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推：女性就業的歷史條件
1. 舉手之勞：車掌
2. 請多指教：老師
3. 請問幾番：電話接線生
4. 一臂之力：產婆
5. 護士
6. 藝旦與女給
7. 銀行會社職員
8. 女工
9. 商店售貨員
半就：職業婦女的影響與延續
1.半推：女性就業的歷史條件
噢，那真是有點久遠的年代了，如果你想起她們，會不自覺地聯想到「勿忘影中人」的那種復古氛圍，那種雙頰緋紅，側著身，淺淺微笑的氣質美人，一點也不過分。
不過，她們不完全是有氣質地淺笑的，她們走出家庭，走入社會，全身上下都散發著一種陽光不陰鬱、外向不三八、溫柔卻堅毅的青春氣息。
但是如果你這樣形容她們，她們一定會帶著不解的眼神，就像在說：「是我嗎？」不過，當你了解了那個年代中教育、產業、文化、社會風氣等歷史背景後，就會了解為什麼是她們，就會說：
「怎麼可能不是妳？」
欣欣向榮：都市化下的產業分家
如果有工作的女人就可以稱為「職業婦女」，那麼大概再怎麼古遠的年代也有她們的身影，畢竟古今中外，哪個時代的女人是不用勞動的？在家幫忙農務是義務，沒收入； 生養孩子也是義務；沒收入；操持所有家務，更是義務，沒收入。所謂「職業」，應該是要有獨立的收入的，顯然職業婦女不能只是能勞動，還要能有獨立的收入。
十八世紀對英國來說，真是一個令英國人挺起胸膛的光榮歲月。十八世紀中葉，英國進入工業革命時期，器械的進步使大量且迅速的生產成為可能，加上越來越便捷的交通網絡，那裡成為最有「錢」景的希望之都，大量的人口投入就業市場，連帶促成女性也投入其中，一批批的職業婦女透過認真工作，期待著明天一早醒來，世界就不一樣了。
在日本就晚一些了，「職業婦人」這個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誕生的，女子教育雖然仍處於幼稚階段，但怎麼說也較過去來得發達不少，多少啟發了知識，增加了能力，提升了內涵。也有人說，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因為產業發達造成人口快速增加，家庭經濟的壓力，也是驅使女性走上求職之路的原因之一。
東洋和西洋，都是因為產業的發達，以及教育的普及，促成令人耳目一新的職業婦女。東西分明明千里遠隔，但有時歷史與文化發展的類似歷程，卻又把東洋與西洋拉得好近好近。
臺灣，又和西方與日本有點一樣，有點不一樣。一樣的地方在於產業和教育，依然是讓臺灣職業婦女們亮麗登場的時代驅力，而不同的是，身為殖民地，且與殖民母國分屬不同民族的臺灣，有著特殊的文化及語言問題。
大家都知道，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逐漸發展為帝國主義的背景，並不像西方列強一樣是基於消化本國人口膨脹的壓力與擴大市場需求的動機，而是為了自保於西方列強的辣手，才把自己膨脹，好進入列強的秩序之中。在這樣不成熟的經濟體質下，十九世紀末日本將臺灣拿到手雖然贏了面子，擺在眼前的卻是一個陌生且沉重的裡子。因此，在將臺灣變成賺大錢的金雞母之前，日本決定透過諸多調查來好好瞭解臺灣，再投資大量的金錢來打造基礎建設，而這些支出一開始都得依靠本國的財政撥付，更何況這時候臺灣內部還有各地的抗日烽火燒卻政府的軍事支出。不僅如此，日本本國也得面對一九○五年日俄戰爭帶來的龐大軍費壓力。臺灣，一開始對日本來說，實在是個不可承受之重。
不過，在臺灣一邊調查、一邊鎮壓的總督府，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了多項的基礎建設，像是金融環境。一九○○年巴黎的艾菲爾鐵塔落成，引人注目，不過早在巴黎鐵塔落成前的一八九九年，臺灣銀行在臺成立，吸引臺灣人的目光，貨幣、度量衡等金融環境的整備，不僅促使臺灣的財政度過風雨飄搖的時期，在一九一○年代中期真正獨立，為日後臺灣的產業發展，構築出一個基本的環境。
又像是交通建設。歷史的推移或潛移默化，有些成分的發酵是很安靜的，表面上看來就只是多了一樣不起眼的元素，卻對社會變遷產生大大的影響，沒有什麼比交通建設更能傳神地表達這樣的影響。一九○八年臺灣西部幹線通車，基隆、高雄港也都陸續被打造為機能完整的港灣，再加上那些火車與道路的相輔相成，臺灣的交通網越來越完整而綿密。
交通建設不是靠年代和里程數據，它的影響，光從年代與數據看不出重要性，讓我們加入臺灣特殊的地理環境來看。
陡峻的山脈與東西向的河流走向，將臺灣切割為以東西橫向活動的地理空間，河川的南北阻隔，以及各地之間交通建設未熟，使得過去商品的銷售範圍有限。有了連結南北的交通建設來配合之後，物資的流通範圍擴大了，原料與商品都更具競爭力，產業也就活絡了起來。市場打開了，需求擴大了，產業的細緻化也就越來越明顯了。一九○五年臺灣實施戶口調查時，登記的職業還只有七大類一百八十二種，一九三○年的國勢調查已經將臺灣職業分成十大類三百七十六種。舉例來說，一九三○年所實施的國勢調查中，「店員」、「車掌」、「電話交換手」等，都是一九二○年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中所沒有的職業類目，至少它們的從業人數還沒有多到到足以獨立出來的醒目程度。
只是，交通的發達同樣影響了人口分布。「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人塊講繁華都市臺北對叨去」，因為「雖然無人替阮安排將來代誌，阮想要來趕都市做著女工度日子，也通來安慰自已心內的欷微。」孤女的願望，是孤身到繁華的臺北當女工營生，因為都市裡有夢。一九○七年，居住在人口達一萬人以上的「市街」者約四十五萬人，村落的人口超過二百六十五萬人，兩者之間是將近一比六的懸殊比例；但是經過十多年，一九二○年的市街人口已經攀升到接近百萬人，村落人口卻只比十三年前些微增加到二百六十六萬人，兩者之間的比例已經大幅拉近到不到一比三。
