗、婚禮和葬禮，以及所有反映人類生活的寫真。
●甘博用相機捕捉了既在變化之中又永恆綿長的中國●。5,000多年來，中國人民辛勤地工作，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甘博雖然不是第一個發現這一事實的人，卻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同時用筆和相機，將這個文明古國的漫長歷史中的一瞬間，成功地凝結下來。儘管19世紀末期出現了輪船和鐵路，20世紀初又出現了電車，但中國依然是一個靠雙肩、雙手和雙腳生存的國家。工人、工匠、農民和家庭主婦以手工勞動為他們的衣食住行增添每一件必需品。甘博的攝影主題幾乎涵蓋了中國城鎮和鄉村的所有手工業：紡紗線、織布匹、織絲綢、織地毯；製剪刀、做火爐、編籃子、造鐵鍋、造紙張、做家具、釘鞋子、編草鞋、拉鐵絲、編繩索、造鐵鏟、造大車和做棺木；彈棉花、磨糧食、染布、抽水、鋸木等。
在缺乏現代化運輸方式的年代，客運和貨運要靠成千上萬的人力車夫、獨輪車夫和轎夫等苦力的雙腳和雙肩。甘博在四川山區的攝影之旅就曾雇用15名苦力載運其一行三人和17件行李。其他像是人力運送木材、茶葉、煙草、鹽、草鞋、糧食、水等貨物的生動照片，在甘博的收藏中也比比皆是。
◎以人道主義情懷打破言語隔閡
甘博深知中國人民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悲慘和苦難。甘博的鏡頭不時地聚焦在乞丐、倒斃路旁的屍體、洪災後的難民、賑災粥棚旁等待施捨的人們。但是，甘博並不是以旁觀者的角度來記錄這些悲劇。他對一貧如洗的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心，這種人道主義的情懷使他的相機變成了他和異國人民交流和溝通的工具，縮短了甘博和鏡頭前百姓之間的距離。科倫夫人曾回憶說，她後來陪同父親訪問印度時，發現父親很快就能和當地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一下飛機就帶著相機到街市上閒逛……即便語言不通，他也能打聽出小販賣的是什麼，能賣多少錢，能賺多少錢……隨後，他便為他們拍照。」
很少有攝影師能像甘博那樣，把人道主義的情懷融合於攝影作品之中。甘博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始於他在高中和大學時代的社會服務活動和社會經濟調查。
1919年甘博在北京寫道：
我覺得在校學生，尤其是大學生，應該找機會接觸一下他周圍人們的生活。我在大學期間接觸到社區問題、勞教團體和社會救濟，對此我非常慶幸。如果學生在校期間接觸不到任何社會問題，畢業後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他們一旦走出校門，踏入商業社會，往往沒有機會、也沒有興趣再去考慮社會問題。於是，他們對「非我族類」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一無所知，而少了這種認知，他們就不會有興趣去關心周圍人民的生活。
《通縣鞋匠》則是一幅充滿人情味的作品。微笑的鞋匠看上去60多歲，他直視著相機，手上拿著針線在納鞋底。鞋匠臉上歷經風霜的皺紋，和他那雙結實的雙手、破得不能再破的衣衫，以及簡單的補鞋工具，呈現出的不僅是一個通縣的普通鞋匠，而是勤勞貧困的中國人民的縮影。即便面對窮苦和艱辛，那微笑的臉龐閃爍著中國人民的友好、勤勞和誠實。它讓人想起美國詩人朗費羅《鄉村鐵匠》（The Village Blacksmith, by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詩句：「他可以問心無愧地面對整個世界，因為他不欠任何人。」
還有一幅照片描寫的是在妙峰山行乞的老婦。史景遷教授寫道：「●從她那宛如水手海圖一樣充滿皺紋的臉上，你可以讀到整個中國歷史。」●《粥廠嬉笑的男孩》展現的是北京冬天慈善機構設立粥棚，為無家可歸的窮人施粥的景象。兩個身穿破棉衣的男孩，在一所小學臨時開設的粥棚排隊等待一碗熱粥。男孩的笑容發自內心，友好、自然、機靈、開心，沒有半點困苦的表情。如果有上學的機會，他們也會像背後牆上成績單裡的學生一樣，名列前茅。
