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影燈下的孤獨者
一九七○年代早期，擁有超過十年的執業外科醫師身分的我，發現自己在工作時變得很痛苦，那不只是普通的筋疲力竭而已。我可以處理源源不斷的問題，繁忙密集的工作，還有生死攸關的決定。但我所受的訓練是告訴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要用機械化的方式去讓病人好起來，救活他們的命，這是成功醫師的定義。但病人不一定都會痊癒，生命也終有結束的一天，所以我一次又一次感到自己是個失敗者。雖然我直覺上很明白，除了像技術人員那樣醫治病人外，一定還有別的方法幫助那些「無望」的病患，但在真正瞭解可以怎麼做之前，還是困頓掙扎了好多年。
待我真正領悟後，每天都會期待面對新的問題。這是個令人興奮的挑戰，看診不再無趣。然而幾年後，挑戰本身也變得單調起來。有時會有那麼幾天很輕鬆，事情都照著預定的時程走，我也只有例行的看診。不過，其實沒有所謂「正常」的日子。後來我開始看急診，有時甚至需要破壞醫院規定，有點像是多了額外救人的機會。
外科醫師並不完美，我們絕對會盡力，但還是會出現併發症。雖然讓人氣餒，但這類事件會讓我們保持清醒，不會以為自己是神。而最讓人自信動搖的，是我剛成為醫師沒多久後負責的手術，那個手術卻傷到一名年輕女孩的顏面神經。看到她醒來後半邊臉癱瘓，我真想挖個地洞躲一輩子。因為想要助人所以成為外科醫師，結果居然毀人容貌，那種打擊不是普通的大。不幸的是，我甚至還沒意識到自己典型的醫師反應——也就是在出錯時隱藏自己的痛苦——其實對任何人都無益。
壓力並沒有因此鬆手。大出血的病人被送進手術室，所有醫護人員都繃緊神經，直到動手術的醫師進來。現在其他人都鬆了一口氣，換我緊張了。我找不到可以轉嫁的對象，只能向自己內在尋求安慰。每次手術開始，我便汗如雨下。接下來，只要事情都在掌控之下，即使開刀房裡的無影燈和平常一樣熾熱，我也可以保持冷靜。通常我會覺得極度地孤獨，期望自己表現完美。回到家壓力也無法退去。只要遇到困難的手術，從好幾天前開始，我就會不斷在腦中演練，祈禱著能出現自己想像的成功結果。之後，即使一切順利，我還是會突然在半夜醒來，懷疑自己的決定。現在，在多年來病患的教育下，我變得能夠自己做出決定，接受決定，放下決定，知道自己已經盡了全力。神職人員如果一直無法學會與神對話，就只能感到孤獨。而醫師如果一直無法學會與病人對話，也只能感到孤獨。
◎從病人身上獲得力量
我開始鼓勵病人直接喊我名字。一開始他們不太敢叫我伯尼（Bernie），而是西格爾醫師（Dr. Siegel）。不使用頭銜或標籤，把對方看作是活生生的人，的確是怪嚇人的一件事。這代表我必須喜歡自己，讓別人因為我的所作所為，而非我的學歷來尊重我、喜歡我。但結果非常值得。要打破醫師與病人之間的圍籬，改變稱呼是個簡單有效的方式。
移動辦公桌、讓病人以名字來稱呼我，這只是更大改變的前哨。我犯了醫師不可以犯的錯：我「涉入」了病人的生活。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我開始完全了解與癌症共處是怎麼回事，明白癌症隨時在擴散的恐懼，不管是看醫師、洗碗盤、陪孩子、工作、睡覺，甚至是做愛的時候。心裡掛著這麼一件事，要維持理智實在非常困難！
每天見證這麼多悲傷的場景，我不再隱藏自己的情緒。一天我在巡房的時候，發現一名病人側身躺著，流著口水，因為藥物而臉部表情呆滯，他已用盡所有的餘力不讓自己尿失禁，完全無視於窗外透進的明亮陽光。他躺在混合了一攤葡萄汁與膽汁的床上。我發現自己盯著床單污漬那怵目驚心的顏色，美麗與苦難的對比淹沒了我。