都市人口變多，不是因為大家往都市集中，而是市街的數量急速增加了。到處都有的市街雖然腹地有限，集結起來卻醞釀出龐大的消費市場，拉大了城鄉之間職業屬性上的差距。一九○五年，臺北、臺中、臺南三個都會地的就業人口超過四成從事商業及交通業，其他地區從事這類產業的人數還不到當地就業總人口的一成。相反地，鄉村地區從事農牧林礦等一級產業者將近就業人口的八成，但都市的一級產業從業者僅百分之二。而一九三七年的調查記載，城市中的服務業包含鐵公路、人力車、郵遞電信等交通業，洗衣成衣、照相、旅館、食堂酒家、理髮業、電影戲院、遊藝場等生活服務業，律師、宗教、衣物等自由業，洗衣工、裁縫工、清掃雜役等家事服務業，以及軍公教人員，鄉村的產業則依舊是以農業為絕大多數。
還有，來自西方世界的發明也源源不絕地來到臺灣。電話、汽車、打字機等現代化設備的發明與改良，以及西式醫療、教育等社會環境的改變，適時地提供了女性就業的好環境，如果不是躬逢這個技術發明的大時代，職業婦女的就業選擇也不會這麼精采。
現在，你懂了職業婦女的大量出現與多元化，為什麼要等到日治時期的原因了，但這還不是全部，還有一個不能不談的動力：教育。
不吝指教：教育的養成
工業革命雖然帶給西方世界的女性工作機會，但是如果不識字，就只能選擇不需智識的勞動工作，停留在社會底層，所以，西方職業婦女的歷史，是從社會底層往上讀的，教育，是讓女性從底層向上爬的階梯。
在清治時期臺灣行之有年的舊慣中，女性幾乎可說是男性的附屬品，婚前附屬於父母親，婚後則屬於丈夫一家，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那是存在於男性之間的定則，除了少數富家千金在家長支持下學習琴棋書畫之外，多數的女性哪有辦法受教育？而且此時女子教育的重心仍然放在婦德的養成，千金們學習的目的並不在於擁有更好的技能與更高的社會地位，而是為了將來談論婚配時有上得了廳堂的條件。除了千金小姐之外，基督教徒也得以受西式教育，不過，這些畢竟都是很少數的人能夠接觸的管道。
多數的女性「不受教」，不是拒絕受教，而是沒有教育的環境和觀念。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教育設施的大規模整備，還是要等到日治時期以後。以臺灣人主要就讀的公學校來說，一九一○年全臺灣共有二百一十四所公學校，共有三萬八千餘名學生，女學童有將近三千五百名。主授習字、背誦等傳統教育的書房也有六百零三所，學生也有一萬四千餘名。到了一九三五年，公學校數量已經增加到七百八十一所，該年度就學學童高達三十六萬五千餘人，這還不含這麼多年來已經畢業的人數。如果再了解臺灣社會教育的廣泛面向，就知道社會上還有很多學習日語的潛藏人口。
學童人數之所以成長，當然政府也或軟或硬地從中用了不少力，但是民眾也逐漸感受到教育所帶來的改變，有了學歷，社會階層就有了向上提升的可能，大家漸漸地接受了西式教育，期盼教育讓明天會更好。公學校的基礎教育，某種程度讓臺灣人擁有臺語和日語的「雙語」能力，雖然從公學校畢業也沒辦法達到說聽讀寫樣樣強的程度，但對於不需要特定專業的職業來說，擁有基礎的日語能力就大大提高了臺灣人就業的籌碼。數字會說話，但未必是真話，一定有人會說，隨著統治日久而逐年攀高的就學率與識字率是官方為了美化統治結果而膨脹數字的結果，我們不能否認它可能灌水，但我們要說的是，教育確實擴大了具有足以就業的基礎學歷的人口，就職業婦女而言，多數的職業在女性求職時要求至少小公學校畢業的學歷，可以說，學歷就是履歷。
至於基礎教育以上，從中等教育偏重職業學校而高等教育機關卻少得可憐就知道，當局採取重視實業教育取代升學的教育方針，目的不在於培育升學人口，而是要養成殖民地產業所需要的廉價人力。但儘管如此，教育的兩面刃，也讓能夠受完基礎教育，進一步受職業教育的臺灣人學會如何握著這把利器，走自己的路。
產業的發展與細緻化編織出就業市場的人力需求網絡，而廣開基礎教育之途的結果之一，則是為臺灣提供了大量的就業人口，兩者一拍即合，就像為臺灣女性打造了通往歷史舞台的階梯，等待她們信步而上。
民間鼓勵與女性自主意識的提升
等等，在她們拾級而上之前，還得知道她們為何走得上去，還有，如何願意走上去。
日治時期以前，除了客家女性外，臺灣中上階層的富裕人家的千金有纏足的習慣，腳越小，人越美，因為那時代也不流行女人外出拋頭露面，要外出也會坐轎，不需要大量走路之下，腳綁起來，不方便活動也沒差。至於一般人不用綁腳，是為了要勞動，但是日治以前所謂的婦女勞動，多數只是幫手農務，或是到富家幫傭，並沒有固定的收入。
打造職業女性就業基礎的磚瓦，一部分來自於觀念的「解」和身體的「放」。 其實日治以前，基督教傳教師們已基於人道與衛生的理由，鼓勵纏足女子放足，日治時期以後，當局也曾多次呼籲婦女勿纏足，但是基督教士的影響力有限，日本當局也怕嚴禁纏足將引起民眾反感，阻礙統治，遂以鼓勵取代禁止。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黑白，日治時期的臺灣傳統知識份子也不是完全地行為守舊，思想迂腐。纏足的風氣之所以能夠日漸趨緩，最大功臣來自於民間人士的推行。不少士紳們到日本本國遊歷，看到女性就業的龐大能量後，回到臺灣透過輿論也鼓勵女性就業，認為新式知識與技能能夠為家庭帶來幫助。再加上各種產業的興起，對人力的需求恰好嫁接上識字人口的增加，職業女性就被這波浪潮一波波地推啊推的，推到時代的前頭。
