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武氏家世
文水武氏的家世
平林漠漠煙如織，長安京城籠罩於黃昏冥色之中，使者一行來至應國公宅。應國夫人楊氏率其家人拜舞接旨。使者展開詔書宣讀：
「於戲！惟爾武士鑊第二女，幼習禮訓，夙表幽閑，冑出鼎族，譽聞華閫，宜遵舊章，授以內職，是用命爾為才人。往欽哉，其光膺徽命，可不慎歟！」
這年是大唐貞觀十二年（638），武士鑊第二女明空，行年十四歲。她奉詔入宮，使大唐國祚改寫的命運，正悄悄地步上了歷史的舞臺，中國歷史也展開了空前絕後的一頁。唯一的女皇帝－是開國皇帝，同時也是亡國皇帝，而且是一個迄今仍有爭議的女皇帝，將從此揭開她自己乃至國史的新里程。
大唐開國至今已經二十一年，王室婚姻，皆取當世勳貴名臣的子女為對象。武明空的父親故利州都督．應國公武士彠是十六位「太原元謀勳效功臣」－唐朝開國功臣－之一。武士彠於隋朝煬帝大業十三年（617）追隨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反隋，一路攻入關中，佔領西京長安，建立了唐朝，年號武德。武德元年（618）八月六日，皇帝論功行賞，分太原起義幹部為兩等功臣，均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的勳號。其中第一等功臣只有兩人，第二等功臣則有十四人，武士彠名列二等功臣，當時他的職官是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尚書省兵部的庫部郎－亦即兵部四司之一庫部司的司長。庫部司職掌全國武器軍備設施的政令，司長位列正五品，屬於政府的清要官。當時國家初建，群雄并列，戰爭方殷，士彠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位任可謂重要。
武士彠是功臣，當然有「勳」；但是庫部郎位任縱然重要，卻也還算不上是「貴」。直至武德三年（620），士彠昇為正三品部長級的工部尚書，同年武德皇帝將軍隊作了一次調整，把關中的主力部隊劃分為十二軍，各給予軍號，原駐在醴泉道的改稱為井鉞軍。武士彠大約在這時曾經一度兼統此軍為軍將，稍後又以本官檢校右廂宿衛的禁軍。唐朝官僚制度，三品以上就是國之大臣，掌握大權的行政中樞是尚書省，由尚書令、僕射和六部尚書組成權力核心，世稱八座，而工部尚書即是尚書八座之一，可見武士彠已經躋身政府高層。十二軍是唐朝政權的核心武力，士彠兼統其中一軍，甚至又指揮右廂禁軍，更見武德皇帝對他的信任與重用。也就是說，從武德三年以後，武士彠已經名符其實的是「當世勳貴」，所以其女日後被召納入宮，應不至於意外。
不僅如此，武氏在太原附近的文水縣聚族而居，士彠的兄弟和宗人對唐朝的開國也有一定的功勞，而成為「太原元從」。
他的長兄武士稜原來務農，追隨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宣城縣公，武德皇帝利用他的專長，令他常居苑中，主持農囿之事。士稜之子君雅襲爵，官至鎧曹參軍，其子希玄後亦襲爵，為貞觀皇帝的右勳衛。次兄士逸也有戰功，武德初為齊王府戶曹，封安陸縣公，後來累授益州行臺左丞。又有文水宗人武恭，也是唐朝元從，制授諫議大夫。
可見文水武氏可能有一批人，因為武士彠之故，追隨武德皇帝李淵太原起義，立有大小不等的功勳，至此都已做官。是則文水武氏在唐初政壇，應有一定的份量。後來李敬業起兵反武，駱賓王為他撰寫〈討武氏檄〉，聲討當時臨朝武太后之罪，竟至說她「地實寒微」，實際上是政治文宣的因素居多。不過就社會的角度看，駱賓王的說法事實上也頗有他的根據，不至於完全誣蔑武家。中國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階級，他們世代做官，依照他們世代官位的高低，高的形成了大士族，或者稱為世族、大姓、高門，次者成為小姓，先世沒有做官的則是寒素。世族高門掌握，甚至壟斷了社會和政治的資源，即使到了南北朝後期和唐朝前期，他們的家人已經很久沒有做官，但是其社會地位也還沒有消失，僅只是政治上的衰敗門戶而已，一般人仍然不惜花大錢和他們的子女結婚，攀附他們的門第。這種現象世稱「賣婚」－就是買賣婚姻。中國人好面子重身份，只要能力所及，對婚喪二事大都極盡奢華舖張，自古已然。唐朝人選擇婚姻有三個標準－門第、財富和功名，而以門第為第一優先。如今為了抬高自己身份，不惜慕人祖宗，攀附他人門戶，所以武德皇帝之子貞觀皇帝－也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在即位後對此風氣極為痛惡，予以嚴厲批評，說是無禮和無恥，下詔修《氏族志》，必須以尊「崇我唐朝人物衣冠」作為評定門第的標準，書成頒行於天下；然而社會觀念植根已深，風尚依舊，也沒有為之改變。這一年正是明空奉詔入宮之年。
依照這種社會觀念與標準，武家的確不是高門大姓。
