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歸真 文◎白先勇 名家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父親由海南島海口飛到台灣，那正是大陸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謠諑四起，許多人勸阻父親入台，認為台灣政治環境對父親不利，恐有危險。
當時父親可以選擇滯留香港、遠走美國甚至中東回教國家，但他毅然到台灣。
用他的話說，這是——向歷史交代。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父親因心臟病突發逝世，醫生研判，是冠狀動脈梗塞。二日一早，父親原擬南下參加高雄加工區落成典禮，參謀吳祖堂來催請，才發覺父親已經倒臥不起。前一天晚上，父親還到馬繼援將軍家中赴宴，回家後，大概淩晨時分突然病發。
當時我在美國加州，噩耗是由三哥先誠從紐約打電話來通知的。當晚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廳中坐到天明。父親驟然歸真，我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悲傷，而是肅然起敬。父親是英雄，英雄之死，不需要人們的哀悼，而只令人敬畏。父親的辭世，我最深的感觸，不僅是他個人的亡故，而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跟著父親一齊消逝的，是他身上承載著的沉重而又沉痛之歷史記憶：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國共內戰。我感到一陣墜入深淵的失落，像父親那樣鋼鐵堅實的生命，以及他那個大起大落、轟轟烈烈的時代，轉瞬間，竟也煙消雲散成為過去。
父親在台灣歸真，是他死得其所。台灣是中華的版圖，是國民黨的所在地，他一生奮鬥，出生入死，身後葬於台北六張犁的回教公墓，那是他最終的歸宿。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父親由海南島海口飛到台灣，那正是大陸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謠諑四起，許多人勸阻父親入台，認為台灣政治環境對父親不利，恐有危險。當時父親可以選擇滯留香港、遠走美國甚至中東回教國家，但他毅然到台灣。用他的話說，這是——向歷史交代。當時韓戰未起，共軍隨時可以渡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正處於險境環生的形勢，父親入台，就是打算要與中華民國共存亡。父親參加過武漢辛亥革命，締造民國；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國；抗戰抵抗外敵，護衛國土；國共內戰，父親由武漢戰退到南寧，與共軍打到不剩一兵一卒，雖然最後無力迴天，但牽制共軍數月，讓國軍有時間遷台。中共曾數度提出「局部和平」，都被父親嚴拒了。入台與共患難，是父親當時唯一的選擇；流亡海外老死異國，對他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他當然了解國民黨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後可能遭遇到的風險，但他心中坦蕩，回台灣，是向中華民國政府報到歸隊。
他在台灣的晚年過得並不平靖，沒有受到一個曾經對國家有過重大貢獻的軍人應該獲得的尊重。父親並未因此懷憂喪誌。在台灣，他於逆境中，始終保持著一份凜然的尊嚴，因為他深信自己功在黨國，他的歷史地位，絕不是一些猥瑣的特務跟監動作所能撼搖。最後他死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是他求仁得仁。台南天壇重修落成，他替鄭成功書下「仰不愧天」的匾額。綜觀父親一生，這四個字他自己也足以當之。
