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蒂．傅瑞丹在撰寫《女性的奧秘》（暫譯；The Feminine Mystique）這本書時，把第一章命名為「無以名狀的問題」。她描述這個問題是「一種奇怪的內心翻騰、一種得不到滿足的感覺、一種女人在二十世紀的美國遭受痛苦折磨後所發出的吶喊。」她開始相信這問題肇因於「我們身為女人的現實生活，與我們試圖要達到的那個女性形象之間的矛盾與落差。」傅瑞丹的原意是要為所有女人發聲，但她的話反而戳中了數百萬生活在郊區的家庭主婦心中的痛。她的讀者群龐大到足以掀起第二波的女性運動─這是個不容小覷的成就。儘管如此，她所描述的世界絕對不是另外數百萬女性的現實生活，因為她們根本沒時間，也從來沒想過要去達成那個所謂理想的女性形象。這些女人早已進入職場中拚搏，為的是現實所需，而不是她們自發性的選擇。
就我個人而言，我在中上階級的白人郊區家庭裡長大，雖然有段時間裡，這代表了住的是路邊的汽車旅館、搭的是灰狗巴士，而且一起上學的同學既有水電工和電汽工的小孩，也有醫生和律師的小孩。我從小到大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美國在過去三十年間變得越來越富裕而非蕭條衰退，身為美國的一份子，我面對的是一直不斷增加的機會。我生活在一個核心家庭─兩位異性戀的父母，以及兩個擁有同一對父母基因的親生小孩─這種家庭在現今的美國已經很少見了。
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為了回應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人所提出的意見、問題和批評，我一次又一次地認知到，我自己的個人經歷，是如何無可避免地形塑了我對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假設。就在我試著要「易地而處」時，我發現自己得不斷地面對一個非常明顯、但卻經常被忽略的重點，那就是「錢有多麼重要」。錢，讓安迪和我能夠在孩子還小時，把他們送到優質的托兒所，而在孩子稍微大一點之後，還能請得起一位全職管家；錢，讓我們能夠住在社區內有優良的公立學校和圖書館的環境裡。
錢能夠買到一張安全網，紓解生活壓力，並提供資源和復原力來對抗難以預料的命運衝擊。然而，還是有數百萬的美國家庭盡了全力在為生活打拼時，卻還是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消化一次突發的不幸。他們的「家庭選項」─要不要出去工作？要工作多長時間？要不要留在家裡照顧小孩或長輩？要花多少時間留在家裡照顧他們？─其實根本由不得他們來做選擇；他們完全受制於生活上的經濟需求。就在我挑戰自己長久以來的信念的同時，我也持續提醒自己，我的故事並非他人的生活。我要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如果想要有所改進─為了所有的女性、男性、職場，以及整個社會─那麼首先，我們必須先退一步，認真地去審視一些有如反射動作的真相。我們必須去質疑那些被不斷傳頌著或深深影響著我們，並形塑了這個社會的一般常識、格言、文化基因和故事。甚至捫心自問，為什麼我們這麼確定那些往往已經根深蒂固的假設是對的？無論是對自己，或是其他那些只能靠想像才能了解他們過著什麼樣生活的千百萬人。
唯有真誠地為所有人敞開我們的心胸，接納新的想法和可能性，我們才有可能改變這個世界，或是為這個世界帶來改變。
01 只對一半的真相，卻讓女性深信不疑
身為一位教授，在過去二十年間與學生進行了不下數千次的討論以及數百場的演講，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年輕女性問我個人是如何維持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甚至是在大學裡的外交政策演講結束之後，就在觀眾開始漸漸散去之際，一定會有年輕女性舉起她的手來，問我會給那些想要追求事業、同時也想要擁有家庭的女性什麼樣的建議。我不是唯一會被問到這種問題的人，我的其他女性同僚也遇到同樣情況。我們明白為什麼這些年輕女性會來問我們這個問題，而且也十分驕傲她們把我們當作榜樣。
