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騎白馬到戴紅帽的政治犯──陳明忠（1929-）
陳明忠，日據下高雄岡山一個地主的兒子；小時候，他最大的志願是當一個騎白馬的日軍上將；可他後來卻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一個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蔑視的「清國奴」。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就讀臺中農學院的他，參加了謝雪紅領導的「臺灣民主聯軍」，擔任突擊隊隊長，實際參加了戰鬥。亂平之後的整肅期間，因為曾受他保護的大陸來的周進三院長出面營救，倖免於難。
但是，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一九五○年九月，白色恐怖的風暴襲擊全島時，他的「二•二八」老帳又被拿出來翻算，並被戴上「紅帽子」，處刑十年。
一九七六年七月，他又因所謂「陳明忠叛亂案」而再次被捕，並以秘密審判而以「二條一」唯一死刑起訴；經海外民主人士聲援下才得倖存，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他因被捕時遭到酷厲的刑求，身體狀況奇差；他太太於是在一九八五年起為他申請「保外就醫」，但是直到一九八七年，他的雙腳已完全無法走動時才獲准。
一九八八年元月，蔣經國去世，他獲減刑三分之一。這樣，已經坐滿十一年牢的他，終於獲得真正的自由。
二00五年二月廿七日，他應邀前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辦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發表＜二•二八事件---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講演。國民黨主席連戰隨後發表了題為「拋棄敵對、期待和解」的講話呼應，並於兩個月之後率團訪問大陸，為兩岸和解、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奠定新的里程碑。
陳明忠的講演恰恰起到了推動歷史前進的臨門一腳的作用。參加臺中的「二．二八」戰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那天下午，就讀台中農學院三年級的陳明忠去市區看了一場電影。當他回到學生宿舍時，迎面碰到一位也是高雄中學畢業的學長謝桂芳。
「你還去看電影啊！」謝桂芳頗不以為然地責備陳明忠。
「是啊！」陳明忠回答說。可他感到納悶，心想，看電影有什麼不對呢？於是就問謝桂芳：「有什麼不對嗎？」
「臺北都打起來了，你知不知道？」謝桂芳撂下這句話，隨即匆匆忙忙地離去。
就在陳明忠還搞不清楚事情的究竟時，一個就讀台北延平學院和台大醫學院的學生跑到宿舍來通報消息了。通過他們兩人的報告，他終於對台北緝煙事件引發的暴動情況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這件事也從此改變了陳明忠後來的命運。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一日，臺中地區的民眾也動了起來；到了晚上，市內各處都有人發現號召民眾起來鬥爭的傳單。陳明忠也聽到市區裡頭開始出現一些市民打外省人的消息。他想，我們的行動對象只針對那些貪官污吏，並不是所有的外省人，於是把外省籍的校長周進三跟其他教授，帶到學生宿舍，請一名同學保護他們。