一九一○年代，一群穿著漢衫的臺灣文人組織「天然足會」，鼓勵女性把腳放回天然的樣子。一九○五年，全臺灣的纏足女性高達百分之五十七，十年後的一九一五年，纏足人口已經降為百分之十八，年齡越低，纏足的比例越低，顯示時代演進下，民眾已經漸漸接受不纏足的好。同時，男性知識分子中也有不少人基於擴大生產力、產業發達下的人力吃緊等理由，鼓勵女性出來就業。另外，民間也有一些私人團體提供廉價或免費教育給女性，像是一九二三年成立於臺北的「慈惠夜學」，就設有婦女技藝講習科，教導婦女「國語」（日語），以及裁縫、家事、日本刺繡等技能。
只是，社會風氣在怎麼鼓勵女性走出家庭，也不是無限上綱，和性別有關係，職業婦女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但社會卻對女性「另眼相待」。臺灣的就業人口分析中，一九二○年臺灣人就業年齡多數集中在十六至二十歲，遠遠早於日本人的二十一至二十五歲，以及外國人的二十六到三十歲。即使從臺灣人內部來看，女性就業人口集中在十六至二十歲之間，也比臺灣男性的二十一至二十五歲來得早，這或許是因為漢人社會中多少仍然存在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以致於男性的就學年較女性為長的關係。
至於就業人數方面，一九二○年的國勢調查顯示，臺灣有將近一百十九萬人的男性就業，但職業婦女僅有四十五萬人，僅佔該年度就業人口的二成五，整體而言其實並不多，無論就識字人口、就業比例，不僅是「重男輕女」，也是「男重女輕」。
雖然社會對女性還是有些嚴苛，有點不公平，但無可否認的，是她們解開一雙小腳，卻打開了一個大大的世界。有一雙開放的好腳，方便她們走出家庭，走進社會，但那也要他們有同樣不受拘束的頭腦才行。十九世紀末期以來歐美興起女性爭取普選權等女權運動，一九二○年代以來，日本本土的護憲、普選運動高揚，世界上洋溢著一股自決與市民地位提升的開放風潮，加上交通、教育等基礎條件的配合，女性的生活圈擴大了，觀念也逐漸活潑起來。從爭取自由戀愛、自由就業等現象來看，雖然還是對某些價值觀十分堅持，例如在戀愛中對於貞操的保全，但這種「解放而不豪放」的現象，不能不說是女性的自主意識確實提升了。
儘管人數不多，但受教育的女性本身卻有很高的就業慾望。一九三八年的一次調查顯示，該年三月臺北第一高女將有二百一十一名女學生畢業，其中有七十六名打算就業，第二高女的一百六十一名畢業生中，有就業計畫的也高達七十七名，至於第三高女的一百四十一名學生，則有四十一名走出校門後即將踏入職場，臺北三所頂尖女校中，將來想要成為職業婦女的都有三成左右甚至是接近一半的比例。
甚至已經就業的女性也回頭鼓勵其他女性就業，而且是及早就業，一九三六年，某位服務於專賣局的女性說，如果遲早要就業，建議可以早些開始「運動」，找工作這檔事，有時候還是要「贏在起跑點上」的。光是有就業的意識還不夠，服務於市公車的某位職業婦女以過來人的經驗提醒身體健康不可少，在校期間就得重視運動來保持體能，因為她說「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健康者的」。
別有「她」法：近代法律的女性地位
當然，女性不是光靠解開纏足就解放了整個人生，近代法律的引進也來幫忙改善女性的地位與觀念。
日治以前的臺灣社會存在著兩套法律系統，一套來自於中國的帝國式法律，遇事告官，請地方官主持正義的那種。不過臺灣對清朝來說，真是個「天高皇帝遠的」邊陲小島，加上清朝「不在本籍做官」的特殊規定，遇事真的要上衙門，不僅得另外繳交費用，要等到地方官審案，也相當耗時費力，非常緩不濟事，於是自主的臺灣人凡事不求人，一切自己來，民間發展出另一套習慣法，有糾紛時，耆老村長幫忙做仲裁，從審判到執行，自成系統，也形塑了一套民間自有的價值觀。
在這樣的民間習慣法中，女性的地位與價值均低，沒保障，不只是因為傳統漢人社會對女性的不重視，也與長久以來移民社會中男性延續家族香火的功能特別被放大有關。女性幾乎可說是男性的附屬品，像是童養媳、蓄妾等貶低女性的舊慣風氣很盛。到了日治時期，總督府雖然沒有辦法根絕這些習俗，但是透透過引進近代法律，某種程度上賦予了女性自主意願的空間，比如說，儘管男性蓄妾不違法，但夫不可限制妾的離去，或是女性不再是被動地被決定婚姻關係，遇上不貞的丈夫，妻子也可以主動訴請離婚。
不過，是啊，法律這樣規定，社會中女性卻未必真正能享有法定的權利，像是法律明明規定女兒可以和兒子公平分家，結局卻往往是女兒頂多拿到嫁妝，站在現實面觀察就可以知道這一切有多「現實」。但是站在近代法律面前，女人也不是只有或只能忍氣吞聲而已。從日治時期的離婚訴訟來看，可見的資料顯示，每年由妻方提出的離婚訴訟皆超過離婚訴訟案件的半數，最高曾高達百分之百，最低也有一半之多。從以上數據就能知道，女性雖然處於弱勢，需靠法律介入來執行自己在婚姻關係中的自主意願，但只要她們願意，不乏有人試圖透過法律來伸張自己，某種意義上也算是開始有了自主意識，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物美價廉：雇用女性的原因
那麼，我們好奇，職業婦女們集中從事哪些工作呢？每種職業隨著發達的程度，就業人口也有消長，無法一概而論，但是受限於基礎多於菁英的金字塔般學歷人數，以及產業本身的市場大小所連帶需要的勞動人口，職業婦女們還是有一些集中的現象。以一九三○年的調查來說，一千位職業婦女中，將近一半是從事工業，其中絕大多數是女工；其次依序是商業、公務自由業、家事使用人等，基本上是農活與家事的延長，或是隨著產業興起而昂揚的服務業，以消耗體力、不須高學歷的工作居多，少數才從事教師、產婆、護士等較需專業技術的工作。