然而，這個問題的答案相當複雜。我可以跟學生說，我之所以能夠在擔任高階主管職位的同時，還能兼顧與丈夫與兩個兒子的生活，完全是因為我是一位擁有終身職的教授，而且我的另一半也是同一所大學裡的終身職教授。但是這種答案聽起來實在不怎麼勵志，而且也不全然是事實；野心、努力和運氣，這些因素都在我的事業發展過程中扮演了相當程度的角色。而且，仍然有許多女性在沒有什麼彈性、不那麼幸運的狀況下，依然成功地兼顧了她們的事業與家庭。進了華府沒多久之後，我該對所有女性這麼說：「看看我，我每天都生活在處理不完的危機邊緣。我那青春期的兒子問題一籮筐，我丈夫和我想盡辦法，要在我一個星期有星期五天不在家的情況下將他打理好；我的內心是一團亂麻，甚至每天都在問自己，這份工作究竟值不值得我所付出的代價。」但是，這個答案還是一樣不太勵志，而且同樣地，也不完全是事實。如果我的孩子不是處於青春期；如果他們不會為了任何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就和他們的父親吵個沒完；如果我的大兒子不是那麼習慣把普林斯頓的警察局當成自己家的話，我的狀況應該會很不一樣。我可以環顧四周，找找看華府是不是也有另一個女人也在做著和我同樣的事，包括每周通勤，但是卻沒有遭遇到像我一樣的困難。
所以，到底該怎麼回答才好？真相有許多面向，而且，充其量那也只是屬於我個人的真相。我依然是個女性主義者，而且是我人生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相信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擁有健全的事業發展機會，同時也不需要放棄家庭生活所帶來的幸福喜悅，並且真正活出這樣的人生。至少對我而言，這樣才能算是「兼顧所有」（在第二章會再談到，我現在對「兼顧所有」這個詞有點不那麼確定，但我在這本書裡還是會繼續使用這個詞，把它當作一種用以說明這個概念的簡略表述方法）。所以，一點都不令人驚訝的是，我，就跟我同一個世代的其他女性一樣，我們都依賴著一套標準咒語，彷彿只要你不斷唸誦就能夠讓它成真。
最常見的三句咒語是：
● 只要工作夠努力，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 只要嫁對了人，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 只要順序對了，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這些話並不假。它們的確有一部分是真的，但並不是全部的實話。這些話給了我們虛幻的安慰，讓我們以為要想同時擁有事業與家庭，端看你做出什麼選擇。事實上，雖然你的選擇絕對關鍵，但人生總是有辦法用可笑的方式來阻撓你。回頭看看十年前。你這十年來的人生有按照之前的計畫進行嗎？你會發現自己有了一些可笑的改變。二十五歲時，我結了第一次婚，滿腦子只有工作。如果那時候你問我，我會說我想要小孩，但應該是在當時看起來仍然很遙遠的三十歲以後。到了三十五歲時，我結了第二次婚，突然之間，生小孩成為我腦袋裡唯一思考的重點。我花了兩年的時間，苦惱自己可能為了事業而犧牲了做母親的最佳生理時間─這卻曾是個我從未考慮要做的選擇。我的看法是，這些魔咒並不完整。鼓舞年輕女性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認清許多女性的真實生活狀況。坦白說，所有剛結婚的夫妻，一開始都認為他們雙方都有同等的機會能夠在為人父母之餘，還能追求專業領域上的成就，但不久之後就會發現，兩份全職工作再加上兩或三個小孩，而且經常還有照顧長輩的責任，完全就是行不通。
藉由說出完整的真相，我們能夠讓這些夫妻在彼此許下承諾之前，可以更坦白、而且更直接地來談談他們的選項和必須做出的犧牲。我們可以改變年輕女性挑選另一半時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更精確地在真正平等的狀態下，定位出難關和阻礙的所在，這樣一來，才能真正找到衝破這些難關與阻礙的方法。
只對一半的真相─只要工作夠努力，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這些年來，我逐漸意識到許多年長女性，通常是長我一輩的開拓者世代的女性，會對現在年輕女性所做的選擇有著很強烈的批判。而某次的經歷讓我的這種認知更加顯而易見，那是在紐約一個相當具有權威的基金會，在我進行外交政策演講後所發生的事。
