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控制人腦的幻覺──到底哪個方向才是「上」？（節錄）
二○○四年一月三日，埃及沙姆沙伊赫市。一百四十八名乘客與空勤人員搭上經開羅飛往巴黎的閃光航空604號班機，那架波音737-300客機於凌晨四點四十四分起飛，但兩分鐘後竟從雷達上消失了。
沙姆沙伊赫市位於埃及的西奈半島南端，終年溫暖宜人、有著美麗的海灘且非常適合浮潛與潛水，可謂觀光勝地。604號班機大多數乘客都是法國觀光客，趁著聖誕連假到紅海附近躲避歐洲的寒冬，一個個家庭在假期結束時搭上了604號班機，準備回家。
該班機的空勤人員大多是埃及人，機長卡德．阿卜杜拉是贖罪日戰爭中的戰爭英雄，曾替埃及空軍駕駛米格-21戰鬥機，總飛行時數多達七千四百四十四小時，不過其中只有四百七十四小時是駕駛當日那架波音737客機。
若依照原定航線飛行，飛機應在起飛後上升一小段時間，接著左轉飛往開羅──然而才剛起飛不到一分鐘，飛機便急速右轉，且以危險的角度在空中飛行。該架噴射客機完全側飛，接著開始以螺旋形往紅海下墜，機長勉強在墜海前不久恢復了控制，但為時已晚，他沒辦法扭轉此時上下顛倒的飛機。604號班機在起飛過後不久墜入紅海，無人倖存。
官方起初懷疑有恐怖分子在機上裝設炸彈。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假說，是因為604號班機從頭到尾都沒有回傳求救訊號。然而在朝陽上升後人們找到該機的一塊塊殘骸，發現原本的假設錯了。飛機殘骸都是在近處被發現，且並沒有碎成太多塊，可見飛機落水當下仍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在空中爆炸後四散在海上各處。既然如此，604號班機為什麼會如此急速墜毀？
想解開謎團，就必須找到飛機的黑盒子。飛機失事的海域深達一千公尺，很難偵測到黑盒子發出的訊號，且黑盒子的電池只能維持三十天的電力，假如無法在三十天內找到，那尋獲機率就幾乎等於零。埃及、法國與美國的搜索隊都參與此次行動，之後一艘法國搜索船幸運地在兩周後，偵測到黑盒子發出的訊號。黑盒子的數據記錄器與駕駛艙語音紀錄都能提供線索，引導調查人員往許多不同的方向展開調查。他們辨識出五十多種可能性，再基於現有資訊一一刪去可能的情境，最後他們沒找到任何飛機故障或失常的證據。符合這種狀況的情境只剩少少幾種，調查人員接著用飛機模擬器進行多種嘗試，仔細地一一檢視剩下的幾種情境，其中只有一種情境符合手邊的資訊。最終美國的研究團隊得出一個結論：「調查團隊辨識出在該情況當中，只有機長受空間定向障礙（spatial disorientation）影響一說，能解釋這起意外發生的來龍去脈，且也有充分的現有證據加以支持。」
在產生空間定向障礙──又稱眩暈──時，飛行員會無法感知到飛機與地面的相對位置；這種狀況通常發生在缺乏視覺訊號之時，例如飛機穿過密度較高的雲層，或在漆黑的海上飛行時。遭遇這種狀況的飛行員，可能會在傾斜轉彎時深信自己在直飛，或者在結束平飛轉彎時感覺自己在向下俯衝，他們若試圖糾正（自己想像中的）飛行方向，反而會使情況惡化。在急劇減速期間，飛行員有時會感覺到飛機正在下墜，而受錯覺影響的飛行員也許會試著拉高前進方向，結果往往導向災難性的下墜──顧名思義的「死亡螺旋」（graveyard spin）。小約翰．甘迺迪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六日駕駛一架輕航機墜入大西洋，很可能就是因為他在飛往瑪莎葡萄園島途中天候不佳，從而導致空間定向障礙與飛機的死亡螺旋。
▌為什麼飛機下墜，卻深信自己往上飛？