而且，時代的變化似乎讓女孩們的未來看起來可以平步青雲，一不小心就會忘記臺灣人不是日本人，日治時期的臺灣女孩，未必擁有和日本女孩一樣的條件和境遇。先不說求職時臺灣人與日本人女性之間是否存在差別待遇吧！光是拿日語能力來比較，臺灣人就顯得捉襟見肘，儘管有些工作未必都得會日語，像女工，有些工作，「消費者」在做出選擇的時候，日本人喜歡找日本人，臺灣人偏重臺灣人，民族或語言扮演決定性的關鍵，像產婆，但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對日語非母語的臺灣女人來說，顯得相對弱勢許多。誰說民族的差異，在政界走跳的男性才懂？日治時期的職業婦女們同樣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換句話說，這波推瀾著臺灣女性的浪潮，或許讓人產生「非『妳』莫屬」的錯覺，事實上，仔細觀察就能發現日治時期女性從事的職業集中在農業、紡織、待客服務業等業種，並不是全面性地就業，而且無論是總就業人口還是從事的業種多寡，男性依然是遙遙領先。另外，除了像是產婆這樣一開始就是女性擔任的職業，或是家庭手工業是絕大多數是無業婦女，在家事之餘加減做工，貼補家用外，很多職業一開始都是聘用男性，直到產生問題，或是「感覺女性可能更適合，試試看好了」，才「一試成主顧」的，像是電話接線生、護士、車掌，都是用了男性，感覺不適當之後才錄用女性。至於女醫師、女教師就更不用說了，她們在職場中都是綠葉中的少數那幾朵花，都是用盡全身的心力，才能在職場上與男性一較高下。
改錄用女性，不用說，很多是考量到女性的某些性別特質。醫學博士丸山芳登說，男女之間本來就有生理上的不同，若比推理、判斷或勞動，男性占有優勢，但若是需要記憶力或情感表現的工作，女性的表現就是男性所望塵莫及的。一般認為，女性在外型上聲音柔和、身形曼妙、長相甜美，性格上較男性細心、能忍耐，對於那些未必需要多艱難的技巧、男生也可以做的工作，在逐漸走向精緻化的「服務業」時，女性就有了表現的機會，像是電話接線生、女給、百貨公司或商店售貨員，就是相中女性笑顏滿點的外表與輕聲細語的聲音特色，而車掌聘用女性，則是著眼於女性的忍耐力，足以面對乘客的無理與任性。同時，我們也發現，多數女性的職業只要具備公學校畢業的學歷就可以應徵或報考，取學歷而代之的，是重視職業訓練或在職訓練，依照職業不同，有數週到數月的職業訓練，學歷高低未必與實際能力成正比，重視實務，是日治時期多數職業婦女的特色。
除了女性的內外特質外，錄用女性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就是同樣的工作內容，女性來做，薪資低於男性，女醫師等高度專業的職業不算，多數的職業都存在男女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一八七五年日本大藏省印刷局首度起用女工，是日本國內雇用女工的首例，原因正是因為女工低廉的工，而一九三八年臺灣的報紙《臺灣新聞》主筆小川節在論及女性就業的現象時說過，銀行、公司、官衙等單位之所以歡迎女性就業的原因，並不在於女性的效率高於男性，說穿了，也是因為女性的人事成本低於男性之故。其實在日治時期的五十年間，臺灣曾經經歷幾次的不景氣，以及三○年代後期，因為戰爭而社會上就職的男性減少的問題，如何節省經營成本，本來就是為商者的考量之一，如果聘用女性，雇主可以省下一定的人事開銷，何樂而不為。
另外，有些促成女性就業的動力來源很有時代背景的特色。一般來說，社會期待女孩們將來結婚後就專心在家相夫教子，現在婚前職業婦女的經歷，理所當然地成為將來培養持家能力的教室，婚姻生活的練習場。不過，一九三○年代後期，社會又漸漸改變了，期待已婚女性在兼顧家務之下，還能重披職業婦女的戰袍，重新走回職場。
這樣的轉變，並不是社會突然認可了女性的就業能力，或是社會替她們鋪陳了一個得天獨厚的就業環境，等待她們重出江湖，而是因為一九三○年代後期開始，日本逐漸進入戰爭狀態，男性先後被徵召赴沙場，留下來的職缺，就等待女性組成生力軍來填補生產力，因此，一九三○年代後期開始，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呼籲女子「銃後奉公」的言論多了，鼓勵她們在戰場後方也要為國戮力奉獻，他們說，「西方世界的女性都在為戰爭努力，我方的婦女也不能漏氣。」
人力被徵調走了，不只是職場的位置空了出來而已，家裡也少了男丁，沒有男人就沒有收入，女人們也只好開始工作，孩子們還小，戰爭打得是好是壞，日子總是要過下去。特別是越到戰爭後期，物資越顯缺乏，更是逼得妻子媽媽們得早日重回職場，辛苦的婦女們，意外在日治末期受到注意，重新使出當年就業的本事，卻是因為戰爭這樣的窘迫局面。
整體而言，社會提供女性就業機會，竟然是因為職業婦女「經濟實惠」，這真是一個令我們女人沮喪的原因。不過，當時的職業婦女似乎倒不以為意，也不認為男女之間的薪資不平等是件不合理的事情，爭取平等與權益的女性自覺離她們還很遠很遠。所謂「不平則鳴」，要大鳴大放之前須以感受不平為前提，但是她們沒有，只能說，她們總感覺和上一代的女性相比，自己已經很幸運，這一代的她們有了職業、收入，活得很有自信，她們燙髮、穿洋服、腳踏皮鞋，出外看電影、談戀愛、喝咖啡，收入可能不高，但是她們能靠自己的能力，擁有一份收入，她們在結婚前，擁有一段具有自主性的歲月，起跑點不同，她們不貪心，不跟男性比。
總而言之，職場不能只有男人，女人也十分「職」得一提，在一個似遠又近的年代裡，許許多多看似平凡不起眼的社會條件，共同映照出不平凡的女性身影。