演講結束後，我被一群年長女性包圍，她們稱讚我的演講，而且讚賞我如此積極地投身於外交事務工作。然而，就在同一時刻，她們話鋒一轉，開始惋惜她們認識的一些年輕女孩缺乏動力，所以才會從她們的事業中「退出」。
就是這樣。他們假設著這種年輕女性會退出職場是因為她們缺乏動力和野心，其實，這是根源自另一個更深層的假設。那就是，如果這些女性能對工作更有野心的話，那麼，她們一定會擁有一飛沖天的事業。如果她們真的有心於自己的事業，她們就會沒日沒夜地工作，無論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換句話說，如果你準備好要無所不用其極地來讓自己的事業向上發展，包括很少有時間見到自己的孩子，那麼，你就能同時擁有事業與家庭了。許多男性執行長或資深合夥人會說，他們之所以能夠爬到事業的頂峰，就是因為他們長久以來做出這樣的犧牲─需要頻繁地到各地出差，以及全年無休地為客戶服務。華特．布萊斯（Walter Blass）是一九六○年代阿富汗和平工作團的主任，之後他到美國AT&T電信公司的策略規劃部門工作。在一封給我的電子郵件裡，他寫出了自己為事業所做出的犧牲有哪些：「我把養育三個孩子的大部分責任都交給我那『沒有工作』的妻子。當我在海外工作時，她很明確地指責我每天花十二個小時關心那些義工，卻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和她相處，或是去關心我們的孩子。」布萊斯寫道。之後，在AT&T時，他在一次長達九個月的罷工時期每天超時工作，「我女兒寫了一首詩，內容是她和兄弟姊妹會知道他們還有個爸爸，是因為我每天丟在床邊的髒襪子和內衣褲。」
困難點就在這裡。做出這種犧牲長達數十年的男人，幾乎背後都有個支持這個決定的妻子或伴侶，而他們就算不是全職在家，也至少是家庭中主要的照護人，就像華特．布萊斯的妻子一樣。這也就是說，越來越多企業執行長、顧問、學者、外科醫生或律師之所以能夠全心投入事業，是因為他們知道家裡有個慈愛的伴侶在照顧他們的孩子，而且會盡一切努力讓孩子們健康長大。儘管他可能會希望自己有多一點時間可以陪他們，或是感嘆自己與孩子們的關係比他想像的還要疏遠，但至少他知道他們受到了良好的照顧。此外，男主外女主內這種屹立不搖的社會架構，更加強化了他的選擇。他在做他應
該做的事；在財務上供養他的家庭，這樣才能讓他的妻子能維持住這個家的生理與情感需求。然而，相較起來，有家庭的職業婦女卻沒有這樣的選擇。儘管事業前景一片看好，卻很少有丈夫願意待在家裡，或是擔任小孩的主要照顧者，好讓妻子能夠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丈夫也許很支持妻子的事業目標，但絕對沒有支持到願意放棄自己的工作，或是在自己工作上做出極大妥協的程度。但是一定要有人照顧孩子，或是年老的父母，或是生病的親人。最常見的情況是，與其說女人得面對傳統上有事業心的男人必須做出的選擇─全年無休的工作，而且很少有時間見到孩子，但至少家裡有人能照顧他們─不如說有事業心的女人所面對的選擇是，全年無休的工作，再加上沒人照顧孩子。就算她負擔得起全天候的育兒中心，但這也意味著父母親兩人都無法出席孩子在學校的話劇表演、沒有人照顧生病請假在家的孩子、沒有人能指導孩子的功課，也沒有人能在深夜和孩子促膝長談，包括在學校被人取笑、青春期的純愛故事等等。
這是個更加艱難的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女人很清楚知道自己如果在家的話，可以幫忙照顧孩子、父母，或幫助另一半事業成功，結果你卻選擇在公司熬夜加班，寧願卡在會議裡動彈不得，這感覺起來不像是選擇了犧牲「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不像是件你很希望能做、但卻為了事業而不得不忍痛割捨的事。反倒像是為了你自己的個人渴望，而犧牲了與所愛之人在一起的美好生活。
