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指望那個交情給你太多依靠



出版新書時，不免要宣傳跑通告。作家這個工作可以分成很多部分，其中這是我最不喜歡的部分。總覺得談自己寫的書有點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再說，又不是每個看電視、聽廣播的人都對你有興趣，大動干戈地上媒體宣傳書，有點傷及無辜……
總之，這是題外話，這次要說的故事不是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前幾天上李四端的節目專訪。
李四端是台灣最著名、資深的新聞主播，他的採訪以靈活、生動、刁鑽廣受觀眾歡迎。他的採訪遍及政要高官、商界名流、文化巨擘、影視明星……許多人都對他的訪問可說是又愛又怕。
我和四端雖是朋友，但接受他的專訪還是第一次。
節目開錄前，我們先小聊了一下。根據過去我做廣播採訪別人的經驗，這是錄影前很重要的熱身，一方面主持人必須瞭解受訪人，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建立錄影對談節奏的嘗試。
有趣的是，四端觀察我，我也好奇地在觀察他。感覺得出來，他做足了關於我的功課，一邊發問的同時，也細膩地觀察我的反應，並且盤算著接下來的採訪策略。一般而言，訪問像我這樣的作家，氣氛是比較愉快的，我身上既沒有太多敏感話題，也沒有太多不能公開的秘密必須逼問。因此，這個訪談，我其實抱著放鬆的心情與態度面對。
我沒想到攝影機一開錄，李四端就轉移話題，從我幫言承旭寫情書的事開始談起。咄咄逼人問我，情書是寫給誰的？是不是寫給林志玲？內容是什麼？……
儘管我知道這件事情大家興趣很高。不過，因為我是受人之託，因此除非當事人願意公開，否則我實在沒有立場在當事人之前公開問題的答案。因此一開始我有點被迫閃躲，心裡老大不願意地想著：怎麼一開始就聊別人的事呢？而且還是我不好回答的事……
就在我快被逼到牆角時，四端忽然停了下來，問我：
「這樣的節奏你還習慣嗎？」
「可以。」我故作風度地說。（發現自己還真虛偽啊。）
「好，」他對著攝影師說：「那我們正式開始。」
（我愣了一下，原來是個下馬威啊。）
那是一個事後我覺得很流暢、有趣的訪談，果然，該問的問題四端一題也沒少問，當然，該回答的我也一點都不馬虎。
在我接受過的無數訪談中，就我記憶所及，這樣的下馬威一共有兩次──都是我的朋友、同時也都是非常優秀的主持人問的。
另一次是幾年前接受蔡康永「真情指數」的專訪。
我和康永算是老朋友了。老實說，他要怎麼採訪我，當時我也非常好奇。我一點也沒想到攝影機開錄，他丟過來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又麻又辣的問題。
「做為一個作家，你有這麼高的收入，你自己是什麼感想？」
我那時心裡想，天哪，這樣問題應該問大企業老闆或富商才對吧？再說，訪問一個作家有那麼多問題可問，幹嘛偏偏挑這種「高難度」的問題開場？
事後證明那又是一個「下馬威」問題。我好奇地問康永：
「當時你問那個問題，你是什麼打算？」
康永說：「我是想確認一下你的狀態，還有你是不是很清醒……」
「噢。」我說。
「還有，」康永說：「我們的交情很好。」
「當然。」我說。
「那時我也想順便提醒你，一旦攝影機開錄了，你就不能指望那個交情可以給你太多依靠了……」
「噢……」我恍然大悟。
不能指望那個交情給你太多依靠。這一點，四端和康永這兩位好朋友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四端的訪問結束之後我們一起去喝咖啡，他告訴我：「交情的確是訪談節目的一個妨礙。」
「為什麼？」
「因為主持人代表觀眾發問，而觀眾和受訪人之間是沒有交情的。」
噢，原來當攝影機打開時，好的主持人和好的受訪者之間的交情是不存在的。
我這樣說也許苛刻了。換個溫暖一點的說法，這句話應該是：好的主持人永遠是站在觀眾那一邊的。
接受這兩位「無仁義」的好朋友採訪的確應該保持「又愛又怕」的心情才對。畢竟他們的節目都是好看、又叫座的專業好節目啊。
這是在看到節目播出時，不得不打從心底讚歎出來的良心話。
 
吃飯了



昨天晚上，坐在客廳看著小說，在廚房做晚餐的雅麗小姐把鍋子裡的熱炒盛到盤子裡，邊對我說：「去叫小孩出來吃晚飯。」
「噢。」
我心不甘情不願地放下手上的小說，走到老大房前，敲敲門，打開房門。老大坐在電腦前，正奮力地在鍵盤上敲敲打打。
「媽媽說，吃飯了。」
「噢。」老大連頭都不抬一下。
我又走到老二門口，敲敲門，打開房門。老二躺在床上，正拿著他的iPhone，在上面畫過來又畫過去。
「媽媽說，出來吃飯。」
「知道了。」