1. 舉手之勞：車掌
2. 請多指教：老師
3. 請問幾番：電話接線生
4. 一臂之力：產婆
5. 護士
6. 藝旦與女給
7. 銀行會社職員
8. 女工
9. 商店售貨員
半就：職業婦女的影響與延續
1.半推：女性就業的歷史條件
噢，那真是有點久遠的年代了，如果你想起她們，會不自覺地聯想到「勿忘影中人」的那種復古氛圍，那種雙頰緋紅，側著身，淺淺微笑的氣質美人，一點也不過分。
不過，她們不完全是有氣質地淺笑的，她們走出家庭，走入社會，全身上下都散發著一種陽光不陰鬱、外向不三八、溫柔卻堅毅的青春氣息。
但是如果你這樣形容她們，她們一定會帶著不解的眼神，就像在說：「是我嗎？」不過，當你了解了那個年代中教育、產業、文化、社會風氣等歷史背景後，就會了解為什麼是她們，就會說：
「怎麼可能不是妳？」
欣欣向榮：都市化下的產業分家
如果有工作的女人就可以稱為「職業婦女」，那麼大概再怎麼古遠的年代也有她們的身影，畢竟古今中外，哪個時代的女人是不用勞動的？在家幫忙農務是義務，沒收入； 生養孩子也是義務；沒收入；操持所有家務，更是義務，沒收入。所謂「職業」，應該是要有獨立的收入的，顯然職業婦女不能只是能勞動，還要能有獨立的收入。
十八世紀對英國來說，真是一個令英國人挺起胸膛的光榮歲月。十八世紀中葉，英國進入工業革命時期，器械的進步使大量且迅速的生產成為可能，加上越來越便捷的交通網絡，那裡成為最有「錢」景的希望之都，大量的人口投入就業市場，連帶促成女性也投入其中，一批批的職業婦女透過認真工作，期待著明天一早醒來，世界就不一樣了。
在日本就晚一些了，「職業婦人」這個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誕生的，女子教育雖然仍處於幼稚階段，但怎麼說也較過去來得發達不少，多少啟發了知識，增加了能力，提升了內涵。也有人說，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因為產業發達造成人口快速增加，家庭經濟的壓力，也是驅使女性走上求職之路的原因之一。
東洋和西洋，都是因為產業的發達，以及教育的普及，促成令人耳目一新的職業婦女。東西分明明千里遠隔，但有時歷史與文化發展的類似歷程，卻又把東洋與西洋拉得好近好近。
臺灣，又和西方與日本有點一樣，有點不一樣。一樣的地方在於產業和教育，依然是讓臺灣職業婦女們亮麗登場的時代驅力，而不同的是，身為殖民地，且與殖民母國分屬不同民族的臺灣，有著特殊的文化及語言問題。
大家都知道，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逐漸發展為帝國主義的背景，並不像西方列強一樣是基於消化本國人口膨脹的壓力與擴大市場需求的動機，而是為了自保於西方列強的辣手，才把自己膨脹，好進入列強的秩序之中。在這樣不成熟的經濟體質下，十九世紀末日本將臺灣拿到手雖然贏了面子，擺在眼前的卻是一個陌生且沉重的裡子。因此，在將臺灣變成賺大錢的金雞母之前，日本決定透過諸多調查來好好瞭解臺灣，再投資大量的金錢來打造基礎建設，而這些支出一開始都得依靠本國的財政撥付，更何況這時候臺灣內部還有各地的抗日烽火燒卻政府的軍事支出。不僅如此，日本本國也得面對一九○五年日俄戰爭帶來的龐大軍費壓力。臺灣，一開始對日本來說，實在是個不可承受之重。
不過，在臺灣一邊調查、一邊鎮壓的總督府，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了多項的基礎建設，像是金融環境。一九○○年巴黎的艾菲爾鐵塔落成，引人注目，不過早在巴黎鐵塔落成前的一八九九年，臺灣銀行在臺成立，吸引臺灣人的目光，貨幣、度量衡等金融環境的整備，不僅促使臺灣的財政度過風雨飄搖的時期，在一九一○年代中期真正獨立，為日後臺灣的產業發展，構築出一個基本的環境。
又像是交通建設。歷史的推移或潛移默化，有些成分的發酵是很安靜的，表面上看來就只是多了一樣不起眼的元素，卻對社會變遷產生大大的影響，沒有什麼比交通建設更能傳神地表達這樣的影響。一九○八年臺灣西部幹線通車，基隆、高雄港也都陸續被打造為機能完整的港灣，再加上那些火車與道路的相輔相成，臺灣的交通網越來越完整而綿密。
交通建設不是靠年代和里程數據，它的影響，光從年代與數據看不出重要性，讓我們加入臺灣特殊的地理環境來看。
陡峻的山脈與東西向的河流走向，將臺灣切割為以東西橫向活動的地理空間，河川的南北阻隔，以及各地之間交通建設未熟，使得過去商品的銷售範圍有限。有了連結南北的交通建設來配合之後，物資的流通範圍擴大了，原料與商品都更具競爭力，產業也就活絡了起來。市場打開了，需求擴大了，產業的細緻化也就越來越明顯了。一九○五年臺灣實施戶口調查時，登記的職業還只有七大類一百八十二種，一九三○年的國勢調查已經將臺灣職業分成十大類三百七十六種。舉例來說，一九三○年所實施的國勢調查中，「店員」、「車掌」、「電話交換手」等，都是一九二○年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中所沒有的職業類目，至少它們的從業人數還沒有多到到足以獨立出來的醒目程度。
只是，交通的發達同樣影響了人口分布。「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人塊講繁華都市臺北對叨去」，因為「雖然無人替阮安排將來代誌，阮想要來趕都市做著女工度日子，也通來安慰自已心內的欷微。」孤女的願望，是孤身到繁華的臺北當女工營生，因為都市裡有夢。一九○七年，居住在人口達一萬人以上的「市街」者約四十五萬人，村落的人口超過二百六十五萬人，兩者之間是將近一比六的懸殊比例；但是經過十多年，一九二○年的市街人口已經攀升到接近百萬人，村落人口卻只比十三年前些微增加到二百六十六萬人，兩者之間的比例已經大幅拉近到不到一比三。