根據後來李嶠奉大周女皇敕令所寫的〈攀龍臺碑〉和《新唐書》卷七四上的〈宰相世系表〉所述，武氏係并州太原郡文水縣人，出自姬姓，是周平王少子之後。因為周平王少子生時手上紋理有一「武」字，後代遂以武為姓氏。降至武明空第八代祖武念，官拜北魏洛州刺史．歸義侯。七代祖武洽，官至北魏平北將軍、五兵尚書、晉陽公，別封大陵縣。此下五代祖武克己、高祖武居常，皆曾襲繼壽陽公之爵。大陵在隋朝改稱為文水，故成為文水縣人。
又據〈宰相世系表〉，武明空從七代祖武洽已下，直系均有任官的記錄：
六代祖神龜為祭酒，
五代祖克己為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長史，
高祖居常為北齊鎮遠將軍，
曾祖儉為北周永昌王諮議參軍，
祖父華為隋東都丞，
父士彠為唐工部尚書，封應國公。
基本上，除其父親以外，即使所載是真的，武明空自第五代祖已降，所任都是幕佐之官，算不上是顯宦之家，因此也算不上是閥閱高門。不過，除非有史料可以推翻〈宰相世系表〉的記載，否則文水武氏儘管不屬於高門大姓，但是也不至於如〈討武氏檄〉所說的「地實寒微」。武明空「革命」當了大周皇帝後，曾於聖歷元年（698）八月，命令姪孫武延秀入突厥和親，突厥可汗默啜告訴來使說：「我世受李氏恩，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並且移書說：「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小姓，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外國元首罵武周王室為「小姓」。小姓的社會門第不及大姓，但卻也不至於寒素，或者可以反映文水武氏當時社會地位的真相。無論如何，文水武氏在當時傳統社會中，僅能屬於小姓等級的門第；但是在她入宮之年以後，則因是新貴而屬於甲族，不過猶未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武士彠傳奇性的發跡和發展
武士彠是武華的第四子，鄉里民間傳說他是一個經營林業的木材商人；不過〈攀龍臺碑〉卻說他出生時就有帝王之象，才兼文武，人格如何高，學識如何優，材幹如何好，這麼多優點令他名動當世朝，使到隋文帝屢加辟召，司徒楊雄、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宏、兵部尚書柳述等公卿大臣，爭相向他抗禮求教。李嶠奉命寫〈攀龍臺碑〉之時已經是大周王朝的時代，此碑是女皇為頌揚其父武士彠－這時已追尊為「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帝」－人格功德之碑，後來唐朝史臣修撰國史之時，懷疑它和舊史有「過為褒詞」和「虛美」之嫌，不足予以深究，不免對武士彠的事跡大加刪削，以至也有過為刪削之嫌。
事實上，文水武氏是地方上的小姓，子弟們也不一定都出仕做官。根據史書的記錄，南、北朝以降門第子弟窮哈哈或無仕者，所在多有，不算稀奇。青年時期的武士彠，經營木材很可能即是他的生意之一，所以史書說他「家富於材，頗好交結」。近世有些學者據此推論武士彠以鬻賣木材為業，是木材商人，值隋朝屢興鉅大土木工程，因而致富，因此判斷他是投機善賈之流。經商致富之說，大抵可信。筆者以為，投機是善賈之能事，好交結應酬也是商場的常習，根據士彠的發跡事跡看，他的確是能觀時通變之人，這也正是他的長處所在，使他所以能成為唐朝的開國功臣。
武士彠經商致富與隋煬帝即位後大興土木以事建設有關，其中重大工程之一是營建洛陽為東京。大業元年（605）營建東京既是重大的工程建設，遂由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兩位宰相分別擔任營建的正、副使－楊達後來就是武明空的外祖父。大約明空之父武士彠販賣木材入東京，利用關係與財富，常與權貴交結，一時傾動當朝。其間，他曾招致楊素的猜忌，想構以禍端，幸虧他經商的優點適時發揮作用，因為交結廣、神通大，得到楊雄、牛宏等權貴的營護而免於禍，從此深自隱匿，以求自保。無獨有偶，後來女皇的情夫張易之兄弟，也曾利用他們的權勢販賣木材及其他買賣，為時人所側目與批評，給女皇帶來了危機。
楊素向來負冒財貨，營求產業，在東、西二京和諸方都會處，置有物業以千百數，素為時議所鄙。是則士彠因為經商應酬而得罪了楊素，應有可能。總之，武士彠曾經得罪楊素而逃隱，極可能是一個事實，因為女皇革命之後，曾下制禁錮楊素及其兄弟的子孫，不許他們擔任京官和侍衛，也許與此事有關。
士彠逃隱後開始注意局勢的變化，及至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對高麗用兵失敗後，國內亂局開始擴大，反隋起義逐漸蜂起。在這種環境氣氛之下，士彠遂想到要出山，決定往事功方面發展。不論他的真正動機究竟如何，這時煬帝實行廣募驍勇、掃地為兵的政策，士彠參與隋軍，可見他是有志從軍立功，以求仕宦的。
