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見習災民手記
2010年1月，我的50歲生日那天，坐在高雄甲仙小林村的遺址，望著潺潺流水，在4個月前，這裡5百人在一瞬間被從天而降的土石洪流，自獻肚山頭鋪天蓋地的壓下來，再也見不到他們的親人。
什麼是「五十知天命」？什麼是我的天命？飄飄蕩蕩的過了一生，回想起來這一生算是「華麗」經歷了許多人好幾輩子才會經歷的事，老天爺對我是非常寬厚的，逃過幾次一髮千鈞的劫難，這條命也不算白活了，可是我的「天命」在哪裡？
忽然間，我想重新認識這塊我自認為熟悉的土地，天命不在天，而在地。我決定：回家。
難民世代
我是一個來自外省家族的後代，這裡的「外省」不是台灣人和中國大陸的外省，而是各個省的外省；據我所知，我的家族已經逃了好幾個世代，以我母親和她的兄弟出生地就可以知道了，我母親生於江西南昌，大舅生於成都，二舅生於重慶，小舅則生於上海，這一家的姊弟彼此都是「外省人」，這都是戰亂造成的。母親的家族歷經太平天國、革命、北閥、抗日、剿匪、流亡到台灣。
以前外公在世時，常說逃來台灣前，他是空軍，可以搭乘飛機，在上海臨走時，看著一箱等重的黃魚（金條）、袁大頭、金飾，和一袋米，本來以為台灣很窮，可能沒有吃的，就選擇那一袋米，本來以為一袋米沒吃完，就可以回家了，但是沒想到後來回不去了，更沒想到的，他搭飛機進入台灣上空，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更悲情的是，他留下積蓄、金銀細軟，給小姑奶奶保管，共軍入滬時，卻成為小姑奶奶家中的禍事，這是我外公過世多年後，家族重逢時的辛酸故事。
自幼寄居外祖家，沒聽過床邊故事，只有長輩們驚險的逃難時故事，造成我一生中不安定的「印痕」。我父親家族只有他一人來台，他從山東逃難上了一艘破漁船，在海上向南漂流多日，一路上聽到淪陷的消息，意外的落腳台灣，在外公家中的老兵們也一直述說他們各自的逃難、戰爭的經歷。
1988年9月，我藉探親名義到北京採訪國際科聯總會第十屆大會，為了怕回台灣有麻煩，所以真的返回江西萍鄉探親、掃墓，不去還好，去了才知道父親的家族比母親的家族更悲情。父親說他1947年離開老家時，是一個有四百多人的大家族，但我1988年去老家時，家族全部一起拍照，算一算只有二十幾人，其他人都死了、散了，原本贛南客家庄富麗堂皇的祖厝，也成了外人聚居的大雜院，只有「破敗」可以形容。
我花了兩天才從北京趕到老家，當晚我住在父親同輩僅存的伯母家中，我床邊是猪圈，這算是很好的客房了。第二天一早，掃完墓，告別親族，就走了。回台灣後，父親看了我拍的照片、錄影帶，一句話都不說，只是淡淡的說：「以後你也不用再去了。」過了一個月，父親診斷出肺癌，再過14個月，1990年1月，父親就去世了。我也再也沒回他的老家，因為台灣才是他和我的家。
中國內戰，讓我的家族離散，台灣海峽隔絕了家族的音訊，因為家族深厚國民黨的背景，留在大陸的家人都受到株連，回到中國，親戚都不提過去50年的種種，只說「回來就好」。
我母親的姐姐，我的大姨媽，解放後，她的境遇活脫是許鞍華導演，斯琴高娃、周潤發主演的「大姨媽的後現代生活」的原型，從上海下放到東北，歷經千辛萬苦又回到上海，過去辛酸的往事，她絕口不提，只說：「還是理英（我母親）的命好啊。」直至她過世，我才知道我還有素未謀面的姨丈和一個表哥，她生前從來也不說這些。
父親家族的人更慘烈，親族間都無人述說，何以一個數百人的家族過了六、七十年只剩下數十人？我有位表哥，姑姑的兒子，只留給我一個3代人名的「家譜」，以前的家譜早就沒了，一個幾百年的家族，就這樣子在歷史上淍零了。
從小我的家庭與學校教育，就沒有把「台灣」放在心上，冬天我怕冷，外公就說：「穿那麼多衣服，回大陸下雪了，你怎麼辦？」回家，是長輩的第一志願。