為什麼在飛機下墜時，飛行員還會深信自己在往上飛？為什麼飛機開始危險地傾斜了，他還深信自己在直飛？人腦的定向系統演化至今，並不是為了讓我們在空中飛行，而是要幫助我們偵測自己在陸地上的動態。大腦能比較內耳不同的訊號（內耳中一些規管裝有液體，液體會隨我們的動作流動）與指向地心的固定重力感，計算我們的方向狀態，我們在陸地時這套系統效果很好，畢竟它本來就是為了在陸地上使用才發展出來的（人類的祖先沒什麼機會在空中飛翔）。然而，當我們在一架於高空高速飛行的飛機上，平衡系統會開始錯亂，大腦會把角加速度或離心力等不規則的訊號解讀為自然的重力，結果誤判了我們和地面的相對位置。內耳中的液體跟不上飛機轉向的高速，以致內耳傳送了錯誤的訊號給大腦，而在人們看不見周遭環境、無法用視覺確認空間方向的情況下，就不會注意到這些方位的變化。結果，飛機即使是側著飛，飛行員也可能會深信自己是與地面平行，甚至感覺自己像坐在自家沙發上一樣舒服自在。
那麼，問題來了：我們從小學會仰賴大腦的定向系統，相信它能將身體相對於地面的正確相對位置告訴我們；我們極少懷疑大腦提供的訊息，因此在一般狀況下也不會懷疑自己的方向感有問題。在閱讀本書的此時此刻，各位能百分之百確定天空就在上方、地面就在腳下，而你的認知應該也沒有問題。即使在缺乏視覺提示的夜間，你還是能相信自己的感覺，知道上下的相對方位。
因此，訓練中的飛行員必須學到一件事：即使百分之百相信飛機在往某個特定方向行進，那也可能是錯覺。這個概念並不好懂，畢竟錯覺之所以是錯覺，就是因為我們將其當成現實。「在學習飛行技術時，最難調適的部分是，你必須願意相信在特定條件下，自己的感知可能有誤。」一部飛行員訓練指南中寫道。
好消息是，我們有辦法解決飛行員眩暈的問題，那就是使用飛機的導航系統。幾乎每一位飛行員都至少體驗過一次眩暈，但多虧導航系統的幫助，大部分的飛機都不會突然墜海。飛行員必須熟悉飛機的導航系統，即使在大腦給予和系統不符的訊息時，還是得相信導航系統，如此一來就能避免悲劇發生。至於小約翰．甘迺迪呢，他只有目視飛行證照，卻沒有儀器飛行證照，這表示他沒受過特殊訓練，無法在缺乏視覺提示的條件下飛行──而在他發生空難的當晚由於下著暴雨、天色昏暗，無法單靠儀器飛行的他，不幸出了意外。
駕駛閃光航空噴射客機的機長卡德．阿卜杜拉是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有目視飛行與儀器飛行證照，然而在事發當天，他似乎被自己的大腦騙了，當飛機大幅度右轉、朝下方飛去時，他竟然以為自己正在平飛。對一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來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美國調查團隊提出以下假想情境：飛機起飛過後不久，在夜間飛到紅海上空，因此機長沒能看見地面照明等視覺提示，看不出飛機與地面或海面的相對位置。第二，飛機的空間位置變化相當緩慢，空勤人員內耳的前庭系統無法準確地感覺到異常，而且在角度大幅增加後，機長甚至可能以為飛機在微微左轉，而不是往右側大轉彎。上述情境符合駕駛艙的對話錄音──在該紀錄中，副機長對機長表示飛機正在右轉，機長接著訝異地回應道：「右轉？轉了多少？」由此可見，他認為副機長提供的資訊與自己的感知互相矛盾。
由於缺乏視覺資訊、方位變化又不明顯，機長只能時時注意飛機的導航系統，才能精準地確認飛機與地面的相對位置；但證據顯示，他並沒有時時刻刻注意飛航儀器。當飛機開始傾斜右轉時，飛行速度較標準速度低了三十五節，俯仰角也逐漸大於標準角度。機長顯然太專注於開啟與關閉自動飛行功能，沒注意到這些變化，而在未關注飛機導航系統的情況下，他就只能仰賴大腦的導航系統。問題是，他的大腦從內耳接獲錯誤訊息，又沒收到視覺訊息，最後災難就這麼發生。
▌認知錯覺