但是很快地，我卻發現自己可以從病人身上獲得力量。有一對夫妻，先生有嚴重的心臟病，太太則是乳癌擴散，兩個人都希望能活下去好幫助對方，我一想到他們，就覺得自己的無力感獲得了緩解。還有另一位女病人，飽受雙臂骨折之苦，但還是擔心我工作得太晚，這話讓我的疲憊霎時煙消雲散。當我說：「下次見。」而重症病人俏皮的笑著回我：「希望如此。」我心中那股被深深擊敗的感覺消散了，因為我看到了死亡的恐懼並沒有征服病人的靈魂。
於是我開始擁抱病人，覺得他們需要我的安慰。後來我發現自己會說：「我需要給你一個擁抱。」這樣我才有力氣繼續下去。即使病人戴著呼吸器，還是會伸手碰觸我或是給我一個親吻，帶走我的罪惡感、疲憊與絕望。是他們在拯救我。
◎是延長生命還是死亡過程？
我開始覺得，醫師這種希望延長生命、治療疾病的專業，雖然原本是人類文明中最崇高的目標，但有時候其實比重病瞬間就把人帶走的落後地區還要殘酷。據說沒有人可以真正接受自己的死亡。不過我相信如果需要去承受細數自己還剩下多少的分分秒秒、月月天天的那種負擔，應該會有人坦然接受自己的死亡。老人通常覺得為什麼自己的命會這麼長、這麼悲慘沒尊嚴，簡直活受罪。我覺得對於那些已經失去每天活著的價值的人來說，應該有什麼是可以幫助他們輕鬆放手、安然離世（我指的是以自然的方式放手，在死亡不被認為是失敗的狀況下，我們所有人都可以擁有）。
我們的醫療英雄主義其實需要同情心來平衡。這個概念讓我在面對同事的朋友史蒂芬之死時，受到嚴重的衝擊。
史蒂芬在嚴重的心臟病發後，只能被綁在床上，身上可以插管的器官都插了管，情況糟到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的地步。他因為疼痛與恐懼默默流淚，但沒有人敢開止痛藥，怕藥物會加速他的死亡，而且有安樂死之嫌。最後我的同事介入了，雖然史蒂芬是別的醫師的病人。我的搭檔開了一劑戊巴比妥納（Nembutal）。這一針下去，史蒂芬才能獲得真正的放鬆，安詳地離開了他的身體。他吐出一句「謝謝」，五分鐘內平靜地離去。
丟在街上可能都比進醫院好，反而會快點結束，不需要顧慮那麼多。當人只不過變成一條管子，點滴從靜脈進去，變成尿液出來，這樣也能算是延長生命嗎？我們延長的是死亡的過程。《美國醫學會期刊》社論刊過一篇文章〈不要在我值班的時候〉，內容就是在述說醫師的工作是在延長死亡過程而非生命的兩難。
◎安慰劑效應
幾乎所有所謂原始的醫療都是透過儀式來運用安慰劑因子，強化療癒力量中的肯定面向，不管是按照外在神明或內在能量的定義。信心療癒憑藉的是病人對於更高層次力量的信念，還有做為通往這個力量管道的治療師的能力，有時候只要一件小東西或是聖人的遺物，就擁有足夠的力量。
對相信的人來說，貼著「露德聖水」標籤的瓶裝水，即使裡面只是裝自來水，都具有治療的力量。所以，信奉基督教的科學家有時候也能夠成功地自我療癒，因為他們接受的教導是要尋求心靈的平靜，並將自己交付給更高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醫師除了要像一名好的「技工」，也要有能力給予他人信心。病人的希望與信任能夠產生「放鬆」的效果，不但能紓緩壓力，也常成為痊癒的關鍵。
不幸的是，平靜通常要等到死亡靠近的時候才會出現。在這種時候人們才願意鬆手。我見過許多瀕臨死亡的病人，仍在為了電費帳單或是小孩熬夜太晚而煩心。如果我告訴他們說：「別管那些了， 好好享受這一天吧，也許這就是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天呢。」
隔天早上，我會發現他們狀況好很多，胃口也很好。
我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得到的回答是：「我照著你的話去做了。」
◎療癒是需要創造力的行動
我常常收到接收我轉介病人的醫師寫的信。醫師如果報告病人的狀況有很大的進步，他們幾乎不會提到病人在信念與生活方式上的改變，但如果我問了，就會發現病人總是有了很劇烈的變化，心中更充滿愛、更寬容接納外界。不過如果醫師無法接受這方面的想法，病人也不會說。