父親的喪禮是最高標準的國葬儀式。出殯那天，在市立殯儀館舉行公祭，總統蔣中正以下，國府黨政軍高級官員及各界人士前往祭悼的達到千人。軍事團體有國防部，陸、海、空、勤、警備各總部」，由部長及總司令率團獻花致祭。公祭儀式結束後，隨即行蓋棺禮，父親官階一級上將，按軍禮規定由四位現役陸軍一級上將顧祝同、周至柔、黃鎮球、余漢謀執旗，覆蓋棺木上，典禮儀式莊嚴隆重。出殯行列，由摩托車隊開路，隨後為軍樂隊及儀隊，靈車經過時，路上很多軍人均向靈車舉手敬禮。父親靈櫬於十二時二十分運抵六張犁回教公墓，按回教儀式下葬。回教教長領導數百位回教教友共同在墓前為父親祈禱。
這次公祭，軍人特別多，上至將官，下至士兵，在祭拜中對父親都表達了一份由衷的崇敬，這也是因為數十年來父親在軍中建立的威望所致，父親被尊為「當代最傑出戰略家」，諸葛盛名，並非虛得。
前來祭悼的，還有不少本省人士、台籍父老，很多與父親並不相識，攜幼扶老，到父親靈堂獻花祭拜。由他們大量的挽聯、挽詩中得知，他們前來吊唁，是因為感懷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善後措施中，對台灣民眾所行的一些德政。公祭各方送來的挽聯、挽詩、挽額、誄詞，有數百幀，多是父親的軍中同僚、部屬撰寫的，下論都很公允，有的真情畢露，十分感人。父親歸真，深深觸動了他們的家國哀思，反攻復國大業未竟，八方風雨一代名將遽然長逝。但我在這裡特別挑選出嚴慶齡先生的挽聯，做為代表。嚴慶齡先生是從上海到台灣的企業家，裕隆汽車集團的創辦人，他並非軍政界人士，跟父親並無私交，平日也無往來，但嚴先生那一輩的人經過北伐、抗戰，對父親的人格及事跡是有所認識的。
嚴慶齡先生的挽聯，很能代表他那一代的中國人對父親的評價：
「治兵則寒敵膽，為政則得民心，秉筆記宏猷不讓汾陽功業；
於黨國矢忠誠，於順逆能明辨，蓋棺昭大節無慚諸葛聲名」
─嚴慶齡敬挽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九日，父親喪禮公祭在台北市立殯儀館舉行。上午七時五十分，蔣中正抵達殯儀館靈堂，第一個向父親靈前獻花致祭。蔣面露戚容，神情悲肅，當天在所有前來公祭父親的人當中，恐怕沒有人比他對父親之死有更深刻、更復雜的感觸了。蔣、白之間，長達四十年的恩怨分合，其糾結曲折，微妙多變，絕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
父親與蔣中正四十年漫長的關系，分合之間，要分階段。
民國十五年北伐，廣州誓師，蔣中正總司令三顧茅廬，力邀父親出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並兼東路軍前敵總指揮，一路北上打到山海關，最後完成北伐。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蔣、白兩人共同打天下的階段。
民國十七年北伐甫結束，突然爆發「蔣桂戰爭」，廣西與中央對峙七年，蔣、白分離。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開始，蔣委員長派專機至廣西將父親接到南京，任命父親為副參謀總長，並肩八年抗戰，得到最後勝利。抗戰時期，蔣對父親頗為倚重，重要戰爭如「台兒莊之役」、「三次長沙會戰」、「崑崙關之役」等，莫不賦以重任。
抗戰勝利後，蔣中正主席任命父親為第一屆國防部長。可是，國共內戰後期因父親助李宗仁選副總統，蔣、白之間又出現了嫌隙。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及其後遺症，更因兩封籲請國際調停的電報，蔣、白關系瀕臨決裂。在台灣十七年，蔣中正與父親的關系，始終沒有完全修復。
持平而論，蔣中正對父親的軍事才能是深有所知的。在國家安危的關鍵時刻，蔣往往會派遣父親前往解決困難：如指揮「台兒莊之役」，督戰「四平街之役」，「二二八事件」赴台宣慰等，在在都顯示蔣對父親的器重。但蔣中正用人，對領袖忠貞是首要條件，可是父親個性剛毅正直，不齒唯唯諾諾，而且有關國家大事，經常直言不諱，加上父親的「桂系」背景，蔣對父親的忠貞是有所疑慮的，並不完全信任。
事實上，父親一直是蔣中正的最高軍事幕僚長，扮演著襄贊元戎的角色，絕對無「取而代之」的僭越之想。李宗仁選副總統，父親最初是強烈反對的。民國三十八年「徐蚌會戰」，國軍潰敗，蔣中正下野，李宗仁代總統，那也是大勢所逼。事實上，當時黨政軍的資源還是由蔣掌握，他自己不引退，沒有人能夠強迫他。「逼宮」之說，並非事實。父親一生把國家利益放在最前面，當時國民黨政權危在旦夕，父親才「不避斧鉞」上書蔣中正，提議敦促美、英、蘇三國出面調節和平。依父親估計，如果美國願意派空軍一大隊進駐南京，青島美軍不撤退，或可阻共軍渡江，這也是當時唯可使國府轉危為安的計策了。