長大後，長輩們越來越清楚回不去了，於是開始移民，江浙人的海外關係本來就比較多，親戚們一個個移民美國、加拿大，最後只剩下我一家，和一輩子未婚的二舅。
80年代聽到羅大佑《鹿港小鎮》的「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笑了一笑，「台灣都不是我的家，更何況台北。」
走了10年的ISO之路
從1986第一次出國就不打算回來，沒想到一年多後就回來台灣，當記者，還參加環保運動，在環保運動中我是少數的外省人。其實也蠻奇怪的，甚至有親戚警告我，你做什麼我們不管，但是別妨碍別人賺錢。我們這群牙刷主義者，本來就是走到哪吃到哪的，管什麼tablemanner。
我並沒有因此而退卻，反而是到1995年後，發現自身的能力與見識有限，在認識國際標準化組織技術委員會ISO/TC176主席RegShanghnessy之後，更覺得自己很空。1994年的一次機緣，讓我放棄原來環保運動的工作，走向國際標準化、全球採購、品質管理、認證與培訓之路，這趟旅程花了我10年的時間才走完。
看到女兒一天天長大，在學校被歸類成「單親家庭」，因為從她上小學後，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國外，一年我住旅館沒有300天，也有200天，常常醒來還要想一想：我現在在哪裡？加上自己工作伙伴的猜忌和美國品質學會內部的歧見，我決定回台灣。
回台灣我想做些事，成立了《天母合眾國》社區雜誌，希望能夠用社區文化的力量做些改變，因為天母是我女兒的故鄉，她比我幸運，我從小到大，住過陸海空警的眷村，到處跑，她和太太一直住在天母，我該為女兒的故鄉做些事吧。
但是回來的不是時候，天母社區與商圈的沈淪，已經啟動，我明知難以做好這社區雜誌，還是做了，但做之前就已設下停損點：如果有100個人對我說：「天母就靠你了。」我就停止。過了2年半，我停了。
天母是原本是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從「三角埔」這個原地名就知道了，完全是在美軍協防司令部與美軍顧問團的「關照」下而形成的「軍管殖民地」，早期天母路上開的是美軍的憲兵軍巡邏的。我是1988年底為了去榮總治療父親的肺癌，才搬去天母的，當時還美軍眷舍林立的尾聲，10年內一切都轉變了，天母在台灣人的經營管理下，變成永和的發展模式，什麼都放進來，完全沒有規劃，只有炒地皮。
辦社區雜誌是希望讓社區的事成為「大家的事」，既然越來越多的人把它當成我的事，我不做總可以了吧。
天母其實是台灣的縮影，天母總統投票的分布比率，和全台灣的平均比率十分接近，因為天母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區，我從「天母人」的言行中，可以找出台灣人的輪廓。
2009年7月我結束了《天母合眾國》，8月初受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之邀去日內瓦，本來我想邀請達賴到台灣，或是視訊，和蘭嶼達悟民族在2010的地球日來一場「達達會」，8月6日面見達賴時，我提出了想法，他說可能沒有機會，馬英九總統不會同意的，我說：「世事難料」。沒想到過了兩天，發生88風災，接著8月9日小林村滅村，8月29日達賴受高雄市政府的邀請來台宗教祈福，這不知是天意，還是巧合。
開腸破肚的高屏溪
8月24日下午我在高雄文史工作者鄭水萍先生的陪同下，進入小林村，去了小林村之後，轉往龍鳳寺，進入寺內聚會的場所，嚇了一路，慈濟的師兄們拿出永久屋的模型，像是預售屋一樣，向災民推薦（我不願用「推銷」）未來進住永久屋的好處，縣長楊秋興在旁邊敲邊鼓，並要求災民儘快決定。我不懂楊秋興在急什麼？想把災民這個燙手山芋丟給慈濟嗎？
我後續與災民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主要是我的「難民基因」作祟，準備有一天也要逃難了，先行準備。
