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讓親子關係不再沉默
三歲的卡拉身穿亮麗的圓點洋裝，梳著兩邊有點不平均的辮子，對著鏡頭露出淘氣的微笑。「你看她站在廚房的桌子上，」她的祖母安妮自豪又擔憂的對我說。她拿出這張照片給我看，解釋說卡拉站在桌子上因為她「從不聽話」，總是在媽媽想幫她拍照時一溜煙跑走。
安妮知道我是小兒科醫師，「專門」處理行為問題，所以在給我看了照片之後，提到說她的孫女可能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她聽故事時從頭到尾都無法好好跟其他小朋友坐成一圈，已經在接受評估了。」
安妮是我的鄰居。她在一個漸暖的春日整理花園，看到我在遛狗，於是邀請我過去喝杯茶。我聽她說了這件事，一樣擔憂的點點頭，她便繼續說下去。我們認識很多年了，話匣子很容易就打開。「真的很辛苦，」她說，「因為明蒂（她女兒）才剛跟男朋友分手。」「所以她是單親媽媽，」我說。「對，她都工作到很晚，所以會讓卡拉熬夜到11點，她們才有時間可以相處。」我停頓一下說：「那麼卡拉上學一定很累。」卡拉的祖母繼續解釋卡拉是班上一大群四歲幼童之中年紀最小的。安妮開始在想，她告訴我的這些事是否跟卡拉在學校出現的問題有關。她的語調改變了。
接著她回想：「其實明蒂小時候也是這樣。所有光線和聲音都可以吸引她的注意力，很容易分心。但經過幾年的掙扎後，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在聊天的過程中，我感覺到安妮思緒的轉變。光是跟我這個認真的聽眾老友說話，她就從以「障礙」和「接受評估」描述孫女的狀況變成思考「她為什麼會有這種行為？」
安妮再次看著照片中孫女站在廚房桌子上興高采烈的表情。可愛歸可愛，但安妮覺得這是卡拉不堪負荷的徵兆。她對我傾吐擔憂，或許女兒壓力太大了，需要她給予更多幫助。她說如果明蒂能有多一點自己的時間，可以對卡拉更有耐心。因此安妮決定幫女兒帶一天小孩。
這位祖母有了機會思索照片的意涵，並認知到卡拉的行為其實是一種溝通形式。心聲被傾聽和理解的安妮發現卡拉可能不是患有障礙的孩子，而只是在盡力表達她的需求。這個短短的小插曲讓我們觀察到一個人的注意力從行為本身轉移到行為背後意義。如同我們將在本書中不斷看到的，這樣的轉移對於支持健康情緒發展來說很重要。我們在保護聆聽的時間和空間時會產生這樣的轉移。
本書的論點認為現在的文化重視建議、快速解方、教養訓練和行為管理，再加上精神病標籤與藥物治療的使用快速增加，若父母沒有受到支持，無法傾聽孩子的行為所傳達的聲音，可能會妨礙發展。
此論點的證據，也是本書的骨幹，就存在於故事本身。它們都是我在小兒科執業25年來由父母和孩子告訴我的故事（細節經過更改以保護隱私）。每一個「行為問題」背後都有其意義。
本書旨在幫助所有家庭成員和專業人士，包括小兒科醫師、社工、精神科醫師、教師、兒童護理師等等，讓他們得以支持像卡拉這樣的孩子。所有需要引導孩子的人員能夠藉由本書讓孩子在不免跌跌撞撞的人生旅途中持續成長、治癒傷口和培養韌性。
◎透視三歲兒的挑戰行為，親子關係更和睦
當我們提及將資源投資在幼童時期時，大多指的都是在腦部快速成長、上兆個腦細胞相互連接的階段。若有人覺得「上兆個腦細胞」聽起來有點抽象，只要花點時間觀察學步兒的思想能力、語言能力與動作能力如何出現爆炸式的進步以及如何逐漸發展出獨特的個性，你就會覺得這種「科學名詞」變得很具象。宇德西吉特‧巴塔查爾吉（Yudhijit Bhattacharjee）最近發表了一篇關於生命的第一年的文章，她在文中以出色的方式將腦科學與令人驚奇的孩童發展並列而論：「若說一組細胞成長為嗷嗷待哺的嬰兒是個生命的奇蹟，那麼站都站不穩的嬰兒轉變成會走路、會說話、會爭執上床時間的學步兒也必然是個奇蹟。我在替本書做調查的期間便親眼見證了這樣的奇蹟，我的女兒從只會用刺耳哭聲告知飢餓的不安嬰兒，長成了活潑的三歲學步兒，總是堅持要在離開家門之前戴上太陽眼鏡。」
傾聽學步兒及其父母讓我們有機會理解這種奇妙的轉變過程。在美國文化中，父母可能不會有時間在適應後為新生兒的誕生感到喜悅，父母可能不會有機會靜下來思考孩子這段主要的發育轉變（尤其因為這段期間有很多家庭都剛好又產下第二胎）。孩子會在這段時期發展出更複雜的自我意識，但大眾通常不認為這段期令人期待，人常常把學步兒稱之為「可怕的兩腳怪」。家中的新成員突然有了說不的能力後，整個家庭的狀態都有可能因此動搖，不過，若我們願意花時間留意，或許就能修復孩子這種與生俱來的破壞力。然而，在較忙碌的家庭中，負面的互動模式很有可能會讓這種破壞力在暗地裡扎根。諾亞的故事就是個標準例子。
