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改變──那種顛覆社會規範並根除正統觀念的改變──起初發生得很慢。人們不是直接就砍掉國王的頭，而是先會花上數年甚至數十年講他的八卦，想像他光著身子、滑稽的樣子，將他從神祇降為會犯錯的凡人（從此有顆頭可被砍掉）。各式各樣的革命皆是如此。先是奴隸制存在，然後有一小群人開始憂慮起他們染上另一群人所擁有的道德敗壞，並仔細忖度有什麼事可做。他們的談話將他們變成了一個有目的的團體，這個目的就是廢除奴隸制，而隨著彼此的討論越來越熱烈，最後化為行動，進而促成思想的改變，最終寫進法律。

我們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人群集結上街的那一刻──腎上腺素、催淚瓦斯、震耳欲聾的口號，騎馬的警察追趕著孤身一人的抗議者，或一個男人挺身面對一輛坦克車。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共有現實（shared reality）的某塊實心磚第一次裂開的那一瞬間，當下通常是一群人在交談。更具體地說（且讓我重新詮釋一個被矽谷變為無意義行話的詞語），這些人正在「孕育」（incubating）。孕育一個激進的新觀念的過程十分獨特，而且具備某些條件：狹小的空間、大量的熱度、充滿激情的竊竊私語，以及能為一個共同明確的目標而爭論、努力的一定程度的自由。

社區組織者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叛道》（Rules for Radicals）已成為社運人士們的聖經。他在書中寫道，成功的革命遵循著一部劇本的三幕式結構。「第一幕介紹人物及劇情；第二幕，劇情和人物會有所進展，力圖抓住觀眾的注意力；而最後一幕，則是善與惡戲劇化的衝突及其化解之道。」阿林斯基站在一九六○年代末期的高處上，觀察到一整代革命者的問題在於他們「缺乏耐心」。他們衝到第三幕，渴望善戰勝惡的「啟示」。但實際上這並不是捷徑，而是「為對抗而對抗──爆發，然後回到黑暗。」

「孕育」正是在前兩幕中發生。阿林斯基知道，如果沒有前兩幕中想法憑空迸發、計劃、辯論和說服的過程，可能你會有一場精彩的抗議活動，令人目瞪口呆，但一無所獲。

現今，這樣子的「孕育」會在哪裡發生？會不會是在社群媒體上？在一個爆紅的主題標籤（hashtag）仍被視為具顛覆性潛力的網站上，像是推特和臉書？

我們在個人生活中已經意識到，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社群平台既帶來了好處，也帶來壞處。這些平台上的交流皆極度活躍。它們作為社交的場合，就如一場喧鬧的雞尾酒會，你會在不同的對話間跳來跳去，花幾分鐘看某人的瘋狂故事或有趣的笑話，但在晚上結束時筋疲力盡。首先，這些空間是為了盈利而建的，我們對此不再天真無知。創辦這些平台的公司扮演著我們對話的主持人，使某種類型的對話享有特權，並限制了其他類型對話的潛力，這是設計使然。儘管我們仍然將這些工具視為一種聯繫方式，但我們知道──此時此刻在直覺上知道──什麼樣的表達方式會吸引別人按「讚」，按下豎起的大拇指按鈕。那些「讚」源自參與感所激起的多巴胺回饋，因此，我們需要產出能引發強烈情緒的內容（就是「引發」這個詞）：憤怒、悲傷、厭惡。

如果社群媒體使我們變得容易分心，將我們拖入永無止息、一串接著一串的照片與華而不實的評論中，那麼應該不難理解其對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s）的影響。從二○一○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起義，到本世紀末的#MeToo運動，在社群媒體上進行的運動（movements）也將自己塑造成能適應這些社群擴音機的形式──為了吸引注意力及滿足情感而高聲喧嚷，進行資訊轟炸，但這樣的形式下，資訊往往轉瞬即逝。我們的數位對話常常讓人感覺好像是透過擴音器進行的──一種沒有任何真正親密感的表演。我們發起的各種運動，那些激進變革的熔爐，現在具有同樣的特質。

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就職後的幾週期間，我發現自己幾乎每個週末都在參加抗議活動。在那段日子裡，我認識的每個人都覺得他們想做點什麼，將川普獲勝的震驚──甚至還沒有怒火全開，只是震驚──傾注到某種公民行動中。我從不喜歡參加示威活動，但我與我的妻子和女兒們走上了街頭。（她們製作了自己的抗議牌，在牌子上以帶著流痕的紅色油漆寫著：「愛使美國偉大，而非仇恨。」）和其他人一起遊行穿越曼哈頓中城，感覺真好。但我也想到，在一個憤世嫉俗或清醒的時刻，我周圍的每個人都沒完沒了地在他們的照相手機前擺姿勢。我也這樣做了，而當然這些照片是要分享到網路上的。在最初的幾週之後，我沒有再參加任何抗議活動，但我女兒的照片和她們的抗議牌仍然留存於臉書上。我經歷了阿林斯基所說的革命第三幕。