我不知道我過去去過許多次的高屏溪上游翠綠的山林，有如世外桃源，的確當地有「桃源鄉」，如何會變成猙獰噬人失控的巨獸，我看到旗山溪、荖濃溪兩旁崩落的山壁，和不斷滾落的巨石，心中只有原始人面對大自然的恐懼。真的有太多意想不到的事，這也代表我根本不了解這塊土地。
幸而在鄭水萍、高雄綠色協會魯台營，和台大地質系博士謝孟龍的指導和現場解說，我半年內上了一課台灣地質課，謝孟龍是研究「河川演育」的，他有第一手的證據。
88水災後的高屏溪，有如滿地開腸破肚傷兵的戰場，要研究台灣的地質，這是絕好的機會，謝孟龍帶著研究生跋山涉水，我也跟著跑跑龍套，旁聽一些，原來88水災的悲慘現場，在地質歷史證據下，根本是小case。過去千年、萬年都有比這更大更凶猛的土石流、山崩、堰塞湖。
像桃源鄉勤和村越域引水的現場，土石流埋了高達30公尺，連原來的吊橋都只剩下吊橋頭，但是當地的地質證據顯示，1萬年前還有超過百公尺的土石流。
謝孟龍解釋：「1萬年前是盛冰期，正是冰河最強大的時候，那時候沒有全球暖化，也沒有人類開發，這是台灣地質的自然本性。」我和謝孟龍都同意，這麼大的土石流，不是人類能夠造成的，是天生如此，雖然濫墾濫伐非常不應該，但是把罪過責任都推給他們，是完全不負責任的事。
過去我只有偶爾注意到「台灣處於歐亞版塊與菲律賓版塊間，地震頻繁」，但是沒有深刻的認知，現在我完全了解了。88水災後的山林「肚破腸流」的場景，頓時成為一本展開的巨大天書，把萬年來台灣河川演化發育的歷程展現在人類的眼前，這是老天給我們最好的啟示。而台灣人完全不把這些放在心上。
我花了一段時間了解越域引水和小林村的滅村是否有關。越域引水是把阿里山山脈東面的荖濃溪水引到西邊的旗山溪，全長約12公里。除了鑽鑿，還要用炸藥炸，根據紀錄，已經用了45噸的TNT去炸山。
當時的水利署長陳伸賢一口咬定小林村滅村與越域引水工程無關，因為相距11公里，他又說這是千年一遇的洪水，超過200年洪峰設計，是天災。這段證詞非常有問題，因為第一，小林村到越域引水東口走台21線的確是11公里，但是從地質上，要看直線距離，離越越引水的隧道只有7公里，而距離崩落的獻肚山山頭這個第一現場只有2─3公里。而所謂「千年洪水」也是瞎猜瞎掰的，在水土保持上，最多推算只有200年洪峰，這是用外延法推算出來的，根本沒辦法推到千年。
越域引水東口的勤和村，和西側的那瑪夏鄉民與小林村村民都說工程炸山連連，每天地都在震，這樣的情況，原本就有「深層崩壞」地質條件的獻肚山，如何不會崩落？查閱越域引水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當初評估根本沒有考慮到這點，更沒有調查台灣千年或萬年的土石流情況，這也難怪施工單位的15人全部罹難。
我耳中不斷響起「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訓，環境影響評估不是用來保護環境的，是防止大自然對人的傷害，只有無知的人會認為人類有能力保護環境。
88水災後，我對台灣的土地完全改觀，對台灣人的人性也完全改觀。台灣的土地是如此脆弱，如此險惡，任何時間的突如其來的地震可以奪走我們或我們所愛的人的生命，與其說「愛台灣」，不如說，為了我們所愛的人，我們要更了解台灣的土地、海洋、天空，小心被台灣動蕩難安的土地吞噬。
工程永續，永續打劫
我們都知道台灣地震多、颱風多，地震與颱風帶來再大的災難，都不算「意外」，這是台灣特產，我們必須承擔。所有的災難，都是人禍。
我看到政府官員與政客相互爭攻諉過，爭權奪利，趁著88風災，立刻訂定「特別條例」，就像馬英九說的，「我們要用更多的鋼筋水泥，在災區重建。」但是水泥絕對擋不住任何一次的地震、颱風，只是讓更多的預算投入土石流中，讓奸商、貪官樂在其中，正如魯台營一再說的，這是「工程永續」——永遠有做不完的工程。
