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抵達布魯克林第一年，以及在紐約的頭兩年，她一直都在換工作─暫時性的工作、兼職工作；看起來像是固定的，但在老闆失蹤之後也消失了的工作─這種情況發生了不只一次。早先，她為韓菲爾（Robert H. Hemphill）工作，這位財經作家為赫斯特（Hearst）報業旗下的報紙撰稿，之前執掌過公共事業，並擔任過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的高層，有時也從事投資，並對被大蕭條所箝制、顯然搖搖欲墜的銀行業系統抱持斷然的見地；她收集他的剪報檔案、幫他做研究、聽打他的口述內容；她協助一個自認為正在撰寫一本關於股票市場的書的股票經紀人；她在資助瑪莎阿姨的馬爾柯基金會（Markle）找工作，但是徒勞無功；她任職於西克拉克斯（Westclox），這家公司製造大笨鐘─「禮貌鬧鐘」（polite alarm clock），這是美國人仰賴的床頭用品，而珍負責將「來自地球上所有異國情調的地方」的訂單歸檔─珍如此形容。珍起初仍滿懷憧憬，覺得自己「參與這樁偉大的事業，透過它，世界上很快就會人手一個鬧鐘了」。可想而知，她整天實際上做的就只是打字和歸檔、歸檔和打字。最後，她了解到這番偉大的事業永遠不會實現，「時鐘會壞掉或者不見，而工作將永無止盡」。對工作期望的大幅「攀升」和迅速「下滑」，一切都發生在一個星期內，而她在這星期結束的時候離職了。放過她吧！別太苛責，她不過是個十八歲的年輕人。
在這些年間，西克拉克斯的工作是珍唯一一個實際上辭掉的。她經常沒有工作，而她找到的工作，薪水可能低到一個星期只有十二美金。她後來寫道自己「幾乎無法靠薪水過活」。她記得一項格外枯燥的工作：獨自一個人整理彩色紙條。開始感覺到「無望而且沮喪」的珍，轉而玩起賭博。雖說不完全是賭博，但是她確實付了一點二五美金去買了一張愛爾蘭彩票，這在當時是非法的。在她的成長過程中，父母教導她反對賭博，視之為「愚蠢、窩囊而且某種程度上是不道德的，但是內心如此虛空的情況下」，她還是買了。「我其實出不起賭博的錢。那意味著我要延後換新鞋底的時間，必須塞卡紙在鞋子裡湊合著穿了。」她沒有賭贏，但從不懊悔。她後來寫道：「突然間，而且如此輕易地，我就買到了焦慮、期盼、希望」，「我現在依然慶幸有那幾個星期瘋狂的一頭熱，當時我是如此地亟需它。況且這次大膽而令人滿足的違法行為也無傷大雅。」
蓓蒂的狀況比珍好一點，她一個星期的薪水大約是十四美金。當她們兩人都有工作的時候，有時候還能付錢請人打掃公寓。不過她們偶爾也會落得只能吃「帕布倫」（Pablum），一種淡而無味、預先煮好的嬰兒食品；不論它多麼讓人食欲盡失，但至少有營養，或者她們的父親是這麼說的。她們常吃的是切片洋蔥、番茄，還有青椒混著一些豆子，再加上一個小漢堡。此外還有大蒜。「我們認為自己真的很前衛，」珍後來回憶道：「在史卡蘭頓時，我們從來沒吃過大蒜。」她們稱自己做的混合物稱為「綜合豆」（catchabeano），因為「裡面有很多豆子，我們就是覺得這個名稱很有魅力」。相較於「帕布倫」，「這對我們來說是超級美味的食物」。巴茨納太太曾送給她們一本《芬妮‧法默的食譜》（The Fanny Farmer Cookbook）。珍有一次向母親抱怨說她從來沒有教她如何烹飪，巴茨納太太回嗆：「噯，可是我教過妳怎麼讀書，不是嗎？」