士彠在此之前沒有任何資歷，出山後當上了鷹揚府隊正。隊正統領五十人，是府兵制的最低常制長官。〈攀龍臺碑〉對武士彠在隋末的軍事表現著墨極重，用以表彰父親的軍功，其目的是透過頌揚先人的積德累功，作為武周早有天命的論述依據，遂使此碑所述有過為褒詞和虛美偽冒之事。碑誌在中國一向是用以諛美死人的，只要不過份相信，也就無傷大雅。
鷹揚府隊正只是一個小軍官，而太原留守李淵則系出隴西李氏，是今上（隋煬帝）的表弟，身份官爵俱高，武士彠怎樣結交上他，以致成為唐朝開國功臣？根據〈攀龍臺碑〉的說法，士彠要出山時，諸兄素聞李密－當時反隋群雄之最有實力者－之名，乃勸他前去投靠。「李密雖有才氣，未能經遠，欲圖功業，終恐無成」，士彠告訴他們。顯然他的出山不是要自立山頭，而是要投靠明主，以「圖功業」。適逢此時（大業十一年，615），李淵奉詔往山西討捕起事人民，撫慰地方。他行軍於汾、晉之間，休止於士彠之家，因蒙士彠顧接，乃得以結交。至十三年（617），李淵奉詔坐鎮太原為留守，於是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成為留守府主管軍事裝備的幕僚。所以後來攻入長安，他就順理成章地官拜庫部郎，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
士彠雖為留守李淵所引用，卻是副留守王威之黨，不是李淵的心膂之託。士彠觀察李淵，以為此人「雄傑簡易，聰明神武，此可從事矣」，於是攀附不遺餘力；李淵也常往武宅「樂飲經宿，恩情逾重」。長官與部屬之間有信任和默契，有遊樂和享受，應是常有之事；只是士彠與李淵兩人身份地位懸殊，結交也不久，關係卻如此快速的發展，應是士彠刻意奉迎的結果，所以後來李淵對武士彠說，「嘗禮我，故酬汝以官」，正是指此而言。這時的李淵，對武士彠來說可能只是可居的奇貨，全力投資以期日後獲得鉅大的報酬。反之，李淵一方面因為得人款待，另一方面又鑑於他曾是成功的商人，想借用他的經營長才以協助處理軍事裝備，所以也就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事實上，李淵在太原廣結豪傑，史載當鄉長的晉陽（即太原）富人劉世龍就曾因人引見於他，李淵「雖知其細微亦接待之，以招客」。
由於武士彠原非李淵的心膂之託，因此李淵沒有讓他參與起兵及進攻關中的任何重大決策。不過，武士彠對大唐的「太原起義」另有貢獻。
大業十三年，李淵鑑於群雄競逐之局已成，隋室終不可挽救，於是也想策馬參與逐鹿。猶豫之間，一時不能遽定。武士彠某晚夜行，聽到空中「有稱唐公（李淵）為天子者」；又夢到「從高祖（李淵）乘馬登天，俱以手捫日月」，於是具狀告訴李淵。這事雖事涉迷信，但在相信天命的當時，無異是勸李淵起義，可以增強其信心，所以「高祖大歡，益以自負」。另外又呈獻所撰兵書給李淵，等於教李淵用兵作戰。李淵請他幸勿多言，許以將來成功之後，「當同富貴耳」。
除此以外，當李淵祕密進行起兵部署時，武士彠還有以下兩件功勞。
第一件是當李淵以另一起事集團劉武周進據汾陽宮為借口，命令二郎李世民和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集結之時，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對此懷疑，尤其因長孫順德、劉弘基二人原是逃兵，故欲予以逮捕審判。武士彠勸告兩位副留守，說二人是唐公之客，逮捕審判他們則必與唐公大起糾紛，使王威等不敢行動。其次是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建議王威等審按募兵的狀況，士彠又勸止他說：「討捕兵馬的兵權總隸於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不過只是寄主罷了，他們又能怎樣？」所以田德平也停止了行動。這兩件事的擺平，使李淵能順利進行募兵和集結，尋即舉兵起事。
十三年五月李淵起兵，逮斬王威和高君雅，建大將軍府，用士彠為鎧曹參軍。接著隨軍進攻關中，期間以功拜壽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從平京師，遷光祿大夫，賜宅一區於長安。同年十一月，李淵扶立隋恭帝後，又錄前後功效改封為義原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翌年－隋恭帝義寧二年，唐武德元年（618）－五月，煬帝死訊傳至，李淵廢恭帝自立，開建唐朝，此即武德皇帝，後來的唐高祖。武士彠稍後被任為庫部郎，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銜。至武德三年更遷拜工部尚書，躋身「當世勳貴」之列。不僅如此，武德皇帝除了履行「當同富貴」的諾言之外，為了答謝當年受到武士彠的盛待，更另封其兩兄為郡公，聲言「欲使卿一門三公」云云。唐朝史臣說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