在紐約的演講結束之後，當天晚上去吃晚餐，我的餐桌對面坐了兩位三十歲出頭的女性，她們對我訴說自己很難在公司的年長女性同事中找到可以學習的對象，原因是她們並不想自己終生只與工作為伴。凱麗．魯賓（Kerry Rubin）和莉亞．馬寇（Lia Macko）是兩位在紐約工作的職業婦女，她們一起寫了《三十歲的中年危機》（暫譯；Midlife Crisis at 30）這本書，以一種讓人難以忘懷的方式呈現了相同的觀點：「如果我們再不開始學習整合自己的私人生活、社交生活和工作，再過五年，我們就會變成坐在桃花心木辦公桌另一邊那個怒氣沖沖的女人，在每天正常工作了十二個小時之後，質疑員工的工作態度，然後回家一個人孤單地在公寓裡吃木須豬肉當晚餐。」
就我個人而言，我在中上階級的白人郊區家庭裡長大，雖然有段時間裡，這代表了住的是路邊的汽車旅館、搭的是灰狗巴士，而且一起上學的同學既有水電工和電汽工的小孩，也有醫生和律師的小孩。我從小到大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美國在過去三十年間變得越來越富裕而非蕭條衰退，身為美國的一份子，我面對的是一直不斷增加的機會。我生活在一個核心家庭─兩位異性戀的父母，以及兩個擁有同一對父母基因的親生小孩─這種家庭在現今的美國已經很少見了。
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為了回應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人所提出的意見、問題和批評，我一次又一次地認知到，我自己的個人經歷，是如何無可避免地形塑了我對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假設。就在我試著要「易地而處」時，我發現自己得不斷地面對一個非常明顯、但卻經常被忽略的重點，那就是「錢有多麼重要」。錢，讓安迪和我能夠在孩子還小時，把他們送到優質的托兒所，而在孩子稍微大一點之後，還能請得起一位全職管家；錢，讓我們能夠住在社區內有優良的公立學校和圖書館的環境裡。
錢能夠買到一張安全網，紓解生活壓力，並提供資源和復原力來對抗難以預料的命運衝擊。然而，還是有數百萬的美國家庭盡了全力在為生活打拼時，卻還是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消化一次突發的不幸。他們的「家庭選項」─要不要出去工作？要工作多長時間？要不要留在家裡照顧小孩或長輩？要花多少時間留在家裡照顧他們？─其實根本由不得他們來做選擇；他們完全受制於生活上的經濟需求。就在我挑戰自己長久以來的信念的同時，我也持續提醒自己，我的故事並非他人的生活。我要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如果想要有所改進─為了所有的女性、男性、職場，以及整個社會─那麼首先，我們必須先退一步，認真地去審視一些有如反射動作的真相。我們必須去質疑那些被不斷傳頌著或深深影響著我們，並形塑了這個社會的一般常識、格言、文化基因和故事。甚至捫心自問，為什麼我們這麼確定那些往往已經根深蒂固的假設是對的？無論是對自己，或是其他那些只能靠想像才能了解他們過著什麼樣生活的千百萬人。
唯有真誠地為所有人敞開我們的心胸，接納新的想法和可能性，我們才有可能改變這個世界，或是為這個世界帶來改變。
01 只對一半的真相，卻讓女性深信不疑
身為一位教授，在過去二十年間與學生進行了不下數千次的討論以及數百場的演講，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年輕女性問我個人是如何維持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甚至是在大學裡的外交政策演講結束之後，就在觀眾開始漸漸散去之際，一定會有年輕女性舉起她的手來，問我會給那些想要追求事業、同時也想要擁有家庭的女性什麼樣的建議。我不是唯一會被問到這種問題的人，我的其他女性同僚也遇到同樣情況。我們明白為什麼這些年輕女性會來問我們這個問題，而且也十分驕傲她們把我們當作榜樣。