三月二日上午，市民大會在臺中戲院召開，謝雪紅被推舉為大會主席，討論臺中方面的鬥爭方針。會場上的氣氛很激昂，與會者的情緒也非常激動，大家都支持謝雪紅的意見。會後開始遊行，首先到警察局，把警察局包圍起來。警察局長立刻接受人民的要求，解除該局全體警察的武裝，把所有武器交給人民。
同一天，臺中各界人士也響應臺北成立的「處理委員會」，成立了「臺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設置各部門，並開始組織青年學生為「治安隊」，以維持治安並準備有組織的鬥爭。
因為家庭出身的關係，農學院的校風是十分保守的。譬如說，在光復後，郭琇琮領導的「學生聯盟」在台中師範學校和商業學校都搞得轟轟烈烈，而農學院就沒有人參加。現在農學院也成立了屬於處理委員會系統的組織---負責維持治安的「農學院隊」；隊長是陳明忠的老師，農學院副教授林秀棟（羅東人，事件後被解聘，轉到延平大學任教，一九五0年被捕，判刑十年。）；副隊長則是高他一屆的林姓學長（事件後躲了起來，什麼也不敢說。）
相對地，當時參與武裝鬥爭的大多是師範學校、商業學校和謝雪紅的建國工藝學校的學生。臺中一中和農學院的學生則很少。
臺中國府當局害怕人民的暴動擴大，就散佈國軍已開到臺中近郊的謠言，以此威脅市民。這時候，以市參議員議長黃朝清為首的地方士紳們，立刻畏怯地向人民宣告解散「處委會」和「治安隊」。但一般青年卻反對黃朝清的聲明，於是就在謝雪紅、楊克煌等人領導下，以警察局的步槍和軍刀武裝了起來。
當時的政治口號是：「民主自治」、「打倒貪官污吏」。對於貪官污吏的社會現實，陳明忠是再清楚也不過了；基於對政府腐敗的不滿，他於是義無反顧地參加了武裝戰鬥的行動，並且也分到了一把步槍。
臺中市和近郊的軍政機關逐漸由人民控制了。
三月三日，謝雪紅在市民舘成立臺中地區作戰本部。
這天早上，集結在第三飛機廠倉庫（舊教化會館）的軍隊開著武裝卡車侵入市區，並用機關槍掃射市民。陳明忠和其他武裝青年立刻向這些軍隊反擊。他在日據時代雖然曾經受過軍事訓練，可教化會館這一仗卻是他生平頭一次面對的真槍實彈的戰鬥。在戰鬥時，他憑著以前受訓學來的軍事常識得以避過不少子彈；可他一直搞不清楚的是為什麼對方的火力好像都集中在他這邊？
「同學，」一旁有個叫「脫拉」（日語為老虎）的民眾顯然也發現情況不對勁而問陳明忠，「你的槍怎麼會冒火呢？」
聽他這樣問，陳明忠這才意識到：他用的那把槍已在軍械室放了很久，保管人員為了防鏽處理的方便，就在槍膛中塗了厚厚的一層油；可他在使用前並沒有把油擦拭乾淨，因此子彈穿過槍膛時火焰就冒了出來；這就使得他在戰鬥中自然成為成為敵方部隊攻擊的顯眼目標。他感到後怕地想，還好，自己運氣好，沒有因此而變成槍火下的冤魂。
戰鬥持續進行著。
陳明忠逐步推進到教化會館的圍牆下。就在這時，一顆手榴彈突然從會館那邊丟了過來，不偏不倚的，正好就滾到他的腳邊。年輕的他雖然膽子夠大，可那顆手榴彈還是把他嚇出一身冷汗；他想，這下子自己這條小命肯定保不住了，可沒想到他的命大，那顆手榴彈竟然沒有爆炸。因為這樣，他又一次和死亡擦身而過。加入臺灣民主聯軍
三月六日，一群堅持戰鬥到底，反對台中處委會妥協路線的青年學生，在謝雪紅、楊克煌等人領導之下，成立了「二七部隊」。
起初，陳明忠並沒有馬上加入二七部隊。火車站的月台上堆滿了從部隊繳獲的手榴彈和各種武器。他在車站幫忙把軍火抬上火車，分別運到嘉義和臺北等地。後來，他聽說，彭孟緝的部隊在高雄殺了許多人民部隊。他是高雄岡山人，深深覺得不能讓這樣的情形繼續下去，於是就想組織援軍回高雄幫忙；可願意跟他一起南下的人卻不太踴躍。因為先前有在臺中攻打教化會館的經驗，他知道一般市民其實是沒有勇氣扛起槍反擊的；與此相反，當時有一批來自埔里的原住民青年組成的「黑衣部隊」卻表現英勇，既敢於戰鬥又善於作戰。他於是就進去埔里，找到那批曾經共同戰鬥的「黑衣部隊」，尋求支援。他找到了他們，並且報告了高雄的慘況。他們聽了以後就決定同他一起下高雄。問題是沒有車。他於是又急著趕回臺中，接洽聯絡南下的交通工具。