人民受政府與政客之害，原本應該覺悟，自救救人，但是卻還是依賴這些強盜的保護，註定也是「永續打劫」，不斷的被打劫。
我看到宗教、慈善團體的進駐，有些真是令人感動，但部份團體，特別是大型知名團體，有如禿鷹，趁著災難圈錢圈地，甚至宗教相爭。原本篤信天主教、基督教的原住民，現在越來越多改信佛教了。
災民的境遇則更淒慘，我在小林村蹲了快半年，住在倖存者黃金寶家，看到許多原本不想對外人道之事。災民的補償，是以家中死亡人數為基數，這補死人，像黃金寶家沒有人死亡，只能領到少數的慰問補貼，而他家原有的生計，全部斷絕，一家六口，都需要生路。某些人則是一人倖存，領取了幾千萬的補償金，一夕致富，花天酒地，連村民都說：「小林村的人現在在外面風評不好。」
更有無數起家庭爭產糾紛，為了救災物資、救濟金的分配，或是後來倖存者與自救會的矛盾，人人猜忌，相互攻訐，原來是生死患難的鄰居，一夕老死不相往來。我身為外人，看了心如刀割，因為我和他們沒有利益衝突，也根本幫不上忙。我在小林村的期間，想找社工、法律扶助來幫忙進行心理輔導，調查生活史，建立檔案，作為未來扶助的參考。
我是勵馨基金會的顧問，拜託執行長紀惠容和南區服務處主任張乃千，因為小林村沒有社工協助，是否可以派人幫忙，結果勵馨基金會向我道歉，表示愛莫能助，因為高雄縣政府規定，各災區由指定的團體負責，勵馨的社工進不來。至於法律扶助，更讓我費解，法扶的原則應該是扶助弱勢需要幫助的，小林村民收入低、教育程度低，本身對自己的權益就一知半解，過去討生活也常在法律邊緣，他們是最需要幫助的一群，但是法扶基金會的原則是「不告不理」，災民的需求要由災民提出，符合規定，才能辦理。88水災對我，不只是山河開腸破肚，也是人性的開腸破肚。2011年後，我大概每隔半年會回小林村一次，好像是回家探親，我把小林村也當成自己的家。我會到小林村的遺址，像孤魂野鬼一樣遊蕩一陣，我生命的一部份一直留在旗山溪畔。
2010年1月，我的50歲生日那天，坐在高雄甲仙小林村的遺址，望著潺潺流水，在4個月前，這裡5百人在一瞬間被從天而降的土石洪流，自獻肚山頭鋪天蓋地的壓下來，再也見不到他們的親人。
什麼是「五十知天命」？什麼是我的天命？飄飄蕩蕩的過了一生，回想起來這一生算是「華麗」經歷了許多人好幾輩子才會經歷的事，老天爺對我是非常寬厚的，逃過幾次一髮千鈞的劫難，這條命也不算白活了，可是我的「天命」在哪裡？
忽然間，我想重新認識這塊我自認為熟悉的土地，天命不在天，而在地。我決定：回家。
難民世代
我是一個來自外省家族的後代，這裡的「外省」不是台灣人和中國大陸的外省，而是各個省的外省；據我所知，我的家族已經逃了好幾個世代，以我母親和她的兄弟出生地就可以知道了，我母親生於江西南昌，大舅生於成都，二舅生於重慶，小舅則生於上海，這一家的姊弟彼此都是「外省人」，這都是戰亂造成的。母親的家族歷經太平天國、革命、北閥、抗日、剿匪、流亡到台灣。
以前外公在世時，常說逃來台灣前，他是空軍，可以搭乘飛機，在上海臨走時，看著一箱等重的黃魚（金條）、袁大頭、金飾，和一袋米，本來以為台灣很窮，可能沒有吃的，就選擇那一袋米，本來以為一袋米沒吃完，就可以回家了，但是沒想到後來回不去了，更沒想到的，他搭飛機進入台灣上空，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更悲情的是，他留下積蓄、金銀細軟，給小姑奶奶保管，共軍入滬時，卻成為小姑奶奶家中的禍事，這是我外公過世多年後，家族重逢時的辛酸故事。
自幼寄居外祖家，沒聽過床邊故事，只有長輩們驚險的逃難時故事，造成我一生中不安定的「印痕」。我父親家族只有他一人來台，他從山東逃難上了一艘破漁船，在海上向南漂流多日，一路上聽到淪陷的消息，意外的落腳台灣，在外公家中的老兵們也一直述說他們各自的逃難、戰爭的經歷。
