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聖人」不再，譯者何為？（蔡新樂）
進入「現代」，儒家的「聖人觀」被大加鞭撻，諸如聖人之為文化創造者、道德典範以及「通」的化身等要義被排斥在翻譯研究之外，而中華文化不得進入理論思考的範圍，造成了「主體性」的氾濫以及跨文化交流之中倫理維度的缺席，在翻譯之中對理想人物的描述上再無典範可依。
對文化派翻譯觀的系統思辨（趙彥春）
本文是對文化派翻譯理論的系統質疑、思辨與證偽。以芭斯奈特（Bassnett）和勒斐維爾（Lefevere）為首文化派基於後哲學的非理性主義強調文化對翻譯的制約作用，致使傳統理論思想和語言學派建立的翻譯理論體系被消解。文化派對權力關係、贊助者、意識形態等因素進行系統分析和論述，試圖以此否定傳統翻譯觀、翻譯方法和翻譯成果以支持「翻譯即改寫」或「翻譯即操縱」並不反映翻譯本質的命題。本文通過論證，說明文化派誇大文化制約因素，揭示他們將種種制約因素歸為一類進行論述，違反了邏輯矛盾律，藉此不可能總結出預測翻譯現象和過程基本規律。
翻譯作為皺摺（李育霖）
本文嘗試連結當下的翻譯研究與德勒茲的皺摺概念，討論在翻譯摺皺的美學倫理與生命政治。儘管皺摺的概念散佈在德勒茲的思維中，但在《皺摺：萊布尼茲與巴洛克》與《傅柯》兩部著作中德勒茲則給予了這一概念最完整詳盡的說明與演繹。在《皺摺》一書中，德勒茲將萊布尼茲視為巴洛克時代與藝術的哲學家，並以皺摺概念詮釋萊布尼茲的單子論哲學，皺摺因此成為德勒茲描繪世界構成與經驗感知的重要依據與典範。相對地在《傅柯》一書中，德勒茲宣稱皺摺的主題糾纏著傅柯一生的歷史著作，並以摺皺運動描述傅柯晚期的倫理主體構思。在此脈絡下，本文透過翻譯行為與皺摺運動的連結將探索翻譯研究的幾個主要面向，包括在何種程度上翻譯可被視為一次摺皺運動，譯文如何透過摺皺生產複本，翻譯的摺皺運動如何形構主體，以及翻譯作為摺皺運動可能啟發的美學倫理與生命政治等。翻譯中的差異與空間概念（陳佩筠）
全球化時代，翻譯活動頻繁複雜，當代翻譯論述因而多元發展，關於方法論的反省便更顯迫切。本文的出發點是重探「差異」概念在當代翻譯理論中扮演的角色，並綜觀過去三十年間的發展，探詢「差異」是否還能發揮其效力。「差異」在翻譯立論中雖已有精緻的處理，德希達式的延異（différance）仍有值得思索之處。本文意圖細察延異的「空間」面向，並據以延伸至當代翻譯論述中一再出現的「邊界」與「線」的比喻。劃分邊界／線（bordering）作為一個展演式的行動（performative act）與差異的概念密不可分。劃分邊界／線就是區分，而任何區分都可能帶有政治意涵，在語言中劃分邊界／線就是本文所理解的翻譯活動。若傅科所言屬實，「當前的時代或許是空間的時代」，那麼翻譯理論的發展也不應迴避當今思潮正經歷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翻譯研究中的空間轉向如果可能，我們必須同時考量兩個層面：在微觀層面上，須處理語言的差異化過程，翻譯本身就是在語言之間劃分邊界、區分差異的動作。在巨觀的層面上，須面對文化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問題，文化之間的權力關係與翻譯活動密不可分，因此翻譯活動具體呈現出全球不同文化之間的地緣政治分布狀況。本文聚焦於這兩個層面，前者將以德希達在論書寫時提出的空間延展（spacing）、闢徑（breaching）等概念來檢視差異的「空間」面向，後者則從當代翻譯論述中時常出現的空間隱喻著手（特別是「邊界」），將翻譯理解為一種區分內與外、決定納入（inclusion）與排除（exclusion）的政治行動，藉以檢視翻譯如何介入全球文化地誌（geography）的塑造。無論是在微觀還是巨觀的層次，翻譯由差異而來又產生差異。這個理解下的翻譯，不再是為了因應全球化時代更頻繁的溝通需求而發展的工具，而是積極介入全球化時代權力空間佈置的關鍵動力。班雅明的翻譯與科技論述：從〈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談起（邱漢平）