三月八日，國民政府派來增援的整編第二十一師在基隆登陸，然後南下到台中等地鎮壓示威群眾。
三月九日晨，國民政府增援的兩營憲兵從基隆進抵台北；警備總司令部再次發佈台北市戒嚴的命令。
三月十日，謝雪紅等人帶領二七部隊，向埔里撤退。
陳明忠在回臺中的路上遇到了謝雪紅和楊克煌。他這才知道二七部隊正從台中撤退埔里。謝雪紅要他幫忙把一批蚊帳、襪子抬下車。他把這件事情處理好之後就繼續趕回臺中。到了南投草屯，他又碰到一批正在撤退的二七部隊的隊員；其中有他認識的人告訴他說：「國軍快到台中了！」他們勸他別回台中。他想，昨天出來還沒什麼事，怎麼一天之間情勢就會有那麼大的變化？他雖然認為不太可能，還是把身上的那把槍留給他們，以免身帶武器而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因為謠傳國軍二十一師即將開到臺中，而二七部隊又已撤出；為了避免無謂的犧牲，臺中市民都躲起來了。回到臺中的陳明忠看到街上幾乎沒有人在走動，整個臺中彷若一座死城；他感到這種山雨欲來的恐怖，於是趕緊回去農學院宿舍，取了暗藏的槍彈，然後又趕回埔里，加入二七部隊。
三月十三日，二七部隊佔領埔里，並在那裡設置隊本部，同時支持謝雪紅的意見，更名為「臺灣民主聯軍」。陳明忠聽到二七部隊的參謀，也是新聞記者的蔡鐵城鼓舞大家說：「埔里是臺灣的重慶」。
當時參加臺灣民主聯軍的成員大部分是學生，其中有很大一部份是臺中商業學校及臺中師範學校的學生。在裡頭，陳明忠的算是學歷比較高的大學生；因為這樣，他可以感受得到謝雪紅和楊克煌對他是刮目相看的。他對當時的謝雪紅印象也很好，很佩服她。有一次，他看到她在試射手槍，距離約有五十公尺，目標是一張榻榻米，結果，她連發五槍，打中了三槍。他覺得，榻榻米那麼大，五槍才打中三槍，實在差勁。他於是就拿起槍來，在同樣的距離，試射了五槍，結果，卻連一發都沒有打中。他這才知道，手槍和步槍的操作方式是不同的。當然，這也因此更增加他對她的欽佩。另外還有一位，也非常令我尊敬。
除了謝雪紅、楊克煌和蔡鐵城，陳明忠在實際參與臺灣民主聯軍期間見過的主要幹部還有周明，以及一位自稱參謀長的黃信卿。至於自稱是二七部隊「隊長」的鐘逸人就從來沒有見過。
到了二七部隊以後，陳明忠才知道嘉義也有一個部隊，也就是由地下黨人張志忠領導攻打飛機場的「臺灣自治聯軍」。入獄前，他對二七部隊和地下黨的關係，完全一無所知。一直要到一九五0年入獄後，他才通過其他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共同戰鬥的難友口中得知：埔里的臺灣民主聯軍和嘉義的臺灣自治聯軍是有聯繫的。最後的戰鬥
二七部隊進駐埔里後，很快就分別佔領能高區署及警察所。國軍則於同一天分別進駐二水、集集、水裡坑、日月潭、門牌潭等地，企圖圍攻埔里。當天晚上，二七部隊決定先發制敵，進攻日月潭。攻打日月潭的戰役，由周明擔任總指揮，分成三個隊行動，一個隊大約有十幾個隊員。
陳明忠被任命為突擊隊隊長，副隊長是後來在地下黨裡當「臺中武裝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第二大隊隊長，因而被判死刑的呂煥章。他們一上山就遭到埋伏著的國軍攻擊。因為對方擁有機關槍，在搞不清對方所處位置的慌亂情況下，他們只能臥倒、亂槍還擊，不敢進攻。
「你們務必要馬上展開進攻。」總指揮要求說。
「狀況不清，」陳明忠不以為然地說。「如果貿然進攻，只有死路一條。」
