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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豪賭――與銀本位制宣戰
對十九世紀的英國來說,最重大的挑戰是贏過亞洲的白銀經濟,因為英國累積的銀幣相對之下少亞洲很多。為此,英國試圖將全球的銀本位制轉換為金本位制,讓英鎊紙幣成為世界貨幣。
十九世紀前半以前盛行「金銀複本位制」,也就是銀幣與金幣並存的本位制,不過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白銀經濟擁有壓倒性的優勢。而長久以來,「新大陸」所產的銀礦持續流入中國、印度,日積月累下,英國在與亞洲進行貿易時,始終苦惱於慢性的白銀不足問題。
因此,英國以巴西的「黃金」(出貨港為里約熱內盧)為基礎,嘗試將貨幣機制轉換為「金本位制」,巴西在十八世紀所產的黃金就占了全世界黃金產量的八成。只要能夠成功轉換,憑藉印鈔機印製的大量英鎊紙幣就能取代亞洲的銀。
當時最大的問題在於英國並沒有足夠的「黃金」,來擔保英鎊紙幣的價值。但在那個時代,沒有人知道全世界的黃金總量,所以英國政府只要假裝「有」黃金就行了。
順帶一提,據說全世界至今挖掘出的黃金總量約為十八萬三千六百公噸(二○一四年資料),甚至不及奧運游泳項目規定的游泳池容量(五十公尺×二十五公尺)的四倍。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推算,黃金的預估埋藏量也不過只有五萬六千公噸。實際上根本不存在足以兌換所有英鎊紙幣的「黃金」。
但是,黃金的操作技術就在於「無中生有,使人信以為真」。
  對英國來說,當時相繼在加州、澳洲、加拿大、阿拉斯加吹起的淘金熱潮無疑是最幸運的事。英格蘭銀行投入了大賭注,淋漓盡致地運用這一連串淘金熱潮所產生的「黃金幻想」。英國巧妙運用這樣的幻想,野心勃勃地以英鎊紙幣重組了世界經濟。

南北戰爭後,為何美國經濟反而大躍進?
美國北部自建國以來就希望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力,建立起「正常國家」;另一方面,西部則希望維持各州自主權;而南部則以栽種棉花的農園經營為主,十分依賴英國的棉製品產業。此三區之間的鴻溝一直未獲消弭。
在這樣的背景下,南部各州脫離美利堅合眾國,組成美利堅邦聯(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引發了南北戰爭(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
南部各州為了籌集戰爭經費,發行了邦聯幣(又名灰幣),屬於不兌換紙幣。但激烈的通膨使該紙幣淪為廢紙,南部經濟崩潰,南北戰爭結束後併入北部經濟。
南北戰爭後,美國看似解決了內部對立,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實際上,國內仍存在兩派勢力:

 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由目標為富國強兵與拓展海外市場的企業家組成,主導國內市場
 中西部與南部:由反對增稅與對外戰爭的保守農民組成,認為只要手持來福槍保衛自己的土地和家族就好(自由意志主義者)

  美國發展至工業國家的過程中,以上兩個族群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
  即使到了現代,兩者對立仍然嚴峻:積極參與涉外事務的民主黨,背後有紐約的金融產業及洛杉磯的資訊產業撐腰;而主張對內的共和黨則幾乎把焦點放在內政,兩黨之間的鴻溝難以消弭。這可以說是美國最大的弱點,從近期的政治情勢即顯而易見。
  說到這裡,日本的教科書把一八六一年爆發的南北戰爭,寫成「奴隸解放戰爭」,這是直接使用了北部的戰時政治宣傳。
實際上,南北戰爭的起因是合眾國持續實施世界最高的保護關稅,而主張自由貿易的南部十一州想脫離合眾國獨立。
南部盛行透過黑奴投入棉花栽種業,而棉花的生產與英國經濟之間的關係緊密,因此希望透過自由貿易獲取更多利益。
北部深怕南部出口棉花的獲利無法再作為政府資金的財源,遂使用武力阻止南部獨立,這才是南北戰爭的真相。而這場戰爭中,兩軍合計共約六十二萬人喪命。
一八六二年,林肯總統在戰爭中為了拉攏西部各州,便提出了相當優惠的《公地放領法》(Homestead Acts)。
在西部從事開墾滿五年的二十一歲以上男性戶長,只要負擔登記費用就能獲得二十萬坪的國有地分配,此法案不僅受到美國民眾歡迎,連遠在歐洲的窮人也相當支持。
一八七○至一八九○年代,歐洲陷入長期的大蕭條,此時便謠傳只要籌措交通費用,抵達美國打拚數年後就能成為大地主,即為家喻戶曉的「美國夢」。
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出現大批來自歐洲的移民,僅二十五年間,西部荒地的情景已然消失,美國換上了全新面貌。
持續二十年的歐洲大蕭條時代,讓美國西部竟成為歐洲失業者與過剩資本的承接載體,在短時間內促成驚人的經濟成長,這是美國經濟的大躍進。
  然而,美國城市和農村,以及北部和西部、南部之間仍有很深的鴻溝,國家至今仍未成一體,這可說是速成的移民國家特有的問題。

美國與中國曾經是雙贏關係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象徵冷戰的柏林圍牆倒塌;一九九一年底,蘇聯共產黨的政變失敗,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權解體。
美國歷史學家法蘭西斯‧福山的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寫道:「自由與民主勝利後,世界已不再有對立。」但現實中,歷史的洪流卻往反方向奔騰。一九九一年,美國組織多國聯軍出兵伊拉克,在這場波斯灣戰爭中取得勝利。美國深度介入中東的紛爭,但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都嘗到了很大的苦頭。
而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並取得政權的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逝世,鄧小平隨即在一九七八年解散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開始推動的「政社合一」組織,是大躍進運動的一環)。接著,鄧小平實質放棄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名存實亡的社會主義經濟,推行「改革開放」政策。
中國開始積極導入外資,在經濟政策上是個不小的變化。而美國在十九世紀末以後,一直希望打入中國市場,甚至把這個目標當作對外政策,眼看此刻正是實現長年宿願的時候。對於美國來說,成本只有十分之一的中國低廉勞動力,具有十足的吸引力。
美國企業率先進入中國,歐洲企業和日本企業也爭相跟隨在後。中國運用農村低廉的勞動力,搖身一變成為「世界工廠」。
在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退潮的背景下,中國的共產黨政權鎮壓了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中國維持著一貫的強權政治,打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名,招攬跨國企業,吸收其技術,締造經濟成長。
鄧小平提倡「先富論」,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於是以經濟成長為優先,允許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然而,中國社會難以切斷官尊民卑的傳統,共產黨官僚腐敗猖獗。二○○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仰賴低廉的人力成本,對歐盟、美國的出口成長,出口與國內投資儼然成為中國經濟的兩大支柱。
牛津及哈佛大學教授佛格森創造「中美國」(Chimerica)一詞,描述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如同這個詞彙的含意,美國的跨國企業紛紛將業務外包到人力便宜的中國,從中牟取暴利。跨國企業在美國策畫、擬定產品,然後委託中國生產。
  中國成為組裝電腦等大小產品的「世界工廠」,近年來更在共產黨的獨裁領導下培育人工智慧和物聯網(將各式各樣的「用品」連接網路,進行資訊交換,藉以管理控制)等先進技術,並擴大「消費市場」,逐漸威脅到美國經濟。對此,二○一八年,美國的川普總統回以保護關稅政策,打著守護知識財產權的大旗,試圖維護美國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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