三歲的諾亞與我診療的其他幼兒不同，他的父母亞當和珍妮特都說他在嬰兒時期很好照顧、很「惹人喜愛」。然而，就在他即將要兩歲時，他的弟弟出生了，沒多久後他們開始注意到諾亞有他們所謂的「挑戰」行為。他們說，家中的日常事務變得充滿衝突與怒氣。諾亞時常被隔離，他對弟弟的態度變得越來越兇。在諾亞於新的幼兒園中出手推擠其他小孩後，他的小兒科醫師將他們一家人介紹到我這裡。他們擔心諾亞可能會被「開除」。
在首次診療的前三十分鐘裡，珍妮特和亞當用相當負面的詞彙描述亞當－－「具有控制欲」、「叛逆」、「固執」，以及模稜兩可，而最後一個詞通常會與負面的「頑固」放在一起。在安靜且時間充裕的整療室中，他們在後來開始放鬆下來，更深層的悲傷逐漸浮現。珍妮特難過地說，她想要再次與兒子建立充滿愛的關係，她想擺脫如今幾乎塞滿每日生活的怒氣。在離開之前，她像是才突然想起一般，提起她在生第二個孩子威爾的時候難產了。
我在第二周再次見到諾亞一家，我開啟了上周的話題，而諾亞則在一旁玩玩具。讓珍妮特緊繃的怒氣似乎消失了一些。她提到要「放下」，不再事事與諾亞針鋒相對。和上次相比，屋內的氣氛產生了細微的變化。但當她又有機會流露出沮喪的情緒時，她說起在最近一次出遊的過程中，諾亞有多麼「麻煩」。就在這時，本來冷靜玩玩具的諾亞突然把一個玩具用力砸向金屬櫃，打斷了我們的對談。我、珍妮特和亞當都發現，諾亞顯然把我們說的話聽進去了，因而對負面的語言做出反應。或許這是個適合提起諾亞的弟弟難產一事的好時機，既能轉移負面的注意力，又能讓我們更了解這一切是如何脫離常軌的。
事情發生在七月四號，那時距離預產期還有一個月，他們正在參加大型家庭聚會。珍妮特在聚會中途突然感到不適，亞當便帶珍妮特前往醫院，將諾亞留給祖父母照顧。珍妮罹患嚴重的子癎前症，在當晚緊急剖腹產，生出了威爾。珍妮特在生產後，又在加護病房插管治療了好幾天。威爾則因為多重併發症住進了特別照顧育嬰室。母子二人後來都逐漸恢復了健康。但威爾是個哭鬧不休的嬰兒，幾乎從不睡覺。
珍妮特說到威爾的一歲生日時，他們夫婦才終於允許自己首次真切的感受他們有多害怕。珍妮特想起那段日子，說她「很慶幸他們都還活著」。他們必須同時照顧學步兒與需要高度注意的嬰兒，兩人都沒有機會好好思考這段生命中的巨大裂痕，也沒有機會考慮這會對他們及諾亞造成什麼影響。珍妮特告訴我，她那時甚至沒有機會讓諾亞有心理準備，只能溫柔地告訴他「我看起來可能不太好。」因此，加護病房的景象可能把諾亞嚇壞了。
現在我們可以試著重新理解他的「挑戰」行為了。在他學著認識並控制學步兒時期大量出現的感受時，他的父母的心思卻不在他身上，又處於高度壓力中。我建議我們可以往發育問題的方向思考，或許弟弟出生後引發的這些事件，讓諾亞在情緒控制能力的發展上有些許落後。他生氣的時候，就像最近出遊發怒的那次，他需要的是支持與限制，要用把他當作更年幼的孩子來對待。他的表達能力超前，導致父母難以發現他在情緒上的不成熟。
要離開辦公室時，諾亞向我們示範了何謂「挑戰」行為。他的父母告訴他該收拾玩具離開時，他卻說他想吃點心。珍妮特與亞當都拒絕了，要他回車上再吃，但諾亞堅持要在這裡吃，並拒絕幫忙收拾玩具。房內的氣氛立刻變得緊繃。
我藉著這個機會即時傾聽並重整眼前的狀況。「說不定離開這裡會讓他感到有壓力，吃點心能讓他冷靜下來。」「可是，」亞當說，「這不就代表我們對他的操縱行為妥協了嗎？」我再次試著用不同的角度解釋眼前的狀況。亞當還是居於主導的位置。他可以決定是否要協助諾亞轉變情緒，避免他開始哭鬧。過了幾周後，我再次和珍妮特碰面。她告訴我狀況已有顯著的改善，「百分之七十五的問題都消失了」，諾亞和弟弟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和睦了。我們用幾個小時的時間，提供充裕的時間與空間傾聽故事，讓諾亞一家有機會暫時休息，走向不同的道路。雖然我們無法看見「上兆個腦細胞相互連接」，但可以觀察得到傾聽在行為與關係上帶來了戲劇性的改變，由此可知，傾聽的確改變了大腦。
◎理解行為，比解決行為更重要
我提到的這些故事都成功地重新定義行為並帶來顯著改善，不過這並不代表單單幾個傾聽療程就解決所有問題，或者永久修復關係。這種聚焦的治療方式能幫助親子在接受診療時建立連結，讓家庭關係和孩子的發展進入不同的軌道。未來必然還會出現新的問題，有可能來自生活中的壓力或孩子的發育狀況，甚或同時來自兩者。發展的本質一直都需要此種傾聽。
珍妮特在診療結束一年後致電給我，她說諾亞又出現了攻擊行為，她感到很擔憂。諾亞在學校表現得很好，交了一些朋友，認真向學，沒有因為攻擊行為惹上麻煩。在我們見面時，珍妮特因為不再擔心諾亞會被學校開除，而減緩了不少最初的恐慌情緒。她發現，過去在我這裡診療之後造成的部分改變能維持很久。
在一小時的診療過程中，她告訴我她現在懷孕了，要買一間更大的房子。他們最近剛把現居的房子掛牌出售。他們對於這些改變心懷疑慮，最擔心的是要讓諾亞適應不同學校，導致家中的氣氛越加緊繃。他和亞當又恢復了舊習性，輕易把怒氣與沮喪轉移到諾亞身上，畢竟在兩個孩子中，諾亞是較能適應壓力的那一個。他最近新形成的情感調節技巧會輕易「下線」。