儘管社群媒體為各種運動提供了一股力量，使其能以驚人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規模組織動員──讓每個人在幾個小時內到達時代廣場或曼哈頓中城──這股力量卻也阻礙了這些運動的發展。正如社會學家齊納普．圖菲其（Zeynep Tufekci）在她的著作《推特與催淚瓦斯》（Twitter and Teargas）中所敘述，此矛盾的狀況在於，社群媒體這台擴音機能為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們帶來「注意力全面集中的一刻」，「但這些人幾乎或完全沒有一起面對挑戰的共同經歷。」 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被跳過：一番爭論後，才敲定意識型態及組織結構的艱辛，還有確立強烈的身分認同以及設定目標的過程。由此形成的各種運動，它們的深度與堅實度正如那個舉起拳頭的表情符號一般。

「孕育」──因為推特或臉書上真的沒有空間──最終迷失了。

倒不是說「孕育」不能在網路上發生。在某種程度上，川普的當選，證實了另類右派（alt-right）已成功醞釀了屬於白人至上主義和厭女思想的地下世界。因為他們的觀點對主流來說太惡毒了，所以他們創造了自我封閉的宇宙，或者被迫進入其中。首先是保留了早期網路上舊式的、有著激烈聊天室構造的網站，像是Reddit；然後是4chan或8chan等論壇；或是在更鮮為人知的平台上，例如Gab。他們不斷地跳入更深的洞，在洞裡他們可以互相慫恿，懷抱陰謀論，爭論哪種方式可以最有效地將他們的觀點帶給更廣大的群眾，分享迷因（memes）看看效果，並爭奪領導地位。在那裡孕育滋長的許多故事情節──關於跨國入侵、控制財富和媒體的邪惡勢力、對於女性主義削弱男性力量的不滿──最終會透過川普總統的嘴，進入美國的文化。

當某些想法太過有害，以至於我們將其排拒到視線之外，然後擔憂這些想法可能如何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發酵時，便會產生這種迫不得已的「孕育」。我們已經在暗網（Dark Web）上的兒童色情內容和ISIS的招募成果中看到了這一點──現在我們想到封閉空間時，腦海中浮現的就是這類例子。這實在很可惜，因為當我們只將這些隱蔽的角落與極具破壞性、令人憎惡的東西聯想在一起時，會忽略了這些隱蔽之地的價值，尤其那是對於具備「利社會」（pro-social）力量之人而言的價值，而他們迫切需要這樣的地方。

想想「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大家都認為這是過去十年中極為成功的運動之一。在二○一三年，一開始它只是個主題標籤，隨後這場運動經歷起起落落──在數起警察暴力的殘酷事件（並且經常被拍下影片）之後，二○二○年人們對這場運動的關注度在激烈的氛圍中達到了巔峰。

社群媒體使社運人士得以向一大群觀眾引介並加強一套陳述──一套極其清楚的陳述，即「應該認真看待黑人的生命」。一個媒體能帶來這樣的病毒式傳播，也能設定議題，再怎麼強調其潛力都不為過。它使之前我們的集體故事中被遺落的部分變得不可忽視。在二○二○年的那個夏天，社群媒體掀起一波正面的狂潮。在社群媒體的帶領下，人們集體示威，在草坪插上寫著「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戶外告示牌，思辨並談論種族議題。一些過往似乎不容質疑的象徵符號，例如邦聯旗幟的星星與橫條，幾乎頃刻間便轉而被更多的美國人棄之敝屣。然後那個夏天結束了。

先是陳述，然後是緩慢地聚集力量。「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參與人士們也開始意識到，社群媒體如何阻礙了後者。他們能在哪裡想出共同的目標？他們能在哪裡制定戰略，並從情感轉向意識型態（在這場運動中，即是將改革延伸為革命的意識型態）？他們能在哪裡發展以贏得政策上的勝利，在哪裡成立組織並選出富有同情心的立法者，在哪裡透過抗議活動達成特定的、地方性的，甚至是不穩定的目標？他們能在哪裡聚集，以執行更艱鉅的任務：重新配置、安排那些支撐著被拆除的美國國旗所象徵的底層體系？