現在台灣及大陸一些人論及父親與蔣中正的關系，往往喜歡誇大兩人之間的矛盾，而且把矛盾變得瑣碎。其實蔣、白兩人之間的一些衝突，首先在二人的個性，二雄難以並立，兩個強人相處，衝撞勢必難免。而且古有明訓：「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其次，是兩人在國家政策方面意見分歧時起的衝突。比如「徐蚌會戰」，蔣中正與父親在這關係中華民國命運的戰役上，出現激烈爭執，前後因果，使兩人關系產生難以彌合的裂痕。但論者往往忽略了，蔣中正與父親也曾有過長期緊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結果的關係，父親在「北伐」、「抗戰」所立的戰功，亦是蔣充分授權下得以完成的。蔣中正與父親分合之間的關係，往往影響國家的安危，他們兩人在國共內戰期間，軍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協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遺憾。父親曾感嘆過：「總統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話他沒有聽。」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對「四平街之役」、「徐蚌會戰」的一些獻策吧。楚漢相爭，大將韓信替漢高祖劉邦打下天下，功高震主，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為呂后、蕭何設計殘害於長樂宮。《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高祖「見信死，且喜且憐之」，這是太史公司馬遷對人性了解最深刻的一筆。君臣一體，自古所難。
（原載於《父親與民國》下冊，〈台灣歲月〉）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父親由海南島海口飛到台灣，那正是大陸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謠諑四起，許多人勸阻父親入台，認為台灣政治環境對父親不利，恐有危險。
當時父親可以選擇滯留香港、遠走美國甚至中東回教國家，但他毅然到台灣。
用他的話說，這是——向歷史交代。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父親因心臟病突發逝世，醫生研判，是冠狀動脈梗塞。二日一早，父親原擬南下參加高雄加工區落成典禮，參謀吳祖堂來催請，才發覺父親已經倒臥不起。前一天晚上，父親還到馬繼援將軍家中赴宴，回家後，大概淩晨時分突然病發。
當時我在美國加州，噩耗是由三哥先誠從紐約打電話來通知的。當晚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廳中坐到天明。父親驟然歸真，我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悲傷，而是肅然起敬。父親是英雄，英雄之死，不需要人們的哀悼，而只令人敬畏。父親的辭世，我最深的感觸，不僅是他個人的亡故，而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跟著父親一齊消逝的，是他身上承載著的沉重而又沉痛之歷史記憶：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國共內戰。我感到一陣墜入深淵的失落，像父親那樣鋼鐵堅實的生命，以及他那個大起大落、轟轟烈烈的時代，轉瞬間，竟也煙消雲散成為過去。