「現在不攻，等到第二天，敵人的援軍一來，我們仍然要全軍覆沒。」總指揮堅持說。
陳明忠還有些猶豫不決。
「難道你怕死嗎？」總指揮說了重話。
當時只有十八歲的陳明忠，經不起這樣一激，於是下令隊員準備進攻。然後，在他一個進攻手勢之下，全體突擊隊員就一起大喊「衝啊！」地衝了出去。沒想到，國軍聽到他們的衝殺聲後，竟然全部棄械，奔逃而去。這時，他才恍然大悟：在隨時可能喪命的戰鬥中，交戰的雙方其實都是互相害怕的。
陳明忠覺得這一仗雖然勝利了，卻贏得並不光榮。結果，他們雖然俘虜了三個國軍，但是他事後得知警備總部的檔案記載卻是二百人。因為這樣，他認為，他後來之所以會被通緝，或許就與這份資料有關吧！在他看來，類似這樣的錯誤情報，在當時其實是不勝枚舉的。
當天晚上，那三名俘虜就由周明帶走。陳明忠跟他的突擊隊員們連夜趕回埔里隊本部，並於第二天（三月十四日）清晨到達。可他們還來不及休息、吃飯，大約清晨七點鐘，國軍部隊又攻打過來了。他於是又奉命率隊到進入埔里必經的烏牛欄橋旁的小山上，阻敵前進。他帶領十二名手下，守在烏牛欄橋邊的山頭，準備襲擊進犯的二十一師部隊；另一戰友則率其它隊員守在另一邊的山頭。戰鬥一直打到下午四點多鐘，在槍林彈雨中，冷不防一顆子彈從另一側打來，從他的左脅擦過胸膛。他只覺得一陣灼熱。回頭一看，他這才知道原來戰友防守的另一山頭已被攻下，整個山峰都已經被包圍了。這時，他的手下只剩五人，只好帶領他們，匍匍前進，溜下山去。可他們撤回本部後卻見不到任何人影，他才知道部隊都已先行撤退了。他於是先在附近找醫生治療傷口。
「我是醫生，不管是敵人還是自己人，我都一律對待。」醫生邊給他膚藥邊說。
陳明忠注意到醫生的手也許是因為恐懼而不由自主地顫抖著，於是就調皮地問他：「那你是把我當敵人還是自己人？」
一九五○年，陳明忠在牢裡又偶遇了這位名叫張新漢的醫生。他告訴陳明忠，他是因為被人檢舉「為匪徒醫療」而被捕入獄的。幸運的是，他後來被判無罪釋放。
陳明忠，日據下高雄岡山一個地主的兒子；小時候，他最大的志願是當一個騎白馬的日軍上將；可他後來卻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一個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蔑視的「清國奴」。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就讀臺中農學院的他，參加了謝雪紅領導的「臺灣民主聯軍」，擔任突擊隊隊長，實際參加了戰鬥。亂平之後的整肅期間，因為曾受他保護的大陸來的周進三院長出面營救，倖免於難。
但是，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一九五○年九月，白色恐怖的風暴襲擊全島時，他的「二•二八」老帳又被拿出來翻算，並被戴上「紅帽子」，處刑十年。
一九七六年七月，他又因所謂「陳明忠叛亂案」而再次被捕，並以秘密審判而以「二條一」唯一死刑起訴；經海外民主人士聲援下才得倖存，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他因被捕時遭到酷厲的刑求，身體狀況奇差；他太太於是在一九八五年起為他申請「保外就醫」，但是直到一九八七年，他的雙腳已完全無法走動時才獲准。
一九八八年元月，蔣經國去世，他獲減刑三分之一。這樣，已經坐滿十一年牢的他，終於獲得真正的自由。