醫師必須學會隨時抱持希望，即使在幾乎是臨終之際。意外的痊癒常常會在這時候發生。病人尋求的不是醫療方面的蓋洛普民調結果，他們想要的是能夠導向成功的關係。他們希望有人對他們說：「堅持下去，你可以的，我們會幫你。」只要病人還有求生意志。我們不可以去評估另一個人是否值得繼續活下去。只要我的病人活在一個他們覺得有價值的狀態下，我就應該要幫助他們繼續下去。
然而，如果病人決定自己可以死了，我覺得順從他們的心意也不見得是矛盾。我可以幫他們抒解消耗能量的衝突，也明白這樣的抒解可以引發治療的效果。因此，雖然告訴病人他們會在何時死亡，具有毀滅性的力量，而且不應該在治療過程中發生，但接受死亡並不是要奪走生的希望。矛盾的是，準備死亡的步驟反而可以引發生機。
舉例來說，有一名癌症病人在某個週五時看起來很糟，告訴我她想死。我說：「跟妳的父母、孩子說說自己的感覺，就會好一點。他們不知道妳現在心情有多糟。」星期一我回到醫院，她看起來精神很好，戴著假髮，穿著套裝，還化了妝。我問道：「發生什麼事了？」她說：「我跟我爸媽和孩子說了自己的感覺，然後我心情就變好了，不想死了。」後來她就出院了。
除了需要樂觀之外，診斷的任何部分都不應該被隱瞞。真相永遠都能帶著希望表達出來，因為沒有人能確定未來會怎樣。此外，我現在可以接受疾病，把我最重要的工作看成幫助病人達到心靈平靜。這會讓身體問題以正確的比例顯現出來。痊癒不是唯一的目標，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無懼地活著，生命中充滿平靜，最後死亡也能平靜。然後療癒的力量就會發生，不會感覺到自己注定失敗（相信自己所有的身體症狀都能痊癒，永遠不會死）。
◎語帶希望的說出真相
二十年前很流行「善意的欺騙」。從那時候開始，醫學界的態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一九七九年，丹尼斯‧諾華克博士（Dr. Dennis Novack）做了一項調查，並刊登於《美國醫學會期刊》。在調查中他發現：97%的醫師會告訴癌症病人他們的診斷結果，而在二十年前的調查中，卻有90%的醫師說他們不會告訴病人。
幸運的是，臨床醫師已經了解到：無論如何，病人通常還是會知道事實的真相。不管是無意識，甚至是有意識，病人都知道自己身體的狀況。比爾是我的一名醫師病人，有天晚上在吃晚餐的時候發現自己無法吞嚥。他說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因為他的父親在他這個年齡的時候罹患了食道癌和胃癌。只是一個小小的症狀，他就發現了。當然每個人都安慰他，但檢查結果證明他的直覺沒錯。
謊言和逃避只會讓家庭分崩離析，就在他們最需要團結一致、誠實面對危機的時候。家人通常會說：「不要告訴媽媽，她會受不了。」 當我問媽媽：她想的可能是錯的，但她回答：「我覺得是癌症。」既然都說出來了，我們就可以討論一下癌症對這個家庭的意義，是一項挑戰，還是一種死亡宣告。欺騙也會讓人失去信心。醫師只要猶豫，說不出「癌症」這兩個字，或是假裝沒事，病人的大腦馬上就會把這些跡象看成是：「醫師無法處理，沒有希望了。」
現在有太多醫師從善意欺騙轉成爽朗坦白，因為這樣造成的傷害一定多過好處。我最近收到了一封病人妻子寫來的、令人悲傷同情的信。她說丈夫無法履行跟我的第二次約診，因為他已經自殺身亡。
在兩天前醫師用最為粗暴馬虎的方式告知他：他永遠無法再打網球、開遊艇，或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做所有他喜愛的事物，尤其是最前面兩項。
一直以來，他全然地信任自己的醫師，不但相信他們的治療，也相信他們盡了全力。他們，尤其是他的癌症醫師，並沒有做得那麼好。
就算承認狀況很糟，但還是要告訴病人，其實沒有「治不好」的病，也沒有好不了的人，就算是在死亡關頭。
只要醫師能夠灌輸病人希望，療癒的過程有時候甚至在治療還沒進行之前就開始了。