都市人口變多，不是因為大家往都市集中，而是市街的數量急速增加了。到處都有的市街雖然腹地有限，集結起來卻醞釀出龐大的消費市場，拉大了城鄉之間職業屬性上的差距。一九○五年，臺北、臺中、臺南三個都會地的就業人口超過四成從事商業及交通業，其他地區從事這類產業的人數還不到當地就業總人口的一成。相反地，鄉村地區從事農牧林礦等一級產業者將近就業人口的八成，但都市的一級產業從業者僅百分之二。而一九三七年的調查記載，城市中的服務業包含鐵公路、人力車、郵遞電信等交通業，洗衣成衣、照相、旅館、食堂酒家、理髮業、電影戲院、遊藝場等生活服務業，律師、宗教、衣物等自由業，洗衣工、裁縫工、清掃雜役等家事服務業，以及軍公教人員，鄉村的產業則依舊是以農業為絕大多數。
還有，來自西方世界的發明也源源不絕地來到臺灣。電話、汽車、打字機等現代化設備的發明與改良，以及西式醫療、教育等社會環境的改變，適時地提供了女性就業的好環境，如果不是躬逢這個技術發明的大時代，職業婦女的就業選擇也不會這麼精采。
現在，你懂了職業婦女的大量出現與多元化，為什麼要等到日治時期的原因了，但這還不是全部，還有一個不能不談的動力：教育。
不吝指教：教育的養成
工業革命雖然帶給西方世界的女性工作機會，但是如果不識字，就只能選擇不需智識的勞動工作，停留在社會底層，所以，西方職業婦女的歷史，是從社會底層往上讀的，教育，是讓女性從底層向上爬的階梯。
在清治時期臺灣行之有年的舊慣中，女性幾乎可說是男性的附屬品，婚前附屬於父母親，婚後則屬於丈夫一家，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那是存在於男性之間的定則，除了少數富家千金在家長支持下學習琴棋書畫之外，多數的女性哪有辦法受教育？而且此時女子教育的重心仍然放在婦德的養成，千金們學習的目的並不在於擁有更好的技能與更高的社會地位，而是為了將來談論婚配時有上得了廳堂的條件。除了千金小姐之外，基督教徒也得以受西式教育，不過，這些畢竟都是很少數的人能夠接觸的管道。
多數的女性「不受教」，不是拒絕受教，而是沒有教育的環境和觀念。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教育設施的大規模整備，還是要等到日治時期以後。以臺灣人主要就讀的公學校來說，一九一○年全臺灣共有二百一十四所公學校，共有三萬八千餘名學生，女學童有將近三千五百名。主授習字、背誦等傳統教育的書房也有六百零三所，學生也有一萬四千餘名。到了一九三五年，公學校數量已經增加到七百八十一所，該年度就學學童高達三十六萬五千餘人，這還不含這麼多年來已經畢業的人數。如果再了解臺灣社會教育的廣泛面向，就知道社會上還有很多學習日語的潛藏人口。
學童人數之所以成長，當然政府也或軟或硬地從中用了不少力，但是民眾也逐漸感受到教育所帶來的改變，有了學歷，社會階層就有了向上提升的可能，大家漸漸地接受了西式教育，期盼教育讓明天會更好。公學校的基礎教育，某種程度讓臺灣人擁有臺語和日語的「雙語」能力，雖然從公學校畢業也沒辦法達到說聽讀寫樣樣強的程度，但對於不需要特定專業的職業來說，擁有基礎的日語能力就大大提高了臺灣人就業的籌碼。數字會說話，但未必是真話，一定有人會說，隨著統治日久而逐年攀高的就學率與識字率是官方為了美化統治結果而膨脹數字的結果，我們不能否認它可能灌水，但我們要說的是，教育確實擴大了具有足以就業的基礎學歷的人口，就職業婦女而言，多數的職業在女性求職時要求至少小公學校畢業的學歷，可以說，學歷就是履歷。
至於基礎教育以上，從中等教育偏重職業學校而高等教育機關卻少得可憐就知道，當局採取重視實業教育取代升學的教育方針，目的不在於培育升學人口，而是要養成殖民地產業所需要的廉價人力。但儘管如此，教育的兩面刃，也讓能夠受完基礎教育，進一步受職業教育的臺灣人學會如何握著這把利器，走自己的路。
產業的發展與細緻化編織出就業市場的人力需求網絡，而廣開基礎教育之途的結果之一，則是為臺灣提供了大量的就業人口，兩者一拍即合，就像為臺灣女性打造了通往歷史舞台的階梯，等待她們信步而上。
民間鼓勵與女性自主意識的提升
等等，在她們拾級而上之前，還得知道她們為何走得上去，還有，如何願意走上去。
日治時期以前，除了客家女性外，臺灣中上階層的富裕人家的千金有纏足的習慣，腳越小，人越美，因為那時代也不流行女人外出拋頭露面，要外出也會坐轎，不需要大量走路之下，腳綁起來，不方便活動也沒差。至於一般人不用綁腳，是為了要勞動，但是日治以前所謂的婦女勞動，多數只是幫手農務，或是到富家幫傭，並沒有固定的收入。
打造職業女性就業基礎的磚瓦，一部分來自於觀念的「解」和身體的「放」。 其實日治以前，基督教傳教師們已基於人道與衛生的理由，鼓勵纏足女子放足，日治時期以後，當局也曾多次呼籲婦女勿纏足，但是基督教士的影響力有限，日本當局也怕嚴禁纏足將引起民眾反感，阻礙統治，遂以鼓勵取代禁止。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黑白，日治時期的臺灣傳統知識份子也不是完全地行為守舊，思想迂腐。纏足的風氣之所以能夠日漸趨緩，最大功臣來自於民間人士的推行。不少士紳們到日本本國遊歷，看到女性就業的龐大能量後，回到臺灣透過輿論也鼓勵女性就業，認為新式知識與技能能夠為家庭帶來幫助。再加上各種產業的興起，對人力的需求恰好嫁接上識字人口的增加，職業女性就被這波浪潮一波波地推啊推的，推到時代的前頭。