二00五年二月廿七日，他應邀前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辦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發表＜二•二八事件---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講演。國民黨主席連戰隨後發表了題為「拋棄敵對、期待和解」的講話呼應，並於兩個月之後率團訪問大陸，為兩岸和解、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奠定新的里程碑。
陳明忠的講演恰恰起到了推動歷史前進的臨門一腳的作用。參加臺中的「二．二八」戰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那天下午，就讀台中農學院三年級的陳明忠去市區看了一場電影。當他回到學生宿舍時，迎面碰到一位也是高雄中學畢業的學長謝桂芳。
「你還去看電影啊！」謝桂芳頗不以為然地責備陳明忠。
「是啊！」陳明忠回答說。可他感到納悶，心想，看電影有什麼不對呢？於是就問謝桂芳：「有什麼不對嗎？」
「臺北都打起來了，你知不知道？」謝桂芳撂下這句話，隨即匆匆忙忙地離去。
就在陳明忠還搞不清楚事情的究竟時，一個就讀台北延平學院和台大醫學院的學生跑到宿舍來通報消息了。通過他們兩人的報告，他終於對台北緝煙事件引發的暴動情況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這件事也從此改變了陳明忠後來的命運。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一日，臺中地區的民眾也動了起來；到了晚上，市內各處都有人發現號召民眾起來鬥爭的傳單。陳明忠也聽到市區裡頭開始出現一些市民打外省人的消息。他想，我們的行動對象只針對那些貪官污吏，並不是所有的外省人，於是把外省籍的校長周進三跟其他教授，帶到學生宿舍，請一名同學保護他們。
三月二日上午，市民大會在臺中戲院召開，謝雪紅被推舉為大會主席，討論臺中方面的鬥爭方針。會場上的氣氛很激昂，與會者的情緒也非常激動，大家都支持謝雪紅的意見。會後開始遊行，首先到警察局，把警察局包圍起來。警察局長立刻接受人民的要求，解除該局全體警察的武裝，把所有武器交給人民。
同一天，臺中各界人士也響應臺北成立的「處理委員會」，成立了「臺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設置各部門，並開始組織青年學生為「治安隊」，以維持治安並準備有組織的鬥爭。
因為家庭出身的關係，農學院的校風是十分保守的。譬如說，在光復後，郭琇琮領導的「學生聯盟」在台中師範學校和商業學校都搞得轟轟烈烈，而農學院就沒有人參加。現在農學院也成立了屬於處理委員會系統的組織---負責維持治安的「農學院隊」；隊長是陳明忠的老師，農學院副教授林秀棟（羅東人，事件後被解聘，轉到延平大學任教，一九五0年被捕，判刑十年。）；副隊長則是高他一屆的林姓學長（事件後躲了起來，什麼也不敢說。）
相對地，當時參與武裝鬥爭的大多是師範學校、商業學校和謝雪紅的建國工藝學校的學生。臺中一中和農學院的學生則很少。
臺中國府當局害怕人民的暴動擴大，就散佈國軍已開到臺中近郊的謠言，以此威脅市民。這時候，以市參議員議長黃朝清為首的地方士紳們，立刻畏怯地向人民宣告解散「處委會」和「治安隊」。但一般青年卻反對黃朝清的聲明，於是就在謝雪紅、楊克煌等人領導下，以警察局的步槍和軍刀武裝了起來。
當時的政治口號是：「民主自治」、「打倒貪官污吏」。對於貪官污吏的社會現實，陳明忠是再清楚也不過了；基於對政府腐敗的不滿，他於是義無反顧地參加了武裝戰鬥的行動，並且也分到了一把步槍。
臺中市和近郊的軍政機關逐漸由人民控制了。
三月三日，謝雪紅在市民舘成立臺中地區作戰本部。
