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國共既「合作建校、建軍」、「合作北伐」、「合作抗日」，怎會陷國民革命軍於「孤軍奮戰」呢？甚至抗戰勝利後的「內戰」中，連二次大戰的盟友美國，也放棄了對我們國民革命軍的同情與支援。轉而公開同情並讚揚共產黨的「革命鬥爭」，使得並未參加二次大戰聯盟抗日的中共軍隊，卻能在美國的盟友蘇聯支援下，澈底擊敗孤軍奮戰的國民革命軍，奪得中國政權。而且使憑犧牲奮戰終獲抗戰勝利的國民革命軍、勇敢善戰的民族英雄，一夕之間變成了「殘兵敗將」甚至被污為失去大陸的「民族罪人」。

為什麼？筆者願以黃埔老同學（21期90高齡），也是國民革命軍一分子的身份，為讀者解答這個複雜而令人痛心的問題。筆者試從1924（民13）年，國父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政策起，並在國共（蘇）合作之下，建立了黃埔軍校與國民革命軍以發動北伐之戰，展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合作」本是好事，而且是國父深切期望的，但它卻使中國國民黨在理念上造成左右兩派的分裂，且終導致全黨組織上的「寧漢分裂」，影響所及、全國震動，蔣總司令下野，北伐中止，國民黨不得不於民國16年發動「清黨」，政府並與蘇聯斷交，終止了第一次的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軍隨後不得不孤軍奮戰繼續完成北伐統一任務。

清黨後，中共開始擴大叛亂，從南昌暴動到佔領江西井崗山，從落草為寇到建立蘇維埃政府，形成國中之國；且與日本侵華行動相呼應．形成嚴重的內憂外患威脅。蔣委員長乃宣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決心發動武力剿共，但經江西一至四次圍剿，一方面對共軍的作戰特性認識不清，二方面受日軍侵華行動所影響，致四次圍剿均未奏效，反造成莫大損失。經研究後，決改變戰略，以政治、經濟、心理，配合軍事戰略，先以強大兵力對江西形成戰略包圍，然後以攻勢圍堵戰略，步步為營，穩紮穩打，逐漸縮小包圍圈，終迫使共軍喪失機動及生存空間，乃率殘餘勢力突圍西竄，抵陝北拘處於一隅之地，但也累積成了國共之間的「深仇大恨」。

此時日軍侵華，已從東北到華北，步步進逼；但剿共戰事卻到了不可能澈底殲滅共軍的狀況，因為若繼續追剿，毛澤東勢必退向蒙古，公開接受蘇聯第三國際的支援。同時蘇聯已主動向蔣委員長提出秘密談判「停止剿共、合作抗日」，並以軍事援助中國抗日的優厚條件促成談判成功。就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受中共利用，引誘蔣到西安視察，乘機劫持蔣。毛本欲殺蔣報仇，後經史達林基於蘇聯利益－必需蔣領導抗日，以牽制日本，乃迫毛釋蔣以達成原已談判成功的「停止剿共，合作抗日」，但毛澤東仍宣稱是他「逼蔣抗日」策略的成功。

不過，無論如何宣傳，但總是從此展開了「國共二次合作」，蔣委員長於7月17日在廬山發表「停止剿共，合作抗日」宣言，毛澤東於是高舉「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的大旗，進行了八年的「假合作抗日、真反蔣奪權」的備戰行動。抗戰初起，中共在洛川會議1937（民26）年8月25日中，決定了抗戰指導方針，但有公開的與秘密的兩種；公開的是用來「應付」國民政府和欺騙一般民眾的，例如由周恩來執筆的「共赴國難宣言」（含有名的『四項諾言』重點為：『實現三民主義；取消推翻國民黨的行動；撤銷蘇維埃政府；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待命抗日』），和毛澤東起草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至於秘密的，我們從事後中共解密資料中，選取兩段「毛澤東言論」做代表性的說明：