請看看下列的個人特質，花點時間為自己的每一項特質評分，並想想自己和其他人相比，是屬低於二五％的部分、中間二五％到五○％的部分、五○％到七五％的部分，還是高於七五％的那部分──換言之，覺得自己是在全人類中，排名前二五％的人。
．與人相處的能力
．領導能力
．邏輯思考
．駕駛技術
再為自己是否具備以下這些特質評分：
．誠實
．活潑
．有趣
．外貌
其實，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的能力與特質優於全人類的平均，並把自己設定成獨一無二的存在。你在幫自己評分時，可能不會把上面每項特質的分數都打到平均分數以上，但我猜大多數人還是認為自己比五○％的人優秀，甚至可排在最頂層的二五％的那部分當中。一九七○年代中期的一份調查研究顯示，八五％的填答者認為自己「與他人相處的能力」，排在高於全人類的五○％位置；而七○％的填答者認為自己的領導能力，比全人類的五○％還要強。更有趣的是，在填寫「與他人相處的能力」這題時，有四分之一的人都認為自己應該屬於最優秀的一％！另一份調查則顯示，九三％的填答者相信，自己的駕駛能力位居前五○％。
這怎麼可能呢？大多數人當然不可能比其他人還優秀，研究數據呈現出數學上的矛盾之處：在能力優劣的分布之中，不可能所有人都歸在優秀那一端，總得有一半的人屬於能力較差的那一端。話雖如此，這不妨礙我們「相信」自己大部分的正面特質都屬於優秀的那一端，而我們也的確這麼相信著。這樣的錯覺被稱為優越幻覺（superiority illusion），又稱優越偏差（superiority bias），其和「空間定向障礙」或將人臉「柴契爾化」所產生的錯覺同樣強大。我們自信滿滿地認定自己比一般人風趣、有魅力、友善與成功。如果有人問起，我們表面上也許不會承認，但還是會對自己的判斷深信不疑。老實說，有一些人確實比一般人有創意、誠實又幽默，不過約有一半的人比不上一般人。我們不知道自己受錯覺蒙蔽，沒辦法看清自身思維上的偏差，卻往往能注意到他人心中的偏誤。
「空間定向障礙」也是同理，駕駛604號班機的卡德．阿卜杜拉機長在飛機過度傾斜時，身邊還有其他人：副機長阿姆爾．沙菲就坐在他身旁。沙菲當時似乎注意到飛機確切的飛行方位，根據美國調查團隊的報告，「副機長在言語溝通中顯示，他在失事過程中確切意識到飛機的飛行高度」。他終於開口提醒阿卜杜拉傾斜角度過大時，很可能已發現機長呈現眩暈狀態了。
在一個沒有體驗到錯覺的外人看來，錯覺往往再明顯不過；然而在604號班機的案例中，沙菲雖注意到阿卜杜拉所處的空間錯覺，卻沒有直截了當地將情勢告訴對方，等到他終於試圖糾正上司的空間方向感，早就為時已晚。此事件顯示出許多錯覺與幻覺的重要特質：在面對視錯覺時，人們通常會和身邊的人同樣受錯誤的感知欺騙；但在面對其他種類的錯覺時，錯覺對人們的影響會因人而異，且一部分取決於我們的立場。舉例而言，大多數人相信自己在許多方面都比他人優秀，這表示我們認為自己較優秀，而不是其他人較優秀。由此可見，第一，我們所有人對世界的看法都有些不同；第二，我們都有能力注意到他人的「優越幻覺」等認知錯覺。我們能看見這些錯覺與偏見對他人造成的影響，卻看不見自己所受的影響，因此得到的結論是：自己較不容易受偏見影響。簡單來說，意思就是我們誤以為自己對錯覺免疫──這，就是認知錯覺的諷刺之處。
▌選擇盲視
瑞典研究學者佩德．約翰森與拉爾斯．哈爾去了一家超市，擺起果醬試吃攤。他們請不知情的顧客品嘗兩種口味的果醬──黑醋栗與覆盆子──一種裝在藍罐子裡，另一種裝在紅罐子裡。在試吃過兩種果醬後，他們請顧客說出個人偏好的口味，接著又給顧客一些試吃用的果醬，說這是剛才被選中的那種口味。他們請顧客說明自己偏好那種果醬的理由。