這種退步是很常見的問題。精神科醫師布魯斯‧佩瑞發明了一套治療模式：治療性神經序列模式。佩瑞發現，孩子在發展時經歷的挫折時，會在壓力之下退回最初遇到該問題時的發展狀態，他以此發現為基礎發展出了這套治療模式。退步的現象發生時，我們應以對待初期發展階段的態度與孩子相處，依序解決問題，如此才能提供最佳機會讓孩子恢復與年齡相當的行為。珍妮特和亞當藉由這次的機會重新整理，在回到正軌、重新釐清界線的同時，也提供孩子支持。他們不再試著在諾亞哭鬧時和他講道理，而開始回想我們初次見面時，在這裡學到的處理方式有多大的影響力，能夠傳達愛與安心感。我們初次合作的經驗帶給他們一套互動的模式，他們沒過多久後便重新出發，再次回到順暢的軌道上。
諾亞與父母間的問題在面臨生活中的壓力時復發。寶拉和伊恩的故事提供了另一個例子，讓我們看見新的問題不只來自於外在事件，也會來自於發育的新階段。寶拉罹患了嚴重的產後憂鬱症，我初次接觸寶拉和她的嬰兒時，她才剛出院。我協助他們從明顯的破裂關係中找到新方向，他們當時做得很好。幾年後，寶拉致電給我，她擔心伊朗現在開始「不聽話」了，她告訴我，診療後的兩年是她「人生中最棒的兩年」。但現在的生活每天都像是一場戰爭，尤其是在準備去學校與準備上床時。
寶拉初次診療時帶著伊恩，她說她覺得自己在伊恩還是嬰兒時「拋棄」了他，因此一直覺得很羞愧，這種情感讓她感到疲憊。她告訴我：「我曾經拋棄過他一次，之後再也不會發生這種事了。」而如今，伊恩已經長大到應該離開他了。她凡事都替他準備好了，導致伊恩從沒遇到任何挫折。但她替伊恩做太多事了，成為了「太好的母親」，這已經對伊恩造成了阻礙。她必須安心放手，讓伊恩知道，離開母親是沒關係的。或許伊恩一開始還是會拒絕上床，不想去幼兒園，但寶拉應該確實地訂下界線，不能再默許伊恩的行為。一旦我們釐清了寶拉的情緒為何，她便覺得伊恩在面臨分離（上學與睡覺）時的抗拒行為不再那麼令她憂慮了。
在養育孩子的旅途中，每一步都需要耐心與敏感地傾聽。我們無法避免新的問題，也總是會不斷擔心孩子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標籤病症與快速解決問題的誘惑會一直都在。
但若能讓父母在孩子還小時體驗到細心傾聽帶來的改變，他們就會在遇到新問題時知道自己要追求理解，將孩子的發育轉回正軌，而非一味尋問「我要怎麼解決這個行為？」在伊凡進入大學第二年的尾聲時，他的行為呈現出發展光譜另一端的狀態，我和他的母親克萊兒就此事進行了一次對話。伊恩在那一年再次表現出過去的焦慮行為。克萊兒會在收到他煩躁時發送的簡訊後立刻回復，但她發現這種反應會讓自己被捲入難以應付且每況愈下的對話中。她告訴我，他們在一起討論這件事時她才知道，她之所以會立刻對伊恩的壓力做出回應，是因為她怕伊恩會覺得母親忘了他－－這種恐懼來自於克萊兒的童年經歷。「他並沒有那種感覺。」她在那瞬間頓悟了。「恐懼源自於我自己，」她說，「不是來自於他。」看見這個事件的本質後，她至少會在收到簡訊後經過一小時再回覆伊凡。母子兩人很開心地發現，這個分法能讓伊凡脫離無助與混亂的狀態。克萊兒告訴我，現在伊凡準備要到海外留學一年，這是他們在一年以前都無法想像的是。
我們現在已知道，在家庭關係中，傾聽是非常重要的，從嬰兒時期開始傾聽能讓我們抓到預防的良機。不過無論幾歲，只有輔以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傾聽才會有效果。「我沒有時間能留給自己。」我聽過父母這麼說，也聽過專業人士說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能傾聽。這並非毫無根據的抱怨，而是問題的核心。我會在接下來的章節解釋，為什麼時間長短與物理空間的大小會影響到傾聽對於治療、發育與適應能力的作用。
●對孩童的偏見
我在看到年幼的孩子因為標籤與藥物而沉默時，不禁想起了伊麗莎白‧楊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的著作。她的作品協助我理解美國社會是如何演變成如今的狀況。