一九七○年代早期，擁有超過十年的執業外科醫師身分的我，發現自己在工作時變得很痛苦，那不只是普通的筋疲力竭而已。我可以處理源源不斷的問題，繁忙密集的工作，還有生死攸關的決定。但我所受的訓練是告訴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要用機械化的方式去讓病人好起來，救活他們的命，這是成功醫師的定義。但病人不一定都會痊癒，生命也終有結束的一天，所以我一次又一次感到自己是個失敗者。雖然我直覺上很明白，除了像技術人員那樣醫治病人外，一定還有別的方法幫助那些「無望」的病患，但在真正瞭解可以怎麼做之前，還是困頓掙扎了好多年。
待我真正領悟後，每天都會期待面對新的問題。這是個令人興奮的挑戰，看診不再無趣。然而幾年後，挑戰本身也變得單調起來。有時會有那麼幾天很輕鬆，事情都照著預定的時程走，我也只有例行的看診。不過，其實沒有所謂「正常」的日子。後來我開始看急診，有時甚至需要破壞醫院規定，有點像是多了額外救人的機會。
外科醫師並不完美，我們絕對會盡力，但還是會出現併發症。雖然讓人氣餒，但這類事件會讓我們保持清醒，不會以為自己是神。而最讓人自信動搖的，是我剛成為醫師沒多久後負責的手術，那個手術卻傷到一名年輕女孩的顏面神經。看到她醒來後半邊臉癱瘓，我真想挖個地洞躲一輩子。因為想要助人所以成為外科醫師，結果居然毀人容貌，那種打擊不是普通的大。不幸的是，我甚至還沒意識到自己典型的醫師反應——也就是在出錯時隱藏自己的痛苦——其實對任何人都無益。
壓力並沒有因此鬆手。大出血的病人被送進手術室，所有醫護人員都繃緊神經，直到動手術的醫師進來。現在其他人都鬆了一口氣，換我緊張了。我找不到可以轉嫁的對象，只能向自己內在尋求安慰。每次手術開始，我便汗如雨下。接下來，只要事情都在掌控之下，即使開刀房裡的無影燈和平常一樣熾熱，我也可以保持冷靜。通常我會覺得極度地孤獨，期望自己表現完美。回到家壓力也無法退去。只要遇到困難的手術，從好幾天前開始，我就會不斷在腦中演練，祈禱著能出現自己想像的成功結果。之後，即使一切順利，我還是會突然在半夜醒來，懷疑自己的決定。現在，在多年來病患的教育下，我變得能夠自己做出決定，接受決定，放下決定，知道自己已經盡了全力。神職人員如果一直無法學會與神對話，就只能感到孤獨。而醫師如果一直無法學會與病人對話，也只能感到孤獨。
◎從病人身上獲得力量
我開始鼓勵病人直接喊我名字。一開始他們不太敢叫我伯尼（Bernie），而是西格爾醫師（Dr. Siegel）。不使用頭銜或標籤，把對方看作是活生生的人，的確是怪嚇人的一件事。這代表我必須喜歡自己，讓別人因為我的所作所為，而非我的學歷來尊重我、喜歡我。但結果非常值得。要打破醫師與病人之間的圍籬，改變稱呼是個簡單有效的方式。
移動辦公桌、讓病人以名字來稱呼我，這只是更大改變的前哨。我犯了醫師不可以犯的錯：我「涉入」了病人的生活。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我開始完全了解與癌症共處是怎麼回事，明白癌症隨時在擴散的恐懼，不管是看醫師、洗碗盤、陪孩子、工作、睡覺，甚至是做愛的時候。心裡掛著這麼一件事，要維持理智實在非常困難！
每天見證這麼多悲傷的場景，我不再隱藏自己的情緒。一天我在巡房的時候，發現一名病人側身躺著，流著口水，因為藥物而臉部表情呆滯，他已用盡所有的餘力不讓自己尿失禁，完全無視於窗外透進的明亮陽光。他躺在混合了一攤葡萄汁與膽汁的床上。我發現自己盯著床單污漬那怵目驚心的顏色，美麗與苦難的對比淹沒了我。
但是很快地，我卻發現自己可以從病人身上獲得力量。有一對夫妻，先生有嚴重的心臟病，太太則是乳癌擴散，兩個人都希望能活下去好幫助對方，我一想到他們，就覺得自己的無力感獲得了緩解。還有另一位女病人，飽受雙臂骨折之苦，但還是擔心我工作得太晚，這話讓我的疲憊霎時煙消雲散。當我說：「下次見。」而重症病人俏皮的笑著回我：「希望如此。」我心中那股被深深擊敗的感覺消散了，因為我看到了死亡的恐懼並沒有征服病人的靈魂。