班雅明在他早期論翻譯的文章〈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裡提到，存在於一切有生命與無生命萬物的心理要素，可以是「科技、藝術、司法或宗教等相關領域傳遞心理內涵的先天傾向」（62）。同一篇文章也引用舊約聖經創世紀亞當為動物命名的典故，亞當注視著上帝帶到他面前的動物，立即用適切的語言說出上帝以「話語」創造的動物，而且是淋漓盡致、完全無遺漏的翻譯。「在上帝扮演創造者的同樣語言裡，人是認知者」（68），上帝的神性與人類的知識在此一命名過程裡完美轉換。如果這種先天傾向屬於某個領域，以班雅明在1930年以後關注焦點明顯轉向科技，或可將此處所提的某個領域直接設定為科技領域。本論文從科技層面聯結班雅明在〈論語言本體〉所呈現的翻譯概念，重點放在翻譯與發掘事物潛在奧秘之可能關聯。凝視與命名在上帝神性及人類知識轉換之間所扮演的角色，在人類墮落且情境產生劇烈轉換之後，還能在發掘事物潛在奧秘上發揮甚麼作用？
對話論與譯者的角色：班雅民〈譯者之職〉再思（劉建基）
本論文旨在，（一），從巴赫汀「對話論」中有關讀者與作者的互動關係探論譯者的角色，並闡明譯者即是讀者／（重新）書寫者的概念；（二），分析班雅民〈譯者之職〉所隱含的對話觀，並闡釋其翻譯理論與當代文學／文化理論之關聯性。
西方翻譯「三模式」批評──兼論馬丁．路德翻譯思想的「模式」性質（任東升）
勒弗維爾強調翻譯對文化構建的重要作用，他和巴斯奈特總結出西方翻譯的三種模式：哲羅姆模式、賀拉斯模式和施賴爾馬赫模式。本文首先評析這三種模式的本質和區別性特徵，進而釐清「三模式」說的建構邏輯，發現三模式在民族語言意識對文化建構的重要性方面有所疏漏，而這恰恰是馬丁‧路德翻譯思想的本質和體現。我們指出路德翻譯思想的「模式」性質、特徵、價值和影響力，尤其是其現代表現，提出為「三模式」增添「路德模式」，明確「四模式」的合理邏輯及其對譯學研究以及翻譯教學和翻譯實踐的指導價值。裸眼：韋努第的譯者之隱（張上冠）
韋努第（Lawrence Venuti）所著之《譯者的隱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在英語語系的翻譯學界曾經引起了重重波瀾。韋氏反對以「流暢」（fluency）為原則的英譯，主張以「異化」（foreignizing） 代替「歸化」（domesticating），俾使譯者不再隱形而譯文不再透明。韋努第的翻譯理論以及實踐這種理論的 「另類翻譯」（alternative translation）是否得宜，贊成與反對雙方在理論層次上已經多次交手，尚無定論。本論文擬從「透明翻譯」（transparent translation）與「透明可譯性」（transparent translatability）的角度重新檢視翻譯行為中「隱」和「顯」（invisibility & visibility）的問題。筆者擬從解構的角度對韋努第理論中有關翻譯的隱形和透明的論點提出批判與反思，論文將藉此進一步探討西方翻譯理論中環繞「可譯性」（translatability）和「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的一些癥結問題。