其實顧客有所不知，約翰森與哈爾正在玩小把戲──擺在顧客面前的果醬罐，其實被中間的隔板分成兩格，所以同一個罐子裡可以裝兩種果醬，約翰森與哈爾可以「變魔術」，在不被顧客注意到的情況下，讓對方品嘗剛才沒被選中的口味。顧客們有「果醬盲視」，沒注意到第二次吃到的果醬並不是第一次試吃時偏好的口味，但卻還能胸有成竹地說明自己挑選（錯誤的）果醬時所考慮的因素。「不死甜。」一名顧客如此解釋自己挑選果醬的理由，卻根本沒發現那是本身較不偏好的口味。「很輕易就能用塑膠湯匙挖起來。」又一名顧客解釋道。
約翰森、哈爾等人的實驗顯示，人們可能會為自己實際上沒有的偏好與意圖，創生出煞有其事的一套合理解釋。那麼，當沒有騙人的小把戲蒙騙我們時，人們的行為與思想之間，也存在這樣的斷層嗎？在做下人生中的重大抉擇之前──如搬到外國生活、選擇哪所大學就讀或決定要去哪裡工作──大多數人都會花不少時間列舉每一個選項的優缺點。我們會一再檢視種種可能性，最終下定決心，而等我們得到結論時，已經可以對別人解釋為什麼哥倫比亞商學院比華頓商學院更適合自己。有些人會花好幾個鐘頭，思考周五晚上要看哪部電影；也有人會在腦中列舉臘腸披薩與香菇火腿披薩的優缺點，最後好不容易決定要叫哪種披薩當晚餐。
然而，很多時候這都只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研究顯示，花太多時間思考，反而有可能導向不佳的決策：在一份研究中，研究者提供參與者幾張藝術海報的選項，請他們決定要帶哪張回家。研究者請一組參與者在做選擇前，列出自己喜歡或不喜歡每張海報的理由，另一組參與者則只能快速做決定。數周後的調查顯示，相較於花時間有意識地比較各選項優缺點的那組，快速決定組的參與者對自己挑選的海報較滿意。
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多花時間思考，反而導致人們做出較差的選擇？這是因為當有意識地評估選項時，人們反而太專注於海報的特定部分，卻沒能注意到其他較重要的部分，結果將重點放在較容易用言語表達的部分。「這張海報的顏色，和我的家具較搭。」其中一名參與者解釋道。至於參與者對海報的情緒反應，就沒那麼容易透過內省和言語表達出來，因此在衡量過程中較容易被忽視，結果參與者將海報帶回家後，卻發現那些難以表達的部分，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常認為，斟酌思考是挑選最佳選項的好方法，但這種思考方式可能會給我們提供錯誤訊息，無論是在挑選公寓或彩色軟糖，反覆思考都可能會降低我們的滿足感。這是因為有意識的合理化思考，只允許我們觸及特定資訊。無論我們多努力嘗試，一些心理與感情的變化過程，還是很有可能潛藏在看不見的地方。▌樂觀偏誤是守護身心的衛兵
樂觀偏誤是種「認知錯覺」，它就和「視錯覺」與「優越幻覺」一樣，除非鐵證如山，否則我們都視而不見。我們都不相信自己有被欺騙的可能性──同事是有可能抱持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沒錯，某個國家的人民確實有可能過度樂觀，但自己才不會犯這種錯誤；我們歐洲人／中東人／紐約人／律師／記者／學者／老人（以此類推，你懂的！）才不會過度樂觀呢。我們之中很多人都相信自己對未來的想像十分務實──我們確實抱持美好的期望，但那是因為未來就是會這麼美好啊！
樂觀偏誤就像是守護你我的衛兵，負責讓我們保持心情愉快、身體健康，確保我們能持續前行，而不是把我們逼得爬上最近的高樓頂樓。這時你可能會問：既然如此，那我真的有必要戳破這美好的粉紅泡泡嗎？嗯，這麼說也有道理，但請回想之前那張「柴契爾化」的臉與「光影錯覺」──你完全同意它們是錯覺，甚至可以解釋大腦創造這些錯覺的原因，卻還是會心甘情願地上當。每一次、每一次，都會上當。
樂觀偏誤也是如此。當你在閱讀本書所提出的證據後，也許會承認偏誤確實存在，這些知識甚至可能會在某些時候改變你的行為，就和瞭解眩暈現象背後原理的飛行員一樣，可以安全地駕駛飛機到目的地降落。不過儘管如此，當你看到一個水杯時，你還是很有可能會將它視為「半滿」，而不是「半空」。