我第一次接觸到「孕育」，是在我研究蘇聯的異議人士時。就像另類右派人士──但他們當然非常不同──為了互相交流溝通，那些蘇聯異議人士被迫創造出更私密的空間：他們的國家完全控制了出版的管道，甚至登記了每一台打字機，如此一來，某個字母是誰打出來的，都能追查到。他們的解決手段是秘密出版「薩祕茲達」（Samizdat） 。透過在洋蔥紙上寫文章（有時最多同時打出十或十五張），從一人手中傳到另一人手中，薩祕茲達成為了這些異議人士建構並堅持其反對極權國家的方式。他們寫下了所目睹的事情，編纂侵害人權及公民權事件的清單。他們寫了關於「應該做什麼」的文章，然後又寫其他文章反駁那些論點。他們也透過這種方式翻譯並傳播西方世界的著作。異議人士的關係網圍繞著薩祕茲達而形成，並且變得牢固。生產薩祕茲達是危險的──被抓到的話，經常可能會被流放到東邊某個遙遠的地方──但這只會增加那些異議人士的忠誠度。

那些異議人士所處的壓抑環境禁止辯論及自由思考（freethinking），然而，他們用薩祕茲達建造了一個暗影下的公民社會以進行這些活動，此情形持續了幾十年。當蘇聯最終因無法維持其經濟體系而突然解體時，另一個可替換的公民權概念已經存在、被孕育了出來，並傳達了一套很快便成為規範的價值觀。〔至少直到二十一世紀，隨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掌權而出現新的威權主義為止〕因為有薩祕茲達與它在表面下不斷醞釀的理想，在國家崩潰時，蘇聯領導人們很難讓人民挨餓或用坦克碾過他們──異議人士的願景就在那裡，被保存下來，無法輕易被粉碎。

在檔案存放室裡，每當我觸碰那些幾乎半透明的紙，感受它們的脆弱，凝視著印在上面就事論事的黑色文字時，我都會為薩祕茲達的功效所震懾。它需要注意力的集中。創造薩祕茲達所涉及的高風險，意味著你必須細細思量你想說什麼。它還允許交流對話。那些紙頁本身包含了多個聲音，多次來回的對話，全都在他們更遠大計畫的疆域內。薩祕茲達為異議人士打造了一個秘密世界。任何人都無法進入其中，除非有人交給他們一份薩祕茲達。這給了他們自由，他們可以犯錯、嘗試新概念，以及幻想一套更人道的新社會秩序。他們掌控了那些頁面。沒有其他人規定薩祕茲達的形式或限制其內容。如果有人想要散播一首關於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具煽動性的詩，或是一篇關於資本主義可能帶來好處的文章，他們只需要找到紙張和打字機（通常是在黑市上），他們的關係網就會接收並傳播他們的貢獻。

我們用來對話的媒介，會塑造我們可以進行的對話類型，甚至設下我們思維的界限。這是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深刻見解：從口述文化到書寫文化再到電子文化（electronic culture）的變遷，為人類處理現實的方式帶來了轉變，而此轉變改變了人類。一九八○年代，美國作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接下麥克魯漢的接力棒，在其著作《娛樂至死》（Amuse Ourselves to Death）中將怒火轉向電視，他認為電視對公共論述產生了不利影響。他的說法是「電視的形式會排除其內容」──換句話說，媒介是一個容器，能容納某些類型的思想，卻會屏除其他類型的。對他來說，印刷品一直以來相當有助於理性的爭論，但電視的視覺即時性卻排斥這件事。我們只能猜測，若他還在世，對於抖音之類的媒介會有何感想。

而說到社群媒體，它把什麼排除在外，又把什麼高高舉起了？若以這個問題來探討這個現今似乎無處不在的溝通交流模式，很明顯地，社群媒體並不是很適合讓各種激進的想法留存下來，慢慢地連貫在一起，而且風險很高。儘管當矽谷的社群媒體巨頭們說，這些平台的存在是為了「改變世界」時，我們仍不免懷疑，但我們已經不再考慮任何其他能改變世界的方式了。這些平台占據了主導地位。我們錯誤地認為，這些平台相當於十八世紀的咖啡館（那裡確實孕育了由咖啡因和報紙推動的民主），但社群媒體並不利於變革過程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它們只會讓想法爆發，然後返回黑暗。

然而，革命的歷史很長，並且充滿了其他可能性。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薩祕茲達及所有其他以書寫進行交流、使對立的主張及身分認同得以形成的共有方式──如何看待至少從發明活字印刷時就存在，直到美國線上（AOL）聊天室出現，這之間的漫漫地下文字長流？那麼，信件、請願書、宣言（manifesto）、小報和雜誌呢？那些由偉大的男男女女們所撰寫的鴻篇巨著，遮蔽了這些地下發聲渠道。但它們就在網路時代之前，在我們種種模糊記憶的另一端，依然存在於那裡，而且暫時可見，並提供了另一種方法，讓我們了解到一個媒介將人們團結起來意味著什麼。（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