也就是說他只是因為從龍首義，故依例封為功臣而已，這評價就武士彠上述的表現來說，顯然甚不公平。縱使不論武士彠在李淵起兵前夕所立的功效，單從他在《大唐創業起居注》的確名列於少數幕僚的名單中，一直為李淵管理和供應軍備之事來看，顯然也是甚為稱職的，因此也就不能說他當時不重要。如果缺少他在軍備後勤的有效策劃和支援，李淵的部隊能如此順利攻進關中嗎？中國人論戰一向著重戰場表現，「戡難之勞」指的是指揮若定的統帥，和衝鋒陷陣的將士，後勤支援常遭忽視，就如同看打球只注視前鋒攻進一樣；不知有效的後勤支援，也常是致勝的關鍵。武士彠勝任鎧曹參軍之職，可以從李淵平定京師後，即起用他為兵部庫部郎一職看得出來，三年後昇遷他為工部尚書，應當也與借重此才幹有關。就是說李淵始終借重武士彠的經營管理長才，這也是他所以成為開國功臣的原因之一。
武士彠從武德三年至八年左右擔任工部尚書，中間曾因參與令典的編修，因此進爵為從一品的應國公。唐初慣例上常用武人為都督、刺史，是則位為尚書、曾任軍將的武士彠，外放為都督而出掌方面，應是遲早之事。
隋末佔有淮南地區的是杜伏威．輔公祏集團，武德二年（619）杜伏威請降入朝，所部由輔公祏統領。公祏於武德六年（623）八月反唐，武德皇帝命趙郡王李孝恭為行軍元帥，李靖為副，率領李勣等七總管往討，至翌年三月平定，遂授孝恭為東南行臺左僕射，李靖為行臺兵部尚書。其年行臺廢，孝恭轉為揚州大都督，李靖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李靖鎮撫之，吳、楚以安。不過，尋因突厥入侵，李靖於武德八年（625）八月改任安州都督，奉命率軍北上抵抗，遺缺由武士彠接任。士彠在八月以後以權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的官銜，赴任接替李靖。所謂「權檢校」就是暫時代理的意思，〈攀龍臺碑〉說皇帝約武士彠「期以半年」，即指此而言。不料士彠此去，就再也沒有回任中央的機會了。
士彠的留任揚州，和他在任上的政績有關，碑文說他「降北海之渠，未踰期月；盡南山之盜，詎假旬時。然後商旅安行，農桑野次，化被三吳之俗，威行百越之境」，使管區日漸安定、經濟日漸恢復。因此，當武德九年半年約期屆滿之時，調回中央的不是武士彠而是李孝恭，揚州大都督則由襄邑郡王李神通繼任。原因是因為有當地「父老數百人，詣闕上表，乞更留一年」，所以璽書褒美，讓士彠留任。同年下半年，武士彠協助李神通遷移州府及居民自丹陽遷於江北，使廣陵從此成為州治，得以專揚州之名，這也是武士彠的一種政績。士彠的經營長才，也應由此作觀察。就在同一年－武德九年（626）－六月，天策上將．尚書令．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逼其父皇交出政權。至八月，世民以皇太子身份即位，是為唐太宗。世民以太子執政期間，中樞高層換了一批人，主要由秦府人馬出任要職。所以此時徵召武士彠入朝，對他僅是止於寵賜頻繁，事以殊禮，以安撫父皇舊部罷了；尋而卻另以鎮守戰略要地的理由，將他改授為豫州都督。
翌年－貞觀元年（627）－十二月，因利州都督李孝常謀反伏誅，督區政情不穩，乃改授武士彠為利州都督。士彠赴任後迅速將餘黨撫平，故又得璽書褒美，增邑五百戶。也就是說，貞觀皇帝實際上亦是看重他的經營長才。貞觀五年（631）底，士彠以利州朝集使的身份回京述職，並在十二月領銜上表，奏請封禪泰山而不獲允許，可見他在政壇仍然相當活躍。武士彠的奏請雖然不獲許，不料卻在三十五年後，由他的二女兒—大唐天后—推動並完成了此盛舉，真是天意！是月稍後，武士彠改任為荊州都督，直至九年（635）五月，太上皇（李淵）死訊傳至荊府，武士彠悲慟萬分，乃嘔血而死。士彠死狀馳奏朝廷，貞觀皇帝聞之，嗟悼說：「可謂忠孝之士！」乃追贈為禮部尚書，諡號為「定」。
武德九年秦王世民兵變逆父，改朝換代之際，秦府班底當道，這是他不能回任中央官的原因。不過，事有焉知非福者，他一再外放為都督，而且都是有危機或戰略之地，所以纔有機會發揮他的經營管理之才，大抵以維持社會治安為主，恢復經濟為次，政績不錯。依照唐朝諡法：「大慮安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追補前過曰定，安民大慮約定，純行不爽曰定。」可見士彠因為歷任都督，有安民之功，所以被有司建議諡為定。如果不因人廢言，武士彠不失為一個幹材。他的發跡雖然頗富傳奇性，但是絕非僅因從龍首義而例封功臣，一個平庸的馬屁精而已。
貞觀皇帝對武士彠並無特別的恩遇，贈官不是最高級的三公官，也不列他入「凌煙閣功臣」名單之內。武士彠後來一再被追尊，與其女武明空被貞觀皇帝之子－後來的唐高宗－寵愛有關。追贈并州都督是在明空為昭儀之時，追贈司空、司徒．周國定公是在明空為皇后之後。及至武后與高宗並稱「二聖」，更被追崇為太原郡王，食邑五千戶，以文水縣三百戶充奉陵邑，置令、丞已下諸官，他的廟諱和祖先名諱皆禁止冒犯。武后以太后身份臨朝以後，又追崇其父為魏王，食邑一萬戶。降至大周革命前夕，更追尊為忠孝太皇。革命後，於天授元年（690）尊為孝明高皇帝，廟號太祖，陵墓稱為昊陵，聖歷二年（699）改昊陵署為攀龍臺，即是〈攀龍臺碑〉的由來。