◎世世代代、生命輪迴中最重要的小事
甘博對中國人民的宗教和風俗非常感興趣，主要是因為甘博自身的宗教信仰以及普林斯頓和基督教青年會的關係，同時也因為他對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關切。他用筆和相機同時記錄下中國人民的宗教和民俗，不論是儒教、道教、佛教、喇嘛教、伊斯蘭教，還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甘博盡可能詳細地記錄那些今日已經消失的宗教儀式，如孔廟煩瑣的禮儀、雍和宮的打鬼舞、佛教和道教的名山朝聖。甘博從不會向中國人民宣教，他的長女科倫夫人說，●甘博的興趣在於了解和研究中國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去改變他們的信仰●。
甘博用他的照相機和16釐米攝影機記錄舊時一年一度北京西北40多公里的妙峰山進香的盛況。妙峰山每年吸引5～40萬名從北京、天津以及保定、張家口趕來的香客。但自1930年代初甘博離開中國後，這一朝奉盛會便漸漸衰落了。甘博至少三次登上妙峰山，拍攝民眾向「天仙聖母碧霞元君」進香祈禱的傳統儀式，傳說這位女神是東嶽泰山之神的女兒。
身為人文和社會學者，甘博細心拍攝了中國人民世世代代、生命輪迴中最在意的「紅白喜事」：婚禮和葬禮。甘博在他關於中國城鎮和鄉村生活的著作中不惜筆墨地描述了婚禮和葬禮儀式，也從不吝惜底片去拍攝這些喜慶場面。《婚禮收取紅包》描述主人的親戚接受並記下客人贈送的結婚賀禮的場景。甘博在他的著作中寫道，禮品通常是現金，以便幫助主人減輕籌辦喜事的沉重負擔。一場婚禮要準備新衣、被褥、床、家具、花轎、吹鼓手、喜宴等，普通人家都會因此而負債。
甘博在他的《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中寫道：
煩瑣複雜的中國葬禮讓人大開眼界，靈柩後面跟著兩行由男子和男孩組成的長長隊伍，他們拿著手工做的花圈、紙和布做的幡旗、繡花的絲傘、畫符、紙紮的傭人、獅子、鹿、鶴、樹枝紮成的房子和死者的畫像。葬禮儀式通常會有轎子或老式的北平馬車，同時配有紙紮的人力車、馬車或汽車。樂隊是葬禮的一部分，常常是舊式的吹鼓手和現代樂隊同時演奏。在大型的葬禮中常能見到道士或喇嘛。男性直系親屬穿著白色孝服走在棺材前面，丈夫走在過世配偶棺木的前方，長子則是主要的戴孝者，負責打幡。死者的朋友也往往會參加送葬，每人皆佩戴白花。
在甘博的照片檔案中都有詳盡、生動的描寫。甘博還拍攝了徐世昌總統九弟的葬禮儀式，對每個細節都做了記錄。葬禮中使用了大量紙紮的花、馬、錢、僕人、房子、家具、人力車、轎子、汽車等，以便焚燒後供死者在陰間享用。抬葬禮轎車是一幅引人注目的畫面，四個人肩扛一輛紙糊的、和真車大小相仿的福特A型車，車內還坐著一個紙紮的司機。
◎走遍世界角落，累積人生最珍貴的遺產
雖為業餘攝影師，甘博在攝影藝術上的成就可和任何專業攝影師相比。1989年甘博攝影展在美國開幕時，紐約《新聞日報》評論員亞美‧瓦樂赫（Amei Wallach）寫道：「當甘博為這些真實故事感動忘我的時候，他的作品就像攝影魔術大師亨利‧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一樣出色。」、「一位婦人懷裡抱著穿老虎服的嬰兒的照片實在令人著迷，嬰兒占據了畫面的中心，而婦人的半身則被巧妙地切掉。」
另一張和布列松作品一樣吸引人的照片是《閱兵慶典上坐在香爐上的貴婦》。照片拍攝於1918年11月28日的紫禁城，中華民國政府為慶祝停戰日而在昔日的皇城中舉行總統閱兵典禮。照片上的貴夫人身著絲綢，顯然是為了休息一下站累的小腳，而坐在大銅香爐臺上小歇。她嘴上叼著一根長煙嘴，兩眼從半架在鼻梁上的無框眼鏡上方，觀看著慶典儀式。站在她旁邊的女僕和她形成鮮明的對比：女僕身著布衣，為主人拿著暖手的炭爐。●觀眾不可避免地立即被甘博高明的構圖所吸引：融合新老、窮富、純樸和世故、平民和權貴於一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