父親在台灣歸真，是他死得其所。台灣是中華的版圖，是國民黨的所在地，他一生奮鬥，出生入死，身後葬於台北六張犁的回教公墓，那是他最終的歸宿。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父親由海南島海口飛到台灣，那正是大陸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謠諑四起，許多人勸阻父親入台，認為台灣政治環境對父親不利，恐有危險。當時父親可以選擇滯留香港、遠走美國甚至中東回教國家，但他毅然到台灣。用他的話說，這是——向歷史交代。當時韓戰未起，共軍隨時可以渡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正處於險境環生的形勢，父親入台，就是打算要與中華民國共存亡。父親參加過武漢辛亥革命，締造民國；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國；抗戰抵抗外敵，護衛國土；國共內戰，父親由武漢戰退到南寧，與共軍打到不剩一兵一卒，雖然最後無力迴天，但牽制共軍數月，讓國軍有時間遷台。中共曾數度提出「局部和平」，都被父親嚴拒了。入台與共患難，是父親當時唯一的選擇；流亡海外老死異國，對他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他當然了解國民黨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後可能遭遇到的風險，但他心中坦蕩，回台灣，是向中華民國政府報到歸隊。
他在台灣的晚年過得並不平靖，沒有受到一個曾經對國家有過重大貢獻的軍人應該獲得的尊重。父親並未因此懷憂喪誌。在台灣，他於逆境中，始終保持著一份凜然的尊嚴，因為他深信自己功在黨國，他的歷史地位，絕不是一些猥瑣的特務跟監動作所能撼搖。最後他死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是他求仁得仁。台南天壇重修落成，他替鄭成功書下「仰不愧天」的匾額。綜觀父親一生，這四個字他自己也足以當之。
父親的喪禮是最高標準的國葬儀式。出殯那天，在市立殯儀館舉行公祭，總統蔣中正以下，國府黨政軍高級官員及各界人士前往祭悼的達到千人。軍事團體有國防部，陸、海、空、勤、警備各總部」，由部長及總司令率團獻花致祭。公祭儀式結束後，隨即行蓋棺禮，父親官階一級上將，按軍禮規定由四位現役陸軍一級上將顧祝同、周至柔、黃鎮球、余漢謀執旗，覆蓋棺木上，典禮儀式莊嚴隆重。出殯行列，由摩托車隊開路，隨後為軍樂隊及儀隊，靈車經過時，路上很多軍人均向靈車舉手敬禮。父親靈櫬於十二時二十分運抵六張犁回教公墓，按回教儀式下葬。回教教長領導數百位回教教友共同在墓前為父親祈禱。
這次公祭，軍人特別多，上至將官，下至士兵，在祭拜中對父親都表達了一份由衷的崇敬，這也是因為數十年來父親在軍中建立的威望所致，父親被尊為「當代最傑出戰略家」，諸葛盛名，並非虛得。
前來祭悼的，還有不少本省人士、台籍父老，很多與父親並不相識，攜幼扶老，到父親靈堂獻花祭拜。由他們大量的挽聯、挽詩中得知，他們前來吊唁，是因為感懷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善後措施中，對台灣民眾所行的一些德政。公祭各方送來的挽聯、挽詩、挽額、誄詞，有數百幀，多是父親的軍中同僚、部屬撰寫的，下論都很公允，有的真情畢露，十分感人。父親歸真，深深觸動了他們的家國哀思，反攻復國大業未竟，八方風雨一代名將遽然長逝。但我在這裡特別挑選出嚴慶齡先生的挽聯，做為代表。嚴慶齡先生是從上海到台灣的企業家，裕隆汽車集團的創辦人，他並非軍政界人士，跟父親並無私交，平日也無往來，但嚴先生那一輩的人經過北伐、抗戰，對父親的人格及事跡是有所認識的。
嚴慶齡先生的挽聯，很能代表他那一代的中國人對父親的評價：
「治兵則寒敵膽，為政則得民心，秉筆記宏猷不讓汾陽功業；
於黨國矢忠誠，於順逆能明辨，蓋棺昭大節無慚諸葛聲名」
─嚴慶齡敬挽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九日，父親喪禮公祭在台北市立殯儀館舉行。上午七時五十分，蔣中正抵達殯儀館靈堂，第一個向父親靈前獻花致祭。蔣面露戚容，神情悲肅，當天在所有前來公祭父親的人當中，恐怕沒有人比他對父親之死有更深刻、更復雜的感觸了。蔣、白之間，長達四十年的恩怨分合，其糾結曲折，微妙多變，絕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
