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動物權，國際關心〉

台灣動物權與飲食文化

在台灣，從事救援流浪狗的人一向被社會仇視，認為他們餵食動物的救援行為製造更多的髒亂，救援的狗造成社會更大的負擔。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一般台灣人尚未有保護動物的意識，許多報章雜誌也多把動物問題列為邊緣問題，關懷的人被認為是多出於個人的愛心，是心軟的人的個人行為，報導的處理多偏於聳動的虐待新聞事件，而從不把虐殺動物行為的暴力，認為是一項非常嚴重的社會不義，從未檢討這個社會結構性的不義現象的體制，背後的人民自私文化及政府出資數億的謀殺行動，收不到任何成效的非理性政策。

自有流浪動物的問題以來，暴力性的捕捉撲殺一以貫之，雖目前改為零安樂死政策，但沒有配套措施，仍一樣是卸責。遇到違建的狗舍拆除，更是罔顧輿論，不顧動物性命的直接殲滅性命。在補助的救援行動的費用上，對私人的收容所少之又少。這整套的暴力而無成效的預算，卻不見社會團體監督，放任政府執行這整套的暴力政策。

在此，我們經常看不到對弱勢關懷的組織出來監督，只見幾個動保團體抗議，卻得不到社會的共鳴。整個台灣對待救援狗的行為，都只認為那是婦人之仁，不值得小題大做。社會運動社團的議題結盟，似乎也有意無意地不找關懷動物的協會。

許多的報導，把動物的救援行動當成是基本惜生的道理，而整體造成此種暴力行為的社會機制及結構問題，不曾看到媒體嚴肅的探討。

這裡我們要問，是不是我們的飲食文化隱藏的暴力元素，讓我們的人感受不到我們對生命的殘暴？一個西方人看到碳烤蝦子認為是件殘酷的事，正因為他感受到牠正被活生生一秒一秒地被燒死，看到蝦子的腳在空中掙扎，幾近無力，最後死亡，所以認為這樣的死是殘酷的。這是他們認為殺生的道德，不要為了口欲而虐待、遊戲動物的生命。而我們習以為常的生鮮活殺的吃法，把吃燕窩、魚翅及熊掌認為是美味，把飲食當成第一位，而卻從不會去思考怎麼吃。因此對動物的虐殺，根本不是我們道德考慮範圍內的事，當然也就沒有道德衝突。如此累積下來漠視暴力的飲食文化，當然讓我們意識不到眼前的殘酷，讓我們可以聽到卻感受不到身邊一隻幼犬的哀號。

當一個社會體會不到甚至不懂殘酷是什麼時，這個社會的人是怎樣的呢？也就難怪台灣容許自己的政府做希特勒，殲滅流浪犬用淹死、電死、毒氣毒死、棍棒打死、容許用藥以粗糙的手法針刺心臟，聽到動物尖叫至死，卻還自稱是安樂死的獸醫。

動物權與社會運動

西方人的社會運動有其歷史背景，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有各種不同程度的方式表達。激進者，以暴抗暴，實踐市民不服從主義，由理念到行動策化，皆因組織的方向而有所不同，正如他們的政黨黨派有不同的派別，分左右或中間，激進者以前衛自稱。德國綠黨剛出道時，也自詡非左右的傳統黨派，而是前衛的激進路線，在納入執政的體制後，他們也面臨到嚴苛的批評。以這樣的角度看他們爭取動物權，就不難理解他們是以從事社會運動的理念在做爭取動物權益的事。他們認為弱勢的動物無法抵禦強權的人類，而人類對動物的運用範圍越來越大，舉凡肉食、衣服皮件、化藥、科學實驗、各種訓練教學，對動物的需索無度，但對動物的人道考量卻極微少。如果沒有人以各種方式進行抗議，這些利益團體怎會節制他們的對動物利用的範疇？

暴力行為不被允許，但這些對動物進行各種虐待實驗的人，他們的暴力可被允許？這些以暴力伸張動物權的人，不值得鼓勵，但他們知道一旦為動物引發的暴行將受刑罰，仍義無反顧為弱勢的動物爭權益。而那些從事暴力實驗的科學家，在實驗於貓腦成功後，他們真的相信可拿來做人腦的類推嗎？可能他們會說：「離到做人類實驗的階段還太遠。」如沒有直接關係，為什麼仍要做動物實驗？人和動物的基因差別非常遠，做出實驗的可信度有多少？以現在的基因工程，難道無可取代嗎？如果人類自比非動物，為什麼又要做動物實驗？動物只是他們的工具，一份份人類的實驗動物的論文，其實都是人類以各種方式虐待動物的辛酸史。

德國動保人士，擁抱台灣流浪狗，要給台灣流浪狗一個家

在1997年德國最大雜誌之一的《星報》報導台灣流浪狗的受虐待處境後，震驚歐洲。德國的動保團體更數度派員瞭解報導，近來並攜帶三十萬份的歐洲各界抗議信函，表達要求台灣政府改善流浪狗的非人道對待。而德國的動保人士及數家的收容所也決定準備要收容台灣的流浪狗。對他們來說，看到動物受苦，他們的內心所受的煎熬更大。維護動物權益在台灣還是啟蒙的階段，但動物的受苦是無可等待的。

動保人士中，有人以暴力觸法，引爆新聞，用人的自由換取動物的自由；也有人以溫柔的擁抱，甘心出錢出力負責千里海外的動物一生。以這樣的角度看全世界的動物保護運動者，我們會不會覺得他們天真得不像活在真實世界的人，而是人類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