令人難過的是，她在二○一二年出版著作《孩童偏見：面對針對孩童的偏見》（Childism: Confronting Prejudice Against Children）的前一個月驟逝。我們不只失去了一個偉大的人，更失去了讓她把一項重要的觀念呈現在眾人面前，並引發持續討論的機會。楊布魯爾是一位精神分析醫師、政治理論家，也是一位傳記作者，她呼籲眾人留心孩童的人權正受到脅迫。她將「孩童偏見」（childism）定義為「由於將孩童視為財產，視為可以（甚至是應該）因為成人的需要而受到控制、奴役或剷除的對象，而對孩童產生的偏見。」當我們不把孩子的行為視為一種需要被傾聽的表達方式，而將之視為「精神失調」的「症狀」，並認為我們應該利用藥物治療「管理」或消除這些症狀，我們就是在表現這種孩童歧視。這表示我們不把孩子當作具有思想、感覺與需求的獨特個體。楊布魯爾過世時正在編撰溫尼考特的作品全集。溫尼考特認為我們要了解孩子的「真我」，如此才能鼓勵健全的發展，這與楊布魯爾的想法嚴絲合縫。我在行為小兒科的診療經驗一遍又一遍的提供微小的事例，證明了楊布魯爾闡述的宏大觀念有多出色。
◎孩子出現反抗行為，代表他覺得不被理解
蘇珊留著眼淚告訴我，在她四歲的兒子詹姆斯不願意上床時，她把還穿著衣服的兒子抓去沖了一場冷水澡，她在當下覺得又難過又生氣。在同一次診療中，她隨後告訴我，她在還小的時候曾受過好幾年的身體虐待與心理虐待。
就像我遇到的其他典型案例一樣，她帶詹姆斯來診療，是因為詹姆斯很常「反抗」（defiance）。「他一定出了什麼問題」，接著她又說：「告訴我要怎麼控制他的行為」。詹姆斯的幼兒園老師也難以控制他的行為，老師認為他可能罹患了ADHD。他們建議蘇珊可以考慮藥物治療。他們對蘇珊的過去一無所知。
我認為蘇珊之所以願意這麼快就告訴我整個故事，是因為一小時診療的時間時間非常寬裕，以及我傾聽時不帶批判的態度。對她來說，母親與孩子都無助地失控的場面非常嚇人，再加上她發現自己正在重複過去孩童時受過的創傷，這必定讓她覺得壓力非常大。
雖然楊布魯爾未曾在著作中提到ADHD，但她寫道：「這種孩童偏見助長了第二型雙極性障礙的診斷以及藥物治療，這種狀況其實讓只會讓孩子因服藥而變得沉默。」
不知道楊布魯爾會不會認為「反抗」這個字本身就表現出了孩童偏見。「ADHD專家」羅素‧巴克禮（Russell Barkley）的著作《幫助頑皮的孩子變乖》寫的就是反抗的孩子。在這裡使用「反抗」這個字是負面且充滿批判性的。有些人認為孩子應該受到控制，將「反抗」行為視為問題，甚至是對立性反抗症這一類的精神失調，換句話說也就是不服從和不守規矩。一位同行以強而有力的一句話描述了這種觀點：「我們不應該認為『孩子在為難我』。」我非常認同這句話，父母認為孩子在「質疑」或做出「不可思議」的行為時，就是在表達「孩子在為難我」。有一位母親曾告訴我，她能講電話的時間只有三點至三點半，因為那時她四歲大的女兒正在睡午覺。她覺得女兒控制了她，覺得自己失去了主導權。在這種狀況下，母親可能會專注於主導權的爭奪，而忽視了理解與連結。
一旦我們有機會傾聽，我們就會發現，「反抗」行為通常是孩子用來表達情感的方式。詹姆斯在家中感覺到了不安全感與失控，他的行為不是ADHD的徵兆，而是在大聲求救。
「反抗」行為是最容易激發父母怒氣的一種行為。我在出版了第一本書後，接受了一次訪問。採訪者是撰寫育兒專欄的作家，訪問主題正是反抗。採訪者在訪問時用了「無禮」（impudence）一字，這個字也帶有負面意涵。我認為這個字代表，我們認為孩子應該擁有某種想法，但這個想法可能並非來自於孩子自己。事實上，若我們能從孩子的觀點理解「反抗」的動機，我們就會發現，反抗行為可能來自於不受理解的感受。
反抗為什麼總是激怒我們？其中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父母在孩童時期有過相同的經歷，沒有人「看見」他，沒有人把他當作值得重視的人。父母也有可能經歷過別種不被「看見」的經歷，或許是來自配偶、同事或者他自己的父母，這讓父母變得異常脆弱，特別容易在不被孩子「看見」時生氣。
只要我們稍微深入了解，就會發現幾乎每個表現出「反抗」行為的孩子，都正在經歷沒人察覺到的感覺。所謂的「反抗」行為，通常是孩子在覺得無法承受或不受保護時，發出的求救訊號。孩子有可能對高分貝的噪音與味道特別敏感，伴隨而來的問題可能還包括：常常在出遊時「當眾哭鬧」，或者「挑食」。也有可能是暫時性的問題，例如孩子因為新生兒的出現而覺得不受重視，或者不再有人陪他一起入睡。或者也有可能是家庭的經濟壓力或者婚姻衝突對孩子造成的影響。只要能發現這些事會對孩子造成多大的影響，並意識到他的感覺，就能讓孩子覺得受到理解，就算這些壓力來源還存在，孩子的「反抗」行為也會減少。六歲的瑪姬是十分戲劇化的例子。瑪姬被帶來診療的主因是「反抗」行為。在診療中，我發現她曾經歷過巨大的創傷。她酗酒的父親在瑪姬還是學步兒時拋棄了她，直到最近又開始回來探訪，但他在探訪過程中常是醉酒的狀態，有時會大吼大叫。瑪姬在上床前的反抗行為越來越嚴重，她拒絕在自己的床上睡覺，但沒有人問過她對探訪有什麼感覺，直到她被帶來診療。
在我們討論了探訪會對瑪姬帶來怎樣的壓力後，我們發現瑪姬其實需要在上床前聽母親說故事，提供安撫。瑪姬的母親現在理解了，父親的打擾會對女兒及她造成很大的壓力。瑪姬覺得受到理解後，她的「反抗」行為便消失了。
