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黑影
一個深秋的正午，太陽在晴空中照著我和二姊從學校回家，正當跨進家門的一剎那，一個巨大的黑影轟然掠過。抬頭一望，是一架日本軍機，座艙裡的日軍飛行員清晰可見。我們急忙躲進門內，二姊抱住我，脫口說出一句：「多可怕的日子，生不如死啊！」她是個七歲的孩子，我們一起上學，一起玩，從未聽她說過這樣的話。
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的日子，死亡正在逼近我的家。當晚二姊大口吐血，請醫師來，診斷是敗血症，需要立刻輸血。但那時大家都在逃難，已無法搶救。我守在二姊身旁，驚恐地看著她一次接一次吐血，結束了短暫的生命。
這是我最早的記憶，也是第一次看到死亡和經歷心靈的巨大痛苦。在此之前，我也有過快樂的童年吧？但腦中一片空白。我的記憶，從這正午的黑影開始。自己也覺得奇怪：難道痛苦的記憶，能使快樂的記憶消失無蹤？
第二天父親到家。那時父親在廣東工作，原本是回來接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去廣東的，沒想到二姊亡故，回廣東的路也被日軍切斷。父親考慮後，決定不回廣東，去上海投身抗日戰爭。父親說：日軍很快會過來，這家不能住下去了，去上海，在法租界安家，對母親和孩子們比較安全，他自己上戰場打仗。
我的父親阮毅然，原來就是軍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砲兵科畢業。他早年隨孫中山投身革命，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準備北伐時，父親是孫中山總統府的侍衛官。一九二二年六月，孫中山手下的粵軍首領陳炯明，以反對孫中山北伐為由，發動兵變，圍攻總統府。父親護衛孫中山離開總統府，避居白鵝潭的永豐艦，在短兵相接的作戰中，奪得陳炯明的馬鞭，我見過那時的一張照片。
孫中山去世後，父親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教官，因射擊優異，多次獲得當時蘇聯軍事顧問加侖將軍的獎勵。母親曾給我看過她保存的兩件獎品：一枚金質獎牌，上面刻有軍人射擊中標的浮雕；一塊歐米加牌懷錶。一九二六年夏，父親投入北伐戰爭，從廣東出發，一路同軍閥作戰，一九二七年抵達南京。
父親到南京後，看不慣當時國民革命軍內部爭權奪利，互相惡鬥的風氣，一度告假還鄉，與母親顧瑛石結婚。父親一八九二年生，半生戎馬生涯，那時已三十五歲。母親一九○一年生，比父親小九歲。父母兩人的原籍都是江蘇金山，父親是金山縣呂巷鎮，母親是金山縣洙涇鎮。結婚後父母回到南京，住在焦狀元巷。
我的大姊一九二八年生在南京，取名阮寧。那時父親的同學何應欽任訓練總監部部長，請父親到他的總監部任全國各中學視察，大概是管理全國中學軍事訓練之類事務。聽大姊說，何應欽在她出生時送了一份禮，是一個銀行存摺，等她長到二十歲，這個存摺累積的本息，可以支付出洋留學的學費。誰想到二十年後，瘋狂的通貨膨脹，不但讓這存摺成了廢紙，連發行這存摺的銀行和政府，也都一起從南京消失了。
父親在南京沒有待多久。母親告訴我，我生在上海昆明里一所弄堂房子裡。父親看不慣南京官場的風氣，以為到地方可以做些對百姓有益的事。他先後做過江蘇省江陰、川沙、淮陰等縣的縣長，和上海閘北區的警察局長。據母親說，父親每到一地，總是「與潮流不合」；他不願同流合污，做不久就「掛冠求去」。我四歲時，父親應保定軍校時的老同學歐陽惜白之邀，去了廣東；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離開上海回到家鄉。那時我已有兩個姊姊、兩個妹妹。
這次父親從廣東回來，二姊已去世；兩個妹妹還小，暫時留在鄉下託付給外祖父母照顧。父親帶著母親、大姊和我開始「逃難」；父親的目的地，是到上海把我們安置下，他自己去找軍隊抗日。那時金山到上海的公共交通，陸路和水路均已斷絕。父親選擇走鄉間小路，既可避開從金山衛登陸的日本兵，又能得到沿途鄉民的幫助。
傍晚，我們走到一個村莊陸家?，在農家住下。第二天父親得悉，去上海的道路已滿佈日軍，無法通過，只得暫留鄉間。原來從「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防守金山衛的中國軍隊主力，已向北轉移到上海浦東，致使日軍十一月五日登陸後，得以長驅直入，迅速開往淞滬戰場。十一月八日中國軍隊從淞滬撤退時，遭南北兩路日軍夾擊，損失慘重，日軍於十一月十二日攻佔上海。
那些天我們住在陸家?，每天清晨，大姊和我都與農家孩子一同到野地裡挖野菜。大姊挖的是薺菜，那是一種味道鮮美的野菜，但外形與一些野草相似，我難以辨識。我只會同幾個小男孩一起挖豬草，是只能給豬吃的野草，很容易找，一個早晨我就能挖到很多。
父親每天都同鄉間父老聚在一起議論局勢，晚間也和母親談論，我和大姊也似懂非懂地傾聽著。回想起來，父親的意思大約是，從淞滬戰場和金山衛日軍登陸的情形看，戰爭形勢已與過去不同。過去的目標是「蠶食」，從東北到華北，動員的主力是駐紮在中國的關東軍。現在的目標是「鯨吞」，要一舉吞併全中國。父親判斷從金山衛登陸的日本師團來自日本本土，受日