這天早上，集結在第三飛機廠倉庫（舊教化會館）的軍隊開著武裝卡車侵入市區，並用機關槍掃射市民。陳明忠和其他武裝青年立刻向這些軍隊反擊。他在日據時代雖然曾經受過軍事訓練，可教化會館這一仗卻是他生平頭一次面對的真槍實彈的戰鬥。在戰鬥時，他憑著以前受訓學來的軍事常識得以避過不少子彈；可他一直搞不清楚的是為什麼對方的火力好像都集中在他這邊？
「同學，」一旁有個叫「脫拉」（日語為老虎）的民眾顯然也發現情況不對勁而問陳明忠，「你的槍怎麼會冒火呢？」
聽他這樣問，陳明忠這才意識到：他用的那把槍已在軍械室放了很久，保管人員為了防鏽處理的方便，就在槍膛中塗了厚厚的一層油；可他在使用前並沒有把油擦拭乾淨，因此子彈穿過槍膛時火焰就冒了出來；這就使得他在戰鬥中自然成為成為敵方部隊攻擊的顯眼目標。他感到後怕地想，還好，自己運氣好，沒有因此而變成槍火下的冤魂。
戰鬥持續進行著。
陳明忠逐步推進到教化會館的圍牆下。就在這時，一顆手榴彈突然從會館那邊丟了過來，不偏不倚的，正好就滾到他的腳邊。年輕的他雖然膽子夠大，可那顆手榴彈還是把他嚇出一身冷汗；他想，這下子自己這條小命肯定保不住了，可沒想到他的命大，那顆手榴彈竟然沒有爆炸。因為這樣，他又一次和死亡擦身而過。加入臺灣民主聯軍
三月六日，一群堅持戰鬥到底，反對台中處委會妥協路線的青年學生，在謝雪紅、楊克煌等人領導之下，成立了「二七部隊」。
起初，陳明忠並沒有馬上加入二七部隊。火車站的月台上堆滿了從部隊繳獲的手榴彈和各種武器。他在車站幫忙把軍火抬上火車，分別運到嘉義和臺北等地。後來，他聽說，彭孟緝的部隊在高雄殺了許多人民部隊。他是高雄岡山人，深深覺得不能讓這樣的情形繼續下去，於是就想組織援軍回高雄幫忙；可願意跟他一起南下的人卻不太踴躍。因為先前有在臺中攻打教化會館的經驗，他知道一般市民其實是沒有勇氣扛起槍反擊的；與此相反，當時有一批來自埔里的原住民青年組成的「黑衣部隊」卻表現英勇，既敢於戰鬥又善於作戰。他於是就進去埔里，找到那批曾經共同戰鬥的「黑衣部隊」，尋求支援。他找到了他們，並且報告了高雄的慘況。他們聽了以後就決定同他一起下高雄。問題是沒有車。他於是又急著趕回臺中，接洽聯絡南下的交通工具。
三月八日，國民政府派來增援的整編第二十一師在基隆登陸，然後南下到台中等地鎮壓示威群眾。
三月九日晨，國民政府增援的兩營憲兵從基隆進抵台北；警備總司令部再次發佈台北市戒嚴的命令。
三月十日，謝雪紅等人帶領二七部隊，向埔里撤退。
陳明忠在回臺中的路上遇到了謝雪紅和楊克煌。他這才知道二七部隊正從台中撤退埔里。謝雪紅要他幫忙把一批蚊帳、襪子抬下車。他把這件事情處理好之後就繼續趕回臺中。到了南投草屯，他又碰到一批正在撤退的二七部隊的隊員；其中有他認識的人告訴他說：「國軍快到台中了！」他們勸他別回台中。他想，昨天出來還沒什麼事，怎麼一天之間情勢就會有那麼大的變化？他雖然認為不太可能，還是把身上的那把槍留給他們，以免身帶武器而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因為謠傳國軍二十一師即將開到臺中，而二七部隊又已撤出；為了避免無謂的犧牲，臺中市民都躲起來了。回到臺中的陳明忠看到街上幾乎沒有人在走動，整個臺中彷若一座死城；他感到這種山雨欲來的恐怖，於是趕緊回去農學院宿舍，取了暗藏的槍彈，然後又趕回埔里，加入二七部隊。
三月十三日，二七部隊佔領埔里，並在那裡設置隊本部，同時支持謝雪紅的意見，更名為「臺灣民主聯軍」。陳明忠聽到二七部隊的參謀，也是新聞記者的蔡鐵城鼓舞大家說：「埔里是臺灣的重慶」。
當時參加臺灣民主聯軍的成員大部分是學生，其中有很大一部份是臺中商業學校及臺中師範學校的學生。在裡頭，陳明忠的算是學歷比較高的大學生；因為這樣，他可以感受得到謝雪紅和楊克煌對他是刮目相看的。他對當時的謝雪紅印象也很好，很佩服她。有一次，他看到她在試射手槍，距離約有五十公尺，目標是一張榻榻米，結果，她連發五槍，打中了三槍。他覺得，榻榻米那麼大，五槍才打中三槍，實在差勁。他於是就拿起槍來，在同樣的距離，試射了五槍，結果，卻連一發都沒有打中。他這才知道，手槍和步槍的操作方式是不同的。當然，這也因此更增加他對她的欽佩。另外還有一位，也非常令我尊敬。