二○○四年一月三日，埃及沙姆沙伊赫市。一百四十八名乘客與空勤人員搭上經開羅飛往巴黎的閃光航空604號班機，那架波音737-300客機於凌晨四點四十四分起飛，但兩分鐘後竟從雷達上消失了。
沙姆沙伊赫市位於埃及的西奈半島南端，終年溫暖宜人、有著美麗的海灘且非常適合浮潛與潛水，可謂觀光勝地。604號班機大多數乘客都是法國觀光客，趁著聖誕連假到紅海附近躲避歐洲的寒冬，一個個家庭在假期結束時搭上了604號班機，準備回家。
該班機的空勤人員大多是埃及人，機長卡德．阿卜杜拉是贖罪日戰爭中的戰爭英雄，曾替埃及空軍駕駛米格-21戰鬥機，總飛行時數多達七千四百四十四小時，不過其中只有四百七十四小時是駕駛當日那架波音737客機。
若依照原定航線飛行，飛機應在起飛後上升一小段時間，接著左轉飛往開羅──然而才剛起飛不到一分鐘，飛機便急速右轉，且以危險的角度在空中飛行。該架噴射客機完全側飛，接著開始以螺旋形往紅海下墜，機長勉強在墜海前不久恢復了控制，但為時已晚，他沒辦法扭轉此時上下顛倒的飛機。604號班機在起飛過後不久墜入紅海，無人倖存。
官方起初懷疑有恐怖分子在機上裝設炸彈。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假說，是因為604號班機從頭到尾都沒有回傳求救訊號。然而在朝陽上升後人們找到該機的一塊塊殘骸，發現原本的假設錯了。飛機殘骸都是在近處被發現，且並沒有碎成太多塊，可見飛機落水當下仍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在空中爆炸後四散在海上各處。既然如此，604號班機為什麼會如此急速墜毀？
想解開謎團，就必須找到飛機的黑盒子。飛機失事的海域深達一千公尺，很難偵測到黑盒子發出的訊號，且黑盒子的電池只能維持三十天的電力，假如無法在三十天內找到，那尋獲機率就幾乎等於零。埃及、法國與美國的搜索隊都參與此次行動，之後一艘法國搜索船幸運地在兩周後，偵測到黑盒子發出的訊號。黑盒子的數據記錄器與駕駛艙語音紀錄都能提供線索，引導調查人員往許多不同的方向展開調查。他們辨識出五十多種可能性，再基於現有資訊一一刪去可能的情境，最後他們沒找到任何飛機故障或失常的證據。符合這種狀況的情境只剩少少幾種，調查人員接著用飛機模擬器進行多種嘗試，仔細地一一檢視剩下的幾種情境，其中只有一種情境符合手邊的資訊。最終美國的研究團隊得出一個結論：「調查團隊辨識出在該情況當中，只有機長受空間定向障礙（spatial disorientation）影響一說，能解釋這起意外發生的來龍去脈，且也有充分的現有證據加以支持。」
在產生空間定向障礙──又稱眩暈──時，飛行員會無法感知到飛機與地面的相對位置；這種狀況通常發生在缺乏視覺訊號之時，例如飛機穿過密度較高的雲層，或在漆黑的海上飛行時。遭遇這種狀況的飛行員，可能會在傾斜轉彎時深信自己在直飛，或者在結束平飛轉彎時感覺自己在向下俯衝，他們若試圖糾正（自己想像中的）飛行方向，反而會使情況惡化。在急劇減速期間，飛行員有時會感覺到飛機正在下墜，而受錯覺影響的飛行員也許會試著拉高前進方向，結果往往導向災難性的下墜──顧名思義的「死亡螺旋」（graveyard spin）。小約翰．甘迺迪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六日駕駛一架輕航機墜入大西洋，很可能就是因為他在飛往瑪莎葡萄園島途中天候不佳，從而導致空間定向障礙與飛機的死亡螺旋。
▌為什麼飛機下墜，卻深信自己往上飛？