於是我開始擁抱病人，覺得他們需要我的安慰。後來我發現自己會說：「我需要給你一個擁抱。」這樣我才有力氣繼續下去。即使病人戴著呼吸器，還是會伸手碰觸我或是給我一個親吻，帶走我的罪惡感、疲憊與絕望。是他們在拯救我。
◎是延長生命還是死亡過程？
我開始覺得，醫師這種希望延長生命、治療疾病的專業，雖然原本是人類文明中最崇高的目標，但有時候其實比重病瞬間就把人帶走的落後地區還要殘酷。據說沒有人可以真正接受自己的死亡。不過我相信如果需要去承受細數自己還剩下多少的分分秒秒、月月天天的那種負擔，應該會有人坦然接受自己的死亡。老人通常覺得為什麼自己的命會這麼長、這麼悲慘沒尊嚴，簡直活受罪。我覺得對於那些已經失去每天活著的價值的人來說，應該有什麼是可以幫助他們輕鬆放手、安然離世（我指的是以自然的方式放手，在死亡不被認為是失敗的狀況下，我們所有人都可以擁有）。
我們的醫療英雄主義其實需要同情心來平衡。這個概念讓我在面對同事的朋友史蒂芬之死時，受到嚴重的衝擊。
史蒂芬在嚴重的心臟病發後，只能被綁在床上，身上可以插管的器官都插了管，情況糟到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的地步。他因為疼痛與恐懼默默流淚，但沒有人敢開止痛藥，怕藥物會加速他的死亡，而且有安樂死之嫌。最後我的同事介入了，雖然史蒂芬是別的醫師的病人。我的搭檔開了一劑戊巴比妥納（Nembutal）。這一針下去，史蒂芬才能獲得真正的放鬆，安詳地離開了他的身體。他吐出一句「謝謝」，五分鐘內平靜地離去。
丟在街上可能都比進醫院好，反而會快點結束，不需要顧慮那麼多。當人只不過變成一條管子，點滴從靜脈進去，變成尿液出來，這樣也能算是延長生命嗎？我們延長的是死亡的過程。《美國醫學會期刊》社論刊過一篇文章〈不要在我值班的時候〉，內容就是在述說醫師的工作是在延長死亡過程而非生命的兩難。
◎安慰劑效應
幾乎所有所謂原始的醫療都是透過儀式來運用安慰劑因子，強化療癒力量中的肯定面向，不管是按照外在神明或內在能量的定義。信心療癒憑藉的是病人對於更高層次力量的信念，還有做為通往這個力量管道的治療師的能力，有時候只要一件小東西或是聖人的遺物，就擁有足夠的力量。
對相信的人來說，貼著「露德聖水」標籤的瓶裝水，即使裡面只是裝自來水，都具有治療的力量。所以，信奉基督教的科學家有時候也能夠成功地自我療癒，因為他們接受的教導是要尋求心靈的平靜，並將自己交付給更高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醫師除了要像一名好的「技工」，也要有能力給予他人信心。病人的希望與信任能夠產生「放鬆」的效果，不但能紓緩壓力，也常成為痊癒的關鍵。
不幸的是，平靜通常要等到死亡靠近的時候才會出現。在這種時候人們才願意鬆手。我見過許多瀕臨死亡的病人，仍在為了電費帳單或是小孩熬夜太晚而煩心。如果我告訴他們說：「別管那些了， 好好享受這一天吧，也許這就是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天呢。」
隔天早上，我會發現他們狀況好很多，胃口也很好。
我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得到的回答是：「我照著你的話去做了。」
◎療癒是需要創造力的行動
我常常收到接收我轉介病人的醫師寫的信。醫師如果報告病人的狀況有很大的進步，他們幾乎不會提到病人在信念與生活方式上的改變，但如果我問了，就會發現病人總是有了很劇烈的變化，心中更充滿愛、更寬容接納外界。不過如果醫師無法接受這方面的想法，病人也不會說。