三歲的卡拉身穿亮麗的圓點洋裝，梳著兩邊有點不平均的辮子，對著鏡頭露出淘氣的微笑。「你看她站在廚房的桌子上，」她的祖母安妮自豪又擔憂的對我說。她拿出這張照片給我看，解釋說卡拉站在桌子上因為她「從不聽話」，總是在媽媽想幫她拍照時一溜煙跑走。
安妮知道我是小兒科醫師，「專門」處理行為問題，所以在給我看了照片之後，提到說她的孫女可能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她聽故事時從頭到尾都無法好好跟其他小朋友坐成一圈，已經在接受評估了。」
安妮是我的鄰居。她在一個漸暖的春日整理花園，看到我在遛狗，於是邀請我過去喝杯茶。我聽她說了這件事，一樣擔憂的點點頭，她便繼續說下去。我們認識很多年了，話匣子很容易就打開。「真的很辛苦，」她說，「因為明蒂（她女兒）才剛跟男朋友分手。」「所以她是單親媽媽，」我說。「對，她都工作到很晚，所以會讓卡拉熬夜到11點，她們才有時間可以相處。」我停頓一下說：「那麼卡拉上學一定很累。」卡拉的祖母繼續解釋卡拉是班上一大群四歲幼童之中年紀最小的。安妮開始在想，她告訴我的這些事是否跟卡拉在學校出現的問題有關。她的語調改變了。
接著她回想：「其實明蒂小時候也是這樣。所有光線和聲音都可以吸引她的注意力，很容易分心。但經過幾年的掙扎後，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在聊天的過程中，我感覺到安妮思緒的轉變。光是跟我這個認真的聽眾老友說話，她就從以「障礙」和「接受評估」描述孫女的狀況變成思考「她為什麼會有這種行為？」
安妮再次看著照片中孫女站在廚房桌子上興高采烈的表情。可愛歸可愛，但安妮覺得這是卡拉不堪負荷的徵兆。她對我傾吐擔憂，或許女兒壓力太大了，需要她給予更多幫助。她說如果明蒂能有多一點自己的時間，可以對卡拉更有耐心。因此安妮決定幫女兒帶一天小孩。
這位祖母有了機會思索照片的意涵，並認知到卡拉的行為其實是一種溝通形式。心聲被傾聽和理解的安妮發現卡拉可能不是患有障礙的孩子，而只是在盡力表達她的需求。這個短短的小插曲讓我們觀察到一個人的注意力從行為本身轉移到行為背後意義。如同我們將在本書中不斷看到的，這樣的轉移對於支持健康情緒發展來說很重要。我們在保護聆聽的時間和空間時會產生這樣的轉移。
本書的論點認為現在的文化重視建議、快速解方、教養訓練和行為管理，再加上精神病標籤與藥物治療的使用快速增加，若父母沒有受到支持，無法傾聽孩子的行為所傳達的聲音，可能會妨礙發展。
此論點的證據，也是本書的骨幹，就存在於故事本身。它們都是我在小兒科執業25年來由父母和孩子告訴我的故事（細節經過更改以保護隱私）。每一個「行為問題」背後都有其意義。
本書旨在幫助所有家庭成員和專業人士，包括小兒科醫師、社工、精神科醫師、教師、兒童護理師等等，讓他們得以支持像卡拉這樣的孩子。所有需要引導孩子的人員能夠藉由本書讓孩子在不免跌跌撞撞的人生旅途中持續成長、治癒傷口和培養韌性。
◎透視三歲兒的挑戰行為，親子關係更和睦
當我們提及將資源投資在幼童時期時，大多指的都是在腦部快速成長、上兆個腦細胞相互連接的階段。若有人覺得「上兆個腦細胞」聽起來有點抽象，只要花點時間觀察學步兒的思想能力、語言能力與動作能力如何出現爆炸式的進步以及如何逐漸發展出獨特的個性，你就會覺得這種「科學名詞」變得很具象。宇德西吉特‧巴塔查爾吉（Yudhijit Bhattacharjee）最近發表了一篇關於生命的第一年的文章，她在文中以出色的方式將腦科學與令人驚奇的孩童發展並列而論：「若說一組細胞成長為嗷嗷待哺的嬰兒是個生命的奇蹟，那麼站都站不穩的嬰兒轉變成會走路、會說話、會爭執上床時間的學步兒也必然是個奇蹟。我在替本書做調查的期間便親眼見證了這樣的奇蹟，我的女兒從只會用刺耳哭聲告知飢餓的不安嬰兒，長成了活潑的三歲學步兒，總是堅持要在離開家門之前戴上太陽眼鏡。」
傾聽學步兒及其父母讓我們有機會理解這種奇妙的轉變過程。在美國文化中，父母可能不會有時間在適應後為新生兒的誕生感到喜悅，父母可能不會有機會靜下來思考孩子這段主要的發育轉變（尤其因為這段期間有很多家庭都剛好又產下第二胎）。孩子會在這段時期發展出更複雜的自我意識，但大眾通常不認為這段期令人期待，人常常把學步兒稱之為「可怕的兩腳怪」。家中的新成員突然有了說不的能力後，整個家庭的狀態都有可能因此動搖，不過，若我們願意花時間留意，或許就能修復孩子這種與生俱來的破壞力。然而，在較忙碌的家庭中，負面的互動模式很有可能會讓這種破壞力在暗地裡扎根。諾亞的故事就是個標準例子。
三歲的諾亞與我診療的其他幼兒不同，他的父母亞當和珍妮特都說他在嬰兒時期很好照顧、很「惹人喜愛」。然而，就在他即將要兩歲時，他的弟弟出生了，沒多久後他們開始注意到諾亞有他們所謂的「挑戰」行為。他們說，家中的日常事務變得充滿衝突與怒氣。諾亞時常被隔離，他對弟弟的態度變得越來越兇。在諾亞於新的幼兒園中出手推擠其他小孩後，他的小兒科醫師將他們一家人介紹到我這裡。他們擔心諾亞可能會被「開除」。