文水武氏的家世
平林漠漠煙如織，長安京城籠罩於黃昏冥色之中，使者一行來至應國公宅。應國夫人楊氏率其家人拜舞接旨。使者展開詔書宣讀：
「於戲！惟爾武士鑊第二女，幼習禮訓，夙表幽閑，冑出鼎族，譽聞華閫，宜遵舊章，授以內職，是用命爾為才人。往欽哉，其光膺徽命，可不慎歟！」
這年是大唐貞觀十二年（638），武士鑊第二女明空，行年十四歲。她奉詔入宮，使大唐國祚改寫的命運，正悄悄地步上了歷史的舞臺，中國歷史也展開了空前絕後的一頁。唯一的女皇帝－是開國皇帝，同時也是亡國皇帝，而且是一個迄今仍有爭議的女皇帝，將從此揭開她自己乃至國史的新里程。
大唐開國至今已經二十一年，王室婚姻，皆取當世勳貴名臣的子女為對象。武明空的父親故利州都督．應國公武士彠是十六位「太原元謀勳效功臣」－唐朝開國功臣－之一。武士彠於隋朝煬帝大業十三年（617）追隨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反隋，一路攻入關中，佔領西京長安，建立了唐朝，年號武德。武德元年（618）八月六日，皇帝論功行賞，分太原起義幹部為兩等功臣，均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的勳號。其中第一等功臣只有兩人，第二等功臣則有十四人，武士彠名列二等功臣，當時他的職官是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尚書省兵部的庫部郎－亦即兵部四司之一庫部司的司長。庫部司職掌全國武器軍備設施的政令，司長位列正五品，屬於政府的清要官。當時國家初建，群雄并列，戰爭方殷，士彠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位任可謂重要。
武士彠是功臣，當然有「勳」；但是庫部郎位任縱然重要，卻也還算不上是「貴」。直至武德三年（620），士彠昇為正三品部長級的工部尚書，同年武德皇帝將軍隊作了一次調整，把關中的主力部隊劃分為十二軍，各給予軍號，原駐在醴泉道的改稱為井鉞軍。武士彠大約在這時曾經一度兼統此軍為軍將，稍後又以本官檢校右廂宿衛的禁軍。唐朝官僚制度，三品以上就是國之大臣，掌握大權的行政中樞是尚書省，由尚書令、僕射和六部尚書組成權力核心，世稱八座，而工部尚書即是尚書八座之一，可見武士彠已經躋身政府高層。十二軍是唐朝政權的核心武力，士彠兼統其中一軍，甚至又指揮右廂禁軍，更見武德皇帝對他的信任與重用。也就是說，從武德三年以後，武士彠已經名符其實的是「當世勳貴」，所以其女日後被召納入宮，應不至於意外。
不僅如此，武氏在太原附近的文水縣聚族而居，士彠的兄弟和宗人對唐朝的開國也有一定的功勞，而成為「太原元從」。
他的長兄武士稜原來務農，追隨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宣城縣公，武德皇帝利用他的專長，令他常居苑中，主持農囿之事。士稜之子君雅襲爵，官至鎧曹參軍，其子希玄後亦襲爵，為貞觀皇帝的右勳衛。次兄士逸也有戰功，武德初為齊王府戶曹，封安陸縣公，後來累授益州行臺左丞。又有文水宗人武恭，也是唐朝元從，制授諫議大夫。
可見文水武氏可能有一批人，因為武士彠之故，追隨武德皇帝李淵太原起義，立有大小不等的功勳，至此都已做官。是則文水武氏在唐初政壇，應有一定的份量。後來李敬業起兵反武，駱賓王為他撰寫〈討武氏檄〉，聲討當時臨朝武太后之罪，竟至說她「地實寒微」，實際上是政治文宣的因素居多。不過就社會的角度看，駱賓王的說法事實上也頗有他的根據，不至於完全誣蔑武家。中國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階級，他們世代做官，依照他們世代官位的高低，高的形成了大士族，或者稱為世族、大姓、高門，次者成為小姓，先世沒有做官的則是寒素。世族高門掌握，甚至壟斷了社會和政治的資源，即使到了南北朝後期和唐朝前期，他們的家人已經很久沒有做官，但是其社會地位也還沒有消失，僅只是政治上的衰敗門戶而已，一般人仍然不惜花大錢和他們的子女結婚，攀附他們的門第。這種現象世稱「賣婚」－就是買賣婚姻。中國人好面子重身份，只要能力所及，對婚喪二事大都極盡奢華舖張，自古已然。唐朝人選擇婚姻有三個標準－門第、財富和功名，而以門第為第一優先。如今為了抬高自己身份，不惜慕人祖宗，攀附他人門戶，所以武德皇帝之子貞觀皇帝－也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在即位後對此風氣極為痛惡，予以嚴厲批評，說是無禮和無恥，下詔修《氏族志》，必須以尊「崇我唐朝人物衣冠」作為評定門第的標準，書成頒行於天下；然而社會觀念植根已深，風尚依舊，也沒有為之改變。這一年正是明空奉詔入宮之年。
依照這種社會觀念與標準，武家的確不是高門大姓。