一、「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所謂「一分抗日」，不過是象徵性的抗日行動，例如「平型關戰鬥」，規模雖小，卻要「小打仗，大宣傳」。至於「二分應付」是不用武力的，例如不斷表達「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的誠意，及效忠國民政府，擁護蔣委員長的宣傳等」。其重點是「七分發展」，一是發展敵後游擊根據地；二是發展壯大武裝力量，這兩種又是相輔相成的。

二、「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的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按即國民政府）摧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

從以上兩則毛澤東言論，我們可以十分肯定的說：八年抗戰，毛澤東「假合作抗日」之名，做了八年的戰後奪權內戰的戰爭準備。蔣中正則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率國民革命軍孤軍奮戰，經八年持久、消耗、犧牲，雖嬴得艱苦勝利，但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孫子好像在2500年前就對中共乘國民黨抗戰疲弊，一舉奪取政權，提出預言。

1945（民34）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國民黨、國民革命軍）和全國民眾，正展開狂熱地慶祝勝利活動，沒有人想到血淋淋的內戰就要臨頭。

日本先於8月10日，向盟國發出請降書，願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蘇聯卻提前於8月8日夜，得悉此一情報，乃突然（自謂依雅爾達密約）對日宣戰，並進軍「中國東北」（日本關東軍尚未接獲投降命令）。毛澤東趁此發表一紙聲明稱：「由於蘇聯這一行動，最後戰勝日本侵略，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到來了，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全國人民必須注意制止內戰的危機，努力促成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

接著朱德於8月10日，以「中共延安總部總司令」名義，連續發布「七道命令」給中共駐各地部隊，分路向淪陷區進發，搶接收、搶地盤、以原游擊根地為基礎、擴大解放區、擴大「戰爭面」。無視中央軍事委員會「就地待命」之命令，並於8月17日，又以朱德名義向國民政府提出六項要求，霸道地要求接收權、受降權，有權選出代表參加聯合國和平會議，並要求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開始實行一切政治、經濟之民主改革。還有最讓人好笑的，竟然要求蔣委員長制止內戰，真是做賊的喊捉賊。

然而就在這些無理要求的狀況下，國共雙方展開和平談判；政府及軍政各界、尤其一般民眾對國共和談，無不寄以和平厚望，然而中共卻是利用和談，進行他邊談邊打的內戰行動。美國一方面參與和談，一面向政府施壓，「如果政府無誠意和談，一旦引起內戰，則停止一切美援」，所以政府陷於「和既不得，戰亦不能」的狀態下，聽任中共在各地製造「摩擦」轉嫁國軍，在此期間，居然被中共以此手段搶佔了200多座大小城鎮。尤其東北地區，在蘇俄掩護並扼阻國軍接收東北的強力干預下，赤化了東北的鄉村，孤立了各大城市。當美國馬歇爾特使看透了蘇聯的企圖，乃轉而令其海軍支援國民政府向東北運送部隊，但已遲了。事實上毛澤東已於1946（民35）年7月9日下達了全面叛亂的攻勢部署命令。而蔣中正直到1948（民37）年5月20日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之後，應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於7月18日通過全國總動員方案，才算戡亂戰爭正式開打。而毛澤東居然又於1947（民36）年10月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也等於他的正式宣戰。

筆者特在此作詳細的國共雙方戰爭與戰略態勢評比，並引證孫子兵法，說明國共雙方是無備對有備；被動對主動；先戰而後求勝，對先勝而後求戰；無民眾組織與支援，對嚴密全民組織的「戰爭面」支援；以及由此延伸的有情報與反情報對無情報與反情報；有全民後勤支援，對無後勤支援。以至於政治、經濟、心理方面的態勢，綜合而為被動的「形以應形」對「無形而制形」的用兵藝術。中共這些優勢，都來自他抗戰總方針的「七分發展」－擴大發展紅軍武裝力量，與發展敵後游擊根據地，後者尤為制勝關鍵。

最後還得說明，本書之寫作宗旨，並非欲加深兩岸仇恨，而是希望兩岸人民與執政者，瞭解兩黨兩次合作的歷史真相後，能放下仇恨，如今兩黨雙方當時的領導人皆已作古，我們不能讓八、九十年前的蔣毛仇恨永遠延讀下去，應該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利益，真誠再合作，一圓民族復興壯大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