珍在描述她適應紐約時所面臨的困難時從不誇張；回憶適應大蕭條的局面讓她不寒而慄。她後來說「我認為那是自己所經歷過最為艱困的時期」。但是相較於其他人，那個時期對她而言並非那麼困頓。對於眼見自己剛開展的事業慘敗的三十幾歲人士，或是找不到工作、被失業擊垮的四十或五十幾歲的人來說，經濟蕭條是一場大劫難。珍日後寫道，回溯一九二九年的情況，當時全國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三；一九三五年，失業率達到百分之二十。但是對於珍和她的一些年輕朋友而言，他們仍然能夠「基於我們收到的不錄用通知、自己的節儉，以及徒勞尋覓中遇到的怪人來編造故事，並且從彼此發出的喘息或歡笑中獲得一絲溫暖。」
珍在這些年所做的短暫、薪資微薄的工作，也許似乎是一名成功女性的履歷表上最理應刪除的項目，是那種隨著你的事業繼續發展，單純就會忘了提及的工作，但珍仍心懷感謝。「那並不是我想要的，」她後來寫道，「但是那很有意思，而且我樂在其中。」確實，她在保威爾接受的訓練所培養的技能，正是為了那些工作而準備；珍能夠每分鐘速記一百一十個字，打七十個字─這種速度並不特別優異，但仍可圈可點，她引以為傲。像她所做的這些工作讓她瞥見了美國商業的幕後風貌，而這番經驗很可能是她許多升大學的同學欠缺的。
珍經常在早晨瀏覽分類徵人廣告之後搭地鐵進入市區。然而她有時會走過約翰‧羅布林（John Roebling）設計的，永遠如此壯麗的布魯克林大橋，步行到曼哈頓，沿著橋上用木條鋪成的步道，穿過雄偉的哥德式高塔底下。這座橋的四根粗壯鋼索從它們在兩岸緊繫的地方開始往上升，向上攀升到高塔，跨過河流延展出去。鋼製的吊件從這些鋼索上懸垂而下，高塔上則垂下了呈對角線的支柱；兩者在互相交集的地方被固著在一起，在風中及車流中抖動。在橋的中間點，這些鋼索下垂到車道，然後消失在車道下方。當珍走到那個點，位於和兩岸的距離相等的地方，高高在水面之上，此刻就只有她和河流，還有橋下的巨大城市。
珍有時候會得到做速記或者打字測驗的工作，有時候則一無所獲。但是無論如何，近中午時，工作往往都做得差不多了，她於是可以去探索自己置身的地方，或者付五分錢坐地鐵，然後隨機前往某個車站。到了那裡，她會爬上樓梯、來到街上，也許在她從樓房、人、招牌還有商店構成的陌生景象中浮出之際暫留一會兒，接著邁步走入周圍的街道。她後來說：「大多數時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她對那個龐然大物（也就是紐約）只有最粗淺的概念。「但是那使我出神。棒極了。不管走到哪裡，我都驚異萬分。」
早上四處尋覓工作、下午探索這座城市，這就是她的模式。大約是她到紐約的第一年年底，她在這樣一趟探索之旅中抵達了曼哈頓的皮草區；在第六大道以西的那些西二十幾街，擠滿了搬運水貂皮、麝鼠皮還有貂皮的推車，有時還會有老虎皮，它們之後會被製成披肩及圍巾。珍必然面露驚奇，因為在某個時刻，有名男子走出他的店，向珍自我介紹，然後馬上與這位熱切的十九歲女孩大談皮草區的故事。
就在一九三五年的夏末或初秋，珍‧巴茨納朝著畢生的事業邁出了一大步。回顧在中央高中的時期，珍要當作家，指的主要就是寫詩，不過的確有少數幾次，某個東西或某個人攫住了她的注意力，她當時即觀看、傾聽、做筆記並且加以書寫，但不是寫成詩，而是散文。她曾在《史卡蘭頓共和報》擔任不支薪的新手記者。如今，她將以之前在史卡蘭頓免費提供的能力，領到全國發行的雜誌《時尚》的稿酬。