然而，這個問題的答案相當複雜。我可以跟學生說，我之所以能夠在擔任高階主管職位的同時，還能兼顧與丈夫與兩個兒子的生活，完全是因為我是一位擁有終身職的教授，而且我的另一半也是同一所大學裡的終身職教授。但是這種答案聽起來實在不怎麼勵志，而且也不全然是事實；野心、努力和運氣，這些因素都在我的事業發展過程中扮演了相當程度的角色。而且，仍然有許多女性在沒有什麼彈性、不那麼幸運的狀況下，依然成功地兼顧了她們的事業與家庭。進了華府沒多久之後，我該對所有女性這麼說：「看看我，我每天都生活在處理不完的危機邊緣。我那青春期的兒子問題一籮筐，我丈夫和我想盡辦法，要在我一個星期有星期五天不在家的情況下將他打理好；我的內心是一團亂麻，甚至每天都在問自己，這份工作究竟值不值得我所付出的代價。」但是，這個答案還是一樣不太勵志，而且同樣地，也不完全是事實。如果我的孩子不是處於青春期；如果他們不會為了任何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就和他們的父親吵個沒完；如果我的大兒子不是那麼習慣把普林斯頓的警察局當成自己家的話，我的狀況應該會很不一樣。我可以環顧四周，找找看華府是不是也有另一個女人也在做著和我同樣的事，包括每周通勤，但是卻沒有遭遇到像我一樣的困難。
所以，到底該怎麼回答才好？真相有許多面向，而且，充其量那也只是屬於我個人的真相。我依然是個女性主義者，而且是我人生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相信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擁有健全的事業發展機會，同時也不需要放棄家庭生活所帶來的幸福喜悅，並且真正活出這樣的人生。至少對我而言，這樣才能算是「兼顧所有」（在第二章會再談到，我現在對「兼顧所有」這個詞有點不那麼確定，但我在這本書裡還是會繼續使用這個詞，把它當作一種用以說明這個概念的簡略表述方法）。所以，一點都不令人驚訝的是，我，就跟我同一個世代的其他女性一樣，我們都依賴著一套標準咒語，彷彿只要你不斷唸誦就能夠讓它成真。
最常見的三句咒語是：
● 只要工作夠努力，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 只要嫁對了人，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 只要順序對了，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這些話並不假。它們的確有一部分是真的，但並不是全部的實話。這些話給了我們虛幻的安慰，讓我們以為要想同時擁有事業與家庭，端看你做出什麼選擇。事實上，雖然你的選擇絕對關鍵，但人生總是有辦法用可笑的方式來阻撓你。回頭看看十年前。你這十年來的人生有按照之前的計畫進行嗎？你會發現自己有了一些可笑的改變。二十五歲時，我結了第一次婚，滿腦子只有工作。如果那時候你問我，我會說我想要小孩，但應該是在當時看起來仍然很遙遠的三十歲以後。到了三十五歲時，我結了第二次婚，突然之間，生小孩成為我腦袋裡唯一思考的重點。我花了兩年的時間，苦惱自己可能為了事業而犧牲了做母親的最佳生理時間─這卻曾是個我從未考慮要做的選擇。我的看法是，這些魔咒並不完整。鼓舞年輕女性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認清許多女性的真實生活狀況。坦白說，所有剛結婚的夫妻，一開始都認為他們雙方都有同等的機會能夠在為人父母之餘，還能追求專業領域上的成就，但不久之後就會發現，兩份全職工作再加上兩或三個小孩，而且經常還有照顧長輩的責任，完全就是行不通。
藉由說出完整的真相，我們能夠讓這些夫妻在彼此許下承諾之前，可以更坦白、而且更直接地來談談他們的選項和必須做出的犧牲。我們可以改變年輕女性挑選另一半時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更精確地在真正平等的狀態下，定位出難關和阻礙的所在，這樣一來，才能真正找到衝破這些難關與阻礙的方法。
只對一半的真相─只要工作夠努力，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這些年來，我逐漸意識到許多年長女性，通常是長我一輩的開拓者世代的女性，會對現在年輕女性所做的選擇有著很強烈的批判。而某次的經歷讓我的這種認知更加顯而易見，那是在紐約一個相當具有權威的基金會，在我進行外交政策演講後所發生的事。
演講結束後，我被一群年長女性包圍，她們稱讚我的演講，而且讚賞我如此積極地投身於外交事務工作。然而，就在同一時刻，她們話鋒一轉，開始惋惜她們認識的一些年輕女孩缺乏動力，所以才會從她們的事業中「退出」。