根據後來李嶠奉大周女皇敕令所寫的〈攀龍臺碑〉和《新唐書》卷七四上的〈宰相世系表〉所述，武氏係并州太原郡文水縣人，出自姬姓，是周平王少子之後。因為周平王少子生時手上紋理有一「武」字，後代遂以武為姓氏。降至武明空第八代祖武念，官拜北魏洛州刺史．歸義侯。七代祖武洽，官至北魏平北將軍、五兵尚書、晉陽公，別封大陵縣。此下五代祖武克己、高祖武居常，皆曾襲繼壽陽公之爵。大陵在隋朝改稱為文水，故成為文水縣人。
又據〈宰相世系表〉，武明空從七代祖武洽已下，直系均有任官的記錄：
六代祖神龜為祭酒，
五代祖克己為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長史，
高祖居常為北齊鎮遠將軍，
曾祖儉為北周永昌王諮議參軍，
祖父華為隋東都丞，
父士彠為唐工部尚書，封應國公。
基本上，除其父親以外，即使所載是真的，武明空自第五代祖已降，所任都是幕佐之官，算不上是顯宦之家，因此也算不上是閥閱高門。不過，除非有史料可以推翻〈宰相世系表〉的記載，否則文水武氏儘管不屬於高門大姓，但是也不至於如〈討武氏檄〉所說的「地實寒微」。武明空「革命」當了大周皇帝後，曾於聖歷元年（698）八月，命令姪孫武延秀入突厥和親，突厥可汗默啜告訴來使說：「我世受李氏恩，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並且移書說：「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小姓，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外國元首罵武周王室為「小姓」。小姓的社會門第不及大姓，但卻也不至於寒素，或者可以反映文水武氏當時社會地位的真相。無論如何，文水武氏在當時傳統社會中，僅能屬於小姓等級的門第；但是在她入宮之年以後，則因是新貴而屬於甲族，不過猶未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武士彠傳奇性的發跡和發展
武士彠是武華的第四子，鄉里民間傳說他是一個經營林業的木材商人；不過〈攀龍臺碑〉卻說他出生時就有帝王之象，才兼文武，人格如何高，學識如何優，材幹如何好，這麼多優點令他名動當世朝，使到隋文帝屢加辟召，司徒楊雄、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宏、兵部尚書柳述等公卿大臣，爭相向他抗禮求教。李嶠奉命寫〈攀龍臺碑〉之時已經是大周王朝的時代，此碑是女皇為頌揚其父武士彠－這時已追尊為「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帝」－人格功德之碑，後來唐朝史臣修撰國史之時，懷疑它和舊史有「過為褒詞」和「虛美」之嫌，不足予以深究，不免對武士彠的事跡大加刪削，以至也有過為刪削之嫌。
事實上，文水武氏是地方上的小姓，子弟們也不一定都出仕做官。根據史書的記錄，南、北朝以降門第子弟窮哈哈或無仕者，所在多有，不算稀奇。青年時期的武士彠，經營木材很可能即是他的生意之一，所以史書說他「家富於材，頗好交結」。近世有些學者據此推論武士彠以鬻賣木材為業，是木材商人，值隋朝屢興鉅大土木工程，因而致富，因此判斷他是投機善賈之流。經商致富之說，大抵可信。筆者以為，投機是善賈之能事，好交結應酬也是商場的常習，根據士彠的發跡事跡看，他的確是能觀時通變之人，這也正是他的長處所在，使他所以能成為唐朝的開國功臣。
武士彠經商致富與隋煬帝即位後大興土木以事建設有關，其中重大工程之一是營建洛陽為東京。大業元年（605）營建東京既是重大的工程建設，遂由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兩位宰相分別擔任營建的正、副使－楊達後來就是武明空的外祖父。大約明空之父武士彠販賣木材入東京，利用關係與財富，常與權貴交結，一時傾動當朝。其間，他曾招致楊素的猜忌，想構以禍端，幸虧他經商的優點適時發揮作用，因為交結廣、神通大，得到楊雄、牛宏等權貴的營護而免於禍，從此深自隱匿，以求自保。無獨有偶，後來女皇的情夫張易之兄弟，也曾利用他們的權勢販賣木材及其他買賣，為時人所側目與批評，給女皇帶來了危機。
楊素向來負冒財貨，營求產業，在東、西二京和諸方都會處，置有物業以千百數，素為時議所鄙。是則士彠因為經商應酬而得罪了楊素，應有可能。總之，武士彠曾經得罪楊素而逃隱，極可能是一個事實，因為女皇革命之後，曾下制禁錮楊素及其兄弟的子孫，不許他們擔任京官和侍衛，也許與此事有關。
士彠逃隱後開始注意局勢的變化，及至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對高麗用兵失敗後，國內亂局開始擴大，反隋起義逐漸蜂起。在這種環境氣氛之下，士彠遂想到要出山，決定往事功方面發展。不論他的真正動機究竟如何，這時煬帝實行廣募驍勇、掃地為兵的政策，士彠參與隋軍，可見他是有志從軍立功，以求仕宦的。
士彠在此之前沒有任何資歷，出山後當上了鷹揚府隊正。隊正統領五十人，是府兵制的最低常制長官。〈攀龍臺碑〉對武士彠在隋末的軍事表現著墨極重，用以表彰父親的軍功，其目的是透過頌揚先人的積德累功，作為武周早有天命的論述依據，遂使此碑所述有過為褒詞和虛美偽冒之事。碑誌在中國一向是用以諛美死人的，只要不過份相信，也就無傷大雅。