走回到餐桌前坐下來，餐桌上一盤一盤熱騰騰的菜已經上桌了。
「你都叫了？」雅麗小姐盛了飯端過來。
「叫了。」
「叫了，怎麼沒有人出來？」
於是我只好又去敲門，打開房門，告訴老大：「媽媽問，叫了半天，怎麼沒有人出來？」
「噢，再等一下下，一下下就好了。」
我又敲門，打開門，告訴老二：「媽媽問，叫了半天，怎麼沒有人出來？」
「噢，馬上。」

我走回桌前坐下來。「他們一個說一下下，另一個說馬上。」
不過，過了很多個一下下之後，似乎沒有人從房間「馬上」走出來。
「你確信他們有聽到？」雅麗小姐問。
「我不確定。」
大概有這樣等待了一、兩分鐘吧，我嘆了一口氣，走進書房，彎下腰，把網路Wi-Fi無線發射器的電纜拔下來之後，走回餐桌前坐下。
「你在幹什麼？」雅麗小姐滿臉問號。
「跟蚌殼說蚌殼話。」
一分鐘不到，兩個孩子都從房間走了出來。異口同聲地問：「發生了什麼事？網路怎麼斷訊了？」
「吃飯了。」雅麗說。
「噢。」
兩個小孩終於走過來，坐了下來。
我總算可以像個有威嚴的老爸一樣，大喊：「開動。」

 
叫我×××……



粉絲網頁上有人喜歡稱我侯大哥，網路上的朋友稱我侯老大，醫院的同事稱侯醫師，服役朋友叫侯醫官，研究所學生叫我侯老師，演員叫我侯製作，兒子學校老師叫侯爸爸，泰國出版社老闆叫Mr. Hou，也有人直截了當叫文詠……我都喜歡，唯獨稱呼「大師」太高調，稱「大叔」又太傷感情，怎麼聽都覺得怪怪的，如果可以的話，能免就免。
人與人之間的稱呼雖然只是簡單代名詞，但要考慮到年齡、輩分、親疏遠近，說起來其實挺值得玩味。大部分的時候，稱呼其實不只是稱呼，在看不見的深處，還定位了距離，也定位了地位高下。好比說，有些公司喜歡直呼名字。這樣的習慣落實到咱們地方來，老闆叫你John是親切，如果你也有樣學樣叫他Peter，那恐怕就是你不識好歹了。
稱呼透露的不只是關係，也透露了歲月。舞蹈空間的平珩說雲門的大師林懷民是這樣說的，她說：「林懷民小時候來我們家，我們叫他林叔叔，長大了在學校教書，叫他林老師，現在跟他熟了，叫老林。」搞得我這種認識林懷民也有一段時間的晚輩，見了人，不知該如何稱呼他才好。
我在台大醫院服務的時候，學生對不同等級的醫師稱呼有不成文的潛規則。從住院醫師到總住院醫師階段我被實習醫師稱「學長」。升了主治醫師之後學生立刻改口「老師」。在教學醫院裡，老師這個稱呼是尊貴萬分的，通常從主治醫師、講師到教授一體適用。不過一旦升等到了副教授之後，開始逾越地稱你教授。一旦當了教授，又被提升為sensei。sensei來自日文，其實就是老師的意思。但是因為老一輩的教授多半受過日本教育，因此，被叫sensei比老師多了一層德高望重的意涵，更顯尊貴。這些稱呼，雖然沒明文規定，但是那年頭，除非學生太白目，否則很少有人弄錯。
在公司、組織裡，逾越的稱呼不少，不過這年頭流行自動降級。我的朋友Mr. K，明明年紀小我不多，堅持我兒子不可以叫他「叔叔」，要叫「哥哥」，和我兒子說起話來，開口閉口「你爸爸那一輩」，儼然一副青春年少的模樣。這也就算了，真計較起來，要他稱呼我「叔叔」又不肯。一副只想吃我豆腐，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得意表情。
另外一次讓人跌破眼鏡的是在台北之音主持「台北ZOO」廣播節目的時候。因為是以青少年為對象，因此在節目中我的口頭禪老是：你們侯大哥，你們侯大哥……有次我邀請了前監察院院長陳履安先生來上節目。他顯然預作功課聽過了我節目，一開口問候大家就說：「各位聽眾朋友早，侯大哥早……」
陳院長年高德劭，我一聽心裡立刻嘀咕：「哇哩咧……」
最誇張的是雅麗小姐。
我們彼此的稱呼從張醫師、雅麗、雅麗小姐、女王陛下到哈囉，視情況而定。有一次我從法鼓山打完禪三回來，也介紹她去參加下一期課程。法鼓山以「菩薩」稱呼每一個人，禪三班的學員則互稱「師兄」、「師姐」。
課程結束，我開車上山去接她下山。三天的浸潤顯然對她影響很大，一見面雅麗小姐就對我雙手合十，深深鞠了一個躬，說：
「感謝師兄，介紹我來參加這個課程，真是受益良多。」
衝著那句「師兄」，我差不多愣了好幾秒鐘，直到我恢復神智，也對她一鞠躬。
「師姐不要客氣，這是我的榮幸。」
唉，師兄啊，真是榮幸……
 