在首次診療的前三十分鐘裡，珍妮特和亞當用相當負面的詞彙描述亞當－－「具有控制欲」、「叛逆」、「固執」，以及模稜兩可，而最後一個詞通常會與負面的「頑固」放在一起。在安靜且時間充裕的整療室中，他們在後來開始放鬆下來，更深層的悲傷逐漸浮現。珍妮特難過地說，她想要再次與兒子建立充滿愛的關係，她想擺脫如今幾乎塞滿每日生活的怒氣。在離開之前，她像是才突然想起一般，提起她在生第二個孩子威爾的時候難產了。
我在第二周再次見到諾亞一家，我開啟了上周的話題，而諾亞則在一旁玩玩具。讓珍妮特緊繃的怒氣似乎消失了一些。她提到要「放下」，不再事事與諾亞針鋒相對。和上次相比，屋內的氣氛產生了細微的變化。但當她又有機會流露出沮喪的情緒時，她說起在最近一次出遊的過程中，諾亞有多麼「麻煩」。就在這時，本來冷靜玩玩具的諾亞突然把一個玩具用力砸向金屬櫃，打斷了我們的對談。我、珍妮特和亞當都發現，諾亞顯然把我們說的話聽進去了，因而對負面的語言做出反應。或許這是個適合提起諾亞的弟弟難產一事的好時機，既能轉移負面的注意力，又能讓我們更了解這一切是如何脫離常軌的。
事情發生在七月四號，那時距離預產期還有一個月，他們正在參加大型家庭聚會。珍妮特在聚會中途突然感到不適，亞當便帶珍妮特前往醫院，將諾亞留給祖父母照顧。珍妮罹患嚴重的子癎前症，在當晚緊急剖腹產，生出了威爾。珍妮特在生產後，又在加護病房插管治療了好幾天。威爾則因為多重併發症住進了特別照顧育嬰室。母子二人後來都逐漸恢復了健康。但威爾是個哭鬧不休的嬰兒，幾乎從不睡覺。
珍妮特說到威爾的一歲生日時，他們夫婦才終於允許自己首次真切的感受他們有多害怕。珍妮特想起那段日子，說她「很慶幸他們都還活著」。他們必須同時照顧學步兒與需要高度注意的嬰兒，兩人都沒有機會好好思考這段生命中的巨大裂痕，也沒有機會考慮這會對他們及諾亞造成什麼影響。珍妮特告訴我，她那時甚至沒有機會讓諾亞有心理準備，只能溫柔地告訴他「我看起來可能不太好。」因此，加護病房的景象可能把諾亞嚇壞了。
現在我們可以試著重新理解他的「挑戰」行為了。在他學著認識並控制學步兒時期大量出現的感受時，他的父母的心思卻不在他身上，又處於高度壓力中。我建議我們可以往發育問題的方向思考，或許弟弟出生後引發的這些事件，讓諾亞在情緒控制能力的發展上有些許落後。他生氣的時候，就像最近出遊發怒的那次，他需要的是支持與限制，要用把他當作更年幼的孩子來對待。他的表達能力超前，導致父母難以發現他在情緒上的不成熟。
要離開辦公室時，諾亞向我們示範了何謂「挑戰」行為。他的父母告訴他該收拾玩具離開時，他卻說他想吃點心。珍妮特與亞當都拒絕了，要他回車上再吃，但諾亞堅持要在這裡吃，並拒絕幫忙收拾玩具。房內的氣氛立刻變得緊繃。
我藉著這個機會即時傾聽並重整眼前的狀況。「說不定離開這裡會讓他感到有壓力，吃點心能讓他冷靜下來。」「可是，」亞當說，「這不就代表我們對他的操縱行為妥協了嗎？」我再次試著用不同的角度解釋眼前的狀況。亞當還是居於主導的位置。他可以決定是否要協助諾亞轉變情緒，避免他開始哭鬧。過了幾周後，我再次和珍妮特碰面。她告訴我狀況已有顯著的改善，「百分之七十五的問題都消失了」，諾亞和弟弟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和睦了。我們用幾個小時的時間，提供充裕的時間與空間傾聽故事，讓諾亞一家有機會暫時休息，走向不同的道路。雖然我們無法看見「上兆個腦細胞相互連接」，但可以觀察得到傾聽在行為與關係上帶來了戲劇性的改變，由此可知，傾聽的確改變了大腦。
◎理解行為，比解決行為更重要
我提到的這些故事都成功地重新定義行為並帶來顯著改善，不過這並不代表單單幾個傾聽療程就解決所有問題，或者永久修復關係。這種聚焦的治療方式能幫助親子在接受診療時建立連結，讓家庭關係和孩子的發展進入不同的軌道。未來必然還會出現新的問題，有可能來自生活中的壓力或孩子的發育狀況，甚或同時來自兩者。發展的本質一直都需要此種傾聽。
珍妮特在診療結束一年後致電給我，她說諾亞又出現了攻擊行為，她感到很擔憂。諾亞在學校表現得很好，交了一些朋友，認真向學，沒有因為攻擊行為惹上麻煩。在我們見面時，珍妮特因為不再擔心諾亞會被學校開除，而減緩了不少最初的恐慌情緒。她發現，過去在我這裡診療之後造成的部分改變能維持很久。
在一小時的診療過程中，她告訴我她現在懷孕了，要買一間更大的房子。他們最近剛把現居的房子掛牌出售。他們對於這些改變心懷疑慮，最擔心的是要讓諾亞適應不同學校，導致家中的氣氛越加緊繃。他和亞當又恢復了舊習性，輕易把怒氣與沮喪轉移到諾亞身上，畢竟在兩個孩子中，諾亞是較能適應壓力的那一個。他最近新形成的情感調節技巧會輕易「下線」。