一九一○年代，一群穿著漢衫的臺灣文人組織「天然足會」，鼓勵女性把腳放回天然的樣子。一九○五年，全臺灣的纏足女性高達百分之五十七，十年後的一九一五年，纏足人口已經降為百分之十八，年齡越低，纏足的比例越低，顯示時代演進下，民眾已經漸漸接受不纏足的好。同時，男性知識分子中也有不少人基於擴大生產力、產業發達下的人力吃緊等理由，鼓勵女性出來就業。另外，民間也有一些私人團體提供廉價或免費教育給女性，像是一九二三年成立於臺北的「慈惠夜學」，就設有婦女技藝講習科，教導婦女「國語」（日語），以及裁縫、家事、日本刺繡等技能。
只是，社會風氣在怎麼鼓勵女性走出家庭，也不是無限上綱，和性別有關係，職業婦女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但社會卻對女性「另眼相待」。臺灣的就業人口分析中，一九二○年臺灣人就業年齡多數集中在十六至二十歲，遠遠早於日本人的二十一至二十五歲，以及外國人的二十六到三十歲。即使從臺灣人內部來看，女性就業人口集中在十六至二十歲之間，也比臺灣男性的二十一至二十五歲來得早，這或許是因為漢人社會中多少仍然存在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以致於男性的就學年較女性為長的關係。
至於就業人數方面，一九二○年的國勢調查顯示，臺灣有將近一百十九萬人的男性就業，但職業婦女僅有四十五萬人，僅佔該年度就業人口的二成五，整體而言其實並不多，無論就識字人口、就業比例，不僅是「重男輕女」，也是「男重女輕」。
雖然社會對女性還是有些嚴苛，有點不公平，但無可否認的，是她們解開一雙小腳，卻打開了一個大大的世界。有一雙開放的好腳，方便她們走出家庭，走進社會，但那也要他們有同樣不受拘束的頭腦才行。十九世紀末期以來歐美興起女性爭取普選權等女權運動，一九二○年代以來，日本本土的護憲、普選運動高揚，世界上洋溢著一股自決與市民地位提升的開放風潮，加上交通、教育等基礎條件的配合，女性的生活圈擴大了，觀念也逐漸活潑起來。從爭取自由戀愛、自由就業等現象來看，雖然還是對某些價值觀十分堅持，例如在戀愛中對於貞操的保全，但這種「解放而不豪放」的現象，不能不說是女性的自主意識確實提升了。
儘管人數不多，但受教育的女性本身卻有很高的就業慾望。一九三八年的一次調查顯示，該年三月臺北第一高女將有二百一十一名女學生畢業，其中有七十六名打算就業，第二高女的一百六十一名畢業生中，有就業計畫的也高達七十七名，至於第三高女的一百四十一名學生，則有四十一名走出校門後即將踏入職場，臺北三所頂尖女校中，將來想要成為職業婦女的都有三成左右甚至是接近一半的比例。
甚至已經就業的女性也回頭鼓勵其他女性就業，而且是及早就業，一九三六年，某位服務於專賣局的女性說，如果遲早要就業，建議可以早些開始「運動」，找工作這檔事，有時候還是要「贏在起跑點上」的。光是有就業的意識還不夠，服務於市公車的某位職業婦女以過來人的經驗提醒身體健康不可少，在校期間就得重視運動來保持體能，因為她說「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健康者的」。
別有「她」法：近代法律的女性地位
當然，女性不是光靠解開纏足就解放了整個人生，近代法律的引進也來幫忙改善女性的地位與觀念。
日治以前的臺灣社會存在著兩套法律系統，一套來自於中國的帝國式法律，遇事告官，請地方官主持正義的那種。不過臺灣對清朝來說，真是個「天高皇帝遠的」邊陲小島，加上清朝「不在本籍做官」的特殊規定，遇事真的要上衙門，不僅得另外繳交費用，要等到地方官審案，也相當耗時費力，非常緩不濟事，於是自主的臺灣人凡事不求人，一切自己來，民間發展出另一套習慣法，有糾紛時，耆老村長幫忙做仲裁，從審判到執行，自成系統，也形塑了一套民間自有的價值觀。
在這樣的民間習慣法中，女性的地位與價值均低，沒保障，不只是因為傳統漢人社會對女性的不重視，也與長久以來移民社會中男性延續家族香火的功能特別被放大有關。女性幾乎可說是男性的附屬品，像是童養媳、蓄妾等貶低女性的舊慣風氣很盛。到了日治時期，總督府雖然沒有辦法根絕這些習俗，但是透透過引進近代法律，某種程度上賦予了女性自主意願的空間，比如說，儘管男性蓄妾不違法，但夫不可限制妾的離去，或是女性不再是被動地被決定婚姻關係，遇上不貞的丈夫，妻子也可以主動訴請離婚。
不過，是啊，法律這樣規定，社會中女性卻未必真正能享有法定的權利，像是法律明明規定女兒可以和兒子公平分家，結局卻往往是女兒頂多拿到嫁妝，站在現實面觀察就可以知道這一切有多「現實」。但是站在近代法律面前，女人也不是只有或只能忍氣吞聲而已。從日治時期的離婚訴訟來看，可見的資料顯示，每年由妻方提出的離婚訴訟皆超過離婚訴訟案件的半數，最高曾高達百分之百，最低也有一半之多。從以上數據就能知道，女性雖然處於弱勢，需靠法律介入來執行自己在婚姻關係中的自主意願，但只要她們願意，不乏有人試圖透過法律來伸張自己，某種意義上也算是開始有了自主意識，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物美價廉：雇用女性的原因
那麼，我們好奇，職業婦女們集中從事哪些工作呢？每種職業隨著發達的程度，就業人口也有消長，無法一概而論，但是受限於基礎多於菁英的金字塔般學歷人數，以及產業本身的市場大小所連帶需要的勞動人口，職業婦女們還是有一些集中的現象。以一九三○年的調查來說，一千位職業婦女中，將近一半是從事工業，其中絕大多數是女工；其次依序是商業、公務自由業、家事使用人等，基本上是農活與家事的延長，或是隨著產業興起而昂揚的服務業，以消耗體力、不須高學歷的工作居多，少數才從事教師、產婆、護士等較需專業技術的工作。