寫作既不浪漫、也不優雅……



許多人對於寫作這個工作都有一個浪漫、優雅的想像，對於作家的工作形態，也多所誤會。最常見的，像是這樣：
「你像JK羅琳一樣，在咖啡館寫作嗎？」
答案是不會。一方面台北的冬天不像倫敦那麼冷，我不需躲到有暖氣的咖啡館去避寒。另一方面，羅琳小姐在咖啡館寫作時《哈利波特》還沒有出版。我不相信現在羅琳小姐還能在任何一家咖啡館不被媒體、粉絲干擾，安靜地寫她的新書。
「那你都在哪裡寫？」
「在家裡，我的書桌上啊。」
「用稿紙寫？」
「用電腦，跟你在公司沒有什麼兩樣啊。」
「你利用夜深人靜的時候寫嗎？」
「我幾乎只在白天寫作，跟你上班的時間差不多……」
「啊，就這樣？」
「不然咧？」
「以為你會像海明威在《巴黎的饗宴》裡面寫的那樣，住在巴黎豪華旅館、邊寫作邊喝喝酒還邊看過往的女人，你知道的……」
哈，不可能。
一方面豪華旅館太貴，二方面喝酒太不清醒，三方面看女人太分心──特別是第三方面，雅麗小姐是不可能允許的。
「所以，」我說：「這是你對作家的想像？」
「我以為作家都是這樣。」說著，他哼起了一首旋律。雖然他沒有唱出歌詞來，但我彷彿記得歌詞是這樣的：

風吹著我像流雲一樣，孤單的我啊只好去流浪，帶著我心愛的吉他，和一朵黃色的野菊花……

聽他哼著，我笑了出來。
當今世界上一流的職業作家，幾乎是沒有人用這種方式工作的。我所知道的大作家，多半非常有紀律地維持一定的作息。如村上春樹的長跑、已故的美國暢銷天王麥克‧克萊頓甚至還固定吃相同的食物，好維持常規的感覺……
「你笑什麼？」
「我在笑，你想的，和現實差太多了。」
在聽我說完了作家的工作方式之後，我的朋友問：「啊，如果你們的工作方式和我在公司上班差不多，那不是很無聊嗎？」
無聊。這兩個字倒有幾分精準了。
在很多人印象中，「作家」的工作狀態，可能是才華洋溢的靈光閃現、或者意氣風發的振筆疾書……事實上，那樣美好的「作家時刻」其實是很少的。寫作這個工作，花費最多的時間不是這些。
我統計了一下我寫《沒有神的所在》十八個月的時間裡，真正花在「振筆疾書」的時間絕對不超過三個月，就算扣除掉翻書找資料的時間──三個月好了，其餘的時間至少也有將近三百天左右，我是坐在螢幕前，一事無成地度過的。
換句話，把螢幕想像成一面牆的話，「面壁」的生活構成了完成一部作品、無可避免、最重要的部分。
至於「面壁」的過程，都在幹什麼呢？
主要就是反覆地想。至於想的內容，很難具體說明。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第一次寫長篇小說《白色巨塔》時，寫到三萬字左右時，第一次碰到小說中角色對我怠工。他們不但變得行動奄奄一息，對白也柔弱無力。我似乎聽到他們在對我抗議著：
「好無聊噢，我不演了。」
儘管我極力「控制」、「鎮壓」角色，但結果只是讓作品變得更無趣而已。
我就這樣「面壁」了一個多禮拜，越來越慌。就像所有的獨裁者一樣，實在走投無路了，才會開始想，除了「控制」、「鎮壓」，還有別的辦法嗎？我該跟這些造反的角色談一談嗎？
這一談不得了了。我必須重新反省自己對角色的背景、動機、心情的理解程度，甚至，我必須重新審視自己，到底我想說的是什麼樣的故事，我的目的是什麼……
這樣的過程，我慢慢理解、體認到，原來非得更深刻認識了這個故事、瞭解了我的角色，我所有的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
那次的結果是，我又刪去了三萬多字，回到那個分叉點重新開始，才走出了這個死胡同。從那之後，所有寫作的過程，無非都是那樣重複的面壁過程，「創作─思考─毀滅─重新創造……」構成了寫作這工作的不變的內在程式。
「既然這麼無聊，」朋友繼續又問：「為什麼還寫得這麼開心呢？」
這倒是個好問題。
我開始想，或許那個別的工作所無法容許的「無聊」，或者看似無效率的「面壁」，就是寫作這個工作最珍貴的部分了吧。正因為那樣的空間，讓許多在創作之前未知或者沒被觀察的，有機會浮現出來。也正因為這個浮現，讓作家經由「面壁」、「無聊」的思考過程，發現更多自身、或者自身與這個世界的連結之間，更多的驚喜。
「你別看作家整天坐在那裡看似無聊，可是這無聊，」我回答朋友：「正是作家最奢華、最驚險刺激的內在冒險的居所啊。」
朋友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喃喃地說：「什麼歪理，被你們作家這麼隨便說說，都變得好像很有道理。」
沒有在隨便說說啊。我心想，一旦放棄了這個無聊的過程，寫作這件事，真的只剩下無‧聊‧中‧的‧無‧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