為什麼在飛機下墜時，飛行員還會深信自己在往上飛？為什麼飛機開始危險地傾斜了，他還深信自己在直飛？人腦的定向系統演化至今，並不是為了讓我們在空中飛行，而是要幫助我們偵測自己在陸地上的動態。大腦能比較內耳不同的訊號（內耳中一些規管裝有液體，液體會隨我們的動作流動）與指向地心的固定重力感，計算我們的方向狀態，我們在陸地時這套系統效果很好，畢竟它本來就是為了在陸地上使用才發展出來的（人類的祖先沒什麼機會在空中飛翔）。然而，當我們在一架於高空高速飛行的飛機上，平衡系統會開始錯亂，大腦會把角加速度或離心力等不規則的訊號解讀為自然的重力，結果誤判了我們和地面的相對位置。內耳中的液體跟不上飛機轉向的高速，以致內耳傳送了錯誤的訊號給大腦，而在人們看不見周遭環境、無法用視覺確認空間方向的情況下，就不會注意到這些方位的變化。結果，飛機即使是側著飛，飛行員也可能會深信自己是與地面平行，甚至感覺自己像坐在自家沙發上一樣舒服自在。
那麼，問題來了：我們從小學會仰賴大腦的定向系統，相信它能將身體相對於地面的正確相對位置告訴我們；我們極少懷疑大腦提供的訊息，因此在一般狀況下也不會懷疑自己的方向感有問題。在閱讀本書的此時此刻，各位能百分之百確定天空就在上方、地面就在腳下，而你的認知應該也沒有問題。即使在缺乏視覺提示的夜間，你還是能相信自己的感覺，知道上下的相對方位。
因此，訓練中的飛行員必須學到一件事：即使百分之百相信飛機在往某個特定方向行進，那也可能是錯覺。這個概念並不好懂，畢竟錯覺之所以是錯覺，就是因為我們將其當成現實。「在學習飛行技術時，最難調適的部分是，你必須願意相信在特定條件下，自己的感知可能有誤。」一部飛行員訓練指南中寫道。
好消息是，我們有辦法解決飛行員眩暈的問題，那就是使用飛機的導航系統。幾乎每一位飛行員都至少體驗過一次眩暈，但多虧導航系統的幫助，大部分的飛機都不會突然墜海。飛行員必須熟悉飛機的導航系統，即使在大腦給予和系統不符的訊息時，還是得相信導航系統，如此一來就能避免悲劇發生。至於小約翰．甘迺迪呢，他只有目視飛行證照，卻沒有儀器飛行證照，這表示他沒受過特殊訓練，無法在缺乏視覺提示的條件下飛行──而在他發生空難的當晚由於下著暴雨、天色昏暗，無法單靠儀器飛行的他，不幸出了意外。
駕駛閃光航空噴射客機的機長卡德．阿卜杜拉是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有目視飛行與儀器飛行證照，然而在事發當天，他似乎被自己的大腦騙了，當飛機大幅度右轉、朝下方飛去時，他竟然以為自己正在平飛。對一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來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美國調查團隊提出以下假想情境：飛機起飛過後不久，在夜間飛到紅海上空，因此機長沒能看見地面照明等視覺提示，看不出飛機與地面或海面的相對位置。第二，飛機的空間位置變化相當緩慢，空勤人員內耳的前庭系統無法準確地感覺到異常，而且在角度大幅增加後，機長甚至可能以為飛機在微微左轉，而不是往右側大轉彎。上述情境符合駕駛艙的對話錄音──在該紀錄中，副機長對機長表示飛機正在右轉，機長接著訝異地回應道：「右轉？轉了多少？」由此可見，他認為副機長提供的資訊與自己的感知互相矛盾。
由於缺乏視覺資訊、方位變化又不明顯，機長只能時時注意飛機的導航系統，才能精準地確認飛機與地面的相對位置；但證據顯示，他並沒有時時刻刻注意飛航儀器。當飛機開始傾斜右轉時，飛行速度較標準速度低了三十五節，俯仰角也逐漸大於標準角度。機長顯然太專注於開啟與關閉自動飛行功能，沒注意到這些變化，而在未關注飛機導航系統的情況下，他就只能仰賴大腦的導航系統。問題是，他的大腦從內耳接獲錯誤訊息，又沒收到視覺訊息，最後災難就這麼發生。
▌認知錯覺
請看看下列的個人特質，花點時間為自己的每一項特質評分，並想想自己和其他人相比，是屬低於二五％的部分、中間二五％到五○％的部分、五○％到七五％的部分，還是高於七五％的那部分──換言之，覺得自己是在全人類中，排名前二五％的人。
．與人相處的能力