就是這樣。他們假設著這種年輕女性會退出職場是因為她們缺乏動力和野心，其實，這是根源自另一個更深層的假設。那就是，如果這些女性能對工作更有野心的話，那麼，她們一定會擁有一飛沖天的事業。如果她們真的有心於自己的事業，她們就會沒日沒夜地工作，無論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換句話說，如果你準備好要無所不用其極地來讓自己的事業向上發展，包括很少有時間見到自己的孩子，那麼，你就能同時擁有事業與家庭了。許多男性執行長或資深合夥人會說，他們之所以能夠爬到事業的頂峰，就是因為他們長久以來做出這樣的犧牲─需要頻繁地到各地出差，以及全年無休地為客戶服務。華特．布萊斯（Walter Blass）是一九六○年代阿富汗和平工作團的主任，之後他到美國AT&T電信公司的策略規劃部門工作。在一封給我的電子郵件裡，他寫出了自己為事業所做出的犧牲有哪些：「我把養育三個孩子的大部分責任都交給我那『沒有工作』的妻子。當我在海外工作時，她很明確地指責我每天花十二個小時關心那些義工，卻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和她相處，或是去關心我們的孩子。」布萊斯寫道。之後，在AT&T時，他在一次長達九個月的罷工時期每天超時工作，「我女兒寫了一首詩，內容是她和兄弟姊妹會知道他們還有個爸爸，是因為我每天丟在床邊的髒襪子和內衣褲。」
困難點就在這裡。做出這種犧牲長達數十年的男人，幾乎背後都有個支持這個決定的妻子或伴侶，而他們就算不是全職在家，也至少是家庭中主要的照護人，就像華特．布萊斯的妻子一樣。這也就是說，越來越多企業執行長、顧問、學者、外科醫生或律師之所以能夠全心投入事業，是因為他們知道家裡有個慈愛的伴侶在照顧他們的孩子，而且會盡一切努力讓孩子們健康長大。儘管他可能會希望自己有多一點時間可以陪他們，或是感嘆自己與孩子們的關係比他想像的還要疏遠，但至少他知道他們受到了良好的照顧。此外，男主外女主內這種屹立不搖的社會架構，更加強化了他的選擇。他在做他應
該做的事；在財務上供養他的家庭，這樣才能讓他的妻子能維持住這個家的生理與情感需求。然而，相較起來，有家庭的職業婦女卻沒有這樣的選擇。儘管事業前景一片看好，卻很少有丈夫願意待在家裡，或是擔任小孩的主要照顧者，好讓妻子能夠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丈夫也許很支持妻子的事業目標，但絕對沒有支持到願意放棄自己的工作，或是在自己工作上做出極大妥協的程度。但是一定要有人照顧孩子，或是年老的父母，或是生病的親人。最常見的情況是，與其說女人得面對傳統上有事業心的男人必須做出的選擇─全年無休的工作，而且很少有時間見到孩子，但至少家裡有人能照顧他們─不如說有事業心的女人所面對的選擇是，全年無休的工作，再加上沒人照顧孩子。就算她負擔得起全天候的育兒中心，但這也意味著父母親兩人都無法出席孩子在學校的話劇表演、沒有人照顧生病請假在家的孩子、沒有人能指導孩子的功課，也沒有人能在深夜和孩子促膝長談，包括在學校被人取笑、青春期的純愛故事等等。
這是個更加艱難的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女人很清楚知道自己如果在家的話，可以幫忙照顧孩子、父母，或幫助另一半事業成功，結果你卻選擇在公司熬夜加班，寧願卡在會議裡動彈不得，這感覺起來不像是選擇了犧牲「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不像是件你很希望能做、但卻為了事業而不得不忍痛割捨的事。反倒像是為了你自己的個人渴望，而犧牲了與所愛之人在一起的美好生活。
在紐約的演講結束之後，當天晚上去吃晚餐，我的餐桌對面坐了兩位三十歲出頭的女性，她們對我訴說自己很難在公司的年長女性同事中找到可以學習的對象，原因是她們並不想自己終生只與工作為伴。凱麗．魯賓（Kerry Rubin）和莉亞．馬寇（Lia Macko）是兩位在紐約工作的職業婦女，她們一起寫了《三十歲的中年危機》（暫譯；Midlife Crisis at 30）這本書，以一種讓人難以忘懷的方式呈現了相同的觀點：「如果我們再不開始學習整合自己的私人生活、社交生活和工作，再過五年，我們就會變成坐在桃花心木辦公桌另一邊那個怒氣沖沖的女人，在每天正常工作了十二個小時之後，質疑員工的工作態度，然後回家一個人孤單地在公寓裡吃木須豬肉當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