1988年9月，我藉探親名義到北京採訪國際科聯總會第十屆大會，為了怕回台灣有麻煩，所以真的返回江西萍鄉探親、掃墓，不去還好，去了才知道父親的家族比母親的家族更悲情。父親說他1947年離開老家時，是一個有四百多人的大家族，但我1988年去老家時，家族全部一起拍照，算一算只有二十幾人，其他人都死了、散了，原本贛南客家庄富麗堂皇的祖厝，也成了外人聚居的大雜院，只有「破敗」可以形容。
我花了兩天才從北京趕到老家，當晚我住在父親同輩僅存的伯母家中，我床邊是猪圈，這算是很好的客房了。第二天一早，掃完墓，告別親族，就走了。回台灣後，父親看了我拍的照片、錄影帶，一句話都不說，只是淡淡的說：「以後你也不用再去了。」過了一個月，父親診斷出肺癌，再過14個月，1990年1月，父親就去世了。我也再也沒回他的老家，因為台灣才是他和我的家。
中國內戰，讓我的家族離散，台灣海峽隔絕了家族的音訊，因為家族深厚國民黨的背景，留在大陸的家人都受到株連，回到中國，親戚都不提過去50年的種種，只說「回來就好」。
我母親的姐姐，我的大姨媽，解放後，她的境遇活脫是許鞍華導演，斯琴高娃、周潤發主演的「大姨媽的後現代生活」的原型，從上海下放到東北，歷經千辛萬苦又回到上海，過去辛酸的往事，她絕口不提，只說：「還是理英（我母親）的命好啊。」直至她過世，我才知道我還有素未謀面的姨丈和一個表哥，她生前從來也不說這些。
父親家族的人更慘烈，親族間都無人述說，何以一個數百人的家族過了六、七十年只剩下數十人？我有位表哥，姑姑的兒子，只留給我一個3代人名的「家譜」，以前的家譜早就沒了，一個幾百年的家族，就這樣子在歷史上淍零了。
從小我的家庭與學校教育，就沒有把「台灣」放在心上，冬天我怕冷，外公就說：「穿那麼多衣服，回大陸下雪了，你怎麼辦？」回家，是長輩的第一志願。
長大後，長輩們越來越清楚回不去了，於是開始移民，江浙人的海外關係本來就比較多，親戚們一個個移民美國、加拿大，最後只剩下我一家，和一輩子未婚的二舅。
80年代聽到羅大佑《鹿港小鎮》的「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笑了一笑，「台灣都不是我的家，更何況台北。」
走了10年的ISO之路
從1986第一次出國就不打算回來，沒想到一年多後就回來台灣，當記者，還參加環保運動，在環保運動中我是少數的外省人。其實也蠻奇怪的，甚至有親戚警告我，你做什麼我們不管，但是別妨碍別人賺錢。我們這群牙刷主義者，本來就是走到哪吃到哪的，管什麼tablemanner。
我並沒有因此而退卻，反而是到1995年後，發現自身的能力與見識有限，在認識國際標準化組織技術委員會ISO/TC176主席RegShanghnessy之後，更覺得自己很空。1994年的一次機緣，讓我放棄原來環保運動的工作，走向國際標準化、全球採購、品質管理、認證與培訓之路，這趟旅程花了我10年的時間才走完。
看到女兒一天天長大，在學校被歸類成「單親家庭」，因為從她上小學後，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國外，一年我住旅館沒有300天，也有200天，常常醒來還要想一想：我現在在哪裡？加上自己工作伙伴的猜忌和美國品質學會內部的歧見，我決定回台灣。
回台灣我想做些事，成立了《天母合眾國》社區雜誌，希望能夠用社區文化的力量做些改變，因為天母是我女兒的故鄉，她比我幸運，我從小到大，住過陸海空警的眷村，到處跑，她和太太一直住在天母，我該為女兒的故鄉做些事吧。
但是回來的不是時候，天母社區與商圈的沈淪，已經啟動，我明知難以做好這社區雜誌，還是做了，但做之前就已設下停損點：如果有100個人對我說：「天母就靠你了。」我就停止。過了2年半，我停了。