．領導能力
．邏輯思考
．駕駛技術
再為自己是否具備以下這些特質評分：
．誠實
．活潑
．有趣
．外貌
其實，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的能力與特質優於全人類的平均，並把自己設定成獨一無二的存在。你在幫自己評分時，可能不會把上面每項特質的分數都打到平均分數以上，但我猜大多數人還是認為自己比五○％的人優秀，甚至可排在最頂層的二五％的那部分當中。一九七○年代中期的一份調查研究顯示，八五％的填答者認為自己「與他人相處的能力」，排在高於全人類的五○％位置；而七○％的填答者認為自己的領導能力，比全人類的五○％還要強。更有趣的是，在填寫「與他人相處的能力」這題時，有四分之一的人都認為自己應該屬於最優秀的一％！另一份調查則顯示，九三％的填答者相信，自己的駕駛能力位居前五○％。
這怎麼可能呢？大多數人當然不可能比其他人還優秀，研究數據呈現出數學上的矛盾之處：在能力優劣的分布之中，不可能所有人都歸在優秀那一端，總得有一半的人屬於能力較差的那一端。話雖如此，這不妨礙我們「相信」自己大部分的正面特質都屬於優秀的那一端，而我們也的確這麼相信著。這樣的錯覺被稱為優越幻覺（superiority illusion），又稱優越偏差（superiority bias），其和「空間定向障礙」或將人臉「柴契爾化」所產生的錯覺同樣強大。我們自信滿滿地認定自己比一般人風趣、有魅力、友善與成功。如果有人問起，我們表面上也許不會承認，但還是會對自己的判斷深信不疑。老實說，有一些人確實比一般人有創意、誠實又幽默，不過約有一半的人比不上一般人。我們不知道自己受錯覺蒙蔽，沒辦法看清自身思維上的偏差，卻往往能注意到他人心中的偏誤。
「空間定向障礙」也是同理，駕駛604號班機的卡德．阿卜杜拉機長在飛機過度傾斜時，身邊還有其他人：副機長阿姆爾．沙菲就坐在他身旁。沙菲當時似乎注意到飛機確切的飛行方位，根據美國調查團隊的報告，「副機長在言語溝通中顯示，他在失事過程中確切意識到飛機的飛行高度」。他終於開口提醒阿卜杜拉傾斜角度過大時，很可能已發現機長呈現眩暈狀態了。
在一個沒有體驗到錯覺的外人看來，錯覺往往再明顯不過；然而在604號班機的案例中，沙菲雖注意到阿卜杜拉所處的空間錯覺，卻沒有直截了當地將情勢告訴對方，等到他終於試圖糾正上司的空間方向感，早就為時已晚。此事件顯示出許多錯覺與幻覺的重要特質：在面對視錯覺時，人們通常會和身邊的人同樣受錯誤的感知欺騙；但在面對其他種類的錯覺時，錯覺對人們的影響會因人而異，且一部分取決於我們的立場。舉例而言，大多數人相信自己在許多方面都比他人優秀，這表示我們認為自己較優秀，而不是其他人較優秀。由此可見，第一，我們所有人對世界的看法都有些不同；第二，我們都有能力注意到他人的「優越幻覺」等認知錯覺。我們能看見這些錯覺與偏見對他人造成的影響，卻看不見自己所受的影響，因此得到的結論是：自己較不容易受偏見影響。簡單來說，意思就是我們誤以為自己對錯覺免疫──這，就是認知錯覺的諷刺之處。
▌選擇盲視
瑞典研究學者佩德．約翰森與拉爾斯．哈爾去了一家超市，擺起果醬試吃攤。他們請不知情的顧客品嘗兩種口味的果醬──黑醋栗與覆盆子──一種裝在藍罐子裡，另一種裝在紅罐子裡。在試吃過兩種果醬後，他們請顧客說出個人偏好的口味，接著又給顧客一些試吃用的果醬，說這是剛才被選中的那種口味。他們請顧客說明自己偏好那種果醬的理由。
其實顧客有所不知，約翰森與哈爾正在玩小把戲──擺在顧客面前的果醬罐，其實被中間的隔板分成兩格，所以同一個罐子裡可以裝兩種果醬，約翰森與哈爾可以「變魔術」，在不被顧客注意到的情況下，讓對方品嘗剛才沒被選中的口味。顧客們有「果醬盲視」，沒注意到第二次吃到的果醬並不是第一次試吃時偏好的口味，但卻還能胸有成竹地說明自己挑選（錯誤的）果醬時所考慮的因素。「不死甜。」一名顧客如此解釋自己挑選果醬的理由，卻根本沒發現那是本身較不偏好的口味。「很輕易就能用塑膠湯匙挖起來。」又一名顧客解釋道。