鷹揚府隊正只是一個小軍官，而太原留守李淵則系出隴西李氏，是今上（隋煬帝）的表弟，身份官爵俱高，武士彠怎樣結交上他，以致成為唐朝開國功臣？根據〈攀龍臺碑〉的說法，士彠要出山時，諸兄素聞李密－當時反隋群雄之最有實力者－之名，乃勸他前去投靠。「李密雖有才氣，未能經遠，欲圖功業，終恐無成」，士彠告訴他們。顯然他的出山不是要自立山頭，而是要投靠明主，以「圖功業」。適逢此時（大業十一年，615），李淵奉詔往山西討捕起事人民，撫慰地方。他行軍於汾、晉之間，休止於士彠之家，因蒙士彠顧接，乃得以結交。至十三年（617），李淵奉詔坐鎮太原為留守，於是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成為留守府主管軍事裝備的幕僚。所以後來攻入長安，他就順理成章地官拜庫部郎，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
士彠雖為留守李淵所引用，卻是副留守王威之黨，不是李淵的心膂之託。士彠觀察李淵，以為此人「雄傑簡易，聰明神武，此可從事矣」，於是攀附不遺餘力；李淵也常往武宅「樂飲經宿，恩情逾重」。長官與部屬之間有信任和默契，有遊樂和享受，應是常有之事；只是士彠與李淵兩人身份地位懸殊，結交也不久，關係卻如此快速的發展，應是士彠刻意奉迎的結果，所以後來李淵對武士彠說，「嘗禮我，故酬汝以官」，正是指此而言。這時的李淵，對武士彠來說可能只是可居的奇貨，全力投資以期日後獲得鉅大的報酬。反之，李淵一方面因為得人款待，另一方面又鑑於他曾是成功的商人，想借用他的經營長才以協助處理軍事裝備，所以也就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事實上，李淵在太原廣結豪傑，史載當鄉長的晉陽（即太原）富人劉世龍就曾因人引見於他，李淵「雖知其細微亦接待之，以招客」。
由於武士彠原非李淵的心膂之託，因此李淵沒有讓他參與起兵及進攻關中的任何重大決策。不過，武士彠對大唐的「太原起義」另有貢獻。
大業十三年，李淵鑑於群雄競逐之局已成，隋室終不可挽救，於是也想策馬參與逐鹿。猶豫之間，一時不能遽定。武士彠某晚夜行，聽到空中「有稱唐公（李淵）為天子者」；又夢到「從高祖（李淵）乘馬登天，俱以手捫日月」，於是具狀告訴李淵。這事雖事涉迷信，但在相信天命的當時，無異是勸李淵起義，可以增強其信心，所以「高祖大歡，益以自負」。另外又呈獻所撰兵書給李淵，等於教李淵用兵作戰。李淵請他幸勿多言，許以將來成功之後，「當同富貴耳」。
除此以外，當李淵祕密進行起兵部署時，武士彠還有以下兩件功勞。
第一件是當李淵以另一起事集團劉武周進據汾陽宮為借口，命令二郎李世民和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集結之時，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對此懷疑，尤其因長孫順德、劉弘基二人原是逃兵，故欲予以逮捕審判。武士彠勸告兩位副留守，說二人是唐公之客，逮捕審判他們則必與唐公大起糾紛，使王威等不敢行動。其次是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建議王威等審按募兵的狀況，士彠又勸止他說：「討捕兵馬的兵權總隸於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不過只是寄主罷了，他們又能怎樣？」所以田德平也停止了行動。這兩件事的擺平，使李淵能順利進行募兵和集結，尋即舉兵起事。
十三年五月李淵起兵，逮斬王威和高君雅，建大將軍府，用士彠為鎧曹參軍。接著隨軍進攻關中，期間以功拜壽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從平京師，遷光祿大夫，賜宅一區於長安。同年十一月，李淵扶立隋恭帝後，又錄前後功效改封為義原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翌年－隋恭帝義寧二年，唐武德元年（618）－五月，煬帝死訊傳至，李淵廢恭帝自立，開建唐朝，此即武德皇帝，後來的唐高祖。武士彠稍後被任為庫部郎，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銜。至武德三年更遷拜工部尚書，躋身「當世勳貴」之列。不僅如此，武德皇帝除了履行「當同富貴」的諾言之外，為了答謝當年受到武士彠的盛待，更另封其兩兄為郡公，聲言「欲使卿一門三公」云云。唐朝史臣說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