除了謝雪紅、楊克煌和蔡鐵城，陳明忠在實際參與臺灣民主聯軍期間見過的主要幹部還有周明，以及一位自稱參謀長的黃信卿。至於自稱是二七部隊「隊長」的鐘逸人就從來沒有見過。
到了二七部隊以後，陳明忠才知道嘉義也有一個部隊，也就是由地下黨人張志忠領導攻打飛機場的「臺灣自治聯軍」。入獄前，他對二七部隊和地下黨的關係，完全一無所知。一直要到一九五0年入獄後，他才通過其他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共同戰鬥的難友口中得知：埔里的臺灣民主聯軍和嘉義的臺灣自治聯軍是有聯繫的。最後的戰鬥
二七部隊進駐埔里後，很快就分別佔領能高區署及警察所。國軍則於同一天分別進駐二水、集集、水裡坑、日月潭、門牌潭等地，企圖圍攻埔里。當天晚上，二七部隊決定先發制敵，進攻日月潭。攻打日月潭的戰役，由周明擔任總指揮，分成三個隊行動，一個隊大約有十幾個隊員。
陳明忠被任命為突擊隊隊長，副隊長是後來在地下黨裡當「臺中武裝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第二大隊隊長，因而被判死刑的呂煥章。他們一上山就遭到埋伏著的國軍攻擊。因為對方擁有機關槍，在搞不清對方所處位置的慌亂情況下，他們只能臥倒、亂槍還擊，不敢進攻。
「你們務必要馬上展開進攻。」總指揮要求說。
「狀況不清，」陳明忠不以為然地說。「如果貿然進攻，只有死路一條。」
「現在不攻，等到第二天，敵人的援軍一來，我們仍然要全軍覆沒。」總指揮堅持說。
陳明忠還有些猶豫不決。
「難道你怕死嗎？」總指揮說了重話。
當時只有十八歲的陳明忠，經不起這樣一激，於是下令隊員準備進攻。然後，在他一個進攻手勢之下，全體突擊隊員就一起大喊「衝啊！」地衝了出去。沒想到，國軍聽到他們的衝殺聲後，竟然全部棄械，奔逃而去。這時，他才恍然大悟：在隨時可能喪命的戰鬥中，交戰的雙方其實都是互相害怕的。
陳明忠覺得這一仗雖然勝利了，卻贏得並不光榮。結果，他們雖然俘虜了三個國軍，但是他事後得知警備總部的檔案記載卻是二百人。因為這樣，他認為，他後來之所以會被通緝，或許就與這份資料有關吧！在他看來，類似這樣的錯誤情報，在當時其實是不勝枚舉的。
當天晚上，那三名俘虜就由周明帶走。陳明忠跟他的突擊隊員們連夜趕回埔里隊本部，並於第二天（三月十四日）清晨到達。可他們還來不及休息、吃飯，大約清晨七點鐘，國軍部隊又攻打過來了。他於是又奉命率隊到進入埔里必經的烏牛欄橋旁的小山上，阻敵前進。他帶領十二名手下，守在烏牛欄橋邊的山頭，準備襲擊進犯的二十一師部隊；另一戰友則率其它隊員守在另一邊的山頭。戰鬥一直打到下午四點多鐘，在槍林彈雨中，冷不防一顆子彈從另一側打來，從他的左脅擦過胸膛。他只覺得一陣灼熱。回頭一看，他這才知道原來戰友防守的另一山頭已被攻下，整個山峰都已經被包圍了。這時，他的手下只剩五人，只好帶領他們，匍匍前進，溜下山去。可他們撤回本部後卻見不到任何人影，他才知道部隊都已先行撤退了。他於是先在附近找醫生治療傷口。
「我是醫生，不管是敵人還是自己人，我都一律對待。」醫生邊給他膚藥邊說。
陳明忠注意到醫生的手也許是因為恐懼而不由自主地顫抖著，於是就調皮地問他：「那你是把我當敵人還是自己人？」
一九五○年，陳明忠在牢裡又偶遇了這位名叫張新漢的醫生。他告訴陳明忠，他是因為被人檢舉「為匪徒醫療」而被捕入獄的。幸運的是，他後來被判無罪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