約翰森、哈爾等人的實驗顯示，人們可能會為自己實際上沒有的偏好與意圖，創生出煞有其事的一套合理解釋。那麼，當沒有騙人的小把戲蒙騙我們時，人們的行為與思想之間，也存在這樣的斷層嗎？在做下人生中的重大抉擇之前──如搬到外國生活、選擇哪所大學就讀或決定要去哪裡工作──大多數人都會花不少時間列舉每一個選項的優缺點。我們會一再檢視種種可能性，最終下定決心，而等我們得到結論時，已經可以對別人解釋為什麼哥倫比亞商學院比華頓商學院更適合自己。有些人會花好幾個鐘頭，思考周五晚上要看哪部電影；也有人會在腦中列舉臘腸披薩與香菇火腿披薩的優缺點，最後好不容易決定要叫哪種披薩當晚餐。
然而，很多時候這都只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研究顯示，花太多時間思考，反而有可能導向不佳的決策：在一份研究中，研究者提供參與者幾張藝術海報的選項，請他們決定要帶哪張回家。研究者請一組參與者在做選擇前，列出自己喜歡或不喜歡每張海報的理由，另一組參與者則只能快速做決定。數周後的調查顯示，相較於花時間有意識地比較各選項優缺點的那組，快速決定組的參與者對自己挑選的海報較滿意。
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多花時間思考，反而導致人們做出較差的選擇？這是因為當有意識地評估選項時，人們反而太專注於海報的特定部分，卻沒能注意到其他較重要的部分，結果將重點放在較容易用言語表達的部分。「這張海報的顏色，和我的家具較搭。」其中一名參與者解釋道。至於參與者對海報的情緒反應，就沒那麼容易透過內省和言語表達出來，因此在衡量過程中較容易被忽視，結果參與者將海報帶回家後，卻發現那些難以表達的部分，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常認為，斟酌思考是挑選最佳選項的好方法，但這種思考方式可能會給我們提供錯誤訊息，無論是在挑選公寓或彩色軟糖，反覆思考都可能會降低我們的滿足感。這是因為有意識的合理化思考，只允許我們觸及特定資訊。無論我們多努力嘗試，一些心理與感情的變化過程，還是很有可能潛藏在看不見的地方。▌樂觀偏誤是守護身心的衛兵
樂觀偏誤是種「認知錯覺」，它就和「視錯覺」與「優越幻覺」一樣，除非鐵證如山，否則我們都視而不見。我們都不相信自己有被欺騙的可能性──同事是有可能抱持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沒錯，某個國家的人民確實有可能過度樂觀，但自己才不會犯這種錯誤；我們歐洲人／中東人／紐約人／律師／記者／學者／老人（以此類推，你懂的！）才不會過度樂觀呢。我們之中很多人都相信自己對未來的想像十分務實──我們確實抱持美好的期望，但那是因為未來就是會這麼美好啊！
樂觀偏誤就像是守護你我的衛兵，負責讓我們保持心情愉快、身體健康，確保我們能持續前行，而不是把我們逼得爬上最近的高樓頂樓。這時你可能會問：既然如此，那我真的有必要戳破這美好的粉紅泡泡嗎？嗯，這麼說也有道理，但請回想之前那張「柴契爾化」的臉與「光影錯覺」──你完全同意它們是錯覺，甚至可以解釋大腦創造這些錯覺的原因，卻還是會心甘情願地上當。每一次、每一次，都會上當。
樂觀偏誤也是如此。當你在閱讀本書所提出的證據後，也許會承認偏誤確實存在，這些知識甚至可能會在某些時候改變你的行為，就和瞭解眩暈現象背後原理的飛行員一樣，可以安全地駕駛飛機到目的地降落。不過儘管如此，當你看到一個水杯時，你還是很有可能會將它視為「半滿」，而不是「半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