這種退步是很常見的問題。精神科醫師布魯斯‧佩瑞發明了一套治療模式：治療性神經序列模式。佩瑞發現，孩子在發展時經歷的挫折時，會在壓力之下退回最初遇到該問題時的發展狀態，他以此發現為基礎發展出了這套治療模式。退步的現象發生時，我們應以對待初期發展階段的態度與孩子相處，依序解決問題，如此才能提供最佳機會讓孩子恢復與年齡相當的行為。珍妮特和亞當藉由這次的機會重新整理，在回到正軌、重新釐清界線的同時，也提供孩子支持。他們不再試著在諾亞哭鬧時和他講道理，而開始回想我們初次見面時，在這裡學到的處理方式有多大的影響力，能夠傳達愛與安心感。我們初次合作的經驗帶給他們一套互動的模式，他們沒過多久後便重新出發，再次回到順暢的軌道上。
諾亞與父母間的問題在面臨生活中的壓力時復發。寶拉和伊恩的故事提供了另一個例子，讓我們看見新的問題不只來自於外在事件，也會來自於發育的新階段。寶拉罹患了嚴重的產後憂鬱症，我初次接觸寶拉和她的嬰兒時，她才剛出院。我協助他們從明顯的破裂關係中找到新方向，他們當時做得很好。幾年後，寶拉致電給我，她擔心伊朗現在開始「不聽話」了，她告訴我，診療後的兩年是她「人生中最棒的兩年」。但現在的生活每天都像是一場戰爭，尤其是在準備去學校與準備上床時。
寶拉初次診療時帶著伊恩，她說她覺得自己在伊恩還是嬰兒時「拋棄」了他，因此一直覺得很羞愧，這種情感讓她感到疲憊。她告訴我：「我曾經拋棄過他一次，之後再也不會發生這種事了。」而如今，伊恩已經長大到應該離開他了。她凡事都替他準備好了，導致伊恩從沒遇到任何挫折。但她替伊恩做太多事了，成為了「太好的母親」，這已經對伊恩造成了阻礙。她必須安心放手，讓伊恩知道，離開母親是沒關係的。或許伊恩一開始還是會拒絕上床，不想去幼兒園，但寶拉應該確實地訂下界線，不能再默許伊恩的行為。一旦我們釐清了寶拉的情緒為何，她便覺得伊恩在面臨分離（上學與睡覺）時的抗拒行為不再那麼令她憂慮了。
在養育孩子的旅途中，每一步都需要耐心與敏感地傾聽。我們無法避免新的問題，也總是會不斷擔心孩子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標籤病症與快速解決問題的誘惑會一直都在。
但若能讓父母在孩子還小時體驗到細心傾聽帶來的改變，他們就會在遇到新問題時知道自己要追求理解，將孩子的發育轉回正軌，而非一味尋問「我要怎麼解決這個行為？」在伊凡進入大學第二年的尾聲時，他的行為呈現出發展光譜另一端的狀態，我和他的母親克萊兒就此事進行了一次對話。伊恩在那一年再次表現出過去的焦慮行為。克萊兒會在收到他煩躁時發送的簡訊後立刻回復，但她發現這種反應會讓自己被捲入難以應付且每況愈下的對話中。她告訴我，他們在一起討論這件事時她才知道，她之所以會立刻對伊恩的壓力做出回應，是因為她怕伊恩會覺得母親忘了他－－這種恐懼來自於克萊兒的童年經歷。「他並沒有那種感覺。」她在那瞬間頓悟了。「恐懼源自於我自己，」她說，「不是來自於他。」看見這個事件的本質後，她至少會在收到簡訊後經過一小時再回覆伊凡。母子兩人很開心地發現，這個分法能讓伊凡脫離無助與混亂的狀態。克萊兒告訴我，現在伊凡準備要到海外留學一年，這是他們在一年以前都無法想像的是。
我們現在已知道，在家庭關係中，傾聽是非常重要的，從嬰兒時期開始傾聽能讓我們抓到預防的良機。不過無論幾歲，只有輔以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傾聽才會有效果。「我沒有時間能留給自己。」我聽過父母這麼說，也聽過專業人士說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能傾聽。這並非毫無根據的抱怨，而是問題的核心。我會在接下來的章節解釋，為什麼時間長短與物理空間的大小會影響到傾聽對於治療、發育與適應能力的作用。
●對孩童的偏見
我在看到年幼的孩子因為標籤與藥物而沉默時，不禁想起了伊麗莎白‧楊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的著作。她的作品協助我理解美國社會是如何演變成如今的狀況。
令人難過的是，她在二○一二年出版著作《孩童偏見：面對針對孩童的偏見》（Childism: Confronting Prejudice Against Children）的前一個月驟逝。我們不只失去了一個偉大的人，更失去了讓她把一項重要的觀念呈現在眾人面前，並引發持續討論的機會。楊布魯爾是一位精神分析醫師、政治理論家，也是一位傳記作者，她呼籲眾人留心孩童的人權正受到脅迫。她將「孩童偏見」（childism）定義為「由於將孩童視為財產，視為可以（甚至是應該）因為成人的需要而受到控制、奴役或剷除的對象，而對孩童產生的偏見。」當我們不把孩子的行為視為一種需要被傾聽的表達方式，而將之視為「精神失調」的「症狀」，並認為我們應該利用藥物治療「管理」或消除這些症狀，我們就是在表現這種孩童歧視。這表示我們不把孩子當作具有思想、感覺與需求的獨特個體。楊布魯爾過世時正在編撰溫尼考特的作品全集。溫尼考特認為我們要了解孩子的「真我」，如此才能鼓勵健全的發展，這與楊布魯爾的想法嚴絲合縫。我在行為小兒科的診療經驗一遍又一遍的提供微小的事例，證明了楊布魯爾闡述的宏大觀念有多出色。