「聖人」不再，譯者何為？（蔡新樂）
進入「現代」，儒家的「聖人觀」被大加鞭撻，諸如聖人之為文化創造者、道德典範以及「通」的化身等要義被排斥在翻譯研究之外，而中華文化不得進入理論思考的範圍，造成了「主體性」的氾濫以及跨文化交流之中倫理維度的缺席，在翻譯之中對理想人物的描述上再無典範可依。
對文化派翻譯觀的系統思辨（趙彥春）
本文是對文化派翻譯理論的系統質疑、思辨與證偽。以芭斯奈特（Bassnett）和勒斐維爾（Lefevere）為首文化派基於後哲學的非理性主義強調文化對翻譯的制約作用，致使傳統理論思想和語言學派建立的翻譯理論體系被消解。文化派對權力關係、贊助者、意識形態等因素進行系統分析和論述，試圖以此否定傳統翻譯觀、翻譯方法和翻譯成果以支持「翻譯即改寫」或「翻譯即操縱」並不反映翻譯本質的命題。本文通過論證，說明文化派誇大文化制約因素，揭示他們將種種制約因素歸為一類進行論述，違反了邏輯矛盾律，藉此不可能總結出預測翻譯現象和過程基本規律。
翻譯作為皺摺（李育霖）
本文嘗試連結當下的翻譯研究與德勒茲的皺摺概念，討論在翻譯摺皺的美學倫理與生命政治。儘管皺摺的概念散佈在德勒茲的思維中，但在《皺摺：萊布尼茲與巴洛克》與《傅柯》兩部著作中德勒茲則給予了這一概念最完整詳盡的說明與演繹。在《皺摺》一書中，德勒茲將萊布尼茲視為巴洛克時代與藝術的哲學家，並以皺摺概念詮釋萊布尼茲的單子論哲學，皺摺因此成為德勒茲描繪世界構成與經驗感知的重要依據與典範。相對地在《傅柯》一書中，德勒茲宣稱皺摺的主題糾纏著傅柯一生的歷史著作，並以摺皺運動描述傅柯晚期的倫理主體構思。在此脈絡下，本文透過翻譯行為與皺摺運動的連結將探索翻譯研究的幾個主要面向，包括在何種程度上翻譯可被視為一次摺皺運動，譯文如何透過摺皺生產複本，翻譯的摺皺運動如何形構主體，以及翻譯作為摺皺運動可能啟發的美學倫理與生命政治等。翻譯中的差異與空間概念（陳佩筠）
全球化時代，翻譯活動頻繁複雜，當代翻譯論述因而多元發展，關於方法論的反省便更顯迫切。本文的出發點是重探「差異」概念在當代翻譯理論中扮演的角色，並綜觀過去三十年間的發展，探詢「差異」是否還能發揮其效力。「差異」在翻譯立論中雖已有精緻的處理，德希達式的延異（différance）仍有值得思索之處。本文意圖細察延異的「空間」面向，並據以延伸至當代翻譯論述中一再出現的「邊界」與「線」的比喻。劃分邊界／線（bordering）作為一個展演式的行動（performative act）與差異的概念密不可分。劃分邊界／線就是區分，而任何區分都可能帶有政治意涵，在語言中劃分邊界／線就是本文所理解的翻譯活動。若傅科所言屬實，「當前的時代或許是空間的時代」，那麼翻譯理論的發展也不應迴避當今思潮正經歷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翻譯研究中的空間轉向如果可能，我們必須同時考量兩個層面：在微觀層面上，須處理語言的差異化過程，翻譯本身就是在語言之間劃分邊界、區分差異的動作。在巨觀的層面上，須面對文化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問題，文化之間的權力關係與翻譯活動密不可分，因此翻譯活動具體呈現出全球不同文化之間的地緣政治分布狀況。本文聚焦於這兩個層面，前者將以德希達在論書寫時提出的空間延展（spacing）、闢徑（breaching）等概念來檢視差異的「空間」面向，後者則從當代翻譯論述中時常出現的空間隱喻著手（特別是「邊界」），將翻譯理解為一種區分內與外、決定納入（inclusion）與排除（exclusion）的政治行動，藉以檢視翻譯如何介入全球文化地誌（geography）的塑造。無論是在微觀還是巨觀的層次，翻譯由差異而來又產生差異。這個理解下的翻譯，不再是為了因應全球化時代更頻繁的溝通需求而發展的工具，而是積極介入全球化時代權力空間佈置的關鍵動力。班雅明的翻譯與科技論述：從〈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談起（邱漢平）