也就是說他只是因為從龍首義，故依例封為功臣而已，這評價就武士彠上述的表現來說，顯然甚不公平。縱使不論武士彠在李淵起兵前夕所立的功效，單從他在《大唐創業起居注》的確名列於少數幕僚的名單中，一直為李淵管理和供應軍備之事來看，顯然也是甚為稱職的，因此也就不能說他當時不重要。如果缺少他在軍備後勤的有效策劃和支援，李淵的部隊能如此順利攻進關中嗎？中國人論戰一向著重戰場表現，「戡難之勞」指的是指揮若定的統帥，和衝鋒陷陣的將士，後勤支援常遭忽視，就如同看打球只注視前鋒攻進一樣；不知有效的後勤支援，也常是致勝的關鍵。武士彠勝任鎧曹參軍之職，可以從李淵平定京師後，即起用他為兵部庫部郎一職看得出來，三年後昇遷他為工部尚書，應當也與借重此才幹有關。就是說李淵始終借重武士彠的經營管理長才，這也是他所以成為開國功臣的原因之一。
武士彠從武德三年至八年左右擔任工部尚書，中間曾因參與令典的編修，因此進爵為從一品的應國公。唐初慣例上常用武人為都督、刺史，是則位為尚書、曾任軍將的武士彠，外放為都督而出掌方面，應是遲早之事。
隋末佔有淮南地區的是杜伏威．輔公祏集團，武德二年（619）杜伏威請降入朝，所部由輔公祏統領。公祏於武德六年（623）八月反唐，武德皇帝命趙郡王李孝恭為行軍元帥，李靖為副，率領李勣等七總管往討，至翌年三月平定，遂授孝恭為東南行臺左僕射，李靖為行臺兵部尚書。其年行臺廢，孝恭轉為揚州大都督，李靖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李靖鎮撫之，吳、楚以安。不過，尋因突厥入侵，李靖於武德八年（625）八月改任安州都督，奉命率軍北上抵抗，遺缺由武士彠接任。士彠在八月以後以權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的官銜，赴任接替李靖。所謂「權檢校」就是暫時代理的意思，〈攀龍臺碑〉說皇帝約武士彠「期以半年」，即指此而言。不料士彠此去，就再也沒有回任中央的機會了。
士彠的留任揚州，和他在任上的政績有關，碑文說他「降北海之渠，未踰期月；盡南山之盜，詎假旬時。然後商旅安行，農桑野次，化被三吳之俗，威行百越之境」，使管區日漸安定、經濟日漸恢復。因此，當武德九年半年約期屆滿之時，調回中央的不是武士彠而是李孝恭，揚州大都督則由襄邑郡王李神通繼任。原因是因為有當地「父老數百人，詣闕上表，乞更留一年」，所以璽書褒美，讓士彠留任。同年下半年，武士彠協助李神通遷移州府及居民自丹陽遷於江北，使廣陵從此成為州治，得以專揚州之名，這也是武士彠的一種政績。士彠的經營長才，也應由此作觀察。就在同一年－武德九年（626）－六月，天策上將．尚書令．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逼其父皇交出政權。至八月，世民以皇太子身份即位，是為唐太宗。世民以太子執政期間，中樞高層換了一批人，主要由秦府人馬出任要職。所以此時徵召武士彠入朝，對他僅是止於寵賜頻繁，事以殊禮，以安撫父皇舊部罷了；尋而卻另以鎮守戰略要地的理由，將他改授為豫州都督。
翌年－貞觀元年（627）－十二月，因利州都督李孝常謀反伏誅，督區政情不穩，乃改授武士彠為利州都督。士彠赴任後迅速將餘黨撫平，故又得璽書褒美，增邑五百戶。也就是說，貞觀皇帝實際上亦是看重他的經營長才。貞觀五年（631）底，士彠以利州朝集使的身份回京述職，並在十二月領銜上表，奏請封禪泰山而不獲允許，可見他在政壇仍然相當活躍。武士彠的奏請雖然不獲許，不料卻在三十五年後，由他的二女兒—大唐天后—推動並完成了此盛舉，真是天意！是月稍後，武士彠改任為荊州都督，直至九年（635）五月，太上皇（李淵）死訊傳至荊府，武士彠悲慟萬分，乃嘔血而死。士彠死狀馳奏朝廷，貞觀皇帝聞之，嗟悼說：「可謂忠孝之士！」乃追贈為禮部尚書，諡號為「定」。
武德九年秦王世民兵變逆父，改朝換代之際，秦府班底當道，這是他不能回任中央官的原因。不過，事有焉知非福者，他一再外放為都督，而且都是有危機或戰略之地，所以纔有機會發揮他的經營管理之才，大抵以維持社會治安為主，恢復經濟為次，政績不錯。依照唐朝諡法：「大慮安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追補前過曰定，安民大慮約定，純行不爽曰定。」可見士彠因為歷任都督，有安民之功，所以被有司建議諡為定。如果不因人廢言，武士彠不失為一個幹材。他的發跡雖然頗富傳奇性，但是絕非僅因從龍首義而例封功臣，一個平庸的馬屁精而已。
貞觀皇帝對武士彠並無特別的恩遇，贈官不是最高級的三公官，也不列他入「凌煙閣功臣」名單之內。武士彠後來一再被追尊，與其女武明空被貞觀皇帝之子－後來的唐高宗－寵愛有關。追贈并州都督是在明空為昭儀之時，追贈司空、司徒．周國定公是在明空為皇后之後。及至武后與高宗並稱「二聖」，更被追崇為太原郡王，食邑五千戶，以文水縣三百戶充奉陵邑，置令、丞已下諸官，他的廟諱和祖先名諱皆禁止冒犯。武后以太后身份臨朝以後，又追崇其父為魏王，食邑一萬戶。降至大周革命前夕，更追尊為忠孝太皇。革命後，於天授元年（690）尊為孝明高皇帝，廟號太祖，陵墓稱為昊陵，聖歷二年（699）改昊陵署為攀龍臺，即是〈攀龍臺碑〉的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