◎孩子出現反抗行為，代表他覺得不被理解
蘇珊留著眼淚告訴我，在她四歲的兒子詹姆斯不願意上床時，她把還穿著衣服的兒子抓去沖了一場冷水澡，她在當下覺得又難過又生氣。在同一次診療中，她隨後告訴我，她在還小的時候曾受過好幾年的身體虐待與心理虐待。
就像我遇到的其他典型案例一樣，她帶詹姆斯來診療，是因為詹姆斯很常「反抗」（defiance）。「他一定出了什麼問題」，接著她又說：「告訴我要怎麼控制他的行為」。詹姆斯的幼兒園老師也難以控制他的行為，老師認為他可能罹患了ADHD。他們建議蘇珊可以考慮藥物治療。他們對蘇珊的過去一無所知。
我認為蘇珊之所以願意這麼快就告訴我整個故事，是因為一小時診療的時間時間非常寬裕，以及我傾聽時不帶批判的態度。對她來說，母親與孩子都無助地失控的場面非常嚇人，再加上她發現自己正在重複過去孩童時受過的創傷，這必定讓她覺得壓力非常大。
雖然楊布魯爾未曾在著作中提到ADHD，但她寫道：「這種孩童偏見助長了第二型雙極性障礙的診斷以及藥物治療，這種狀況其實讓只會讓孩子因服藥而變得沉默。」
不知道楊布魯爾會不會認為「反抗」這個字本身就表現出了孩童偏見。「ADHD專家」羅素‧巴克禮（Russell Barkley）的著作《幫助頑皮的孩子變乖》寫的就是反抗的孩子。在這裡使用「反抗」這個字是負面且充滿批判性的。有些人認為孩子應該受到控制，將「反抗」行為視為問題，甚至是對立性反抗症這一類的精神失調，換句話說也就是不服從和不守規矩。一位同行以強而有力的一句話描述了這種觀點：「我們不應該認為『孩子在為難我』。」我非常認同這句話，父母認為孩子在「質疑」或做出「不可思議」的行為時，就是在表達「孩子在為難我」。有一位母親曾告訴我，她能講電話的時間只有三點至三點半，因為那時她四歲大的女兒正在睡午覺。她覺得女兒控制了她，覺得自己失去了主導權。在這種狀況下，母親可能會專注於主導權的爭奪，而忽視了理解與連結。
一旦我們有機會傾聽，我們就會發現，「反抗」行為通常是孩子用來表達情感的方式。詹姆斯在家中感覺到了不安全感與失控，他的行為不是ADHD的徵兆，而是在大聲求救。
「反抗」行為是最容易激發父母怒氣的一種行為。我在出版了第一本書後，接受了一次訪問。採訪者是撰寫育兒專欄的作家，訪問主題正是反抗。採訪者在訪問時用了「無禮」（impudence）一字，這個字也帶有負面意涵。我認為這個字代表，我們認為孩子應該擁有某種想法，但這個想法可能並非來自於孩子自己。事實上，若我們能從孩子的觀點理解「反抗」的動機，我們就會發現，反抗行為可能來自於不受理解的感受。
反抗為什麼總是激怒我們？其中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父母在孩童時期有過相同的經歷，沒有人「看見」他，沒有人把他當作值得重視的人。父母也有可能經歷過別種不被「看見」的經歷，或許是來自配偶、同事或者他自己的父母，這讓父母變得異常脆弱，特別容易在不被孩子「看見」時生氣。
只要我們稍微深入了解，就會發現幾乎每個表現出「反抗」行為的孩子，都正在經歷沒人察覺到的感覺。所謂的「反抗」行為，通常是孩子在覺得無法承受或不受保護時，發出的求救訊號。孩子有可能對高分貝的噪音與味道特別敏感，伴隨而來的問題可能還包括：常常在出遊時「當眾哭鬧」，或者「挑食」。也有可能是暫時性的問題，例如孩子因為新生兒的出現而覺得不受重視，或者不再有人陪他一起入睡。或者也有可能是家庭的經濟壓力或者婚姻衝突對孩子造成的影響。只要能發現這些事會對孩子造成多大的影響，並意識到他的感覺，就能讓孩子覺得受到理解，就算這些壓力來源還存在，孩子的「反抗」行為也會減少。六歲的瑪姬是十分戲劇化的例子。瑪姬被帶來診療的主因是「反抗」行為。在診療中，我發現她曾經歷過巨大的創傷。她酗酒的父親在瑪姬還是學步兒時拋棄了她，直到最近又開始回來探訪，但他在探訪過程中常是醉酒的狀態，有時會大吼大叫。瑪姬在上床前的反抗行為越來越嚴重，她拒絕在自己的床上睡覺，但沒有人問過她對探訪有什麼感覺，直到她被帶來診療。
在我們討論了探訪會對瑪姬帶來怎樣的壓力後，我們發現瑪姬其實需要在上床前聽母親說故事，提供安撫。瑪姬的母親現在理解了，父親的打擾會對女兒及她造成很大的壓力。瑪姬覺得受到理解後，她的「反抗」行為便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