一個深秋的正午，太陽在晴空中照著我和二姊從學校回家，正當跨進家門的一剎那，一個巨大的黑影轟然掠過。抬頭一望，是一架日本軍機，座艙裡的日軍飛行員清晰可見。我們急忙躲進門內，二姊抱住我，脫口說出一句：「多可怕的日子，生不如死啊！」她是個七歲的孩子，我們一起上學，一起玩，從未聽她說過這樣的話。
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的日子，死亡正在逼近我的家。當晚二姊大口吐血，請醫師來，診斷是敗血症，需要立刻輸血。但那時大家都在逃難，已無法搶救。我守在二姊身旁，驚恐地看著她一次接一次吐血，結束了短暫的生命。
這是我最早的記憶，也是第一次看到死亡和經歷心靈的巨大痛苦。在此之前，我也有過快樂的童年吧？但腦中一片空白。我的記憶，從這正午的黑影開始。自己也覺得奇怪：難道痛苦的記憶，能使快樂的記憶消失無蹤？
第二天父親到家。那時父親在廣東工作，原本是回來接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去廣東的，沒想到二姊亡故，回廣東的路也被日軍切斷。父親考慮後，決定不回廣東，去上海投身抗日戰爭。父親說：日軍很快會過來，這家不能住下去了，去上海，在法租界安家，對母親和孩子們比較安全，他自己上戰場打仗。
我的父親阮毅然，原來就是軍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砲兵科畢業。他早年隨孫中山投身革命，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準備北伐時，父親是孫中山總統府的侍衛官。一九二二年六月，孫中山手下的粵軍首領陳炯明，以反對孫中山北伐為由，發動兵變，圍攻總統府。父親護衛孫中山離開總統府，避居白鵝潭的永豐艦，在短兵相接的作戰中，奪得陳炯明的馬鞭，我見過那時的一張照片。
孫中山去世後，父親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教官，因射擊優異，多次獲得當時蘇聯軍事顧問加侖將軍的獎勵。母親曾給我看過她保存的兩件獎品：一枚金質獎牌，上面刻有軍人射擊中標的浮雕；一塊歐米加牌懷錶。一九二六年夏，父親投入北伐戰爭，從廣東出發，一路同軍閥作戰，一九二七年抵達南京。
父親到南京後，看不慣當時國民革命軍內部爭權奪利，互相惡鬥的風氣，一度告假還鄉，與母親顧瑛石結婚。父親一八九二年生，半生戎馬生涯，那時已三十五歲。母親一九○一年生，比父親小九歲。父母兩人的原籍都是江蘇金山，父親是金山縣呂巷鎮，母親是金山縣洙涇鎮。結婚後父母回到南京，住在焦狀元巷。
我的大姊一九二八年生在南京，取名阮寧。那時父親的同學何應欽任訓練總監部部長，請父親到他的總監部任全國各中學視察，大概是管理全國中學軍事訓練之類事務。聽大姊說，何應欽在她出生時送了一份禮，是一個銀行存摺，等她長到二十歲，這個存摺累積的本息，可以支付出洋留學的學費。誰想到二十年後，瘋狂的通貨膨脹，不但讓這存摺成了廢紙，連發行這存摺的銀行和政府，也都一起從南京消失了。
父親在南京沒有待多久。母親告訴我，我生在上海昆明里一所弄堂房子裡。父親看不慣南京官場的風氣，以為到地方可以做些對百姓有益的事。他先後做過江蘇省江陰、川沙、淮陰等縣的縣長，和上海閘北區的警察局長。據母親說，父親每到一地，總是「與潮流不合」；他不願同流合污，做不久就「掛冠求去」。我四歲時，父親應保定軍校時的老同學歐陽惜白之邀，去了廣東；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離開上海回到家鄉。那時我已有兩個姊姊、兩個妹妹。
這次父親從廣東回來，二姊已去世；兩個妹妹還小，暫時留在鄉下託付給外祖父母照顧。父親帶著母親、大姊和我開始「逃難」；父親的目的地，是到上海把我們安置下，他自己去找軍隊抗日。那時金山到上海的公共交通，陸路和水路均已斷絕。父親選擇走鄉間小路，既可避開從金山衛登陸的日本兵，又能得到沿途鄉民的幫助。
傍晚，我們走到一個村莊陸家?，在農家住下。第二天父親得悉，去上海的道路已滿佈日軍，無法通過，只得暫留鄉間。原來從「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防守金山衛的中國軍隊主力，已向北轉移到上海浦東，致使日軍十一月五日登陸後，得以長驅直入，迅速開往淞滬戰場。十一月八日中國軍隊從淞滬撤退時，遭南北兩路日軍夾擊，損失慘重，日軍於十一月十二日攻佔上海。
那些天我們住在陸家?，每天清晨，大姊和我都與農家孩子一同到野地裡挖野菜。大姊挖的是薺菜，那是一種味道鮮美的野菜，但外形與一些野草相似，我難以辨識。我只會同幾個小男孩一起挖豬草，是只能給豬吃的野草，很容易找，一個早晨我就能挖到很多。
父親每天都同鄉間父老聚在一起議論局勢，晚間也和母親談論，我和大姊也似懂非懂地傾聽著。回想起來，父親的意思大約是，從淞滬戰場和金山衛日軍登陸的情形看，戰爭形勢已與過去不同。過去的目標是「蠶食」，從東北到華北，動員的主力是駐紮在中國的關東軍。現在的目標是「鯨吞」，要一舉吞併全中國。父親判斷從金山衛登陸的日本師團來自日本本土，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