天母是原本是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從「三角埔」這個原地名就知道了，完全是在美軍協防司令部與美軍顧問團的「關照」下而形成的「軍管殖民地」，早期天母路上開的是美軍的憲兵軍巡邏的。我是1988年底為了去榮總治療父親的肺癌，才搬去天母的，當時還美軍眷舍林立的尾聲，10年內一切都轉變了，天母在台灣人的經營管理下，變成永和的發展模式，什麼都放進來，完全沒有規劃，只有炒地皮。
辦社區雜誌是希望讓社區的事成為「大家的事」，既然越來越多的人把它當成我的事，我不做總可以了吧。
天母其實是台灣的縮影，天母總統投票的分布比率，和全台灣的平均比率十分接近，因為天母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區，我從「天母人」的言行中，可以找出台灣人的輪廓。
2009年7月我結束了《天母合眾國》，8月初受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之邀去日內瓦，本來我想邀請達賴到台灣，或是視訊，和蘭嶼達悟民族在2010的地球日來一場「達達會」，8月6日面見達賴時，我提出了想法，他說可能沒有機會，馬英九總統不會同意的，我說：「世事難料」。沒想到過了兩天，發生88風災，接著8月9日小林村滅村，8月29日達賴受高雄市政府的邀請來台宗教祈福，這不知是天意，還是巧合。
開腸破肚的高屏溪
8月24日下午我在高雄文史工作者鄭水萍先生的陪同下，進入小林村，去了小林村之後，轉往龍鳳寺，進入寺內聚會的場所，嚇了一路，慈濟的師兄們拿出永久屋的模型，像是預售屋一樣，向災民推薦（我不願用「推銷」）未來進住永久屋的好處，縣長楊秋興在旁邊敲邊鼓，並要求災民儘快決定。我不懂楊秋興在急什麼？想把災民這個燙手山芋丟給慈濟嗎？
我後續與災民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主要是我的「難民基因」作祟，準備有一天也要逃難了，先行準備。
我不知道我過去去過許多次的高屏溪上游翠綠的山林，有如世外桃源，的確當地有「桃源鄉」，如何會變成猙獰噬人失控的巨獸，我看到旗山溪、荖濃溪兩旁崩落的山壁，和不斷滾落的巨石，心中只有原始人面對大自然的恐懼。真的有太多意想不到的事，這也代表我根本不了解這塊土地。
幸而在鄭水萍、高雄綠色協會魯台營，和台大地質系博士謝孟龍的指導和現場解說，我半年內上了一課台灣地質課，謝孟龍是研究「河川演育」的，他有第一手的證據。
88水災後的高屏溪，有如滿地開腸破肚傷兵的戰場，要研究台灣的地質，這是絕好的機會，謝孟龍帶著研究生跋山涉水，我也跟著跑跑龍套，旁聽一些，原來88水災的悲慘現場，在地質歷史證據下，根本是小case。過去千年、萬年都有比這更大更凶猛的土石流、山崩、堰塞湖。
像桃源鄉勤和村越域引水的現場，土石流埋了高達30公尺，連原來的吊橋都只剩下吊橋頭，但是當地的地質證據顯示，1萬年前還有超過百公尺的土石流。
謝孟龍解釋：「1萬年前是盛冰期，正是冰河最強大的時候，那時候沒有全球暖化，也沒有人類開發，這是台灣地質的自然本性。」我和謝孟龍都同意，這麼大的土石流，不是人類能夠造成的，是天生如此，雖然濫墾濫伐非常不應該，但是把罪過責任都推給他們，是完全不負責任的事。
過去我只有偶爾注意到「台灣處於歐亞版塊與菲律賓版塊間，地震頻繁」，但是沒有深刻的認知，現在我完全了解了。88水災後的山林「肚破腸流」的場景，頓時成為一本展開的巨大天書，把萬年來台灣河川演化發育的歷程展現在人類的眼前，這是老天給我們最好的啟示。而台灣人完全不把這些放在心上。
我花了一段時間了解越域引水和小林村的滅村是否有關。越域引水是把阿里山山脈東面的荖濃溪水引到西邊的旗山溪，全長約12公里。除了鑽鑿，還要用炸藥炸，根據紀錄，已經用了45噸的TNT去炸山。