醫師必須學會隨時抱持希望，即使在幾乎是臨終之際。意外的痊癒常常會在這時候發生。病人尋求的不是醫療方面的蓋洛普民調結果，他們想要的是能夠導向成功的關係。他們希望有人對他們說：「堅持下去，你可以的，我們會幫你。」只要病人還有求生意志。我們不可以去評估另一個人是否值得繼續活下去。只要我的病人活在一個他們覺得有價值的狀態下，我就應該要幫助他們繼續下去。
然而，如果病人決定自己可以死了，我覺得順從他們的心意也不見得是矛盾。我可以幫他們抒解消耗能量的衝突，也明白這樣的抒解可以引發治療的效果。因此，雖然告訴病人他們會在何時死亡，具有毀滅性的力量，而且不應該在治療過程中發生，但接受死亡並不是要奪走生的希望。矛盾的是，準備死亡的步驟反而可以引發生機。
舉例來說，有一名癌症病人在某個週五時看起來很糟，告訴我她想死。我說：「跟妳的父母、孩子說說自己的感覺，就會好一點。他們不知道妳現在心情有多糟。」星期一我回到醫院，她看起來精神很好，戴著假髮，穿著套裝，還化了妝。我問道：「發生什麼事了？」她說：「我跟我爸媽和孩子說了自己的感覺，然後我心情就變好了，不想死了。」後來她就出院了。
除了需要樂觀之外，診斷的任何部分都不應該被隱瞞。真相永遠都能帶著希望表達出來，因為沒有人能確定未來會怎樣。此外，我現在可以接受疾病，把我最重要的工作看成幫助病人達到心靈平靜。這會讓身體問題以正確的比例顯現出來。痊癒不是唯一的目標，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無懼地活著，生命中充滿平靜，最後死亡也能平靜。然後療癒的力量就會發生，不會感覺到自己注定失敗（相信自己所有的身體症狀都能痊癒，永遠不會死）。
◎語帶希望的說出真相
二十年前很流行「善意的欺騙」。從那時候開始，醫學界的態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一九七九年，丹尼斯‧諾華克博士（Dr. Dennis Novack）做了一項調查，並刊登於《美國醫學會期刊》。在調查中他發現：97%的醫師會告訴癌症病人他們的診斷結果，而在二十年前的調查中，卻有90%的醫師說他們不會告訴病人。
幸運的是，臨床醫師已經了解到：無論如何，病人通常還是會知道事實的真相。不管是無意識，甚至是有意識，病人都知道自己身體的狀況。比爾是我的一名醫師病人，有天晚上在吃晚餐的時候發現自己無法吞嚥。他說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因為他的父親在他這個年齡的時候罹患了食道癌和胃癌。只是一個小小的症狀，他就發現了。當然每個人都安慰他，但檢查結果證明他的直覺沒錯。
謊言和逃避只會讓家庭分崩離析，就在他們最需要團結一致、誠實面對危機的時候。家人通常會說：「不要告訴媽媽，她會受不了。」 當我問媽媽：她想的可能是錯的，但她回答：「我覺得是癌症。」既然都說出來了，我們就可以討論一下癌症對這個家庭的意義，是一項挑戰，還是一種死亡宣告。欺騙也會讓人失去信心。醫師只要猶豫，說不出「癌症」這兩個字，或是假裝沒事，病人的大腦馬上就會把這些跡象看成是：「醫師無法處理，沒有希望了。」
現在有太多醫師從善意欺騙轉成爽朗坦白，因為這樣造成的傷害一定多過好處。我最近收到了一封病人妻子寫來的、令人悲傷同情的信。她說丈夫無法履行跟我的第二次約診，因為他已經自殺身亡。
在兩天前醫師用最為粗暴馬虎的方式告知他：他永遠無法再打網球、開遊艇，或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做所有他喜愛的事物，尤其是最前面兩項。
一直以來，他全然地信任自己的醫師，不但相信他們的治療，也相信他們盡了全力。他們，尤其是他的癌症醫師，並沒有做得那麼好。
就算承認狀況很糟，但還是要告訴病人，其實沒有「治不好」的病，也沒有好不了的人，就算是在死亡關頭。
只要醫師能夠灌輸病人希望，療癒的過程有時候甚至在治療還沒進行之前就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