而且，時代的變化似乎讓女孩們的未來看起來可以平步青雲，一不小心就會忘記臺灣人不是日本人，日治時期的臺灣女孩，未必擁有和日本女孩一樣的條件和境遇。先不說求職時臺灣人與日本人女性之間是否存在差別待遇吧！光是拿日語能力來比較，臺灣人就顯得捉襟見肘，儘管有些工作未必都得會日語，像女工，有些工作，「消費者」在做出選擇的時候，日本人喜歡找日本人，臺灣人偏重臺灣人，民族或語言扮演決定性的關鍵，像產婆，但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對日語非母語的臺灣女人來說，顯得相對弱勢許多。誰說民族的差異，在政界走跳的男性才懂？日治時期的職業婦女們同樣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換句話說，這波推瀾著臺灣女性的浪潮，或許讓人產生「非『妳』莫屬」的錯覺，事實上，仔細觀察就能發現日治時期女性從事的職業集中在農業、紡織、待客服務業等業種，並不是全面性地就業，而且無論是總就業人口還是從事的業種多寡，男性依然是遙遙領先。另外，除了像是產婆這樣一開始就是女性擔任的職業，或是家庭手工業是絕大多數是無業婦女，在家事之餘加減做工，貼補家用外，很多職業一開始都是聘用男性，直到產生問題，或是「感覺女性可能更適合，試試看好了」，才「一試成主顧」的，像是電話接線生、護士、車掌，都是用了男性，感覺不適當之後才錄用女性。至於女醫師、女教師就更不用說了，她們在職場中都是綠葉中的少數那幾朵花，都是用盡全身的心力，才能在職場上與男性一較高下。
改錄用女性，不用說，很多是考量到女性的某些性別特質。醫學博士丸山芳登說，男女之間本來就有生理上的不同，若比推理、判斷或勞動，男性占有優勢，但若是需要記憶力或情感表現的工作，女性的表現就是男性所望塵莫及的。一般認為，女性在外型上聲音柔和、身形曼妙、長相甜美，性格上較男性細心、能忍耐，對於那些未必需要多艱難的技巧、男生也可以做的工作，在逐漸走向精緻化的「服務業」時，女性就有了表現的機會，像是電話接線生、女給、百貨公司或商店售貨員，就是相中女性笑顏滿點的外表與輕聲細語的聲音特色，而車掌聘用女性，則是著眼於女性的忍耐力，足以面對乘客的無理與任性。同時，我們也發現，多數女性的職業只要具備公學校畢業的學歷就可以應徵或報考，取學歷而代之的，是重視職業訓練或在職訓練，依照職業不同，有數週到數月的職業訓練，學歷高低未必與實際能力成正比，重視實務，是日治時期多數職業婦女的特色。
除了女性的內外特質外，錄用女性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就是同樣的工作內容，女性來做，薪資低於男性，女醫師等高度專業的職業不算，多數的職業都存在男女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一八七五年日本大藏省印刷局首度起用女工，是日本國內雇用女工的首例，原因正是因為女工低廉的工，而一九三八年臺灣的報紙《臺灣新聞》主筆小川節在論及女性就業的現象時說過，銀行、公司、官衙等單位之所以歡迎女性就業的原因，並不在於女性的效率高於男性，說穿了，也是因為女性的人事成本低於男性之故。其實在日治時期的五十年間，臺灣曾經經歷幾次的不景氣，以及三○年代後期，因為戰爭而社會上就職的男性減少的問題，如何節省經營成本，本來就是為商者的考量之一，如果聘用女性，雇主可以省下一定的人事開銷，何樂而不為。
另外，有些促成女性就業的動力來源很有時代背景的特色。一般來說，社會期待女孩們將來結婚後就專心在家相夫教子，現在婚前職業婦女的經歷，理所當然地成為將來培養持家能力的教室，婚姻生活的練習場。不過，一九三○年代後期，社會又漸漸改變了，期待已婚女性在兼顧家務之下，還能重披職業婦女的戰袍，重新走回職場。
這樣的轉變，並不是社會突然認可了女性的就業能力，或是社會替她們鋪陳了一個得天獨厚的就業環境，等待她們重出江湖，而是因為一九三○年代後期開始，日本逐漸進入戰爭狀態，男性先後被徵召赴沙場，留下來的職缺，就等待女性組成生力軍來填補生產力，因此，一九三○年代後期開始，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呼籲女子「銃後奉公」的言論多了，鼓勵她們在戰場後方也要為國戮力奉獻，他們說，「西方世界的女性都在為戰爭努力，我方的婦女也不能漏氣。」
人力被徵調走了，不只是職場的位置空了出來而已，家裡也少了男丁，沒有男人就沒有收入，女人們也只好開始工作，孩子們還小，戰爭打得是好是壞，日子總是要過下去。特別是越到戰爭後期，物資越顯缺乏，更是逼得妻子媽媽們得早日重回職場，辛苦的婦女們，意外在日治末期受到注意，重新使出當年就業的本事，卻是因為戰爭這樣的窘迫局面。
整體而言，社會提供女性就業機會，竟然是因為職業婦女「經濟實惠」，這真是一個令我們女人沮喪的原因。不過，當時的職業婦女似乎倒不以為意，也不認為男女之間的薪資不平等是件不合理的事情，爭取平等與權益的女性自覺離她們還很遠很遠。所謂「不平則鳴」，要大鳴大放之前須以感受不平為前提，但是她們沒有，只能說，她們總感覺和上一代的女性相比，自己已經很幸運，這一代的她們有了職業、收入，活得很有自信，她們燙髮、穿洋服、腳踏皮鞋，出外看電影、談戀愛、喝咖啡，收入可能不高，但是她們能靠自己的能力，擁有一份收入，她們在結婚前，擁有一段具有自主性的歲月，起跑點不同，她們不貪心，不跟男性比。
總而言之，職場不能只有男人，女人也十分「職」得一提，在一個似遠又近的年代裡，許許多多看似平凡不起眼的社會條件，共同映照出不平凡的女性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