當時的水利署長陳伸賢一口咬定小林村滅村與越域引水工程無關，因為相距11公里，他又說這是千年一遇的洪水，超過200年洪峰設計，是天災。這段證詞非常有問題，因為第一，小林村到越域引水東口走台21線的確是11公里，但是從地質上，要看直線距離，離越越引水的隧道只有7公里，而距離崩落的獻肚山山頭這個第一現場只有2─3公里。而所謂「千年洪水」也是瞎猜瞎掰的，在水土保持上，最多推算只有200年洪峰，這是用外延法推算出來的，根本沒辦法推到千年。
越域引水東口的勤和村，和西側的那瑪夏鄉民與小林村村民都說工程炸山連連，每天地都在震，這樣的情況，原本就有「深層崩壞」地質條件的獻肚山，如何不會崩落？查閱越域引水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當初評估根本沒有考慮到這點，更沒有調查台灣千年或萬年的土石流情況，這也難怪施工單位的15人全部罹難。
我耳中不斷響起「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訓，環境影響評估不是用來保護環境的，是防止大自然對人的傷害，只有無知的人會認為人類有能力保護環境。
88水災後，我對台灣的土地完全改觀，對台灣人的人性也完全改觀。台灣的土地是如此脆弱，如此險惡，任何時間的突如其來的地震可以奪走我們或我們所愛的人的生命，與其說「愛台灣」，不如說，為了我們所愛的人，我們要更了解台灣的土地、海洋、天空，小心被台灣動蕩難安的土地吞噬。
工程永續，永續打劫
我們都知道台灣地震多、颱風多，地震與颱風帶來再大的災難，都不算「意外」，這是台灣特產，我們必須承擔。所有的災難，都是人禍。
我看到政府官員與政客相互爭攻諉過，爭權奪利，趁著88風災，立刻訂定「特別條例」，就像馬英九說的，「我們要用更多的鋼筋水泥，在災區重建。」但是水泥絕對擋不住任何一次的地震、颱風，只是讓更多的預算投入土石流中，讓奸商、貪官樂在其中，正如魯台營一再說的，這是「工程永續」——永遠有做不完的工程。
人民受政府與政客之害，原本應該覺悟，自救救人，但是卻還是依賴這些強盜的保護，註定也是「永續打劫」，不斷的被打劫。
我看到宗教、慈善團體的進駐，有些真是令人感動，但部份團體，特別是大型知名團體，有如禿鷹，趁著災難圈錢圈地，甚至宗教相爭。原本篤信天主教、基督教的原住民，現在越來越多改信佛教了。
災民的境遇則更淒慘，我在小林村蹲了快半年，住在倖存者黃金寶家，看到許多原本不想對外人道之事。災民的補償，是以家中死亡人數為基數，這補死人，像黃金寶家沒有人死亡，只能領到少數的慰問補貼，而他家原有的生計，全部斷絕，一家六口，都需要生路。某些人則是一人倖存，領取了幾千萬的補償金，一夕致富，花天酒地，連村民都說：「小林村的人現在在外面風評不好。」
更有無數起家庭爭產糾紛，為了救災物資、救濟金的分配，或是後來倖存者與自救會的矛盾，人人猜忌，相互攻訐，原來是生死患難的鄰居，一夕老死不相往來。我身為外人，看了心如刀割，因為我和他們沒有利益衝突，也根本幫不上忙。我在小林村的期間，想找社工、法律扶助來幫忙進行心理輔導，調查生活史，建立檔案，作為未來扶助的參考。
我是勵馨基金會的顧問，拜託執行長紀惠容和南區服務處主任張乃千，因為小林村沒有社工協助，是否可以派人幫忙，結果勵馨基金會向我道歉，表示愛莫能助，因為高雄縣政府規定，各災區由指定的團體負責，勵馨的社工進不來。至於法律扶助，更讓我費解，法扶的原則應該是扶助弱勢需要幫助的，小林村民收入低、教育程度低，本身對自己的權益就一知半解，過去討生活也常在法律邊緣，他們是最需要幫助的一群，但是法扶基金會的原則是「不告不理」，災民的需求要由災民提出，符合規定，才能辦理。88水災對我，不只是山河開腸破肚，也是人性的開腸破肚。2011年後，我大概每隔半年會回小林村一次，好像是回家探親，我把小林村也當成自己的家。我會到小林村的遺址，像孤魂野鬼一樣遊蕩一陣，我生命的一部份一直留在旗山溪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