班雅明在他早期論翻譯的文章〈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裡提到，存在於一切有生命與無生命萬物的心理要素，可以是「科技、藝術、司法或宗教等相關領域傳遞心理內涵的先天傾向」（62）。同一篇文章也引用舊約聖經創世紀亞當為動物命名的典故，亞當注視著上帝帶到他面前的動物，立即用適切的語言說出上帝以「話語」創造的動物，而且是淋漓盡致、完全無遺漏的翻譯。「在上帝扮演創造者的同樣語言裡，人是認知者」（68），上帝的神性與人類的知識在此一命名過程裡完美轉換。如果這種先天傾向屬於某個領域，以班雅明在1930年以後關注焦點明顯轉向科技，或可將此處所提的某個領域直接設定為科技領域。本論文從科技層面聯結班雅明在〈論語言本體〉所呈現的翻譯概念，重點放在翻譯與發掘事物潛在奧秘之可能關聯。凝視與命名在上帝神性及人類知識轉換之間所扮演的角色，在人類墮落且情境產生劇烈轉換之後，還能在發掘事物潛在奧秘上發揮甚麼作用？
對話論與譯者的角色：班雅民〈譯者之職〉再思（劉建基）
本論文旨在，（一），從巴赫汀「對話論」中有關讀者與作者的互動關係探論譯者的角色，並闡明譯者即是讀者／（重新）書寫者的概念；（二），分析班雅民〈譯者之職〉所隱含的對話觀，並闡釋其翻譯理論與當代文學／文化理論之關聯性。
西方翻譯「三模式」批評──兼論馬丁．路德翻譯思想的「模式」性質（任東升）
勒弗維爾強調翻譯對文化構建的重要作用，他和巴斯奈特總結出西方翻譯的三種模式：哲羅姆模式、賀拉斯模式和施賴爾馬赫模式。本文首先評析這三種模式的本質和區別性特徵，進而釐清「三模式」說的建構邏輯，發現三模式在民族語言意識對文化建構的重要性方面有所疏漏，而這恰恰是馬丁‧路德翻譯思想的本質和體現。我們指出路德翻譯思想的「模式」性質、特徵、價值和影響力，尤其是其現代表現，提出為「三模式」增添「路德模式」，明確「四模式」的合理邏輯及其對譯學研究以及翻譯教學和翻譯實踐的指導價值。裸眼：韋努第的譯者之隱（張上冠）
韋努第（Lawrence Venuti）所著之《譯者的隱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在英語語系的翻譯學界曾經引起了重重波瀾。韋氏反對以「流暢」（fluency）為原則的英譯，主張以「異化」（foreignizing） 代替「歸化」（domesticating），俾使譯者不再隱形而譯文不再透明。韋努第的翻譯理論以及實踐這種理論的 「另類翻譯」（alternative translation）是否得宜，贊成與反對雙方在理論層次上已經多次交手，尚無定論。本論文擬從「透明翻譯」（transparent translation）與「透明可譯性」（transparent translatability）的角度重新檢視翻譯行為中「隱」和「顯」（invisibility & visibility）的問題。筆者擬從解構的角度對韋努第理論中有關翻譯的隱形和透明的論點提出批判與反思，論文將藉此進一步探討西方翻譯理論中環繞「可譯性」（translatability）和「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的一些癥結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