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股市對戰爭的精確判斷

當人民被迫服從而服從時，他們做得對。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時，他們做得更對。──盧梭《社會契約論》


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關於自由民主的戰爭，但它也攸關資本主義的存續。就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也涉及了股市的未來及其一切美好與邪惡的存亡。自由運作的股市若要發揮籌資的功能及獨立定價的機制，就無法和獨裁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相容。在1940年代初期的動盪與混亂中，世界各地的股巿常巧妙地掌握了戰局的起伏，那肯定是群眾智慧發揮了先天的威力，因為當時交戰雙方都嚴格控管大眾接收的戰爭消息，並以政令宣傳作為武器。

每逢戰爭的轉捩點，股市總有先見之明，唯一的大型失誤是日本股市在1942年5月及6月未能了解珊瑚海及中途島兩次海戰的意義。第七章提過，日本的官方戰報及日本媒體都把珊瑚海海戰說成大獲全勝，也把中途島海戰說成勝仗，只提到損失幾架飛機和軍艦。儘管大家都知道有人傷亡，也為此哀傷，但是當時的日本社會極其團結，一致支持政府的作戰政策，完全相信日軍所向無敵，幾乎沒有人想到日本可能戰敗及經濟受創。要是有人因為聽到海戰損失的傳言而拋售股票，那就是不愛國。

1942年年中，日本幾乎是實行計畫經濟，官方完全控制了勞力、物價、工資和產業決策。首相東條英機把經濟政策交給副手岸信介所執掌的軍需部制定。儘管內閣改組看似成功，簡化了組織架構，卻絲毫無法提高生產力，因為日本的原物料完全依靠進口，美國實施海上封鎖的效果日益明顯。日本的工業生產力從1942年秋季開始下滑，一路萎縮至1945年投降為止。1940到1944年，美國經濟約擴張了三分之二，日本只成長四分之一。

在日本，不是每個投資者都誤解了珊瑚海和中途島海戰的意義。糧食供給不足，連皇居周圍的鐵欄杆也拆下來煉鋼了。1942年年中，野村家族及野村證券開始認為日本最終可能戰敗。儘管報紙和廣播只報導戰爭的好消息，但野村家族顯然從上流社會的精英聚會裡收到了傳聞。參加中途島與珊瑚海海戰的高階軍官和飛行員都有相熟的藝妓，當他們一去不返時，流言就傳了開來。野村家族感覺矛頭不對，開始逐漸出脫持股，甚至賣空。之後，他們開始買不動產，可能是覺得土地和房地產在戰敗國中是最好的財富保值工具。這些受到保護的資產，讓野村家族在戰後擁有足夠的資金，馬上資助野村證券迅速擴張，成為戰後日本數一數二的證券公司。

英美股市皆明瞭
美國作戰部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老是把敗仗說成勝仗，備受各界的批評，所以後來打完中途島海戰後，官方公報一開始並未把中途島之役列為勝仗。即便如此，美國股市幾乎是馬上領略到珊瑚海和中途島海戰的重要意義。1942年春天，美國股市仍處於低迷。在1941年暴跌之後，1942年的前幾個月，股價隨著戰爭消息的惡化而一路走跌。德國潛艇在東岸橫行，恣意摧毀美國船運航線，導致美國損失慘重。邱吉爾也擔心英國賴以維生的海上運輸線可能遭到掐斷。在世界的另一端，新加坡淪陷了，爪哇海海戰形同災難，日本占領了緬甸和荷屬東印度群島，連菲律賓最後的堡壘克里基多島都投降了。美國陷入苦戰，媒體也一再抨擊美軍管理不當。

1942年，英美兩國都有堅決作戰的決心，卻也充滿了絕望，對人類的未來感到幻滅。馬修．阿諾德（Mathew Arnold）的著名詩篇《多佛海灘》（Dover Beach）廣為傳誦：「啊，愛人，讓我們忠於彼此！因為眼前的世界沒有快樂、愛情、光明、確定、和平，也無法療鬱傷痛。我們身處在黑暗的荒野中，奮戰與空襲的混亂警訊頻傳，無知的軍隊在夜間混戰。」

戰爭期間，許多的戰士在海上、陸上和空中罹難。當時英國軍官集體用餐的地方，常貼著一首短詩：

古有名訓，
在遙遠彼岸，
毫無絕望悲傷，
老友將再聚一堂。

1942年的冬末春初，日本威脅入侵澳洲及從海陸橫掃東南亞之際，英美股市大跌。盟軍屢戰屢敗，日軍看起來所向無敵。此外，德軍攻打蘇聯的最初成果，以及英軍在沙漠戰場上一再受挫，都令投資人感到不安。

杜立德突襲成功後，道瓊工業指數僅短暫回升，即使美方積極發動政治宣導，股市到4月底還是下跌了20％。整個戰爭期間，股市的最低點是發生於1942年4月30日，當天跌至92 點，比1941年初的高點132點少了31％。

時序進入1942年後，傳出更多損失與戰敗的消息，英美股市都陷入蕭條，持續走跌。事實上，索柏在《紐約證交所：美國股市史》裡提到，1942年2月是紐約證交所自1915 年以來，交易最清淡的月份。2月14日的交易量僅32萬股，其中還有一個小時的成交量僅3萬股。當時交易所席次的易主價格僅1萬7000美元，是1897年以來的最低價，比1929年的最高價62萬5000美元少了97％。

股市的低迷影響了房市。紐約一家旅館的售價還不到一年的年收益，華爾街辦公室的租金低到每平方英尺僅一美元。詹姆斯．格蘭特（James Grant）在精彩著作《繁榮的麻煩》（The Trouble with Prosperity）裡提到，有人把這種情況稱為「無謂的恐慌」，因為這些下跌是發生在軍事生產大增、預算出現鉅額赤字、企業獲利可觀的時候。

不過，當時股市還有其他的擔憂。美國財政部提議把企業的所得稅提升至60％，再加上重議委員會（Renegotiation Board）即將回收超額的利潤，使公司難以預估盈餘和股利。此外，政府也對五萬美元以上的個人收入課徵85％的個人所得稅，羅斯福政府似乎決心透過法律來平衡收入與貧富差距。這些政策的推行，再加上戰場傳來的敗績，進一步挫傷了投資者的信心。

當時，任何理性思考的預言者都是看空股市。1939年，一位知名的哈佛教授（基於禮貌，這裡姑且不透露其姓名）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他主張美國經濟注定會陷入大衰退，因為出生率太低，而且美國本土已經沒有無人居住的地區可供開發。此外，美國也缺乏新產業和新發明。不過，他撰寫文章之際，美國的出生率正在成長，而且戰爭也催生了上千個新產業和新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