「在紐約皮草區裡，每個人似乎都彼此認識，但並非人人都會彼此交談。」她這麼為所寫的皮草區文章開場。競爭很激烈，「每一捆皮草在從設陷阱捕動物的人到皮草養殖者、拍賣商再到穿戴者的旅程中，都充滿著爭鬥。」她所見和所聽聞的一切都令她吃驚。她寫到掛架和手推車，上面堆滿皮草，大搖大擺地往返第八大道；一本拍賣目錄打著出售一萬張山獅皮、一萬七千張狼皮的廣告；偷竊皮草是司空見慣的事，於是貨車上裝了防搶警笛，而且商店設有用鐵柵欄做的內門。「在柵門裡、商店櫥窗背後的金屬線網欄後面，」她寫道，「這些商店幽暗陰森，被固定住的兇猛動物的頭從牆上凸出來。成堆的皮草覆蓋著條板箱和手推車，使得店裡瀰漫著一股令人作嘔的發霉惡臭。」
珍後來會說她對皮草區的描述「幾乎逐字逐句」都多虧了那位從店鋪走出來和她說話的男士─艾德格‧勒曼（Edgar Lehman）先生，但是你可以從她的作品中看到她發揮了一個真正作家的敏感度，而這等敏感度著眼於稀奇古怪的細節。「每年聖誕節，」她如此為這篇文章作結，「用安哥拉羊的長條皮草製成的幾千把白色鬍鬚，都賣給了百貨公司的耶誕老人。目前，這一區殷切盼望著一些計程車司機掀起的風潮─把紅狐狸尾巴掛在汽車散熱器的蓋子上，將使狐狸尾巴的生意大發利市。」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那期《時尚》裡，對時尚敏銳的讀者得知了最新的巴黎服裝，讀到帽子上的毛和皮草絨球、羅馬風領口設計、西班牙編織披巾、懸吊在合身黑色晚禮服上的流蘇。雜誌建議摩登女性現在可以自由地「穿著西裝晚餐」或是「穿著打褶的服裝跳舞」。一位珠寶設計師炫耀上面鑲嵌成排的紅寶石和鑽石的戒指。珍的一千字報導〈皮草飄揚之地〉（Where the Fur Flies），和這一切相互呼應。
對一個剛從高中畢業的十九歲新鮮人而言，這滿了不起的。珍寫的這篇作品令一位編輯大為激賞並加以採用，讓她賺到四十美金─相當於她如此辛苦尋覓的乏味辦公室工作的兩、三週打字和聽打酬勞，最後還很高興地看到它被刊印出來，而她的名字就登在第一○三頁上方。編輯希望她寫更多文章。在接下來的一年半裡，她為《時尚》寫了另外三篇文章，每篇文章都讚頌不同的曼哈頓專賣特定商品的批發區：皮件、花，以及鑽石。珍寫到牛蛙和羊的腸子被製成新奇的皮革；在花店區的人行道上，「飄過人行道的（剪下來的花的）潮溼、香甜的氣息從堆在出入口旁的籃子和條板箱裡慢慢散溢出來」；典當的鑽石必須經過十三個月才會進到拍賣行，此時，在外面的波維里（Bowery）區，「火車在『高架鐵道』（elevated railway, El）上呼嘯而過，卡車轆轆行駛，流浪漢在路邊鋪石旁攤躺著，來自摩特街（Mott Street）的中國男人扭捏地小步走過，外國話的片段被籠罩，失落在一股異國情調的濃厚刺鼻氣味中。」
珍的每篇文章都讓人深入時尚產業的一個區塊，而這就是為什麼它們最初是刊登在《時尚》的原因。每篇都傳達了某種逼真的街頭樣貌，由此似乎預示了文章作者未來的生活─總是和都市息息相關。但是，我認為這些文章的重點並不在其中的任何「城市」色彩，而是展現對多采多姿以及奇特事物的熱愛、對於世界如何運轉的好奇，而這反映出珍最深的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