父親與蔣中正四十年漫長的關系，分合之間，要分階段。
民國十五年北伐，廣州誓師，蔣中正總司令三顧茅廬，力邀父親出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並兼東路軍前敵總指揮，一路北上打到山海關，最後完成北伐。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蔣、白兩人共同打天下的階段。
民國十七年北伐甫結束，突然爆發「蔣桂戰爭」，廣西與中央對峙七年，蔣、白分離。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開始，蔣委員長派專機至廣西將父親接到南京，任命父親為副參謀總長，並肩八年抗戰，得到最後勝利。抗戰時期，蔣對父親頗為倚重，重要戰爭如「台兒莊之役」、「三次長沙會戰」、「崑崙關之役」等，莫不賦以重任。
抗戰勝利後，蔣中正主席任命父親為第一屆國防部長。可是，國共內戰後期因父親助李宗仁選副總統，蔣、白之間又出現了嫌隙。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及其後遺症，更因兩封籲請國際調停的電報，蔣、白關系瀕臨決裂。在台灣十七年，蔣中正與父親的關系，始終沒有完全修復。
持平而論，蔣中正對父親的軍事才能是深有所知的。在國家安危的關鍵時刻，蔣往往會派遣父親前往解決困難：如指揮「台兒莊之役」，督戰「四平街之役」，「二二八事件」赴台宣慰等，在在都顯示蔣對父親的器重。但蔣中正用人，對領袖忠貞是首要條件，可是父親個性剛毅正直，不齒唯唯諾諾，而且有關國家大事，經常直言不諱，加上父親的「桂系」背景，蔣對父親的忠貞是有所疑慮的，並不完全信任。
事實上，父親一直是蔣中正的最高軍事幕僚長，扮演著襄贊元戎的角色，絕對無「取而代之」的僭越之想。李宗仁選副總統，父親最初是強烈反對的。民國三十八年「徐蚌會戰」，國軍潰敗，蔣中正下野，李宗仁代總統，那也是大勢所逼。事實上，當時黨政軍的資源還是由蔣掌握，他自己不引退，沒有人能夠強迫他。「逼宮」之說，並非事實。父親一生把國家利益放在最前面，當時國民黨政權危在旦夕，父親才「不避斧鉞」上書蔣中正，提議敦促美、英、蘇三國出面調節和平。依父親估計，如果美國願意派空軍一大隊進駐南京，青島美軍不撤退，或可阻共軍渡江，這也是當時唯可使國府轉危為安的計策了。
現在台灣及大陸一些人論及父親與蔣中正的關系，往往喜歡誇大兩人之間的矛盾，而且把矛盾變得瑣碎。其實蔣、白兩人之間的一些衝突，首先在二人的個性，二雄難以並立，兩個強人相處，衝撞勢必難免。而且古有明訓：「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其次，是兩人在國家政策方面意見分歧時起的衝突。比如「徐蚌會戰」，蔣中正與父親在這關係中華民國命運的戰役上，出現激烈爭執，前後因果，使兩人關系產生難以彌合的裂痕。但論者往往忽略了，蔣中正與父親也曾有過長期緊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結果的關係，父親在「北伐」、「抗戰」所立的戰功，亦是蔣充分授權下得以完成的。蔣中正與父親分合之間的關係，往往影響國家的安危，他們兩人在國共內戰期間，軍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協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遺憾。父親曾感嘆過：「總統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話他沒有聽。」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對「四平街之役」、「徐蚌會戰」的一些獻策吧。楚漢相爭，大將韓信替漢高祖劉邦打下天下，功高震主，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為呂后、蕭何設計殘害於長樂宮。《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高祖「見信死，且喜且憐之」，這是太史公司馬遷對人性了解最深刻的一筆。君臣一體，自古所難。
（原載於《父親與民國》下冊，〈台灣歲月〉）
